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质斌已去世10周年了。这些年来，在整理他的遗物和遗稿的过程中，我进一步加深了对他一生经历的了解，也加深了对他一生的思想品质的了解，更加深了对他的怀念和崇敬。我想今天仅就父亲早期在《红色中华报》及长征前后和长征中的一些情况作一些回忆，以表达我的哀思。

　　父亲是1932年在北平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1932年他放弃在中国大学继续求学，被北方局派到中央苏区学习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6、7月间由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代理主任的任上被调到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社，开始做编辑，后任秘书长，并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在长征路上，先在红9军团，后到红3军团，先后在红9军团政治部宣传部、中央红军政治部《红星报》、红3军团政治部《火线报》负责编印报纸、宣传和部队收容工作。父亲是参加了红军长征的全部过程的，但是他却从不去讲述这段历史，更不把这作为炫耀和吹嘘的资本。在父亲的回忆录中，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在长征路上主要是做了一些宣传工作，编军团报纸，还做了收容工作等。”“再有就是根据形势经常写讲话材料，对部队进行教育。还有组织鼓动宣传队工作，部队行军打仗时，带领宣传队的青年，或化装或不化装，讲演、喊口号，宣传一些部队打胜仗的新闻，同时还兼做收容工作，把因各种情况掉队的人员都收容起来，给他们水喝，为他们包扎伤口，补充点干粮，这样就可以跟上队了。有时还慰问伤病号。一路上我就做些诸如此类的工作。”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和80年代，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办都曾分别给父亲来函，希望他写一写有关长征的回忆录，都被父亲婉言谢绝了。用他的话来说：“我是跟着走过来的。”他认为应当由那些在战斗一线、冲锋陷阵的人多写一些，他们冲锋在前、流血牺牲，应当大书特书。尤其是那些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们，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就没有长征的胜利。自己这一段则只是“磨炼了革命意志。”“另一个收获就是对部队生活、作战知识逐渐加深了解，这些对我以后的工作，特别是在中原5师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作用。”父亲的回忆就是这样谦虚。

　　我无法收集和阅读到当年红9军团报纸，也无法读到红军的《红星报》和红3军团的《火线报》，但是我相信，父亲在长征路上除了以体力应付每天的行军、战斗、宣传、收容以外，每当战斗间隙时他要伏在背包上，书写战斗中部队指战员的英勇事迹，宣传行军中的好人好事。每当部队停下来休息或宿营以后，他要在油灯下伏案疾书，快速拿出宣传宿营前后部队与人民的鱼水情深的稿件；有时他要在昏暗的油灯下吃力地刻写蜡板，传达上级领导的战略意图和军事思想；有时夜深了他还要手推印刷机的油滚子，一张张地印刷着鼓舞战斗意志的报纸。然而父亲把这一切看得很平常、很平常，平常到不值得一书。

　　父亲是1933年夏季调到《红色中华》报社任编辑，后又任秘书长的。《红色中华》指的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报，报社合一。“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红色中华》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中间一度还曾成为苏区中央局、苏区少共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共同的机关报。父亲调入《红色中华》报后，主要是搞专访和编辑工作，经常到中央局、中央军委、中央政府和全总执行局采访和收集领导人专题文章。他曾在回忆文章中说：“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的负责人对《红色中华》一直都非常支持。他们常常给《红色中华》写社论，专论和通讯，或者主动寄一些文字材料给《红色中华》报社。当《红色中华》的编辑、记者前往采访时，一般都积极地提供材料和回答问题。”“我们到中央军委采访时，差不多都是周恩来副主席或朱德总司令亲自接见，由中央军委秘书长刘少文接谈。”可见，父亲在这时就时常和中央高层领导有过交往。

