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大眼睛、高鼻梁、皮肤白皙，长相十分的洋气。曾有人打趣地问他：“请问阁下是英国人吗?”他却答道：“我不是英国人，我是宁波人。”他的普通话南腔北调，带着浓重的宁波腔。说起这段佳话，已有40多年过去了。如今爸爸已进入了耄耋之年，虽然鬓发斑白，但乡音依旧。同时，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经历了什么，作为祖国的儿女，故乡宁波的子孙，那一份责任感和自豪发自他的内心深处，永不磨灭。

　　爸爸，有理想、求真理，诚恳善良，他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无怪有人评价他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真君子。”用他自己2011年在《70年耕耘文集》里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员首先要树立忠于人民的观念，这才是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以及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基础。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从他13岁入党的那一天，他就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至今，风雨苍茫已70余载，可是他的初衷仍然不改。

　　下面这些文字记录的是：一个少年共产党员，抗日战士，文化宣传阵地的耕耘者，孜孜以求的老人的人生踪迹，这就是关于我的爸爸——一位曾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党委副书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也曾任过宁波经济发展促进会副会长的老人——蓝瑛的故事。

　　投身革命洪流的热血少年

　　1925年8月，在上海新闸路东斯文里的一幢石库门弄堂房里，爸爸出生了。

　　爸爸原名竺宜俊，祖籍浙江奉化竺家村，曾祖父原是该村的一位技艺高超的木匠。上海开埠之初，曾祖父离开家乡来这里打拼，开了一家颇有些名气的建筑公司——竺芝记营造厂，还与犹太商人哈同结为朋友，据说曾经参建了哈同花园、天蟾舞台、跑马厅、提篮桥监狱等不少建筑工程项目。曾祖父在上海发迹后，曾在竺家村为曾祖母盖了一幢小楼，有木雕砖雕，前后天井，这座小楼历尽沧桑至今仍在。祖父竺振兴为独子，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继承家业，在上海经商并落户。

　　爸爸早慧，在就读教会所属的培德幼儿园时，就由于品学兼优得了第一名受嘉奖。后来爸爸进了闸北区三育小学，五年级时就已能写不错的文章。那一年他写了一篇科普方面的文章，然后向《新闻报》投稿并被录用，得稿费一块多大洋，他用这第一笔稿费给自己买了一本郭沫若的诗集。那时候，也正是日寇步步进逼，祖国面临河山破碎，人民即将沦为亡国奴的危急关头，这时，小小年纪的他已十分关心时事，已懂得心系民族存亡。他格外关心抗日前线的动态：义勇军、傅作义、马占山、绥远抗战——他结合学校地理课的作业，把战况绘成了一幅幅地图。1937年他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正值“8．13”战争爆发，他更是天天晚上收听战报，然后即时编写成传单，到街上张贴。

　　爸爸是个名副其实的热血少年。他正式投入革命洪流——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才虚岁13岁。

　　1937年“8·13淞沪战争”爆发，为避战乱，爸爸随他的母亲乘轮船回到了家乡竺家村。竺家村是个富有革命传统的老村庄，村里有共产党员四五名，还建有一个党小组。在这里，爸爸遇见他的两位族叔：竺扬和竺一平，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竺扬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他们成为爸爸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和领路人。叔叔们很看重这个来自上海的学生娃，聪慧正直且富有激情，于是经常向他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介绍他读了一批进步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苏俄文艺小说等等。自此，爸爸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线上最有生气的核心力量，也是真理的代表、是劳苦大众的代表，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取得中国抗日战争的完全彻底的胜利。因此，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信仰在他小小的心灵萌生。1938年4月，回乡半年后的一天，由叔叔竺一平做介绍人，爸爸宣誓：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他庄严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时爸爸实足年龄是12岁零8个月，按照规定他应该加入的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但那个时候青年团解散了，组织上就决定让他直接入党。入党后，爸爸和竺家村的党员们一起参加奉化县文化工作队的活动，在本村小学做小先生，办壁报，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成为文工队年龄最小的成员。1938年夏季，国民党制造了黄河决堤阻止日寇进攻，全国各地发起救助灾民运动，爸爸翻山越岭到四乡为灾民募捐，并把所得救灾款连夜送到城里。当年的《奉化日报》以《14龄童竺宜俊发动‘黄灾一日捐’》为题，记下了这一则义举。

