会师宝塔洲

　　一九四○年十月，在咸宁城郊的宝塔洲东，淦水对岸，有一群庄稼人打扮的小伙子，遵从一位留着长胡子的主人的指派，正忙着做房子。他们搭竹架，选芦草，拌泥土，一个个动作熟练，干得有条不紊。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的一只犬，见了路过的陌生人，就“汪、汪、汪”地叫个不停，若是来者向它喊声“鹫子”，它便立即摆尾相迎。随着新草棚在荒洲突起，屋后的苇林也显得充满生机。还有那移栽在门前河边的野菊花，装点得更逗人喜爱。

　　小时候干过点篾匠活的我，也拿起篾刀，走进了帮工的人群。瞧瞧这幅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画面，我不觉会心一笑。宝塔洲，离日寇、伪军重兵把守的咸宁城，不过七华里。然而，谁能料到，在敌人眼皮底下帮助做房子的这些人，几乎都是我地下党的骨干；就是连那花丛和犬，也是我们约定的联络暗号。谁又能想到，我党领导的鄂南第一支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鄂南抗日挺进队，会利用这种方式在敌人心脏地区集中；而那留着长胡子的做房子的主人，却只有三十多岁，他就是挺进队队长、中共鄂南党代表团统战部长张曙光同志。

　　当时，我任鄂南党代表团书记，兼挺进队政委。鄂南党代表团，按照湘鄂赣特委和鄂豫边区党委的先后指示，为了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形成我军对武汉敌人的包围形势，并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给我大军渡江南进、西进创造条件，决定在鄂南成立这支抗日武装。根据这一决定，张曙光同志的家，事前搬到了咸宁城郊的宝塔洲，并以加盖房子为掩护，集中挺进队的人马。

　　巍巍宝塔，吸引着我。我与张曙光同志和鄂南党代表团组织部长黄全德同志，一起渡过淦水，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宝塔的最高层。极目四望，东南的山峰连绵不断，西北的湖面碧波粼粼，粤汉铁路和湘鄂公路贯穿南北，长江象一条玉带从西北转向东南……

　　鄂南，的确是武汉东南的屏障，通往湘赣诸省的走廊。这在军事上的战略意义多么重要啊！早在大革命时期，举世闻名的汀泗桥战役，就发生在咸宁县境。在土地革命中，鄂南又成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不可分割的部分。可是，武汉沦陷以后，鄂南却变为敌人的后方，是日寇准备向南、向西窜犯的基地；又是国民党反动派搞所谓“曲线救国”，与敌伪相互勾结的渠道。

　　我们眺望远方，谈论形势，话题集中到一点：鄂南是一块战略要地，又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红色土地，岂能容日寇铁蹄蹂躏？！怎能忍伪顽魔爪盘剥？！

　　我站在淦水岸畔的咸宁宝塔上，很自然联想到延安的宝塔和延河，回忆起在延安学习期间，毛主席给我们作报告时讲到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等教导，独立自主地开展武装斗争的信心更足了。我情不自禁地找来木炭作笔，用拉丁语在宝塔内壁上写字，表达我们“今日登上咸宁宝塔，即日挺进鄂南山地”的共同决心。

　　金色的阳光，把新草棚照射得五彩缤纷。来自汉口、武（昌）鄂（城）、法泗、咸宁和湖南临（湘）岳（阳）的五路人员，按照预定计划全部到齐。二十多个同志，拿出仅有的三支驳壳枪和一挺轻机枪，擦了又擦。

　　这时，发现咸宁城出来的几个日本鬼子，沿着淦水缓缓而来。他们离新草棚只有两华里——一华里了！难道鬼子发现了我们的行踪吗？我的心怦怦直跳，盘算着：只要鬼子来这里进屋搜查，就把他们消灭掉！

