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是无休止的战场；生命，只有斗争才有价值。铁门重重，磨砺战士情怀；囹圄深深，炼就千秋浩气。

　　是牢笼？！是学校？！是革命者自由驰骋的殿堂……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激化，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不少青年因参加集会游行被投入监狱。

　　提篮桥监狱，囚室狭小，阔4尺，长8尺，高1丈，三面是壁，一面是铁门。青年“政治犯”从广阔的天地，轰轰烈烈的战场被投入监狱之后，一进入这空气异常沉闷的囚牢，似乎一下子从人间到了地狱，憋闷得使人难以忍受。

　　彭康(1901～1968)学名彭坚，曾用名彭子劫、彭嘉生。江西萍乡人。1919年夏，得本族祠堂的资助，赴日本留学，相继考入日本鹿儿岛第七专科学校，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学习哲学。1927年11月，因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放弃学位和毕业证书，毅然返回中国，投身革命。1930年被捕，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编号为“938号”。

　　1930年4月9日，彭康在英租界赫德路1592号住所被捕，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原来，一位名叫刘义清的同志，4月8日在北京路北京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门前散发传单时，被巡捕发现后杀害。刘义清的继子葛文成将其继父的遗物送至彭康家中，在运送遗物的过程中，从行李包中不慎落下枪支，车夫害怕危及自己，便去巡捕房告发，巡捕追至彭家，当场搜出1支盒子炮、1支手枪和10颗子弹。据此，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事庭依据暂行反革命治罪犯判处彭康有期徒刑10年【上海市档案馆资料，全宗号50，目录号1，案卷号7，第57260页。】。

　　入狱后的彭康和其他“政治犯”一起被关押在R·D监五楼的“政治犯”牢房。监狱反动当局对“政治犯”采取了严格的隔离防范措施。专使外籍看守严密看管，每间小号关押2至3人，人少时也有1人单独关押的。监狱当局剥夺了“政治犯”读书看报的权利，不准大声讲话，如对看守有“不恭”的行为，就要受到鞭笞，也不让“政治犯”做工。原来牢房的走廊里都有一条用铁丝网铺设的空道，用来流通空气，可从五楼看到底层，后来为了将“政治犯”和其他刑事犯完全隔绝，将那条空道用水泥板封死，小号终日上锁，牢房的两头都有坚实的铁门。“政治犯”除席地而卧外，只能盘膝而坐，或狭着铁栅栏站立着。

　　近来，狱内“政治犯”人数逐渐增多，新进来的难友向老同志提出了一些要求，诸如：尽快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要求狱方准许读书看报学习等等。

　　一天借放风的机会，彭康与入狱不久的曹荻秋同志商量如何发挥“同难互济会”【根据韩托夫、姚家、张明等同志的回忆记录。“同难互济会”是狱中难友中的群众组织，主要任务是团结难友，为改善狱中生活而斗争，往往推选较为灵活的难友为领导人，而实际上真正的领导人是没有公开过身份的共产党员，如彭康、曹荻秋、老李以及后入狱的许亚等等都曾领导过“同难互济会”。】的作用，解决当前狱内存在的种种问题。

　　“这几天，我与老李讨论过，认为与狱外党组织的联系要谨慎。关于要求看书学习的问题，可以由我写成书面报告，向狱方提出……”中等身材的曹荻秋显得比较老成，操着很浓的四川口音对彭康说。

　　彭康将这几天难友中的意见作了归纳：有人认为，西牢“政治犯”受外籍看守严格看管，无法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只有老老实实地等官司吃满，出狱后再为革命工作；有人认为，监狱不是斗牛场，不是斗争场所，“政治犯”中情况复杂，乱谈政治，是自找麻烦；有人认为，同难互济会是帮助难友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的，不是管家婆……

　　他们决定把各种意见交难友们讨论，然后集中大家的意见再作定夺。

　　夜晚，看守巡视完监房以后【根据《上海工部局监狱章程》中《监狱人员规则》，看守人员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巡视牢房。】，难友们便开始讨论。最后决定由同难互济会领导难友，争取改善学习条件，争取让亲友送书进来，或要求狱方代购书籍……同难互济会提请难友们注意，坐牢不是休息，牢监是一种特殊的战场，我们要把牢狱当做发愤读书，研究马列主义，锻炼革命意志，磨砺气节的学校……

　　同难互济会经过研究，为了更好地带领大家学习，成立了教育委员会，由彭康、曹荻秋、韩托夫【韩托夫，曾任中华艺术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江苏省文委党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哲学组组长，解放后任广州暨南大学副校长，1984年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离休老干部。】以及一位从苏联回国的姓杨的难友组成，领导难友们的学习。

　　据1906年英国政府批准的英国驻沪领事草拟的《上海英国监狱章程》第43款记载：“监狱内当有一教士，而该教士于每礼拜六必须宣道一次。”教士教诲的目的是对有罪的犯人“时时逐一劝导”。

　　提篮桥监狱按照上述的有关章程，每周日上午均有基督教教士来监传教，向犯人宣传主的旨意，说什么上帝耶稣是人类的救世主，他将对所有的人按照善恶进行最后的审判，善者升天堂，恶者下地狱。犯人要忍耐、驯服，所谓“服从不是屈服，服从乃是自尊，要做一个好公民必须有绝对的服从心”；每周日下午由僧侣对犯人讲道，传授“四大皆空”的佛教思想，劝导罪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知过能改，未来福源“，”以前的错误应当明白承认；进入监狱系消除所有的罪孽“；鼓吹”在监守规则，勤服务，服从系消灾之法，罪去灾消福禄自生……“进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教诲【详见提篮桥监狱的《教诲月报表》，上海市档案馆资料，全宗号55，目录号1，卷宗号88。】。

