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兄弟姐妹有7个，但能经常伴随在父母身边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我们基本都是吃奶妈的奶长大的，从上幼儿园到入学，过的是集体生活，上小学时两周才能回家一次。到了暑假，母亲便陪着身体不好的父亲去外地疗养，顺便带走我们中的一两个，其他的交给保姆看管。10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家更是分散在各处，有的几年都见不到父母。虽然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同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并且从他们的说教中了解到他们的过去……

　　革命道路上的荣与辱

　　1937年5月，17岁的父亲王善甫，在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所属的西峡口区委派到回车高小当老师的地下党员张景芳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又在他的介绍下，参加了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后为豫南红军团）。那时的革命队伍里有文化的人很少，父亲小学毕业，已算得上知识分子了。这使得他这辈子与政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却也为此付出了灵与肉备受摧残和折磨的代价。

　　从父亲王善甫19岁时的一张照片上看，那时已是新四军第5支队第10团政治处主任的父亲，浓眉大眼、高鼻梁，头戴军帽，打着整齐的绑腿，身着新四军军服，腰间挎着把驳壳枪，那形象按现在的说法，是个绝对的“帅哥”。父亲可谓正统军人，虽说是游击队出身，但在他的身上却看不到丝毫游击习气。他坐有坐样，站有站相，更难得的是他的言谈中从不带脏字。父亲一向谨慎，从不在家里跟我们谈公务，即便是关于他的荣与辱。不过，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有过两次由于兴奋得忘乎所以而向我们“泄密”的往事。

　　记得那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傍晚，父亲吃完饭后便匆匆地走出家门，说是去南京市的大会堂开会。大约10点父亲才回来，进了家门，我们看见当时40多岁的父亲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母亲问他：“开什么会还要去市里，咱大院不是有礼堂吗?”父亲欲言又止，在客厅里来回踱了几步，最后他压低了嗓音说：“毛主席到南京来了，他刚刚接见了我们!”我们急忙问：“跟你握手了吗?”“握了!”我们都欢呼起来，父亲急忙严肃地说：“保密啊!”那个年代，人们对毛主席的敬仰已到了像对神的膜拜了，更何况父亲这个无比忠诚地跟着他闹革命的老战士。那一夜，我们兴奋得许久都没有入睡。直到毛主席离开南京，我们才无比自豪地把父亲见到毛主席的事告诉了各自的同学。

　　10多年后的1976年10月7日，同样是在一个晚上，刚刚恢复工作不到一年的父亲，神情异常地从外面回来。那时，对父亲察言观色已成了我们的习惯。1966年“文革”刚开始不久，他就被打倒了，最初我们还不知晓，只是发现他在饭桌上不像以往那样，利用儿女难得聚集的时刻，不是给我们讲故事，就是给我们“上政治课”。当时的他变得面容凝重，沉默不语，直到有一天，来了一群戴着造反团袖标的人把家里翻了个遍，撤走了电话，还把父亲的领章和帽徽揪去，并把他带走。从那以后，批判斗争、隔离审查、管制劳动将近6年。在批斗、隔离期间，父亲经常被专案组的成员谩骂、拳打脚踢。有一次竟连续审讯了5个昼夜，直至父亲神志不清。记得看管他的一个战士把父亲的旧脏衣物送到家里换洗时，我们看见他的一条军裤大腿部位的布料快磨破了。当时感到有些不解，直到几年后见到他时才知道，这是专案组整天让他低头认罪时，双手长时间地支撑着大腿磨的。

　　1972年5月，父亲被解除管制劳动、撤销专案审查。然而直到1975年才开始对父亲落实党的政策，但对长期诬陷父亲参加贺龙元帅“篡夺军权活动的冤案”矢口不提。1976年初，中央军委任命父亲担任通信兵政治部主任。当父亲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时，又受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将面临着再次被打倒的危机。那些日子，大院里除了批邓的文章，已开始含沙射影地对着父亲了。然而，此刻的父亲却是按捺不住的兴奋!