　　我们做好了战斗准备。鬼子却没有再往前走。原来，他们是沿河捞鱼的。当搞到几条鱼之后，马上调转屁股跑了。我们这才松了口气。

　　晚霞映红了淦水。我们在新房子里，召开了誓师会，庄严宣布鄂南抗日挺进队正式成立。队员们看着擦得闪闪发亮的枪支，心里痒酥酥的，亲切地称它们是“挺进队起家的宝枪”。

　　夜幕降临，这支抗日武装出发了。

　　挺进第一仗

　　我们越淦水，辞宝塔，过铁路，踏上了挺进鄂南山地的征途。

　　夜，静悄悄的。队员们急进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来到了两边是高山的石灰坳。

　　月色朦胧。我前卫尖兵首先发现，前边山坳有一群人影，正在向我们这边晃动。经过观察，隐约看到有人扛着枪，有人抬着轿子，还有人挑着东西，共有十多人。我推断，他们是国民党部队或土匪武装。我们的人比他们多，又占着有利地形，完全可以制服他们。

　　对方也发现了我们。他们高声喊道：“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方部的！”因为鄂南当时国民党方步舟部的势力大，我们便如此回答。

　　接着，我们也反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我们是崇阳县国民自卫团。”对方有人这样回答后，一个家伙又粗声粗气地答道：“我是王团长！”

　　“请王团长派人前来！”我们当机立断地说。

　　王团长的两个喽哕走过来了，我们把三支驳壳枪一起对准他俩，小声命令他俩喊话。这两个怕死鬼不敢抵抗，只好按照我们的命令喊话说：“他们是自己人，有请王团长。”

　　王团长神气十足地走到我们跟前，手舞足蹈地说：“都是自己人，我同崇阳县长是去专署开会的……”他想威胁我们，没等他把话说完，我们的手枪队员便上前一搂，用毛巾往他嘴里一塞，把他拉到后面去了。

　　我们又用同样的方法，“迎接”大摇大摆而来的崇阳县长。并且在我们架起的轻机枪前方，收缴了他们卫队的武器。清点战利品，计有长枪十一支，驳壳枪四支，手枪子弹四十余匣，步枪子弹三箱，还有军服、伪币、糖果、酒烟等。

　　同时，我们向这些士兵说明，我们是鄂南抗日挺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动员他们不要给敌、伪、顽卖命。还明确表示，凡是要回家的，我们一一发给路费。他们听了又惊又喜。当场就有三个人要求参加我们的队伍。

　　这次就擒的国民党崇阳县长和国民自卫团长，是两个与日寇勾结的反动头目。他们狼狈为奸，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对这两个家伙怎么处置？

　　千仇万恨，涌上心头。抗战初期，鄂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我党通过统一战线组织了抗日武装。正当鄂南的抗日烽火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公然向我共产党员、抗日军人、爱国志士挥舞屠刀，掀起了反共恶浪。一九三八年十月，他们在阳新荒家山，枪杀了我与国民党谈判抗日的十四位同志，制造了“荒家山事件”。十一月，国民党崇阳县政府策划“暴动”，吞并了我党组织的崇阳县抗日支队，杀害了两个中队长。十二月，我咸宁大队队长又被国民党一二八师王劲哉部杀害，部队亦被吞并。一九三九年六月“平江惨案”后，鄂南的反动派更是杀气腾腾。七月。，方步舟部就疯狂地包围袭击我梁湖大队，使这支坚持抗日的力量也遭到严重挫折。烈士的鲜血，洒遍了鄂南的湖泊、山岗……

　　“必须制裁反动派！”我们商定了这样的处置意见。鄂南党代表团青年部长潘继汉，把活捉的两个反革命头目押过来，作了宣判，在石灰坳就地枪毙了。

　　“这真是旗开得胜！”队员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继续行军的速度显得更快了。

　　在向鄂南山地挺进的头几天里，我们不仅首战告捷，而且还在通山的大畈，取到了我地下党埋藏的枪支、子弹和油印机；在茅坪附近的陆家坑，缴获了国民党鄂南专署抓丁匪徒的枪支；在中共咸宁县委书记钱远镜同志的家乡，又吸收了一些同志参加我们的队伍。这样，我们鄂南抗日挺进队，由出发时的二十余人，很快增加到三十余人，枪也猛增到二十多条。队员们风趣地说：“如果这样快地发展下去，不要多久，我们的挺进队得叫‘挺进团’啦！”

