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严冬，一桩振奋人心的消息在家乡浙南温州一带的青年学生中传开了：红军将在平阳北港山门创办一所抗日救亡干部学校。

　　当时，我们刚刚受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启蒙教育。“七七事变”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国民党当局的腐朽统治，已使我们不能忍受；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运动，流传中的红军英勇斗争事迹，更鼓舞了我们对革命的向往。我们在死气沉沉的旧制学校里再也待不下去，学期一结束，就成群结队向这一目的地投奔去了。

　　这才是真正的自己的学校

　　山门是浙南平阳山区的一个小集镇，救亡干部学校就办在这小镇后山的畴溪小学里。

　　在这里，会合了浙南各县及外地来的近两百名革命青年，大多是中学生，也有从事其他各种职业的。尽管来自四面八方，经历各自不同，但共同的抗日救亡、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已远不是旧制学校的一般同窗关系，而是志向趣味相投的同志，一道投奔革命的战友。我们团结一致，亲密无间，融合在一个革命集体里，领会到无穷的乐趣。

　　这里没有像样的课堂、宿舍、饭厅，但我们没有床板就睡地铺，没有饭桌就站着吃。近两百人挤挤攘攘、粗衣淡饭、勉强温饱……这对我们这些初离旧制学校的人来说是不习惯的，但听不到一句怨言，倒是洪亮的歌声时刻荡漾在寂静山区的上空，热烈的讨论经常展开在每间简陋的房舍……解放了思想束缚的人们，在这个新型的革命集体里，感受到的是多么愉快，多么幸福!

　　这里开设了旧制学校所没有而我们迫切需要的课程，如游击战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经济学、哲学、群众工作及时事讲座等。过去，我们只能在背地里谈论这些内容，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公开探讨了。谁不想在这短暂的几个月里获得更多的革命知识呢?

　　我们初次接触了军事生活。全体学生编成一个大队，所有同学都编入各自班（小队）排（分队），既是学校，又是兵营。虽然没有枪支，缺乏军事常识，但我们有高涨的学习热情，经常自觉地操练各种军事动作。我们还曾配合红军部队的军事演习，担负了战地勤务。

　　这里的一切，对我们既新鲜、又亲切，令人十分满意。在明显的新旧对比中，我们第一次感觉到：这才是真正的自己的学校。

　　我们的校长

　　我们的校长，是赫赫有名的粟裕同志。他当时是红军闽浙军区司令员。三十来岁，身材不高，但目光炯炯、坚毅有力，举止端庄、从容不迫。他生活十分朴素，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着一身黑色军装，笑容可掬，平易近人。从外表看，谁能相信他就是当时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粟裕同志对我们这批小青年的进步成长，是关怀备至的。他尽管军务繁忙，却在兼任校长之外，还担任了教员，为我们讲授游击战术。他讲的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大家最喜欢听的课程之一。他常以亲身经历的实际战例来说明战术原则，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好几次，当讲到伏击战斗取得胜利时，他就以喜悦的心情，用浓厚的湖南腔调大加赞扬：“打了他一个埋伏，他就吃了亏，他就没得饭吃。”这些话，至今仍留给我们难以忘记的甜蜜回忆。

　　粟裕同志日常办公和休息，就在离干校西侧不远的一间小阁楼上。忙碌劳累之余，他常来看望我们，和大家一起说说笑笑，问长问短。有时，还参加我们的讨论会、联欢会。清晨的军事操练，他更是有空就来。尤其是和部队联合举行的军事演习，他总是亲自到场指导和讲评。

　　为了及时熟悉同学们的政治思想情况，粟裕同志还挤出时间有计划地找我们个别谈话。记得3月上旬，在我参加宣传队外出活动返校后不久的一个上午，接到粟校长要我去他住处的通知。尽管平日经常接触，思想上没有顾忌，但当警卫人员带我上楼，在他办公桌旁坐下来时，仍不免有些拘谨。粟裕同志微笑着，和蔼地问起外出完成任务的情况，耐心地听取我的汇报，有时频频点头以示赞许，有时随机插话予以鼓励，充分体现了慈祥长者对晚辈的关心体贴，又像是知心亲友彼此间的推心置腹。我讲着讲着，心里热呼呼的，感到格外舒畅。我原原本本地汇报了自己入学以来的情况，检查了许多不足的地方，还叙述了自己的志向和愿望，也无保留地介绍了同学们可喜的进步。粟裕同志不时所给与的亲切教导，更使我获益不少。时间过得飞快，已是中午了，粟裕同志留我吃中饭，尽管吃的同样是伙房里打来的糙米饭和炒青菜，但此时此刻吃起来，却感到特别香甜。

