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北京到草原 |
| 作者:管新凯 |
| 来 源: 《铁流·19(中)》 日 期: 201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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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诞生已经一个世纪了。这一个世纪中,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自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人民军队,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和饱受凌辱的中华民族,才真正开始走上自由解放、独立富强之路。而在这一征途上高举大旗、前仆后继的先驱者,会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纪念。我的爸爸管文蔚,就是这万千先驱者中的一员吧! 爸爸是一位革命者,他以天下为己任。国难当头的关口,他横刀立马,驰骋疆场。和平建设的时期,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在家里,他对我们既是严父,又是良师。他对孩子们的那些严格要求,有些当时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随着岁月的推移,尤其是自己也做了父亲之后,再细细回想爸爸对我们的教育,就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了。 从小到大,爸爸教育我们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有一条红线贯穿始终。他认为:他们这一辈人打下了江山,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就是建设国家。为了建设国家,我们必须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所以他培养我们上大学;为了能够将学到的知识真正服务于祖国人民,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忠于人民、忠于党,所以他十分注意对我们的思想品德和革命理想教育;为了能够肩负重任,必须要有坚强的体魄和顽强的毅力,所以他督促我们锻炼身体,培养我们不怕困难、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 从上大学到走上工作岗位这一段时间,是我和爸爸思想交流比较多的一段时期。今天想来,这一方面是我已经开始能够比较自觉地接受爸爸的思想教育、能和他主动交流了;另一方面,可能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变化有关,我们党把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同时,爸爸大概觉得我的成长也到了关键时期了,因而对我特别关注。今天,我把这段最难忘怀的经历写下来,用以寄托我的无尽思念…… 1959年我高中毕业时,爸爸亲自为我选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为第一志愿。当时他在省里分管教育,并兼任高校招生委员会主任,我想他最了解情况,就爽快地接受了他的方案。 高考开始的前几天,爸爸有事出差了。我考完第一天,正在院子里休息,爸爸忽然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一下车就急忙叮嘱朱秘书,要他马上给安徽的某位省长打电话,向他说对不起,因家里有急事,未及当面告辞就走了。原来爸爸在处理一桩江苏和安徽的公案,因放心不下我的考试,事情一结束就立即从徐州赶了回来。爸爸问了我第一天的考试情况,鼓励我轻装上阵,再接再厉,继续考好后两天。爸爸一回来,我顿时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 高考结束了,我在焦急地等待着发榜的日子。但我没有想到,成天忙于工作的爸爸,他也有点“按捺不住”了。一天他下班回家,对我说:“高考阅卷、录取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你把准考证号告诉朱秘书。”我拿出准考证,朱秘书当即给招生委员会打电话,请他们查一下此考生被哪儿录取了。回电话的是教育厅的一位厅长:“恭喜管省长,你的孩子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了!”话筒里声音很大,很激动,我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爸爸喜上眉梢。过了几天,录取通知书果然到了。 要到北京去上学了,可我没有什么正经衣服,有些衣服上还有补丁呢。妈妈犯愁了,要爸爸想办法。爸爸的情绪好极了,一口答应下来。他找了商业厅长,那位厅长给弄了几丈布票。妈妈给我买了一套灰卡其布单衣和一件棉外套。