　　1938年秋，在党组织授意下，爸爸入读县城里的奉化中学，当时奉化中学和武岭学是奉化唯有的两所中学。期间，中共地下党宁波地区的青年部长秦家林负责和爸爸单线联系，爸爸也作为县委青年委员，在校内领导开展革命活动，并在进步同学中组建“民先”（即民族解放先锋队）。他发动同学们演出抗日短剧，举办歌咏会，演出《三江好》等抗日剧目。还组织流动抗日宣传队，率领同学张尚德、方菊燕、王冶等冒着风雪，到深山中人迹罕至的小村庄宣传抗日思想。回来之后他们还写了一篇报道：《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精神》登载于校刊上。当年寒假，爸爸还利用空闲教室，组织部分同学，举办“寒假文化补习班”，义务招收贫寒子弟接受文化教育和爱国教育。仅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9月，短短9个月，爸爸在宁波奉化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抗日的文章：《抗战时期应该认识的一点》《保卫大武汉，文化人应有的努力》《现阶段的青年》《救济难民的一个问题》等等，达18篇之多，其中不乏闪闪发光启迪人心之作，而推算起来，那时爸爸的年龄仅为12岁零3个月到13岁零1个月，不折不扣还是个少年。

　　1939年春天，爸爸策动“民先”的骨干和进步同学7人，打算投奔新四军皖南根据地。同学们的决心都很大，专门联系了一辆车，约定大家都必须保密，不能告诉家人。但不料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第二天他们在车站被教师截回。事后学校关了为首的几个同学的禁闭，但同学们还是以此为豪，自称要学习威武不屈的“七君子“（即上海被国民党禁闭的沈钧儒等7位爱国人士）。最后，校长的训诫耐人寻味：“你们还小，应该是好好读书的时候，不如去好好地读读资本论”。因为爸爸是主谋，所以学校给了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的处分，按照当时的校规，记了三个大过就要被学校开除，看来校长对进步学生还是怀有同情和恻隐之心的。身份暴露了，加上其时战局紧迫，奉化中学要离开县城迁往乡间，此时祖母要爸爸回上海，经组织批准，爸爸于1939年秋初回了上海。

　　在上海，爸爸先就读于美琪大戏院旁边的浦东中学初三年级，该校的三青团活动猖獗，那时爸爸已比较懂得地下工作要韬光养晦，注意隐蔽身份，不多去抛头露面了。1940年初，爸爸参加了黄炎培创办的“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活动。四补校位于当时的爱多亚路浦东大楼内，有许多职业青年汇集在那里，以业余文化补习为名，组织读书会、办讲座、出墙报等等，一些党员在其中起着骨干作用。爸爸在那里既参加俄语、日语、法语学习班的补习课程，又参加各项进步活动。补习学校组织了同学会、校友联谊会等组织，开办过哲学、经济学、国际问题、国内外形势内容的讲座，爸爸自己也走上讲台，讲的是“欧洲文艺复兴”、“开展大众通讯活动”等，还在一家中学讲了“新民主主义论”，面向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学生（多为职业青年）做起了小先生。他们还秘密进行地下书刊发行，发行的书刊有《新民主主义论》《联共布党史》等，还有关于新四军的通讯、新四军寄来的各种秘密刊物。爸爸觉得很是惊异，在一片黑暗的“孤岛”上，居然还留有这样一块传播光明和真理的园地，为大量的青年人点燃了理想的光芒。所以每天一早爸爸就去四补校，在那里直待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在那里，他目送了一批批同志奔赴敌后新四军地区，走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线，爸爸的心里也充满对那一片晴朗的天空的期待。也是在这个时期，爸爸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以阅读，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中外历史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共产党领导人对抗战方针政策的论述等，还有文艺理论，欧洲和俄罗斯等古典文学作品，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爸爸的体会是：闭塞必然愚昧，盲目绝非信仰，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批判地吸取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成果的基础之上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必然要吸收各种有用的知识，经过自己头脑的思索、比较和分析，才可能形成科学的理想和信仰。

　　回上海之前，地下党的领导人竺扬写了一封信给王任叔，王任叔是当时上海地下党文委的负责人，请他对爸爸多加关心。王任叔就要王元化来找爸爸联系。元化那时曾用名为洛蚀文，他如约来到爸爸家接头，并对爸爸说：“以后我会常来看你。”后来，又介绍爸爸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文艺通讯站”。他给爸爸读了自己的文章和其他几本书，和爸爸谈了各种历史和理论问题，爸爸由衷佩服。那时爸爸15岁，元化不过20岁，爸爸就把元化当作一位老大哥。受到元化触动，爸爸动笔更勤了，他曾把自己写的文章交给元化，请他推荐给一些进步刊物发表，这时他选用了一个明代画家蓝瑛的名字为笔名，这就是爸爸名字的来历，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爸爸的那篇文章《奔流》决定刊用，在排印完毕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丛刊因此而停刊，印好的刊物也就被压下未得发行，但是爸爸和元化之间的长达70多年的友谊就此开始。爸爸当时还常给《正言报》的副刊投稿。副刊编辑潘大年对爸爸热情备至。潘大年是法政大学的教授，曾约了爸爸去法政大学面谈。爸爸写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普希金传》，潘已同意在刊物上连载。但由于稿件投出以后，紧接着爸爸就投奔了新四军，加之种种原因此稿搁置了下来。直到解放以后若干年，爸爸突然收到由《解放日报》转来的潘大年的一封信和当年《普希金传》的手稿，信是这样写的：“我从来没有替人保留稿件的习惯，但这篇稿子我保留至今，主要是我相信我还会和你见面。几天前我看到《解放日报》发表了你的文章，故将此稿退回给你。”读了此信爸爸万分感动，彼此也恢复了联系。