　　我们像往常那样围上前去，想从他脸上读出些什么与我们密切相关的内容，因为自从“文革”开始，我们的命运已经跟父亲的命运分不开了。父亲压低了略带颤抖的嗓音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他又怕我们不明白，便一字一顿地告诉我们：“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垮台啦!”我们分明看得见父亲眼中含着激动的泪水。当时“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是绝对的机密，一旦泄露出去，会给他们在全国各地的爪牙一个反扑的机会，由此打乱中央的部署。父亲本不该对我们子女说的，此时他是在向我们泄露党中央的头号机密。因为他信任我们，他知道我们受到他的牵连惨遭迫害的日子太久了，他想早一天搬开压在我们精神上的巨石。

　　父亲在1966年9月被批斗开始，我们全家搬进了两间破旧的平房，我们大一些的孩子被专案组找去谈话，让我们交代父亲的反党言论，看我们不从，就指使大院造反派子女对我们的住处进行每日数次的打砸，所有的玻璃窗都被砸掉，于是钉上木板，当木板也挡不住时就换成铁皮。每当夜深人静时，我们才能清除砸进室内的石块。渐渐的，屋外的石块已经堆成了堆，这其中包括反复使用过的石块。我们身上被砸的伤疤至今仍清晰可见。同时，他们还去我们各自的学校放下话：我们这些子女除了去农村插队，哪里也不能去!

　　读高三的老大在学校表现优秀，校方没有理会专案组，把她分配到工厂当工人，后来因入党政审不合格入不成，使她精神一度出现了问题；老二去了内蒙插队；老三本可以当上空军的，因政审不合格，在学校的力保下也去了一个工厂当工人；老四和老五在专案组的逼迫下去了最艰苦的陕北落户。当时，老五那一届的学生不下乡，可他被专案组关押着，整天虐待他，专案组的一个家伙，用刚抽完烟的大烟斗在他的脸上烫了几个圈，对他说：你是想继续被关着，还是去插队，老五只能选择后者。在陕北，老五遇上了征兵，他把军装都穿到了身上，最后也被无情地扒掉了。还在上小学的老六、老七不敢出门，即便要去学校，也要一路被大院的子女追着打骂，老七由于整日待在不见阳光的屋子里，脸色煞白，身体瘦弱。

　　“文革”后我们曾经问过父亲，恨不恨那些整过他的人，他沉思了片刻叹了口气：“不能全怪他们，在那种大气候里，他们不那样做，又能怎样做呢?好在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要再提了。”他对自己遭受的苦难很少谈起，许多事我们都是在他晚年的回忆录里看到的。当年对他实施法西斯手段进行残酷迫害的专案组成员来到家里向他赔罪时，他很宽容地接待了他们。父亲身体不好，且比这些人都年长一二十岁，但他们却都先于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或许是冥冥之中上天对他们的惩罚。

　　对子女的言传身教

　　父亲很注重对子女的培养和教育，更懂得身教重于言传。北京玉渊潭公园有个“八一”湖，这是当年成千上万的部队机关干部和战士们挖出来的。1965年，我们家刚刚搬到北京不久，有个礼拜天，父亲叫上我们几个大孩子跟他一起去施工地点挖土，当时我们真不想去，好不容易有个假期，却让我们去干活，就想找个理由溜号。父亲教育了我们一番，最后我们只好跟他去了工地。然而，那个普普通通的上午却让我们记了一辈子，每当我们去玉渊潭公园游玩，在八一湖上荡舟时，心里就会有一种自豪感，因为这里有我们曾经的汗水。

　　父亲热爱学习，很少参加娱乐活动，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工作和学习上，但他依然能在我们聚少离多的时刻对我们进行各方面的教育。除了在思想上严格要求我们努力上进，同时他也很看重我们的学习成绩。每到学期末，他都要看我们的成绩册，并给我们写家庭表现的评语，其中有表扬也有批评。他对我们的偏爱也只会来自于我们中学习成绩的佼佼者，这使我们为了要博得他的喜欢，会更努力地学习。他常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要有优越感和特权思想。对离开军队子弟学校去社会上读中学的孩子交代，不要暴露自己是干部子弟，不要和人家比吃比穿，要跟工农子弟打成一片。

　　父亲的记忆力和口才相当好，看过的书都能叙述出来，使我们很小就在饭桌上从他的口中领略到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文学名著的魅力，他还为我们买了许多小人书、小说等读物。这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在写作方面都优于班上的同学，有的课堂作文还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

　　父亲的书法很好，他也要求我们能练就一手好字。他用画圈打分的方法来激励我们相互比赛谁的字写得好。为了培养我们的艺术才能，他给大孩子买笛子，小孩子买口琴，他自己高兴了也会弹几曲凤凰琴。