　　游击显神威

　　山高路远水流长，

　　抗日军人走四方。

　　若问我们为了啥？

　　扞卫国土保家乡。

　　山高路远水流长，

　　挺进威名处处扬。

　　别看我们队伍小，

　　游击神兵力量强。

　　鄂南抗日挺进队，高唱着战歌，活跃在咸宁、通山、蒲圻、崇阳、通城，直到湖南的临湘。

　　这一带既是湘鄂边的老苏区，也是我们将要创建的主要抗日根据地。从山区两侧穿过的粤汉铁路和湘鄂公路，遍布着敌伪的据点。如果我们在这一带扎下根来，正好扼制着敌人南进的咽喉。

　　挺进队毕竟是一支小型的武装，面对千百倍于我的敌人，怎么挺进？我们运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有计划地采取秘密、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伪，惩办为非作歹的反动派，开展山地游击战，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在蒲圻金丝观，敌伪设立了一个税所。这个税所，占据了陆水南岸的交通要道，依托相隔只有一华里的日寇据点作保护，对南来北往的群众敲诈勒索，给鬼子、汉奸通风报讯，破坏我地下党的抗日工作。我们挺进到陆水北岸，决定来个虎口拔牙——奇袭金丝观税所，打击一下敌伪的嚣张气焰。

　　蒲圻，是我的家乡。这里，哪儿能攀山，哪儿能涉水，我心里有一张进军图。一天晚上，我们从北岸向南岸进发。我抱着树枝，走在队伍的前头，一面涉水试深浅，一面插树枝做标记。队员们沿着有标记的路线，飞越了陆水。

　　我们闪电般地包围了金丝观税所，偷越高墙，进入深院，在瓮中捉鳖。一个家伙狗急跳墙，从他们拉屎拉尿的地方钻出院外，鸣枪向日寇据点报警。沉着镇定的黄全德，见此情况，敏捷地举枪一扣，正好击毙了企图顽抗的税所所长。据点里的日寇从梦中惊醒，慌忙出动，向金丝观直奔而来。

　　我们很快解决战斗，即打即离。为了“来无踪，去无影”，队员们又沿原路涉水，把插在河中做标记的树枝也取得一干二净，迅速返回了陆水北岸。

　　这时，南岸响起了日寇的混乱枪声。鬼子不知所以，无法追击，只好围着金丝观嗷嗷乱叫。我们在北岸穿鞋子，裹绑腿，自在安然。有的队员风趣地说：“日本鬼子赶来为我们‘送行’了！”

　　从此，敌伪再也不敢在金丝观设立税所。

　　崇阳的群众反映，八斗山的伪联保主任与日寇沆瀣一气，欺压百姓，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为了除掉这个祸害，我们象渔人撒网一样，派了手枪队员四处侦察，并且安排了专人跟踪他，布下了天罗地网。

　　一个漆黑之夜，手枪队员发现：这个家伙正睡在伪乡公所里鬼混。我们当即把网收拢，悄悄地堵住了前后门，冲进去缴了伪乡公所的枪，活捉了这个家伙，把他拉出来枪毙在大门口。

　　第二天清晨，这件事便轰动了当地。人们奔走相告：“山里出了个好队伍，为我们除了个大害。”

　　此时已是深秋季节。我们挺进到咸宁白沙桥，又干掉了一个替敌伪效劳的恶霸，没收了他靠剥夺得来的布匹，解决了队员们的寒衣问题。

　　游击战，威力大。我们在鄂南山地时隐时现，忽南忽北，把日寇打得大惊失色，把伪顽搅得日夜不宁；并且在游击战中武装了自己，发动了群众，联系了各地的地下党组织，使鄂南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