　　1941年过了元旦，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爸爸决心已定，要奔赴新四军根据地。他对祖母谎称，要外出求学，得到了祖母的同意。他的行装里，还包括了自己心爱的一只皮箱和一双高靿靴。收拾停当，按照约定的地点和暗号，爸爸左手拿一张报纸在永安公司门口，和新四军的联络员接上了头。联络员领他在十六铺码头登上了长江轮，驶离了上海。夜半时分过了长江口，就有日本军警上船检查，手电筒气势汹汹地冲旅客乱照、盘问，检查良民证。还好，没有什么破绽。第二天一早轮船行至江阴以北的长江岸边靠岸，才发现其实同船前往解放区的共有六七个人，原来为了安全和保密，同路人是互不知情的。上岸之后再经过十几里路步行，在江阴的周庄宿了一晚，才找到新四军的驻地（当时新四军的驻地不固定，几乎每天都要移动）。到了解放区也就是到了农村，爸爸这才发现，新开始的军旅生活中，城市带来的皮箱和长靿靴根本累赘而多余，只得割爱抛弃了。来到新四军根据地的第三天，就是一个举世难忘、震惊中外的日子——“皖南事变”发生了，爸爸作为一名抗日战士，真的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了。那时，爸爸的岗位是：新四军《东进报》（后为《大众报》）的副刊编辑及记者。

　　抗日烽火中的战地春秋

　　初到抗日根据地，对于爸爸来说，是从城市走向乡村从学生化身为战士，须接受脱胎换骨般的战火的洗礼。但是爸爸感觉到，虽然离开家离开亲人，却又处处是家处处有亲人。

　　“皖南事变”后，泾县的新四军军部被毁，不久党中央决定在江苏盐城重建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部，由陈毅任代军长，并将新四军整编为7个师，爸爸的《东进报》社隶属6师18旅。当年国民党大部分正规军已撤到千里以外的四川大后方，而新四军、八路军则坚持敌后斗争，爸爸所在的部队出没于上海南京铁道线沿线附近，是敌人的心脏地区，新四军以农村为根据地，依靠农民群众的拥戴和掩护，寻找有利机会打击日寇，并积小胜为大胜，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敌后游击战。

　　才到游击区，迎面而来的就是敌人的疯狂扫荡。部队几乎每天都要转移阵地，在雨雪交加中夜行军成了家常便饭。一个才从城市来的学生娃，背着装有全部生活家当的小背包，行进在泥泞的田埂上，有时还要过独木桥。当时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爸爸跌跌撞撞，衣服湿透、眼镜滑落、书包掉进了河沟里，最后连自己也不慎滑进小河中。有时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要连续几天几夜急行军，疲惫到一边行军一边打瞌睡，双腿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机械地移动着，但是，斗争环境的艰苦，物质生活的贫乏，却磨练了人的意志，使爸爸感到受益匪浅并乐在其中。他把这段经历写成报告文学《夜行军》，想寄到上海让人们了解新四军的情况。他把这篇文章用化名寄给他时为地下党外围组织学协的哥哥，由哥哥把此稿转由当时的《海藻》文艺丛刊发表。游击生活中，长期睡的是稻草铺，有时到村里借老乡的“公被”睡，又脏又破，于是“革命虫”上身还浑然不知。一次爸爸去一所中学公干，夜宿学生宿舍。哪知第二天起床掀开被子，只见几十只虱子从雪白的被窝里爬出，爸爸吓了一跳，也很难为情，赶忙跑到田野里找了个土堆，在阳光照耀下脱衣捉虱，怎奈一件绒线衣所有缝隙里都沾满不计其数的白虱，简直是无法再上身了，于是就干脆丢在了那个土堆上。有一年八月间，鬼子在苏南大举清乡，18旅跳出重围转移到苏北。经过几天几夜长途行军，跨越长江到达泰兴、靖江地区，又逢敌伪对苏北展开了“秋季大扫荡”，再次迂回迁移。有次经过一夜行军，到达一个村庄想歇下来吃早饭，哪知刚端起饭碗，紧急集合号角响起，大家立即丢下饭碗开拔。事后得知，如果迟走一刻钟，就会陷入敌人的包围中。