　　深厚的阶级情谊

　　就在干校创办的前后时间里，红军部队有了较大的发展。成批受过革命洗礼的农民子弟，涌入了自己的队伍。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武器装备，除红军老战士有枪支外，这些新同志只能拿着梭镖站岗放哨，用穿上麻绳当枪皮带的竹棍进行操练。我们经常和红军战士们接触：在联欢晚会上，在军事演习中，在去连队教唱新歌的时候。接触多了，我们之间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我们所以喜欢红军战士，尤其喜欢那些老战士，还由于他们中有不少动人的英勇斗争的事迹鼓舞着我们。有一次，粟裕校长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课后又组织大家对故事里的主人翁进行访问。这个感人的生动故事和这位崇高的战士形象，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记忆里永难磨灭——某次战斗中，几位红军战士负了伤，脱离了队伍。一位农民收容了他们，供给菜饭，照料养伤。但一家贫苦农民怎能长期供养几个伤员?他瞒着红军战士卖了仅有的一块土地，以后又卖了可以卖出的一切。当这几位红军战士发觉时，大家感动得哭了，但这位农民说，他早已下定决心，等大家伤愈后，将同大家一道寻找自己的部队当红军去。果然，他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参加了革命行列，不久，也就成了一名出色的红军战士。当我们和这位战士见面时，谁都禁不住要挤上去和他握手，请他签名，欢迎他讲话，可是他腼腆地说：“这算得什么呀!”这样的好战士，在红军队伍里并不少见，怎能不令人钦佩而肃然起敬?

　　下乡宣传

　　我们在课余，曾组织了多次下乡宣传和军民联欢。

　　记得阴历年关后某一天，全校同学一齐出动，分头到驻地附近几个村子进行了一整天的宣传访问活动。当地居民绝大部分只会闽南话。开始时，很多同学担心会因语言不通而受到群众冷遇，恐怕连一顿中饭也吃不上（当时学校提出，为考验我们和群众的关系，不备中饭，要求我们自己去解决）。事实上，老区群众根本没把我们看作外人，都主动地邀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做客，邀我们讲讲国家大事。语言隔阂更阻挡不住我们的思想交流。群众想出了办法。同学中很多能讲温州话的，就在当地找到听懂温州话的老乡来当翻译。这样，连只会讲普通话的外乡人也好开口了。他们的演说先由同学翻成温州话，再由群众翻成当地的闽南话。这样做，虽花费较多时间，却更加吸引了群众的注意力，使宣传获得了更大的效果。

　　谁也解散不了我们

　　正当我们在这自由天地里迈步前进的时候，发生了一桩令人气愤的事情。在2月初一个晴朗的清晨，我们在“抢山头”之后在山顶集合了。粟裕校长向我们宣读了一份来自温州专员公署的公函。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我们脱离他们的控制，惧怕我们学习革命理论，进行抗日活动，危及他们的反动统治，竟采取无赖的手段，企图通过一纸公文来解散我们的学校。粟裕校长的话音刚落，顿时仿佛气压突然降低了，气流突然凝结了，而沸腾在心头的愤怒却无法压制。

　　“我们的学校能不能解散?”粟裕校长大声反问我们。

　　“不能!”异口同声、斩钉截铁般的响亮回答，震动了整个山头。

　　“学校要不要办下去?”

　　“办下去!”

　　“国民党要我们解散，怎么办?”

　　“不理他!”“谁也解散不了我们!”“……”一阵阵发自内心的高呼，表达了全体同学坚定的意志。这意志是任何反动势力所不能阻挠、不能动摇的。

　　国民党反动派这一破坏团结抗日、瓦解革命队伍的企图失败了，我们更加努力地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争取早一天投入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去。

　　紧急集合

　　2月中下旬，一个漆黑的夜晚，夜已经很深了，突然响起了急促的军号声，红军部队匆匆从学校附近通过并向北开拔，大队长的哨子也吹得一阵紧过一阵，情况俨然十分严重。原来是得到“情报”，日本鬼子已在鳌江口登陆，学校马上要随红军出发开往前线。意外的情况，意外的紧张，大家忙着整理自己的东西，行李、箱子、衣服、书籍，该带走些什么?怎样带法?一连串的问题，已没有时间考虑了，寝室里一片混乱。