　　碧血染桃花

　　一支威风凛凛的队伍，高举抗日大旗，迎着冬日寒风，向崇阳西庄畈附近的山地挺进。

　　拂晓前，我们登上了桃花山。山上，只有一座空庙；庙前，是一片密林。我们到这里落脚，为的是让队员们饱睡一天，躯散几天几夜连续行军的疲劳。

　　三道哨，都以警惕的眼光，注视着周围。队员们用点干茅草垫着，连衣躺在庙里，很快进入了梦乡。

　　“报告！山下有皮鞋响。”站第一道哨的队员跑进庙说。

　　张曙光和我立即出庙观察，又碰上站第二道哨的队员返回报告：“鬼子上山了！”

　　“嘟——嘟——”张曙光吹响了紧急集合哨。一眨眼，队员们便集中在庙内的大门旁。

　　正当我们准备从大门冲向庙前密林的时候，狡猾的日寇在前山用机枪扫射，把庙门封锁了。

　　怎么办？急中生智的队员们，推倒后墙，上了后山，准备向另一片密林转移。日寇发现了我们，就从左右两侧包抄，疯狂地把小钢炮和各种枪支都使用上了。我们的机枪班长毛国辉等六个队员躺倒在血泊里。

　　“架起机枪，狠狠地打l”我咬着牙，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哒哒哒，哒哒哒”我们那仇恨的机枪子弹，卷着愤怒的火舌。四个鬼子应声倒下，其他鬼子见势不妙，也慌忙卧倒。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火速越过后山岗，向另一片密林转移。魔鬼们又发疯似的向密林里放枪开炮。正在指挥队伍转移的张曙光，突然身子一歪。我连忙上前扶着他，关切地说：“老张，你挂彩了！”他却坚定、果断地回答：“不要管我，快指挥大家突围！”

　　我们终于攀到另一高山。密林拦住了鬼子的视线，峭壁阻挡了日寇的火力。

　　在整整一天的顽强战斗中，我们共有六个同志壮烈牺牲，七人挂彩，其中包括张曙光同志受了重伤。滴滴碧血洒在桃花山上。

　　不平静的夜来到了。队员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桃花山。

　　桃花山战斗后，鄂南党代表团分析了鄂南的形势，充分肯定了抗日挺进队的战果。同时考虑到敌、伪、顽妄图把这支队伍扼杀于摇篮的严重敌情；又鉴于队长张曙光负伤、黄全德和潘继汉等负责同志患重病，不少队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的实际情况；从保存抗日力量、准备再战出发，决定挺进队暂时疏散：一部分转至我江北根据地学习，一部分隐蔽到各地坚持地下斗争。

　　渡江出奇兵

　　一九四一年九月，鄂豫边区党委调我任中共鄂南中心县委书记，命我带领新四军五师独立团一部，从大别山抗日根据地启程，飞渡长江，继续去完成挺进鄂南的尖兵任务，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我们经过新洲县的张渡湖，来到了长江北岸的沿江大堤。这时，日寇的巡江艇刚从这里开过，“笃、笃、笃”的马达声逐渐远去。部队迅速地登上了事先准备好的渔船。

　　夜，阴沉沉的，片片乌云遮盖着天空，微微的偏北风刮向江面。行人都不愿在这个时候登程，这倒是我们偷渡的好时机。

　　“开船！”我低声地命令着。

　　船员们立即扯起满帆，划动双桨，十几条船迎着波浪驶向鄂城境内的长江南岸。

　　一过江，我们就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顺利插进武汉近郊，来到了汤孙湖上的庙山。

　　庙山四面环水，是这一带的制高点。站在山上，可以看到日寇重兵防守的武汉一线。那里碉堡林立，铁丝网密布，鬼子、汉奸和密探四处活动。我们派了手枪队员装作砍柴人到山上放哨，其他人都在渔船里休息。