　　1941年秋，爸爸自苏南转到苏中，在《湖东报》（后改为《前哨报》）《人民报》工作，直到1947年1月解放战争开始，调苏中2分区司令部，任地委书记惠浴宇秘书，爸爸的办报工作共经历了6年，囊括了他的大部分的抗战岁月。

　　1941年夏，爸爸在苏南新四军大众报社。这里位于沪宁铁路线。六七月间，日伪集结重兵对该地区发动“清乡”，敌我兵力悬殊，组织决定部分部队和机关转移，大众报社也分批分散转移，以保存有生力量。爸爸等7位同志被安排转移到澄西江阴地区，继续出版一份油印的《电讯报》。澄西虽不是敌人“清乡”的重点，但周围敌伪据点林立，也可谓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他们找了个仅几户人家的小村落，村外有一片不大的竹林，但足以阻挡外人的视线，他们就在竹林里办起报来。为适应随时开拔的条件，只能彻底轻装。两副担子，挑上一台短波收音机、一架破旧的油印机以及钢板、铁笔、纸张、油墨，编辑每晚抄收延安和莫斯科的广播，连夜编辑、刻写，天亮后再一起印刷，把印好的报纸分送到各交通站，转发到地方机关和部队。正是酷暑季节，爸爸他们用门板在竹林里架了几张小床，晚上大家轮流睡觉。竹林里蚊子很多，虽有旧被单裹身，但一个个还是被叮得满身红疙瘩，大家戏称“赤豆粽子”。但是听说部队对《电讯报》反响热烈，还有单位直接派人来竹林取报，爸爸他们备受鼓舞。

　　敌后根据地办报条件极其艰苦，为了应付经常发生的战斗，报社的流动性很大。他们依靠一架短波收音机抄收新闻，通过钢板刻字，油印机印刷，人员总共不过十来个，运送纸张设备靠的是两三副小扁担而已。但他们在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油印刊物已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钢板刻印的字体美观，还配了层次丰富的插图，油墨均匀，令读者赞叹。据说这些油印报还曾流传到美国，被当作珍贵的出版物展出。

　　根据地扩大后，形势要求油印报向铅印报发展。爸爸在江都任记者时，组织上决定由他寻找关系去上海采购印刷机和铅字。这样敏感的大家伙要从上海车装船载，越过一道道封锁线运到根据地，实在不仅是交钱提货那样容易的事情，爸爸通过财贸部门找了个经常往来敌伪地区的商人去上海采购，再几经波折运到江都。为了使印刷厂便于转移，爸爸他们建立了“水上印刷厂”。配备几条不大的船，可以便于在农村的小河道行驶。把印刷机、铅字架、各种设备安放在船上。为了节省占地和便于拆装，工人们还设计了能分能合的排字架和小巧玲珑的铅字盒、存放版子的木盘等。有时赶任务要晚上排印，光线昏暗，排字工们就像矿工那样，在自己的帽檐上装个小电筒，夜里捡字就方便了许多。

　　1942年在江高宝地区，爸爸还参加过石印的《湖东报》编印。把一块8开大小的石印版，用一些简单的刻刀，和一定的雕琢工艺，就能印出清晰的字画。当时石印版的报纸不多，以石印宣传画为主。石印的宣传画可以套几种颜色，受到农村广大读者欢迎，在对敌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抗日战争的岁月中，爸爸还有一件事情记忆尤深，那是和两位日本友人的故事。