　　在校门口集合后，大队长提着马灯巡视了我们这支穿戴着各式不同装束、携带着大小不一行装的队伍，向大家正式传达了情况和命令，然后宣布：“我们马上要开赴前线，不愿去的可以留下。”当大队长发出“留下的同学，向前一步走!”的口令时，却没有一个人离开行列。谁也不愿在这严峻的考验面前当一名逃兵。

　　这支队伍跟随在红军部队后面开进，奔向抗日的烽火前线。这样的夜行军，对我们来说都是生平第一次。山路特别崎岖，一些带着大包小包、提着皮箱、甚至肩上披着厚棉被走路的同学，就更加劳累了。可是没有怨言，没有掉队，为了打日本，吃点苦头算得什么!

　　两个多钟头以后，东方发白，大地的轮廓渐渐清晰了。部队在一个山垭里集合。不知道是哪个单位首先唱起歌来，随着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歌声摇撼着周围的山峰，上前线的光荣感使大家更加精神抖擞。

　　粟裕首长给我们讲话了，劈头就向大家宣布：“这是一次紧急集合的演习。”

　　组织流动宣传队

　　红军向抗日前线开拔的日期日益迫近了。为了保障这一行动，必需筹备一笔经费，当时部队的经济条件是十分困难的。

　　记得是2月底，学校组织了几支宣传队出发到附近县区去。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启发人民抗日热情和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同时进行一些募捐活动，帮助部队解决部分困难。

　　这是春节后的农闲期间，我们这支宣传队冒着严寒由一个市镇到另一个市镇，由一个乡村到另一个乡村，或集会演讲，或登台演出，或挨家挨户地访问、劝募……每到一个地方，就使穷乡僻野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深受剥削痛苦的农民和沿海的渔民、盐民们，是喜爱我们的。我们经常为他们的热情所包围，使我们时刻感到处于温暖之中。一次海边盐场上的访问，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分散出现在海滩上时，盐民们中断了扫盐，像是迎接来自远方的亲人，一拥而上，把我们团团围住。尽管咆哮着的海风不住地向我们袭来，但丝毫不能影响我们热烈的交谈。临别时，他们还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好一阵路。一位青年曾悄悄地向我提出一个天真的问题：“什么时候我们的盐税才由你们来征收?”这句话正表明了盐民们的内心意愿，他们是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也曾听到过一些背地里的谩骂和讥讽，但真理是扑不灭的火炬，抗日救亡的主张谁敢公然反对?

　　宣传队在各乡镇巡回了半个来月，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任务，并在实际活动中锻炼了我们每个成员。

　　随军出发

　　1938年3月18日，闽浙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的一部分，离开老游击区，向皖南集结地区进发了。

　　在部队出发的前几天，学校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了结束工作。许多同学要求随部队到前方去，但组织仅批准了我们20多名同学的申请，组成了一个随军服务团。为了支援当地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斗争，大部分同学被留下来，由地方党分配工作。

　　部队出发的那天清晨，在和煦喜悦的初春阳光里，红军战士们肩扛着不甚整齐的武器（有机枪，有步枪、更有梭镖、大刀……），踏着强劲的步伐，高唱着救亡歌曲，通过夹道欢送的人群，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北行进。响彻云霄的歌声和欢送人群的口号声、锣鼓声、爆竹声连成一片。参加随军服务团的同学和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的同学们握别的时刻到了，谁都不甘愿让这宝贵的时刻在转瞬间逝去。许多欢送的同学夹在被欢送的行列里走了一程又一程，有的一直送出驻地三里五里，以至十来里。尽管惜别依依、难分难舍，但大家都明白，为了抗日，为了革命，就得忍受这番离情。

　　70多个年头过去了。旧日的青年，现已白发苍苍。敬爱的粟裕校长已离开了我们，使我们十分悲痛。但可以告慰的是，在这风雨沧桑、历经坎坷的漫长岁月里，原干校的学生们，在不同的革命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推动着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更有不少同志，如当年参加随军服务团的庄鹤生、严庚辉、林汉卿、陈增佳、陈嘉胜、高颂章……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同志不愧是民族的光荣，人民的忠仆，党的好儿女。当年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正是引导他们进入革命行列的一支伟大的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