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庆，杨浦区某高层普通民舍。

　　“欢迎凯凯来我家做客，国庆快乐!”91岁高龄的耄耋老人宋梨影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打开房门，笑吟吟地招呼我进门。宋老边招待我坐下，边递来一本已写满十多页文字的小本子，她说，为了此次访问，她连着几天都未好好入睡，每晚都抽空整理些有关过去的故事。

　　有人说“往事如烟”，其实不然。当我拿起这本满载着宋老回忆的小本子，仿佛自己也回到了老人曾经历过的那段充满着战火纷飞、阶级友爱、革命信念，以及美好追求的纯真年代。清晰如昨的往事，恍惚间历历在目，不由令人感叹“往事并不如烟”。

　　“我是浙江慈溪人，1921年8月20日出生在当地浒山镇西外宋宅。刚诞生那天，父亲便给我起名‘宋美鹅’，他希望我能快乐地成长，但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想要作个普通的百姓并不容易。”一口清茶饮过后，宋老即拖着浓重的浙江乡音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跟随着她的思绪，连时钟亦宛若回拨到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段燃情岁月……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华大地满目疮痍，宁静的浒山镇亦未能幸免。“记得有一次，我路过日军岗哨，当时我还是小女孩，站岗的日本兵想戏弄我，我不肯，结果对方就用枪托狠狠地敲打我的小腿。我边哭边爬起来，孰料鬼子却无动于衷，甚至看着我还哈哈大笑。”宋梨影说，从那以后她就希望能参加一支打鬼子的队伍，赶走日本兵。

　　1943年3月，20多岁的宋梨影惊讶地发现，浒山镇一些民宅的外墙上贴上了有关抗日的宣传标语，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到“我们不愿做亡国奴”，再到“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参加抗日”“青年人团结起来一同保家卫国”。望着这些抗日标语，原本已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的宋梨影忽然感到无比振奋。她留意观察后发现，在浒山镇张贴这些标语的是几个年轻人，他们大约每隔一天就会出来“活动一次”，并且每次贴标语的时间均在半夜。

　　宋梨影没有想到的是，尽管自己已经非常得小心，但那些张贴抗日标语的青年仍旧发现了她。“别怕，你是宋伯伯的女儿吧?”对方问道。“是的，我爸就是卖织布的宋帮兴。”宋梨影怯怯地回答。“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和我们抗日的在一起不怕吗?”对方再次追问。“我怕什么，我恨日本鬼子，我也想抗日，但不知道该如何抗日，你们是真心抗日的吗?”或许青年们早已暗中观察着宋梨影，在得到她肯定的回答后，一名青年对宋梨影说：“我们欢迎所有抗日同胞，如果你想抗日，三天后的凌晨4点，带着三匹织布，在镇上小茶亭见面。”

　　三天后，宋梨影带着从家里拿来的三匹布，趁着黑夜静静地守候在小茶亭。4时刚过，便有一名女同志走了过来，并用手指向前方指了一下：“不要多言，等会儿有人来买布，每匹布你卖给他3元。”顺着该女同志手指的方向，宋梨影看到夜色中有一男一女。“当时我很害怕，当我走过去以后，对方就问我买布。在问清价钱，并结完账后，对方让我跟他们走，并说‘你不是卖布的，你是来打鬼子的’。后来我才知道，3元一匹布其实就是接头暗号，而陌生男女中的女同志就是四明山三五支队后方医院的徐原基医生。”宋老淡淡地说。

　　在和宋老交流时，我留意到她家茶几下的那张黑白照片，相片上共有五个人，宋老说，这些都是四明山三五支队后方医院的同志，她的革命历程最初正是从后方医院开始的。

　　“我到达四明山三五支队后方医院大约是1943年3月，当时医院设在‘任家溪’一个小庙中，我去的时候医院内住着几个我们的同志，看到他们我很激动，这些都是亲人啊!”宋老说：“到了后方医院，李莎（陈永贞）同志就跑来接待我，她在问清我的籍贯和姓名后说：‘好啊，我们的队伍又增加了一个新同志，太好啦!记住，我们都是革命同志，可不是娇气小姐呀。’从那天起，我就给自己改了个新名字：‘宋梨影’，我希望多灾多难的祖国能尽快摆脱帝国主义的蹂躏。”