　　1943年农历除夕在高邮的一条小船上，爸爸和日本友人伊藤一郎彻夜畅谈。当时爸爸在江高宝中心县委宣传部，伊藤一郎（中国名字李平）是苏中地区日本人民反战联盟领导成员。为了准备对日军的反战宣传资料，爸爸和他多次接触，他的中文流利，和爸爸结为好友。除夕伊藤来联系工作，晚餐后刮起大风，爸爸就留他住宿。高邮一带水网密布，各单位都备有小船。爸爸提议：“我们上船去过年三十吧，可以多谈谈。”船舱里点了盏油灯，四周寂然无声。在这阖家团圆的夜晚，不免勾起他们两个游子的思乡之情。伊藤对爸爸介绍自己的身世：他出生于北海道，世代打鱼为生，生活贫苦没有读过几年书，被政府强征来华作战。爸爸也介绍了自己从学生成长为一名抗日战士的经历。两人虽然国籍不同、经历不同，还分属兵戎相见的两个交战国，但两人共同认识到两国人民之间并不存在仇恨，是日本军国主义给两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由衷地向爸爸表示，在这场战争中，他能够找到中国共产党，而且认识到了革命的真理，是他最感庆幸的。他们真诚相见真情相融，不觉时光飞逝。这时，伊藤用日语唱起了《国际歌》，爸爸也一句一句学起来。这个晚上，爸爸学会了日语《国际歌》，至今他还能唱得来。直到雄鸡啼晓，大年初一的鞭炮声响起，他们才发觉，相互道别的时候到了。另一位日本友人松野觉是爸爸在采访活动中结识的。他为爸爸提供了一批“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对日军的宣传资料，其中有一首在火线上唱给日军士兵听的反战歌曲，这首歌直到今天爸爸仍然会唱，唱起来就会想到松野觉。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松野觉1944年3月间牺牲在苏中地区的车桥战役中。他在离敌人碉堡二三十米处向日军喊话，并亲手消灭了几个负隅顽抗的鬼子，不幸中弹牺牲。松野觉的鲜血洒在苏中的山水间，他的英灵长眠在苏中的土地上，他的那首反战歌曲留在了爸爸的心里头：“瓦来拉瓦，咪吾那，老道诺莫诺育，他大依马，埋柴买太，太朴屋，斯带育。”大意是：“我们都是劳动者，我们是被迫作战，我们觉醒了，放下武器吧。”

　　也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爸爸和妈妈相遇，年轻的心，受到共同理想和信念的召唤，他们在战火中携手相爱。

　　当年爸爸妈妈都在苏中2分区，爸爸是《前哨报》的记者、通联科科长，妈妈由宝应县张桥区区委组织科副科长调任地委审计委员会审计室科总干事，他们同为地委机关年轻中层干部中的活跃分子。

　　有一回，组织部长为爸爸负责购买的印刷机久久没有到货在批评爸爸：“怎么如此麻痹大意，东西没有见到怎么可以把钱全部付出去呢?办事这么不老练。”爸爸心里也委屈：“如果不付钱，人家哪能替你垫钱买东西呢?那是个商人啊!况且替新四军采购印刷机还要担风险呢!”但是爸爸没有回嘴。碰巧这时部长边上还有个女同志，她后来就成了我的妈妈。妈妈无意间关注到了这一幕，使爸爸很有些尴尬。但是后来机器运到了，爸爸自然完成了这项颇担风险的任务。

　　1943年整风运动开始的那一年，组织要求增强党风建设，党员要认真学习文件，作出自我检查自我鉴定，提高认识加强团结，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但一度也出现过扩大化的倾向，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也从延安蔓延到了苏北。这时爸爸妈妈所在的苏中二地委机关同样展开了面对面的车轮战，很多同志被打成了“特务”。有趣的是，许多“特务”在夜间审查做了交代，到了白天又翻供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开始，每有同志“交代了问题归队”，同志们就热诚欢迎，并由伙房杀一只鸭子改善伙食以示庆贺。后来“特务”越来越多，许多好同志怎么就成了特务?大家开始觉得不太可能了。后来党中央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及时终止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被错斗者出现“一风吹”。苏中区由党委领导俞铭璜来宣布纠错，这场风波平息下来。但是这场运动爸爸恰巧也轮到了。这时妈妈担任整风支部委员，负责审查爸爸所谓的历史问题，妈妈怀着一颗公心一丝不苟地盘问她的审查对象。他问爸爸为什么从奉化到上海一直没有接上组织关系?在奉化中学时为什么有一个公民课教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很看重他等一堆问题。等到一个个“历史问题”交代完毕，疑问释清后，妈妈完全清楚了，这名“审查对象”不仅没有历史问题，实在是个杰出的革命少年。妈妈爸爸的接触也就频繁起来，为他们间的爱情奠定了基础。

　　妈妈年轻、爽朗、活泼，工作能力强，在革命队伍中不乏追求者。但是，爸爸在地委机关也有出名的四顶帽子：“蓝博士”“观察家”“小高尔基”“金嗓子”，以致首长们都这样称呼他。在当时的地委机关，爸爸在业务方面出类拔萃，可是生活上却不会照料自己，甚至破棉衣绽露出棉絮来。于是，妈妈常常对爸爸的生活表示关心，还让外婆替爸爸做鞋子，省下自己的零花钱为爸爸增加营养。有一天，爸爸塞给妈妈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一直想和你结合，这个想法我思考了很久，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妈妈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会儿，弄得爸爸有些忐忑，后来妈妈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他们并不在一起工作（各自有不同的单位），却成为并肩抗日的战友和革命的伴侣。在烽火战地，他们也时有花前月下，也有硝烟弥漫中的浪漫故事，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他们相濡以沫，比翼双飞。