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9月在北京召开。爸爸是江苏体育代表团的团长,他们定于8月下旬赴京。正好,可以带我一块儿走。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我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住在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真巧,离科技大学不远。 距学校规定的报到日期还有几天,爸爸特意让朱秘书抽出几天,带我游览北京。当时北京的主要名胜,朱秘书都领我逛了一遍。 那一年雨水较大,京沪铁路受大水影响,南京站滞压了一批待运货物,所以我托运的行李一直没有到。眼看就要报到了,没有行李,在学校怎么住宿啊?爸爸让朱秘书向组织部招待所借了一套铺盖,让我带到学校去。我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爸爸却想到别的新生怎么办。他吩咐朱秘书给南京铁路局的局长打电话,要求他尽快把积压的行李发运出去,因为其中有新大学生们托运的行李,不要影响他们按时入学。很快我的行李就到了。 在我去报到的前一天晚上,爸爸又和我谈了一次话,叮嘱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要分心。这几天不是到处都玩过了吗,那就专心致志地念书吧,祖国在等着你们哪!然后,他让朱秘书拿出一块刚买的手表,苏联制造,基洛夫牌。那时,手表是一种紧俏商品。这种价格便宜的苏联表,可能是供应他们全运会的吧。在我上高三时,爸爸给了我一块旧表。这块表是抗日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美国造,夜光自动表。爸爸原来一直戴着它,打仗时用它指挥作战呢。记得爸爸曾经给我们讲过一次时间对指挥作战的重要性:他们先通过情报或侦察弄清敌人的运动情况,什么时间,到什么位置。然后部署自己的队伍,哪一支部队必须在什么时间埋伏在什么地方,战斗什么时刻打响,一分钟也不能差。对于指挥员,这手表可重要得很哪。现在给你手表,你一定要掌握时间,珍惜光阴。但这块经过战火洗炼的手表毕竟有些毛病了,因此爸爸用这块“基洛夫”换回了“战利品”。 科技大学的功课很重,据说是当时北京所有高校中最重的。郭沫若校长对学校的工作和学生的情况十分关心,亲自过问;中国科学院党组“全院办校、所系合一”的方针保证了科大的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钱学森、华罗庚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在学校担任系主任,并亲自授课。政治思想工作更是可称典范,各级党政干部大多是从军队抽调的,素质很高,他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学生中有不少革命干部子女,党团组织非常重视干部子女的教育,常找我们开座谈会,要求我们继承父辈的光荣传统,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把自己锻炼成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爸爸每年要来北京开几次会,每次都要仔细询问我的学习、生活和思想情况。他对我的要求和学校是一样的。我们常常通信,我会反映一些遇到的问题,而爸爸总是耐心地回复。 大概是二年级的时候吧,我收到爸爸一封异乎寻常的信:信封鼓鼓的,沉甸甸的。打开一看,足有八九页信纸。原来,我有一位堂弟,在青海西宁卫生学校念书,今年毕业。有人劝他,你有门路,可以去活动一下,争取分回内地工作。他就回南京找“门路”来了。爸爸问清原由,严肃地批评了他。堂弟说,我回来也是干革命呀!于是,爸爸针对他的思想,和他谈了好几个小时,他终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决心立即返回青海,愉快服从学校分配。 我的堂弟自我们过江后就从老家出来,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情同手足。初中升高中时,他被西宁卫校录取了。当时我妈妈不放心他一个人去那么远,要他别去报到,明年再考。但他决心出去闯一闯,就奔赴大西北了。这次回来和爸爸深谈了一次,思想有很大的变化。第二天就义无返顾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后来他参了军,入了党,工作得十分出色。 堂弟走了,可爸爸心潮难平。他一直十分重视对我们的思想教育,期望我们成为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呢? 爸爸在信中说,他们老一辈人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祖国独立了,人民解放了。“但是,祖国仍很落后,人民仍很贫困。建设国家要靠你们。新中国的青年要以祖国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青海那地方,经济落后,人民穷困,缺医少药。我们党在那儿办卫生学校,就是为了帮助青海人民培养医生、护士,提高那里的文化和卫生水平。那边比这里更需要你,结果你在那儿学完了,跑到这里来,说是要到这儿来干革命了。