　　我们同父亲一起经历了“文革”的磨难，当他回到领导岗位上时，我们子女由于当初受到他的株连，想在他当权的时候为自己解决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他却不予理睬。他的三女婿当时在通信兵宣化的一个学校工作，知道父亲从通信兵调到了总参防化部任政委，满以为把他调到北京的防化学院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父亲就是不同意，还亲笔写信教育了他，这使得他和他的父母大为恼火。于是，对他们正在怀孕的儿媳妇不闻不问，就连孩子生下来百天了都不来看一眼，最后使这对夫妇走向了离婚。老四在铁道兵工作，大裁军时铁道兵集体转业，好不容易通过自己的努力穿上军装的女儿还想继续在部队工作，她想让父亲帮忙。可父亲说，我已经在党委会上说过了，凡是撤销单位的人员我们一个也不能接收，如果把你给收了，那我还怎么跟大家交代。老四只好随单位集体脱下军装。

　　改革开放后，许多高干子女下海经商、出国留洋，而我们兄弟姐妹都各自在自己的单位努力工作着。然而，他的大儿媳妇耐不住寂寞，把上幼儿园的女儿丢在公公婆婆家后去了奥地利，当时父亲很不赞成，可碍于老战友亲家的不停说教，只好随她去了。许多年后，这个儿媳妇把她的女儿，我父亲最喜欢的孙女带到了国外，紧接着要自己的丈夫也办理离职手续去奥地利。这回我父亲愤怒了，他坚决不答应。他跟长子说，你一个国家干部，跑到国外能干什么?就是跟她离婚你也不能去!后来，他们离了婚。每逢过年，父亲就要我们给她的长孙女寄去贺卡，让她不要忘了自己的国家。当他知道他的一个外孙女要随代表团出访日本时，跟日本鬼子打了8年仗的他把外孙女叫到身边，对她进行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让她在日本人面前要不卑不亢，要有中国人的骨气。这个外孙女后来去过许多国家，她一直牢记自己姥爷的教导，在外国人的面前从没丢过中国人的脸。

　　父亲的涵养很高，从不与我们的母亲计较一些小事。母亲由于整日忙于全家的衣食住行，遇到不顺心的事，暴脾气的她难免要发作。父亲对待她的办法就是沉默。记得每到这个时候，母亲就会追着父亲说：“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呀!”他们从这间屋子追到那间屋子，最终父亲不得不答道：“我说什么呢?我要是说一句，你就回给我十句呀。”这时母亲变得啼笑皆非，一场战争就此烟消云散了。同母亲相比，父亲更加的母性，对我们关怀备至，且不说天冷了要增加衣服之类的话，就连出门过街都要嘱咐我们——先往左边看，走过去再往右边看。

　　父亲兄弟三人，他是老大，他们从小就失去双亲，父亲离家去革命后，始终惦记着自己的两个弟弟。虽然我们这个大家庭要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生活，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地要给老家寄去一些钱。在父亲的左大腿处有一个核桃大的伤疤，是他在1947年3月的阜宁县西塘城作战中留下的，后来被评为三等甲级伤残。每年政府都要发给父亲一些残废金，直到他离世，这些钱都寄给了自己的家乡人，晚年时，他还为家乡修路捐献过自己的微薄之力。

　　知足常乐安度晚年

　　父亲1981年10月调总参防化部任政委，1985年7月退居二线的他，让外孙女为他挥毫写下“知足常乐”四个字，与郑板桥的横幅“吃亏是福”一同挂在客厅里，这两幅书法作品在时时印证着他的离休生活过得轻轻松松，快快乐乐。

　　1988年5月7日，退下来的父亲在知足常乐的心态下，做了几年顾问后，便彻底抛开了公务，除了参加党史和军史的编写工作外，就是读书、看报、写回忆录，他写的读书笔记有好几本。2001年，父亲完成了他的回忆录——《我八十一年的经历》；2003年，在我们的母亲刚刚去世一个月，父亲拖着病体为她写了一本《田延文七十九年的经历》的小册子，由台海出版社出版。以此来寄托对老伴的哀思。可以说，父亲晚年的生活过得很充实且有意义。