　　爸爸妈妈共同经历了抗战胜利。1945年8月15日深夜，正当爸爸在值班收听延安电讯，第一个听到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爸爸冲出门外欢呼，向战友们宣布这个好消息。于是大家都从被窝里钻出来，奔到打谷场上，跳、蹦、拥抱、摔帽子——狂欢达旦。大家以为革命就此大功告成。爸爸还希望可以回上海去探望久别的老母亲。但内战的战火还是无可避免地燃烧起来，为保卫胜利果实，解放全中国，爸爸和妈妈一起投入新的战斗。

　　解放战争开始，新四军主力大部队都撤退到山东，在苏中苏北地区只留下少量部队，爸爸留在高邮任报社总编辑。后来组织决定调爸爸担任地委书记惠浴宇的政治秘书，爸爸跟随惠浴宇历时二年多。这段时间是苏中敌后斗争形势特别尖锐复杂的时期，爸爸与分区领导朝夕相处，受到的教育锻炼都十分深刻。到解放战争结束，惠浴宇升调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爸爸则仍留分区任宣教科长。

　　1949年扬州解放，爸爸妈妈进驻扬州城，为渡江南下作准备。这时爸爸是分区宣教科长。由于要进城了，领导安排他专管文工团，在扬州上演了《李闯王》《血泪仇》等大戏，引起扬州全城轰动，当时报名参加文工团的知识青年有几十人。妈妈当时的工作在巡视团。这时分区领导都关心爸爸妈妈的婚姻，有位首长对他们说：“你们已经符合条件了，应该打报告成家啦!”在解放战争局势大好，百万雄师即将过大江的前夕，苏中地区战争接近尾声，爸爸妈妈得以喜结连理。新房由文工团布置，设在扬州城里一座带花园的宅院，分区的政委韦永义主持了这场婚礼。

　　4月20日，爸爸妈妈婚后不到一个月，渡江战役开始，解放大军千帆竞发，直指长江南岸。而蒋家王朝是回天无力兵败如山倒。爸爸妈妈也在23日深夜登上了这些木船中的一艘，顺风顺水到达南岸镇江。

　　新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在镇江，爸爸的职务是镇江军分区宣教科长，这时部队要加强地方工作，爸爸还到中学兼任政治课教员，而妈妈在分区团地委任学生部长。在军分区的家属宿舍，他们安下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1950年初，爸爸任苏南军区宣教科长，这些年来，爸爸的工作内涵扩大了，包括苏南几个分区的宣教工作，包括《战士报》和苏南京剧团。到1952年前后，在“三反”运动“打老虎”期间，爸爸一些朝夕相处的部下遭受冤屈，爸爸因思想不通罹患严重的神经衰弱，休养了近两年。病愈后，华东军区要抽调干部支援上海，建立上海军事工业委员会。1953年，爸爸转业到上海担任了军工党委宣传部长，妈妈也随同调该单位组织部搞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文化宣传阵地的耕耘者

　　1953年，爸爸妈妈正式转业，结束了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告别了部队又回到了上海。自此，爸爸开始在文化宣传阵地耕耘，一直到今。

　　开始爸爸在上海军事工业委员会任宣传部长，后军工党委并入第二重工业党委，爸爸还是任宣传部长。1956年，爸爸调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工厂宣传处副处长。

　　一别13年，终于又回到上海，还带回了妈妈和我们三个孩子。先在新闸路的一家招待所短暂逗留后，我们的家安在了长乐路1242号中，是一座带着大花园的住宅，十分漂亮。而且生活也很方便，家的后门对面就是我和弟弟就读的小学，30步开外是妹妹上的福利会幼儿园，公交车一站之遥便是爸爸妈妈工作的市委机关海格大楼。爸爸妈妈的工作总是很忙，早出晚归，家里有阿姨照料我们几个孩子。

　　在市委宣传部，爸爸先后担任了宣传处长、办公室主任，他经常要起草各种文件、报告，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不多，但写作的任务却很繁重。当年他写的文章主要有：《克服群众宣传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刊于中宣部内刊）《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认识问题》（刊于《解放》杂志）《在工厂中开展群众运动的几个问题》是接受市委布置，对当年工业系统发动群众的经验总结。由石西民与爸爸共同署名，1959年第6期《红旗》发表，同年6月《新华月报》转载。这些文章反映了爸爸注重调查研究，并善于独立思考。在我那时的印象里，每天夜晚，我们孩子们上床睡觉了，爸爸总在书房里，一杯浓茶、一缸香烟灰，桌上摊着一摞稿纸，爸爸总是伏在书桌上写啊写啊，“夜车”开起来没完没了，这是我们从小看惯的一道风景线。