　　午饭后，远远来了一条船。我哨兵发现，船上是伪匪。几个手枪队员立即驾条船赶到山前，观察他们的动静。

　　伪匪看见了我们便衣打扮的手枪队的船，高喊道：“干什么的？”

　　“做生意的。”手枪队员一面回答，一面用暗号，通知部队做准备。

　　船上的伪匪没有想到：新四军有支队伍竟敢插入日寇重兵防守的腹地。他们听说是做生意的，幻想可以捞“财喜”了，得意洋洋地向这只“做生意”的船划来。

　　没等他们的船靠拢，我们埋伏在船舱内的手枪队员，纵身一跳，飞上敌人的船头，举起手枪，大吼一声：“不许动，我们是新四军！”船上的汉奸和四个伪匪，吓得目瞪口呆，乖乖地缴了枪。

　　随后，我们从梁子湖继续南进。途中，麦斗山上的伪匪周晓山部，嚷着要我们停船检查。我们不予理采，飞快地一划而过。伪匪乘了一只小船，从后面赶来。我们的战士说：“好，他们来自投罗网了！”我们的船在青山嘴靠了岸。五个伪兵刚刚赶到，全部当了我们的俘虏。经过教育，有两个自愿参加了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队伍到达咸宁马桥，跨入了鄂南抗日挺进队战斗过的山地。

　　一天，我们刚进马桥附近的大山岭，老乡就跑来报信，说伪匪周九如部正在那里抓丁催粮。“解救群众要紧！”我们派雷同同志带手枪队跟着老乡赶去。只见村里家家门户大开，箱笼衣物抛撒一地，几个横眉竖眼的家伙拉着被捆绑的人要走。我手枪队急步赶上前去。伪匪见了，把我们当作国民党的队伍，连忙打招呼说：“弟兄们，不要误会，有好处对半分。”

　　“不许胡说，我们是新四军！”气红了眼的战士，枪口紧逼敌人的胸膛，义正辞严地说：“缴枪不杀！”

　　伪匪连忙举枪投降。我们给那些无辜群众松了绑，当众警告伪军士兵：“不许你们欺压百姓。如果再替日本鬼子办事，我们还要清算的。”那几个家伙连连打躬作揖道：“再——再不敢了……”

　　我蒲圻地下党的同志报告说，五家岭的国民党特务大队专门破坏我地下党组织，镇压抗日人民，群众恨之入骨。淡淡的月光，照着我们急行军。战士们来到五家岭，干掉了敌人的哨兵，包围了这个特务大队所住的祠堂。被他们抓去干活的老乡，主动打开了祠堂大门。我们抓住了躲在粮仓里的特务队长和他的小老婆，缴获了他们的枪支和电台。

　　胜利反“围剿”

　　当我们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敌人就开始向我们大“围剿”了。

　　日寇、伪匪和国民党顽军八、九、十支队及临湘王笕波支队，共约五、六千人，气势汹汹地向我们这支百余人的队伍扑来。他们采取所谓“铁壁合围”和“梳篦战术”，前堵后追；还组织了各地的一股股匪特，跟踪追击，扬言要把我们消灭光。

　　我们的处境是困难的。

　　有一次，我们在蒲圻皮家岭，被暗藏的敌特告了密。顽匪八支队的一个大队，尾随密探，穿过山上的密林，避过我们的警戒哨，偷偷地占领了我们驻村的后山。老乡报告说，后山有人影，我即命令手枪队跑步冲向后山搜查，并很快把队伍集合在村前。北风呼啸，吹得我穿的大衣随风飘动。突然“叭”的一声，子弹打穿了我的大衣。顽匪直向我们包围过来，狂叫着：“冲呀！抓活的。”

　　我们当即就地散开，奋勇还击。顽匪居高临下，占领了有利地势。有的家伙得意忘形地喊道：“新四军，投降吧！”