　　从弃婴成长为新四军女战士

　　母亲田延文是个弃婴，在她刚刚生下来的时候，重男轻女的姥爷便狠心地将她放在一只破竹筐里，丢在了山路边。她的一个寡妇婶娘听说了，或许是想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将来有个伴，善良的她把母亲带回家，一直喂养到3岁，不幸的是婶娘病故了。母亲不得不回到了那个把她遗弃的家。刚刚10岁，就被送到远房亲戚家去给人带孩子，受尽了打骂和欺辱。在母亲17岁那年，家里为她包办了一门婚姻，母亲不从，便深更半夜地逃出了家门。1942年8月，刚满18岁的母亲听说家住凤阳山区的姑妈家驻扎着共产党、新四军，她仿佛看到了光明，随即偷偷离开家，翻山越岭几十里，投奔了新四军，在定凤怀县总队被服厂当上了一名军工。第二年，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冲破封建婚姻枷锁的母亲终于在革命部队里找到了自己心仪的爱人。1945年4月，在战斗间隙，21岁的母亲与25岁的父亲，于定合县占鸡岗结为革命伴侣。

　　为革命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

　　是党给了母亲新生，她决心要为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在战争年代的一天夜里，部队要过敌人的封锁线。当队伍行进到一条河边时，不知哪位母亲怀中的婴儿突然啼哭起来，为了确保机关能安全地通过防守严密的封锁线，负责转移的首长不得不下令：将所有的婴儿丢进河里!为了革命，母亲默默走近正熟睡在挑夫筐子里的女儿，抱起孩子准备向河里扔去。要不是父亲的部下担心日后不好向父亲交代而一把夺了过来，要不是孩子依然在睡梦中，并未发出声响，母亲就会失去刚刚为人之母的快乐了。

　　或许是母亲从小就没被人疼过，所以她不懂得给我们温存。可是她却懂得付出。全国解放后，为了响应号召，同时也为了照顾父亲和我们这个多子女的家庭，已是安徽省军区干部疗养所副指导员的她，牺牲了自己的大好前途，复员回家担当起家庭主妇的角色。

　　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能手

　　母亲不愧是一个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能手。我们家在南京军事学院居住时，每家的小楼下都有一个大约200平米的园子，周围用一米多高的蓝灰色木栅栏围起。母亲在楼前的园子里种了许多花，在楼的西侧种了各种时令蔬菜，除了自家吃，还送些给邻居。那时候部队大院允许喂养家禽，母亲养了好多母鸡，每天都能收到新鲜的鸡蛋。还喂了几笼兔子，那年头，供应肉蛋都要凭本凭票。母亲用这种办法充足了我们的肉蛋供应，而她却总舍不得吃。记得饭桌上如果有鱼，她总是去吃鱼头，这几乎成了她的专利。父亲过去的身体一直不好，可是在母亲的精心调养下，他的生命最终走在了一向身体健壮的母亲后面。

　　母亲的手很巧，刚参加新四军时，就在部队的被服厂做一名军工，因此，她做得一手好缝纫活。我们谁需要个内衣、内裤，跟她说一声，不出半个小时，她就连裁剪带蹬缝纫机，把个合身的衣裤交到我们手中。

　　母亲刚柔并存的个性

　　母亲文化不高，不懂得如何教育子女。记得我们小时候，母亲教训人的口头语就是：我18岁参军，19岁入党，你爸爸19岁就是团级干部了，可你们呢——一个个不求上进!遇到谁敢顶嘴，她就会实行棍棒教育，而我们大都是敢怒不敢言。

　　母亲的个性极强，也以厉害出了名。“文革”那年，父亲被关押，只有她带着我们住在没有阳光，阴暗、潮湿的小平房里，接受那场已变了相的“群众运动”，每天经受着打砸抢的折磨。造反派把她拉去批斗，要她交代父亲的所谓问题。她拒不回答，面对动手打她的造反派，她居然能勇敢地还击。在那个年代，母亲依然保持着高尚的秉性。

　　母亲也有柔心弱骨的时候。她的第二个女儿也出生在战争年代。由于行军打仗不便带着两个孩子，就不得不将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寄养在江苏阜宁县一个老乡的家里。直到解放后，母亲相继又生了两个儿女，但却依然思念着这个离开她5年的女儿，而这家老乡早已把这个女儿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也不舍得让她走。最后，父亲带着一些钱和物品，才把女儿接回到身边。在第三个女儿出生时，有一对军队干部没有生育能力，看到母亲已经有了3个孩子，就请求把这个女儿送给她们。母亲开始答应了，可送过去没几天，就又反悔给要了回来。或许她不想像自己狠心的父母那样，随便把自己的骨肉给“遗弃”了。