　　这里还要提一下爸爸和王元化的友谊。爸爸在1950年回上海时，就去延安西路华山路转角口的上海市文委办公室找元化，交谈阔别十年的经历和感受。我们全家回上海后，又是老友重逢，爸爸带我们全家去元化家里做客，受到张可阿姨热情款待。1955年元化因胡风案蒙冤，爸爸对他仍然敬重并充满同情。爸爸曾经对我说：“周扬说王伯伯是党内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问家，他是个好人，他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在我的心里就播下“王伯伯是个好人”的概念，不管社会上如何非议他。爸爸一度还把我送到张可那里学英语，每周一次。爸爸还经常向石西民部长汇报元化的生活、身体情况，石西民要爸爸转告元化：“将来他总要回到党内来的。”这以后不久，石西民还要爸爸约元化到当年市委办公的海格大楼九楼，专门进行了一次畅谈。在当年险恶的环境中，这给予元化的心灵以多么大的温暖和慰藉啊。后来，元化伯伯总对我说：“那个时候，我在政治上沦为贱民，有时候真是鬼都不上门，但是，你们却从不避讳我。”1965年，爸爸被提拔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那一年爸爸40岁，是最年轻的一位副部长，他负责分管办公室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但是爸爸的自律还是很严格的。记得那时爸爸作为部长级的待遇是可以在食堂吃小灶的，往往是一个荤素什锦小砂锅。有时我们去爸爸那里，就让我们上大食堂买相对简陋的饭菜。然后，他会从自己的砂锅里匀出一点给我们，却从不在小伙房开例。当然蹭一点爸爸砂锅里的油水，已是了不得的口福了。还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全家去淮安妈妈老家探亲，爸爸提着衣物干粮，带着我们一群“萝卜头”，一路挤长途汽车，乘小火轮，和赶路的老百姓一样待遇。其实不少当地领导都曾是爸爸妈妈的战友，派辆车也不算过分，但是爸爸不赞成特权。

　　很快，《海瑞罢官》开始遭批判，极“左”之风愈演愈烈。1966年，“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爸爸也不得不在这样的氛围中遵命行事。当初由于爸爸比较年轻，市委就让张文豹、章镇和爸爸共同担任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正副主任，负责与上海本地和四面八方拥进上海的红卫兵小将打交道。

