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在陈丕显心目中，毛泽东同志是他投身革命的引路人，是他一生革命所追随的伟大导师。

　　1929年，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的红4军转战到闽西，到了陈丕显的家乡长汀。“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年仅13岁的丕显从此投身革命，成为一名“红小鬼”。

　　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时，丕显在中央苏区任少共中央儿童局书记。年长的毛泽东常常过来与耀邦、丕显等“红小鬼”聊天。丕显有幸直接聆听毛泽东的教导，受到面对面的培养。

　　毛泽东率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丕显跟随项英、陈毅等进入赣粤边游击区，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丕显虽然没有机会同毛泽东相见，但多次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和信函，对苏中、华中根据地的军民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这期间，丕显重任在肩，在一系列重大战役中担负了繁重的领导任务，由于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丕显任苏南区党委书记等要职，毛泽东对他十分信任。1950年，毛泽东要江青到华东搞调查研究。江青问毛泽东：华东这么大，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泽东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后来，江青不住当地的招待所，就住在丕显家……透过这件小事，足可看出毛泽东对丕显的信任与友谊。

　　1952年2月，毛泽东签署命令，调丕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等重要职务。从此，丕显有了更多的机会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接受任务，还曾先后数十次陪同毛泽东在上海视察。

　　“文化大革命”期间，丕显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身陷囹圄长达8年之久。但丕显对毛泽东的依赖依然不变，向毛泽东写信表达为党工作的心愿。1974年，毛泽东作了批示，丕显终于重获新生。

　　1993年，丕显在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而出版的《毛泽东在上海》一书所作序言中，再次抒发了对毛泽东的一往情深：“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较多机会向他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参加陪同视察、出席会议聆听他的教诲，目睹他的风采。岁月流逝，抚今追昔，虽只是部分片断，但他留给我的教育和启迪，却是那么经久而弥新。”

　　“阿丕呀，肯定不会服的”

　　——刘少奇

　　陈丕显第一次见到刘少奇，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瑞金。当时，少奇同志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的委员长，是一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丕显在“少共”中央儿童局工作，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在随后近四十年的岁月里，这一长一少两位同时代革命家的命运紧紧连到一起，他们同呼吸，共患难。

　　丕显很了解少奇同志。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少奇同志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似乎很严肃，不好接近。其实，少奇同志这个人你接触越多，越熟悉，就越觉得他可亲、可敬，平易近人。正因为如此，无论战争年代在苏中、华中根据地，还是解放以后在无锡、在上海，丕显一直不称他“政委”或“书记”，也不称他“委员长”或“主席”，总是习惯地称“少奇同志”，一叫就是几十年。

　　少奇同志也非常了解“阿丕”。在“四人帮”日益横行的1967年，上海多次召开批斗陈丕显的所谓“电视斗争大会”，小报登出了许多诬陷攻击材料。王光美同志听说后就问少奇同志：“这样搞法，陈丕显同志会服吗？”少奇同志语气坚定地说：“阿丕呀，肯定不会服的。”

　　解放初期，丕显在苏南工作时，少奇同志全家来无锡，与丕显全家一起欢聚、合影，两家关系甚为密切。五六十年代，少奇同志经常来上海，对上海的工作有过很多指示，而丕显作为上海市委主持常务工作的领导，与刘少奇接触最多。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丕显被打成“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上海头号的走资派”。少奇同志与丕显的合影也被当成一条批判丕显的“罪证”。少奇同志得知这些情况，非常痛心。他曾多次表示，责任他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而丕显同志面对“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甚至强加的8年牢狱之灾，从未屈服折腰，他不愧为少奇同志“在上海的代理人”称号！

　　丕显获得重新工作后，念念不忘在内乱中含冤去世的少奇同志。在湖北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丕显专门接少奇夫人和子女来鄂相聚，以此缅怀与少奇同志同甘共苦的难忘时光。

　　“阿丕，大不了就罢官嘛”

　　——周恩来

　　陈丕显对周恩来十分敬仰，恰似学生对师长的敬重之情。他曾在一篇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和我的许多同辈人一样，越来越感觉到：周总理是参天的大树，我们只是在他的浓荫下生长的矮小灌木。周总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辈，我们只是在他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后人。周总理是德高望重的师长，我们只是在他的领导和指引下担负一定工作责任的学生。”“回顾我们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也可说凡是重要历史时期和转折时刻，无不得到周总理的教诲，无不感受到他的强大精神力量的影响。”