　　我们居住在南京时，父母老家的来人不断，面对从小就被抛弃和排斥的家乡来人，刀子嘴豆腐心的母亲，一边叨叨他们不好好在家务农，就知道跑到城里吃闲饭，一边给他们安排食宿。等他们离开时，不但要给他们买车票，还要他们大包小包地拿走我们的许多衣物。上世纪60年代的自然灾害饿死了很多人，母亲的家乡安徽尤为严重。我们的大姨娘逃难来找母亲，要不是母亲用本来自家都紧张的口粮接济了她，她也会跟村里的很多人那样，口吐黄水倒在路边。

　　部队大院家属的主心骨

　　母亲除了操持家务，还义务地担当了机关家属委员会主任的工作。我们的家里常聚集着一些家属们，有时她们在一起过党组织生活，有时学唱新歌、练习交际舞舞步。大院举行文艺演出时，我们就会坐在台下，观看母亲带着她的家属演唱队在台上表演。

　　那时，家里虽说有保姆，但是对于父亲的饮食，母亲事必躬亲，谁也不能插手。尽管如此，她还时常骑着个自行车，风风火火地往来于各个家庭之间。记得那时，家里时常会有哭哭啼啼的阿姨闯入，向母亲掀起身上的衣服，展示刚刚被丈夫打过的伤痕。这时，母亲就得放下正在忙碌的家务，好言安慰，过后还得陪着去找那个伤痕的制造者。

　　母亲的任劳任怨博得了领导和群众的一致好评，1963年至1965年，她连续三次受到南京军事学院张震院长、王平政委的嘉奖：一次授予“先进分子”；两次授予“五好家庭”，她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父亲和母亲革命征程的最后岁月

　　2001年，父亲和母亲的金婚已过了6年，在谓之“绿宝石婚”后的1年，总参老干部管理局在军事博物馆为所有金婚夫妇举行纪念仪式，还照了婚纱照。77岁的母亲第一次穿上了白色的婚纱服，手捧着红玫瑰，与一身戎装的父亲幸福地依偎在一起，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瞬间。

　　父亲在1988年正式离休后，继续为党史、军史工作操劳，在1997年至2000年期间，担任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2师分会会长，他任劳任怨，做了大量的工作，主编了《转战淮南》和《淮南烽火》两本书。因过度劳累，心脏发生了大面积梗塞。此后的6年里，时常出入301医院，直至走完了他的最后历程。

　　母亲因医院三次误诊，延误了膀胱癌最佳的治疗时间，301医院的泌尿科主任要为她动刀切除膀胱，可她说不愿意那么活着，她也不想拖累别人。任凭我们子女和她的老战友前来劝说都没有用，在“非典”袭击北京之时，她毅然决然离开医院，回家等待她最后的日子到来。她的身体一向强壮，60多岁时，我们跟她上街都赶不上她的步伐，70多岁了还从楼里提水给她种的葡萄浇水。谁也想不到，她会走在父亲的前面。

　　我们的父亲母亲虽然相继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让我们难以忘怀。特别是父亲教育子女的种种做法，对我们的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以至于我们长大了后也能像他那样来教育自己的子女。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迫害，我们虽然都没在大学里读过书，但通过我们的自学，大多数取得了大学文凭，各自在单位里干出了成绩。在他们的第三代中，有一个外孙女10岁时，随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出访日本进行书法交流活动，并在日本第二十五届书道新年试笔展上获“外国人特别奖”；1997年7月16日，14岁的她代表北京少年，随中央电视台赴香港参加“全国青少年迎香港回归书画大赛”颁奖仪式；1999年9月，受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选派，去意大利参加了为期一年的AFS文化交流活动。18岁回国后，华文出版社出版了她写的游记《女孩走天涯》。她没有参加高考，直接被美国常春藤联校之一的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以高额奖学金录取，几年后，又取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毕业证书。还有一个外孙女从上小学起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大学毕业后成了外企公司的得力雇员。

　　父母的教诲使我们受益终身，我们将永远怀念我们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