　　组织突围，急如星火。我们决定不顾一切牺牲，坚决冲出去。

　　正值紧要关头，忽然在顽匪的背后，手榴弹和枪声大作。原来是勇敢机智的手枪队长张高升同志，带领手枪队沿着敌人踩开的路线，尾随敌人猛扑上去，在顽匪的背后开火了。

　　顽匪以为遭到了我们的伏击，阵势一下大乱。趁此机会，我们冲出了包围圈。

　　这是我们在极不利的环境中，英勇而艰苦地反“围剿”的一个缩影。然而，由于我们坚决按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办事，紧紧依靠地下党和老苏区群众，充分发挥具有一定武装斗争经验的战士的作用，掌握了敌、伪、顽的情况和活动规律，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时而声东击西，迅速隐蔽，时而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时而用敌人番号迷惑敌人，时而乘敌之隙插入驻点，胜利地进行了反“围剿”，把敌、伪、顽“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给他们以很大杀伤。

　　一天夜晚，我们准备去破坏羊楼司与赵李桥之间的粤汉铁路。队伍正下山时，与国民党九战区的别动队遭遇了。他们正是一股专门屠杀抗日力量和对付新四军的武装匪徒。

　　我们走在前面的手枪队员，机警地打着我们是方步舟部的招牌，要别动军的队长来见我们的“长官”，并且威武地闪开了一条路。

　　那别动军的队长不甘示弱，带了几个人走上山来。正谈话问，我的警卫员小舒忍不住了，一手夺下顽匪队长的手枪。那几个家伙魂飞魄散，象乱石一样，“咕咚、咕咚”地滚下山去。敌人乱作一团，钻进了树丛里。

　　情况有变。我们便放弃了破坏铁路的计划，转移到另一个山头蹲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我们悄悄地插到山下不远的太平村去做饭吃。部队进村后，扣压了伪人员，封锁了进出村的道路，只许人进，不许人出。

　　冤家路窄。不到一顿饭的工夫，那股别动军又来了。那队长带着一股匪徒神气十足地刚一进村，就被我们一下子全部缴了械。他们四处“围剿”我们，我们却钻到他们的窝子里，把他们打得措手不及。

　　还有一天，我们约定在崇阳梁家山与该地区的武工队会合。当我们晚上赶到梁家山附近的村庄时，群众告诉我们，顽匪九支队来“围剿”了，对面山上又有日寇的碉堡，情况十分严重。

　　我的脑海里打了一连串问号：如果错过会合机会，我们就有与崇阳、蒲圻、通城、临湘的地下县委中断联系的可能，怎么办？若是坚持会合，又怎样摆脱敌人的袭击呢？

　　部队隐蔽在树林里。我们等着、等着，公鸡已经叫了两遍。

　　顽匪包围了梁家山村。赶来与我会合的武工队，与顽匪遭遇，响起了枪声，我们趁势袭击山上的碉堡；日寇听到梁家山那边打枪。就向梁家山方向开枪开炮。顷刻之间，梁家山陷入火海。顽匪挨了日本鬼子的打，又挣扎着“反击”。敌顽合击未成，反而彼此之间打了半夜。

　　东方现出了鱼肚白。我们在老乡的帮助下，同武工队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安全地转移了。

　　在艰难困苦的反“围剿”中，我们还经常利用敌人的错觉，袭击敌人。在石坑渡乡公所，我们就打了这样一场“特殊战斗”。

　　石坑渡一带，伪顽勾结很紧，他们自吹是“针插不进”的地方。我们却打着国民党九战区总部的旗号，在一天半夜，直插他们的乡公所。伪乡长听说总部来人了，连忙开门相迎。我们毫不客气地住进他们的院子，派人封锁了乡公所及其所在的村庄路口；同时命令他们第二天向我交军粮，并汇报当地军情。那个伪乡长见我们来势不小，不敢怠慢，只得答应一一照办。

　　真是无巧不成书。第二天下午，国民党九战区总部果真来人了。一个参谋带了一个班，不可一世地对我哨兵吼着：“总部军务在身，要去乡公所，谁敢阻拦？”