这是干革命吗?这是怕艰苦,开小差!什么是干革命?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是干革命吗?不是的!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在干革命,要看他的主观动机如何。如果他是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工作,那就是干革命。如果他是为个人谋私利,那就不能说是干革命。爸爸强调指出,年轻人一定要有志气、有理想,不能怕困难、怕艰苦。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此信发出后,爸爸觉得言犹未尽,还没等我回信,又来了一封厚厚的信。爸爸语重心长地说道:“不要以为革命干部子女都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诚然,你们对党可能会有天然的感情;但这并不能保证你们不犯错误,不入歧途。工农子女往往更容易接受马列主义。你们一定要加强学习,加强锻炼。没有什么红色保险箱。将来走什么路,全靠你们自己。”爸爸特别嘱咐我:你们学习的是尖端科学技术,党和人民对你们寄予厚望。一定要刻苦学习,掌握科学知识,真正成为我们党自己的专家,成为合格的革命接班人。 如果现在问我,在科技大学的5年中,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要说,是确立了人生的目标,和如何去实现这一目标。我在校所学的一切,我将来要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祖国的强大。爸爸这样教育我,学校这样培养我。毕业时,我渴望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用学到的本事去报效祖国。 1964年9月,我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分配到九院工作。那时九院已由北京转移到青海,报到的地点是西宁。我意气风发地和一大批应届大学毕业生来到西宁,接受了一个月的保密教育后,终于进入了向往已久的神秘的221基地。 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新修的柏油路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一条条蜿蜒的小河,波光粼粼,流向草原的深处。厂区楼群林立,四处大兴土木,一派热气腾腾的会战气氛。厂房边,公路旁,随处可见高炮阵地,长长的炮管从地下掩体中伸出,直指天空,又有一种紧张的备战气氛。我们就在这种紧张而又热烈、神奇而又神圣的氛围中,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大约是在1965年11月的一天下午,来了两位保卫部的同志找我,说:“你爸爸来了,现在院里呢。我们是来接你的。” 爸爸果真来了?我内心十分兴奋。那一年,西藏和新疆两自治区有庆典活动,中央派出代表团前去祝贺。我从报纸上看到,爸爸是代表团成员,就给他写信,问他能不能来我们这儿看看。我盼着他来,但又知道他和九院没有工作关系,恐怕来不了。我到草原一年多了,除了有时给家里写写信,基本不和外界联系。现在又能见到爸爸,多让人高兴啊! 爸爸正在和一些人谈话。在介绍中得知,在场的人有我们的李觉院长(副部长兼),还有陪同我爸爸来九院的青海省副省长李芳远。对于我们,李部长的大名当然是如雷贯耳,在九院的创业者中,他享有崇高的威信;李芳远副省长是我们经常在《青海日报》上见到的。 下午和晚饭前后,他们一直陪着爸爸。晚上,等大家都告辞了,我才有机会和爸爸单独待一会儿。医生进来,问问有无不适,并量了血压。毕竟是来到3000多米的高原上了嘛。一切正常,医生放心地走了。 爸爸还是像以前一样,先听我汇报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九院的情况不用我再说了(其实我也不能说),他已经知道得比我多了,就勉励我好好工作,注意锻炼,保护好身体。我也问妈妈和家里的情况。后来,他让朱秘书拿出一块梅花表给我,换下了我戴的那块基洛夫手表。梅花表是瑞士名牌,做工精美,还带日历,我当然十分喜欢。但令我稍感意外的是,一向要求我们“生活向低标准看齐”的看似严厉的爸爸,怎么会给我一块如此高级的手表? 第二天,李部长陪爸爸到各处参观。参观回来,爸爸显然很高兴,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九院的事业,凝聚着党中央的最大关注,也凝聚着全军将士乃至全国人民的殷切企盼。作为一名老战士,他亲眼看到了九院事业的发展,强国的梦想正在成为现实,他当然为之振奋。中午下楼吃饭时,爸爸和李部长并肩走在前面,我在他们身后。他对李部长动情地况:“你们干得很好。我把这个儿子交给你了;如果还有儿子,我还要交给你!”李部长立即回过身,把手向我伸过来。迎着李部长亲切的笑脸,我连忙跑下两级楼梯,紧紧握住李部长的手…… 爸爸是新四军老战士,李部长来九院前是18军的参谋长。两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相会在九院这样一个国防科研基地,欣慰地看到国防现代化的明天就要到来,表露出愿意为此奉献一切的心声。