　　1934年春，《红色中华》报社搬到苏维埃中央政府驻地附近，他和中央领导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1934年10月3日，《红色中华》报第240期出版，这是红军长征前出版的最后一期，长征途中《红色中华》报停刊。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央政府和红军部队分开，重新摆开政权机构的摊子。父亲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秘书长兼《红色中华》报社长。11月25日《红色中华》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复刊号为241期，沿用长征前的期码。复刊号登载了毛泽东对“红中社”记者的谈话，题为《毛泽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揭露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的所谓对外方针的演说，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辩护。这篇谈话稿是父亲作为《红色中华》记者在采访毛泽东主席后整理的记录稿，经毛泽东修改后发表的。在《红色中华》报社工作的同志中，父亲在该报工作的时间最长，经他参与编辑出版的《红色中华》报达150多期。但解放后父亲很少讲他这一段的经历，他从不将这些拿来作为炫耀的资本，像有些人那样说自己早在多少年前就和某某熟悉等，借以抬高自己。50年代初，中央党史资料室就曾致函约请他将在《红色中华》报工作的一段经历写成回忆录发表；《红旗飘飘》编委会也曾向他约稿，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父亲认为，他的这段经历在整个革命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滴水，不值得去书写。直到1980年中央决定恢复党史的编写，要抢救历史资料，加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准备庆祝建社建报50周年纪念时，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新华社的历史不能从1931年“红中社”成立时算起。当新华社新闻部蒋齐生、于继华同志找到他说，他所提供的情况可能会影响到新华社建设时间的早晚时，父亲才写了《回忆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始末》两篇回忆录，分别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诞生时间做了证明。但即使如此，父亲依然客观地评价自己在中央苏区办《红色中华》报的经历：“那一年半有功也有过，功就是起了鼓舞士气，交流经济的作用，《红色中华》报的鼓动性还是很大的；过嘛，就是宣传了”左“的东西，”左“的经济。”尽管“作为党中央的喉舌是必须要执行的”。

　　1935年10月19日，红1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此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实际就是中央政府的工作班子：主席是博古；下设有政府各部门：内务部长是蔡树藩，外交部长是王稼祥，土地部长是王观澜，国民经济部长是毛泽民，财政部长是林伯渠，劳动部长是邓振询，粮食部长是何克全，教育部长是徐特立，司法部长是谢觉哉。父亲被任命为该办事处秘书长兼复刊后的《红色中华》报的社长。《红色中华》报复刊后，依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机关报。此时。父亲不仅领导编印《红色中华》报，还领导“红中社”编印“每日电讯”(即“参考消息”)供首长了解全国形势及国际动态。1935年的“12·9”和“12·16”学生运动的消息，就是由“红中社”抄收到国民党的电报消息后通过“每日电讯”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的，中央据此做出了重大决策，派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去恢复了华北的地下党工作，并且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运动。12月25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父亲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秘书长和《红色中华》报社长的身份和时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的邓颖超同志列席会议作了会议的记录，并在会后迅速在《红色中华》报上报道了会议的内容。

　　1983年我母亲和弟弟在鲁同父亲重返瓦窑堡会议旧址，父亲坐在当年做记录时的位置上照了一张照片，弟弟看到展览介绍中，会议记录人不是邓大姐和父亲而是别人时，曾不解地问父亲说：“您是国家文物局局长，他们搞错了，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说让他们纠正过来昵？”父亲说：“瓦窑堡展览宣传的是瓦窑堡会议的历史作用和中央领导在那个历史阶段的功绩，至于谁列席会议做了记录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邓大姐也来看过，她不是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吗？”所以至今瓦窑堡会议的展览有关情况仍未改变。

　　父亲的一生淡泊名利，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既然是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理想和目的加入共产党的，就努力使自己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之奋斗终生。他从不计较在党内、政府内职位的高低；更不会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患得患失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从不把参加革命工作视为获取个人利益的阶梯。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革命大潮中的一滴水，是革命大厦中的一块砖、一坨水泥，没有什么值得计较和夸耀的。他的胸怀如山川壑谷，如碧海蓝天。他一生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奉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对那些牺牲的战友们始终不忘怀，他把自己的幸存看作是战友们的牺牲换来的。他曾多次和鄂豫战史编辑部的同志们讲过“古代战争将军的作用重，近现代的战争战士的作用都很大。你指挥得再英明，没有基层的指挥员去拼刺刀，去炸手榴弹，那是不行的。我们幸存者总觉得欠了一笔账，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人家把生命都献给革命了，人家也没有当军长师长、司长局长，也没有穿呢子衣服，有的连个名字也没有留下。同他们比我们应当很满足了……光荣应当归功于党，归功于死难的烈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