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调整部队建制，我从新四军第4师9旅26团调到第3师9旅旅部通信处机要科做译电工作。后来9旅又归属4师。

　　新四军4师和旅部的通信处由报务、机要、电话和步骑兵组成，团里的通信工作根据团部所在地临时设置，团部驻地距离师部较远的或因战斗需要远离师旅部的，由师旅临时抽调报务员携报话机和机要员一同驻扎团部，距师部较近的团的通信方式，主要靠临时架线电话或骑马联络。4师战时的通信处有十几个人，主要进行收发报和机要译电工作。

　　在战争年代，通信机要部门是部队的核心要害部门，是首长的眼睛耳朵，是战斗决策的灵魂，其直接关系到部队的生死存亡和战斗的胜负。因此，通信工作是很受重视和保护的，保密性也很强，选择机要译电员的条件尤为严格。首先须政治可靠，具有坚定的抗日爱国的决心和忠于中国共产党的信念，还须阶级出身好，有些文化基础，并能坚决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在抗日战争的复杂形势下，新四军一方面要和日寇汪伪抗争，一方面要和国民党企图限制削弱共产党的图谋周旋，敌我双方都有力图了解和掌握对方实力，并通过掌握对方的情况来决策己方的战略战斗部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以抗日大局为重，同时也巧妙地与国民党斡旋，斗智斗勇，争取和团结广大同胞共同打击侵略者。在形势紧张时，通信工作任务相当的紧急和繁重，除须随时翻译和发出电报外，还须按照电报的等级及时做出处理，不得延误。电报内容主要包括中央对战斗的指示、敌情通报、人事变动、情况交流和宣传教育等。报务和机要人员24小时进行发送和译电工作，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能靠手摇发电机收发电报。对中央发来的各项任务和情报要迅速报告，本部队的情况也要及时上报中央，电报的翻译不能有丝毫的差错，紧急情报要迅速报告首长，不论白天黑夜，不得有分秒的延误。只有及时报告才能赢得时间，保证战争取得胜利，而贻误战机就是犯罪。

　　机要人员不仅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远大的理想，还要不断地学习掌握专业技能。我刚接触机要译电工作时，感到工作生疏且繁重，不仅要熟记大量的明码，还要与自编的密码和统一使用的密码相结合。为了尽快地适应工作，我就下功夫努力记忆，甚至连做梦都在背电码。就这样一边干、一边学，不久，我就能单独译电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来往电报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电码使用量也随之增大，仅靠背记电码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我们就开始编辑和使用密码本。一个密码本通常是10～20页，每页100个字，每个字4个码。密码本的使用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记忆强度，然而却增加了机要工作的保密难度，密码本就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的战斗武器，是绝对不能丢失的。为了使用时不被敌人破译，我们通常有两种密码本，一种是通用密码本，主要用来发送情况和战报，也即明码本；另一种是专用密码本，针对不同的单位和人员使用。除此之外，为了防止我们的电报被敌人破译，密码本还有多种，译电的方法也多样，电文也以多种形式出现。除此之外，对不同的首长都编有专用代号和专用密码本，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更改首长的专用代号。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对密码的使用上，我们每发送一份电报，首先在电报首端表明读取译电的页数和字序（为事先约定的暗语），也就是告知对方什么方式翻译电文，方式多样，且一报一换，避免重复。所有这些变换方式都增加了敌方破译的难度，所以我们的电报从没有被敌方破解过。相反，我们还破译过国民党的电报。

　　1942年，国民党上将韩德勤擅自占领新四军管辖地洪泽湖泗县，为了打击他的嚣张气焰，新四军及时破获了其电报，从而得知韩德勤部队的警卫通行口令，部署兵力一举突破韩德勤驻地的三道防线，将其抓获。韩德勤被捉后，还质问陈毅司令员：“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陈毅回答说：“这里是老子的地区，你不是在高邮、苏州、扬州一带吗?怎么到我们皖东北泗县来了?”后来四师将韩德勤及其武器枪械都还给他，韩不得不撤回。可见做好电报的保密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可以大大减轻战斗伤亡，也可以极小的代价获取极大的战斗收获。

　　我们不仅要做好电报的保密工作，还要求队伍内部人员注意自身保密。我们机要人员从不公开真实身份，对外统称为文书秘书，同时部队对我们做通信机要工作的人员也有严格的保密纪律，尤其是对机要译电人员要求更加严格，我们与首长吃住在一起，不能随便接触外人，不能随便外出，如必须外出，必有警卫人员跟随保护，自己翻译的电报不能与组内其他人相互沟通，一人一报，交首长阅读后立即收回，视情况销毁。更不能与外人随便讲话，守口如瓶。

　　有一次，我的一位在团里当干事的老乡到师部办事，我碰见他打了个招呼，说了两句话，事后我的科长问我这个情况，并又一次强调了部队的纪律，后来我当科长后也用同样的纪律要求我们的机要人员。4师首长对机要工作不仅严格管理，同时对机要人员也关心爱护。

　　1942年至1945年间，4师的首长不断更换。彭雪枫、韦国清、张震、张爱萍和邓子恢等都很关心我们，时常询问我们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在行军作战中，有时将马让给我们骑，还时常用马帮我们驮行李，并送给我们一些平常吃不到的好东西。首长关心下级是部队的好传统，然而对机要人员的关心还有另外一种含义，那就是部队机要工作的重要非同一般，保护机要工作人员的安全也非同小可。1942年在反“扫荡”中，敌人包围了我们的26团，而当时团里的领导对如何采取行动意见不一致，为了抢时间，首先考虑让电台和机要人员撤离，并派一个排护送，当这些人员刚撤离几里路时，就与埋伏在一条交通沟里的敌伪发生遭遇。大家不得已边战边撤，不幸的是有一名机要人员遇难，还丢失了一个密码本，这个密码本就不能再用了。所以机要通信机构是部队首先要关心和保护的部门。

　　部队通信工作的安全性和保密性是绝对的，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为了防止敌特对我军机要工作的渗透，对我军内部也不能放松警惕，这是对敌斗争的需要，这与爱护和保护我通信机要人员都是一样重要的。

　　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不言而喻，然而中国抗日战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很特殊，我们既要抗击日本人的侵略，又要考虑与国民党的周旋，因为国民党从来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念头，他们也派人钻进我们的队伍，刺探情报，窥测我们的动向。发现有可疑情况时，我们很慎重，既不随便怀疑每一个同志，也不轻易放过任何可疑的人，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人。那时，新四军某部在苏中、高邮、邵伯一带活动，部队每到一地，发现敌人总是先于我们到达，必然是有人先期泄露了部队的行踪。敌人掌握的消息如此准确，只有十分了解部队动向的人才可能通风报信。很快，怀疑的目标被锁定于通信机要人员中的某人。部队领导特意编出一条虚假消息，加以试探，这一消息被有嫌疑的人发出后，果然被敌人当真了。由此证实，那个具有重大嫌疑的机要员，确实是敌人安插在新四军2师的特务，他随即被清除。

　　新四军第4师的通信机要工作保证了高效和高质量，我们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保证了部队作战胜利。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虽然机要工作既艰辛又枯燥，但我们用无怨无悔的奉献，在特殊的战场上，甘当无名英雄，坚守我们的信念。当新中国到来时，我们放声欢歌，为我们曾经做过新四军的机要工作而感到自豪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