　　狱中除了《圣经》、《英汉字典》以外，不准看其他书，”政治犯“则控制得更严格。

　　”政治犯“中只有彭康的牢房内还有20本书，这是特殊的优惠。原因是：有一次，几个欧洲贵宾来参观监狱，讲的是德语，监狱没有德语翻译，狱方一时狼狈得很，接待工作陷入僵局，当参观者步入”政治犯“监房时，彭康很自如地与客人交谈起来，临时担任了狱方的”特邀翻译“，解了当局的围。事后，彭康得到了《新约全书》作为奖励，看守对彭康也开始另眼相待，有时，彭康通过英籍看守偷偷买进两本书，以解缺书之饥渴。当然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1辑，李守宪的《上海西牢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根据监狱对罪犯教诲的现状，以及”政治犯“中迫切要求学习的心情，负责”政治犯“中学习的彭康、曹荻秋、韩托夫等同志经过研究，写了报告，由韩托夫向狱方”头脑“交涉，争取”政治犯“读书学习的权利。

　　一开始，狱方认为这是”政治犯“无视”狱规“，无理取闹，对报告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后来，又明确向”政治犯“宣布：不准看书读报。说什么：这是监狱，不是学校，要读书，出狱后再读。经过多次交涉，彭康等同志又多次做印籍看守和英籍”头脑“的工作，狱方终于同意”政治犯“可以通过家属带进一些书来，”政治犯“又用”贿赂“的办法，请印籍看守买些书，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在”政治犯“中展开了。

　　”政治犯“开展了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问题的探讨，在讨论中他们运用列宁斯大林的观点，批判当时托派宣扬的”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观点，由曹荻秋等同志阐述了”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理论，从历史的角度结合中国现阶段革命的实际进行论述，帮助难友们理解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在思想上澄清一些模糊的观念和认识，使难友们得到很大的收益。

　　难友们还开展了对一些哲学观点的讨论。彭康给难友们主讲”唯物史观中的几个问题“、”思想底正统性与异端性“、”科学与人生观“等哲学理论，他认为：”人生在世，由对人与对自然的关系构成社会，所以人只是社会化了的人，社会只是人的社会，社会与人并不是孤立的，只是一体……人不能与社会和自然分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先要了解自然才能知道人类，这种一般地研究和理解自然的原理便是世界观。有了怎么的世界观，便有怎么的人生观，两者是互相密接的，同为决定人类行动底趋向的。所以一个时代就有一个时代底世界观和人生观，一个社会也便有一个社会底世界观和人生观……“【彭康着《前奏曲》中《科学与人生观》第116页至117页，上海江南书店印行，1929年版。】

　　彭康的关于人生观的哲学理论在难友中引起兴趣，难友们就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共产党人应怎样坚定信仰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这些哲学课程给了难友们一种批判的武器，使大家对当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几种思想观点有了了解。

　　彭康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在狱中他仍不断地学习，但由于他讲话带着浓厚的江西口音，公开活动也不多。彭康、老李和曹荻秋的牢房相邻，都住在R·D监的东半边，遇事他们经常一起商量，如果有事需要和住在西半边的韩托夫等联系，就由难友中的”毛布头“ (一曰”抹布头“)带信。

　　难友们的学习兴致大大提高。开了许多书单让家中的亲人捎来，有存钱的难友就托看守代购。难友们所列的书目中大多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着作，如《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辩证唯物论教程》、《政治经济学》等。

　　韩托夫同志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们要求读书看报，大家推举我向狱方交涉，我会英语，多次向监狱官提出。后来允许“政治犯”由狱外送书进来，自己有钱的也可请看守代购。当时，彭康有两本罗素的哲学着作，是由外面送进来的，我借来看过。我被捕时，还有一些存钱，就请看守代购了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主义》。当然，获得了读书的机会，是狱内斗争的胜利。为了要求买书，我还被罚三天“冷水饭”。狱方警告我说：“你自己买的书，只能自己看，不准给其他人看。”【访韩托夫同志回忆记录。】

　　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着作，有了历史学、经济学、哲学诸方面的书籍，难友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有的人看不懂译文，对一些深奥的哲学观点难以理解，就请难友中文化水平高的同志讲解。同难互济会还指定专人开设讲座；有的难友没有书，就让有书的同志念书。早上放风时，难友们就把一些难解的问题提出来，老李、彭康、曹荻秋、韩托夫、吴亮平(狱中化名吴励屏)和老史等一些有学问的“政治犯”就分别给大家解答。晚上，监房上了锁，看守巡逻过后，锁上了楼梯过道上的铁门，难友们便开始活动，由主讲的同志把嘴凑到铁栅栏边“打电话”，传递给左右两侧的难友，依此类推，一个号子一个号子传递过去。靠近楼梯口监房的难友负责放哨，听到看守上楼的脚步声，他们就敲墙壁，发出警报。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少难友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有了初步了解。几十年过后，姚家同志回忆说：这段狱中生活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就是在那时产生研究世界史和中国史兴趣的，这对我日后的革命生涯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