　　“我们去报告，你们等着。”我哨兵不动神色地回答。

　　真假“总部”的人将在乡公所相遇，已是不可避免了。我们审时度势，确定了对策。

　　队员们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同伪乡公所的人一起，对这些来“客”以“礼”相待，端出了丰盛的饭菜“慰劳”他们。他们见“乡公所”如此“热情”，怒气消了一半，急忙把枪架在一起，狼吞虎咽地吃起饭来。

　　“不许动，我们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队员们手持武器，大喊而上。

　　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丧魂落魄；那个参谋，更是战战兢兢。当他们清醒过来时，我们早就缴获了他们的全部枪支。直到这时，乡公所的人员才明白了真相。我们把他们和“总部”来的一个班召集到一起，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了国民党的丑恶嘴脸，当众向伪乡长和那个参谋提出了警告。就这样，我们巧妙地置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使他们完全丧失优势和主动，打了一场不放一枪的胜仗。

　　夕阳的余辉，把山上的密林镶上了金色的花边。我们满载着粮食、枪支等战利品离开了石坑渡，翻山越岭，又隐没在夜雾之中。

　　深情满方山

　　在挺进鄂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日子里，我们得到了老苏区人民的热情支持，使这支部队如鱼儿得水一样，越“游”越欢了。

　　深情满方山，就是这种战斗生活的剪影。

　　方山，位于崇阳、蒲圻之间，绵延数十里。早在元代的崇阳学士严士真，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方山诗》：

　　遥望群峰拥翠鬟，

　　纡回一径倦跻攀。

　　枯藤倒挂长松上，

　　乱瀑斜飞巨石问。

　　龙卷云归常带雨，

　　犬随人去自登山。

　　半空知有湫池在，

　　欲启瑶函论大还。

　　我爱方山，不仅因为它历来壮丽多娇，更令人难忘的是：它的新姿多彩，主人情深。

　　一座风格别致的古庙，嵌在半山腰上，隐现于绿海之中。这里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红军的一个落脚点。一九三二年，我随红军进庙时，结识了热情直爽的邓法师。他是蒲圻人，我便与他攀上了同乡关系。一九三三年，我在中共方山区委工作期间，更是和邓法师往来密切。

　　我带着战士们，激情满怀地进了方山庙。一位胡须斑白的长老走近我的身边，从上到下打量了我许久，猛地拉住我的手，惊讶地喊着我原来的名字说：“饶国树，是你呀！你们回来了！”

　　“是我……老先生，我们回来了！”我见到一别多年的邓法师，看着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高兴得不知如何称呼他才好。

　　邓法师告诉我们，这个庙里共有四十多个和尚、尼姑。他们大部分是外乡人，都是被逼上梁山，含恨“出家”的。听到这些，我们十分同情他们的痛苦，帮助他们把庙内庙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对共产党的部队到来十分欢迎，主动地从各个方面支持我们。

　　庙处深山，香火很少。他们开垦荒地，种麦子、包谷、红苕等早作物，靠双手劳动来养活自己。部队住在庙里时，他们自己尽量节省，却把收获的一部分粮食让给我们吃。真是深情化为盘中餐，粒粒暖在我们的心田。

　　有时，敌人追得紧，我们便把伤员、病员送到方山庙。他们又小心地把这些同志隐蔽在岩洞或山棚，精心照料。邓法师拄着拐杖，提着篮子，亲自给伤病员送饭；还千方百计地弄些草药，给伤病员治疗。我们有些伤病员，就是在他们的护理下，恢复了健康，重返战斗岗位的。

　　其实，敌人离方山庙并不远。日寇的碉堡设在对山，步枪子弹可以射到庙里。附近号称游击大队的顽匪，也不断地到庙里敲骨吸髓。有一天，顽匪听到点风声，把邓法师抓去，又是恐吓，又是威胁，逼他讲出我们的活动情况。邓法师忍受着各种折磨，没有吐露任何关于我们活动的实情。然而，和尚、尼姑们下山化斋，或办其他事回来，却常常主动告诉我们，哪里新设了敌堡，哪里增添了伪哨，哪里开来了顽匪，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敌人活动的情报。