此情此景,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一直清晰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让我终生难忘。 爸爸离开草原踏上归程。准确的日期我已记不清了。现在,我翻开《管文蔚文集》上的年表,想查找爸爸探访九院的时间,但只看到下面这两条: 1965年8月19日经成都赴西藏,代表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庆祝活动。9月1日,在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祝词(9月9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1965年9月16日从西藏转道成都、兰州赴新疆,代表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并担任中央代表团第三分团团长,率慰问团前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所属各地慰问。11月13日结束慰问活动回省。 年表中没有提到爸爸的九院之行。他8月19日离开南京,在雪域高原和戈壁大漠长途跋涉,又马不停蹄来到草原,将近3个月“连续作战”啊!爸爸,你累了吗?你看到了我在这儿的情况,放心了吗?你到过九院了,会为我自豪吗…… 等我再和爸爸见面,已经是“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了。那次我虽然和爸爸朝夕相伴了一段时间,但谈话的内容几乎全是围绕当时的形势的。爸爸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为预见到人民即将遭遇的困难而忧心忡忡。所以我们没有心情再谈起这次造访九院的事情。今天回想起来,我真后悔竟然一直没有和爸爸聊聊这次草原之行。 爸爸对九院之行会有何感想呢?他会感到高兴。他戎马半生,虽然打了无数的胜仗,但我们的装备总是处于劣势啊。他不会忘记1945年8月他指挥的兴化攻坚战,面对敌人的强大火力和坚固城池,多少战士血染城头!久经沙场的爸爸在前沿指挥部眼睛都湿润了,不就是我们武器不如敌人吗!现在,他亲眼见到了我们九院人在圆他的强国之梦,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他能不高兴吗?他会感到欣慰……他看到我在这儿努力工作,困难面前没有低头,危险面前不曾退缩,他会感到由衷的欣慰。他把我从黄桥决战的战场上带到人世间,培养成为一个从事国防科研的技术人员,在这样一个国家最需要的光荣岗位上,认真地、默默地奉献着……也许,我在做他想做、他没有机会做、他希望我去做的事情?也许他会想:儿子大了,开始立业了,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一块走时精确的手表会对他的工作有所帮助吧……也许,他会觉得,他们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理想和追求的接力棒,已经由他们悉心培养的下一代接在手中了。爸爸一定会感到无限欣慰! 和爸爸在草原相会,已经过去38年了。38年前爸爸给我的这块手表,一直珍藏在我身边。只要上满弦,它仍然走得那么铿锵,那么准确。看到这块表,我仿佛又感受到了爸爸那严肃的外表下透出的柔情和关爱。 “文革”中,爸爸被打倒,我也因“政治条件不合格”而被清除到五七干校种了两年地。就要正式调离九院时,由于形势的变化,又被九院追了回去。这时,九院已撤离221了。因此,我虽然回到了九院,却再也没能回到大草原。 我思念着大草原。这里是我走向工作岗位的起点,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多年在校刻苦地攻读,多年聆听爸爸的教诲,蕴藏在心中的为国奉献的强烈愿望,第一次有机会在这里付诸实现。从北京到草原,是我沿着爸爸指引的道路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是我人生旅途上的一次飞跃! 221基地在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任务之后,已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复员,交给地方了。上个世纪90年代,这里耸立起一座纪念碑,碑文的开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诞生,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这里研制成功……”啊,这不是我们九院人用青春和智慧、用勤奋和汗水、用理想和忠诚铸就的丰碑吗?我多想去向那座纪念碑敬一个礼,去追忆老一辈革命者的梦想,去唤回我们这一代人的身影。我多想再回到那美丽的大草原,听听百灵鸟婉转的歌喉,看看蓝天上飘过的白云…… 天上飞过的百灵鸟,请你帮我看看,草原上是否还有我爸爸留下的足迹?空中飘来的白云,你能否告诉我,在我们的蘑菇云升起的时候,我爸爸他看见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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