　　自从加入了四明山三五支队的后方医院，宋梨影便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医疗护理知识，并通过多救治护理伤员来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在吸纳了宋梨影进入后方医院护理团队后，医院指导员朱堪同志多次找宋梨影交谈，要求她“在抗日的部队里坚定革命的信念，要有顽强的意志、严格的纪律和救死扶伤的精神，做一个合格的革命者”。为帮助宋梨影尽快成长，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李莎像一个老大姐一样，向宋梨影介绍着后方医院的情况，并时常传授有关医疗护理的各种知识。

　　“当时，棉花、酒精、内服药等医疗物资都非常稀缺，由于黄纱布、绷带非常罕有，因此我们会将用过的纱布反复消毒后再重新使用。”回忆起当年的后方医院，宋老坦言：“当时的医疗条件较之当下，简直是天地之别。”她补充说，四明山三五支队后方医院由徐康年、李莎、李垦、李怀琴等共产党员在1941年建立，整个医院以“浦东支队”为基础，医院所有的药品均从地方上购买，而医疗器械则多为自制，譬如“医用镊子”由“竹筷”制成，“医用探针”则由竹子做成，手术室也多为简陋的小庙，“尽管如此，但我们的革命热情却从未停歇，只要能多救治一名伤员，就等于为抗日大业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1943年六七月间，日军对浙东新四军根据地进行了扫荡。为保证后方医院的绝对安全，组织上决定将医院转移到位于深山冷岙的“梅岭地区”。为躲避日军的扫荡和巡逻，医院搬迁工作均在夜间进行，在翻山越岭的过程中，许多女同志的手和脸部都被荆棘划伤了，甚至医院的炊事员也连人带厨具滚下山去。“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所有的同志都没有吭声，革命的信念和抗日的热情促使我们继续向前。”到了梅岭地区后，当地的小庙被改建成新的后方医院，虽然条件异常艰苦，但医院仍尽最大努力保证所有伤员的营养，以至于医护人员只能啃“竹心”充饥。

　　1944年12月，后方医院又再度搬迁至“晓岭村”，由于当地有大庙及祠堂，因此医院可以将轻重伤员分开治疗。宋老说，“晓岭村后方医院”当年安置了逾百名伤员，医院还按病情将伤员分别安置在不同的护理区，“此后一直到抗战胜利，我们的医院逐渐辟出不同的病房，包括头部、胸部、躯干部等多个诊疗区，同时还建立了传染病区”。

　　宋老回忆，由于新医院的占地面积扩大了，因此除浙东地区的伤员外，医院还安排了来自浙西的伤员。“浙西方面的同志，每次会送来七八名伤员，最多时每次送来10人。由于路上要应对陡峭的山路和敌人的封锁，因此送一次伤员往往需要十天时间。”她说：“因为条件太差，很多伤员送来时创伤口面积很大，不少人的伤口已经出脓并生出了蛆。为治疗这些伤员，我们在处理伤口时格外小心，为重伤员换一次药，医护工作者往往要跪在地上1个多小时。”她还记得，当年有个叫陆剑英的同志因腿伤被送来医院，后来这个一口宁波话的同志在痊愈后留院当了一名会计。值得一提的是，闲暇时帮伤员们“捉虱子”也成了后方医院医护工作者的必修课，尽管医护人员也因此受到了“虱子”的侵袭，但他们依旧乐观，甚至还将恼人的“虱子”戏称为“革命虫”。

　　晓岭村后方医院传染病房，当年主要安置“天花病毒感染者”，由于种过两次“牛痘”，宋老便主动向李莎同志提出“希望组织能派我去照看那些患天花的同志”。“天花病人的显著特征是头大、脸上红肿。”宋老说，为避免病人因抓痒而弄伤自己，她时常用消过毒的纱布将病人的双手包裹起来，并自制盐水为他们消毒。用她的话说，“我将这些伤员当成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况且他们都是自己的同志，照顾他们理所应当。”

　　1945年12月18日，宋梨影在山东肥市光荣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宋梨影被组织上送去第二军医大学深造，并开始系统性地学习“医疗护理”专业。此后她远赴福建南京军区总院，担任妇产科副主任，1980年离休前她是上海市“控江医院”的支部书记兼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