　　在庙前，还有一口小水塘。我们带不走的枪支，就打上机油沉放到塘底，由他们代为看管。我们需要这些枪时，便捞起来擦了再用。

　　说起藏枪，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化装外出的同志，临时把驳壳枪放在泥菩萨的肚子里。顽匪搜查时，没有查出来。有一回，一个小和尚扫地，扫着，扫着，突然发现枪，吓了一大跳。

　　邓法师看见了，急步上前，语重心长地对这个小和尚说：“你怕什么？这枪是打鬼子的，是为解救受难百姓的，是神枪！”

　　当化装外出的同志回庙取枪时，邓法师把驳壳枪拿出来，并以主人翁的身份问道：“你们藏这枪，怎么不讲一声呢？”还再三叮嘱说：“要紧的东西，你们得收藏好，切不可粗心大意！”

　　方山庙的主人们，变“修来生”为“谋求今生”；把他们比“瑶函”更珍贵的一颗颗善心，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我们。他们期待着“大还”的风云变化，期待着穷苦百姓能见天日。他们常对我们谈古论今，意味深长地说：“共产党的队伍除恶行善，军纪严明，菩萨定会保佑你们得天下！”

　　他们用深情厚意，谱写了胜过《方山诗》千百倍的新篇章。

　　战旗飘八县

　　秋去冬来，飞雪迎春。

　　一九四二年二月，我们独立团的这支部队完成了挺进鄂南的尖兵任务，胜利返回江北根据地。

　　这次深入敌后，我们跋涉数千里，同鄂城、武昌、咸宁、蒲圻、崇阳、通城、通山和湖南临湘等八个县的地下党接上了关系，帮助各地整顿和健全了地下组织；收拢了原来疏散的人员，恢复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并且开辟了新的工作点，建立了从长江之滨通往咸、蒲、崇的地下交通线。同时，狠狠地打击了敌、伪、顽，在实地搜集了大量敌情，取得了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环境中的斗争经验。

　　沿途，我们一面工作，一面作战，还留下了工作人员和武装。经过五个月的努力奋斗，使鄂南的抗日烽火重新燃烧起来，火红的战旗飘八县。

　　在武昌、鄂城的沿江一线，陈大发、杨涤尘同志领导的武工队，建立了抗日的乡政权，守卫着通往江北的桥头堡。

　　蓖兰方同志，在保福祠广泛发动群众，争取了敌伪组织的民哨网，巧妙地把敌人制造的绞索，套在他们自己的脖子上。

　　在金水流域，张曙光同志利用各种关系和社会力量，战斗在“掐不断的地下交通线”上。

　　雷同、徐洪义同志，以西岭挂榜山为中心，在咸宁、崇阳、蒲圻和通山一带，建立了抗日游击据点，活捉了国民党九战区调查室特务，杀死了臭名远扬的地头蛇雷金星。

　　在崇阳、蒲圻、通城和湖南临湘交界的山区，刘光前同志发展了儿支武工队，打伪顽，捉汉奸，破坏铁路，骚扰日寇，不断传捷报。

　　所有这些，都为我大军渡江，挺进鄂南掀起敌后抗日风暴，完成包围武汉敌人的战略任务，创造了条件。

　　我们回到江北根据地的部分同志，为了不忘深入鄂南腹地的曲折历程，庆贺胜利，激励再战，特地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在黄冈洪家铺合影留念。刘光前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在照片上题了这样的字：

　　苦难，

　　创造，

　　斗争，

　　是我们这辈人的法律和命运！

　　这十八个字，体现了“挺进鄂南的尖兵”不怕苦难，立志创造，献身斗争的革命情操。

　　春暖花开，万象更新。我们回到江北的同志，向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汇报了江南情况，又投入了五师十四旅准备五月渡江的紧张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