　　1932年，丕显首次见到周恩来。那时，丕显在福建省团委工作，年仅16岁，而周恩来已经是备受敬重的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第二年，丕显调到瑞金的少共工作，周恩来是中革军委领导人，两人经常有机会碰面。抗战初期的1938年、1939年，丕显先后在武汉、延安见过周恩来。周恩来对同志特别是对青年同志循循善诱，平易可亲，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泰然自若，不知疲倦地为党和革命事业工作，这些都给丕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前后，丕显与周恩来保持着紧密的工作关系。无论是在苏中、华中工委，还是在苏南、上海市委工作，丕显都是从周恩来的讲话、函电和指示中，领会和了解很多党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和教导，都坚决遵循周恩来传达或作出的部署和决定做好各项工作。

　　1966年春，丕显被确诊患了鼻咽肿瘤，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周总理亲笔复电指示确定丕显的治疗方案，嘱咐丕显安心静养，并在出差路经上海时与小平同志一起专门到医院探望。

　　“文革”期间，身处逆境的周总理为了尽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宵衣旰食，呕心沥血。同样身处逆境的丕显，面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威逼利诱不为所动，而一闻知总理的召唤，就马上行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昆山事件”发生之后，重病中的丕显闻知中央决定要他出来工作，整顿铁路秩序，总理还直接给他打电话作指示，当即赶往上海北站开展工作。

　　1967年元旦凌晨3点多，总理打电话给丕显，首先对丕显的健康表示关心：“阿丕，你身体好吗？”丕显回答：“身体还好，可以坚持工作，有什么任务，总理您就下命令吧！”总理忧虑地询问了有关“昆山事件”的情况，并说：“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昆山事件’要尽快解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断。”尽管丕显当时身体尚未康复，政治形势又那样险恶、复杂，但他知道总理也处境艰难，心甘情愿为敬爱的总理分忧，所以丕显真诚而坚定地对总理说：“我听总理指示。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在电话里，丕显还向总理倾诉了自己几个月来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疑惑、苦闷和委屈，越说越激动，一时竟说不下去。总理十分坦诚地对丕显说：“阿丕，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你啊。但有一条，大不了就罢官嘛。没罢官之前，照样工作……”

　　不幸的是，这次通话成了两人最后一次谈话。丕显从此投身到与林彪、“四人帮”一伙面对面斗争的前沿阵地，与丑恶势力作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阿丕你来搞了”

　　——邓小平

　　邓小平同志比陈丕显大11岁。革命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他们都是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都曾经历过战争中枪林弹雨的洗礼，在“文革”中都受到了“四人帮”的诬陷但谁也不曾屈服……丕显十分敬重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十分信任丕显同志。

　　革命战争年代，小平同志与刘伯承率部挺进大别山，又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威名远扬，丕显对小平同志十分仰慕。那个时期，小平同志在前线指挥作战，丕显在后方负责支前保障工作。两人虽见面机会很少，但相互间心心相印。

　　“文革”前，小平同志一直分管党中央常务工作，丕显同志则一直分管上海市委常务工作，工作上来往很多，丕显深得小平同志的信任。1965年9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小平同志找丕显谈话，谈到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班子时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阿丕来搞了。你兼不兼上海市市长都可以。”丕显推荐曹荻秋担任市长，小平同志当即表示同意。

　　丕显在主抓上海市工作期间，坚决贯彻小平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上海经济建设成就斐然。但是，丕显也因此被“四人帮”视为“邓小平在上海的代理人”。

　　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后，十分关心受到“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的丕显同志。当时，丕显虽在毛主席的关怀和批示下于1974年11月解除了监禁，但继续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他久病不愈，却不被允许到北京检查身体，并一直未恢复组织关系和工资。

　　1975年春，丕显就工作安排问题给小平同志写信。9月29日，小平同志请示毛主席：“陈丕显同志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为市革委会副主任。我的意见，他还年轻(不到60)，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哪个省去工作……”次日，主席批示同意。小平同志在当晚国庆宴会结束后就告知政治局的成员们，并交代汪东兴同志去落实。这样，丕显很快来京报到，摆脱了在上海的困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