　　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失控，宣传部被称作“阎王殿”，爸爸沦为谁都可以不需要理由就扣押批斗的“末代阎王”，一支东风中学的造反派带走了爸爸，和爸爸一起关押的还有杨永直部长。在他们一起被拘押的日子里，爸爸谈起自己想不通，同是阎王殿，为什么可以有张春桥、姚文元那样不可一世的“文革司令部”的革命派，而更多的同志如我等却打倒在地成为反革命“走资派”。由于杨永直在宣传部与张春桥工作关系较为密切，又带有天真的幻想，他安慰爸爸：“春桥同志是有意在保护我们，他现在不好讲话，把我们关在这里，也是在目前混乱情况下，有意对我们的保护。”当然，爸爸不相信会有这等怪事，认为杨永直是个天真的老实人。果不出所料，一次次造反派责令杨永直作交代检查，追问是谁向他作布置和指使时，杨答：“是张春桥。”引得造反派高呼：“不准杨永直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打了杨永直耳光，此情此景真叫爸爸是又气又痛心。1966年的冬天，对走资派的批斗会多了起来，由于爸爸在“阎王”中比较年轻，他自己也主动多“出场”接受批斗。爸爸多年以来一直穿一件很神气的呢子军大衣，可是造反派觉得太显眼，与被批斗对象的身份不符，难道要向革命造反派示威吗?不许穿!连皮靴也不许穿，有神气活现之嫌!于是爸爸被剥掉了军大衣光着双脚登上文化广场舞台——那场批判陈丕显、曹荻秋的批斗大会，爸爸也作为陪斗出场，恰巧我们姐妹加表姐妹一群人也去了，要知道，我们也很久没有见我们的爸爸了。当我们看到原本儒雅英俊的爸爸一副“落水狗”的模样被押上台，那些曾经帅气威武的叔叔伯伯也被凌辱得面貌全非，我们心中充满抵触。而文化广场参加批斗会的数千民众仿佛真怀有血海深仇般的狂热，声嘶力竭地扬起一片“打倒——打倒——打倒——”的口号声。我们姐妹几个满心不服气，拼命按捺住内心的反感，坚决不挥拳头。当“打倒蓝瑛”的口号响起，我们几个忍不住喊出：“蓝瑛无罪!……”周围一片群众刷地回过头来：“什么人喊反动口号?”倒是我们同排有好几个上影厂的“老保”，认识我们，他们出来保护了我们，让我们姐妹几个赶快离开批斗会场。说起那时候的事，还忘不了我们的一位老阿姨，她一夜飞针，为爸爸缝制了一件棉袄，絮进足足两斤新棉花，衣长过膝，让爸爸再不怕“出场”吃寒风了。1966年12月30日夜，造反派叫爸爸“出去一趟”，爸爸想莫不是放我回家过年啊?结果是被带到海格大楼继续关押，由机关造反派接管而已，到了早上被允许去食堂吃早饭。爸爸走过草坪，只见地上赫然写着一个个大如桌面的字：“揪出混进党内几十年的老反革命、走资派、假党员蓝瑛!”爸爸觉得真是好笑，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还有一场批斗会问爸爸：“你为什么要叫孩子去美国读书?”爸爸愕然，于是造反派拿出证据——一封信，读了起来。原来是爸爸写给他的泰国的大哥的信，爸爸劝大哥把女儿送到英国读书，不要去美国，因为美国和我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读着读着，造反派傻了，也自然斗不下去了。爸爸被批斗的还有一个罪名，就是“利用职权包庇胡风分子王元化”。过了一段时候，爸爸被送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学会了浇粪、挑担、种菜、冒着烈日摘棉花等农活，真正三年的农耕劳作，还真叫一个书生长了本事!爸爸和一批干部被宣布解放，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学习考察，先到上海水泥厂工宣队，再和一批领导干部王一平、杨士法、高扬等组成调查组，下工厂、跑基层，经历了一个调查研究的过渡期，迎接新的工作。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爆发，军宣队有很大的调整，爸爸被调到上海市文化局。过些时候又宣布爸爸为局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主持文化局领导工作。爸爸上任后，保护了许多老同志，促成部分老同志的解放复出，如孟波、李太成、许平等，还有一批艺术家、演员。徐景贤曾叫爸爸给张春桥写写信，爸爸总共写过一封，汇报老干部结合的情况是此信唯一内容，别无其他，完全违背了徐的用心。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各地文艺界开始较多上演革命文艺节目。当时爸爸也想扭转样板戏一支独大的局面，想请北京《长征组歌》剧组来沪献演。可是徐景贤批评爸爸：“你糊涂。”爸爸说：“我有感情。”徐说：“你怎么不看看形势!”

　　1975年11月，爸爸担任团长，率上海乐团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获得极大的成功。乐团由曹鹏担纲艺术总指挥，汇集了京沪著名歌唱家、演奏家，李名强、林明珍、殷承基、胡松华、李谷一等80人。演奏了革命交响乐《智取威虎山》、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组曲《白毛女》等，以及民乐专场，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乐曲。历时37天，剧场观众达36000人，增进了中国人民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人民的友谊。演出是成功了，但爸爸既快慰又纠结。爸爸的父亲还有数位兄弟姐妹都在台湾，而且数十年不见了，多么希望能够借乐团路过香港的机会得以相见。但是，一个共产党员，有铁的纪律，有无可更改的原则，他甚至害怕，亲人们得知乐团会路过香港的消息，专程来香港会他。那个年代，爸爸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对海外关系终究是非常谨慎的。

　　在文化局期间，爸爸作为文艺界代表，曾担任市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爸爸也迎来一个欣欣向荣百废待兴的时代。由于爸爸对社会科学院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年底他即向当时市委宣传部领导车文仪、洪泽提议，尽快恢复上海社科院，1978年2月21日市委宣传部召开社联、文联的扩大会议，时任市委第三书记的彭冲同志到会，还专门问爸爸上海社科院恢复工作进展如何，很是关心。其时《光明日报》已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之前的“左”的错误，社科院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速恢复。爸爸和陆志仁、蔡北华、徐盼秋几位伯伯们一起，花费了很大精力，调集散落到社会上各个单位的专家学者，不到几个月，就调到了300～400人，形成初步的组织基础。然后迫切需要落实院址，原设于万航渡路的社科院旧址已不适用，爸爸他们要求将淮海中路原市委党校校址拨给社会科学院使用，市委讨论并同意了这个请求。上海社科院今天得以在繁华便捷的市中心“黄金地段”安营扎寨，健步发展，和爸爸那时花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78年5月27日市委正式批准恢复上海社科院筹备小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江岚和爸爸任正副召集人。爸爸他们专门走访了社科院的老领导老专家，听取他们对恢复社科院的意见。还多次召开小组讨论策划，最后，由爸爸起草了专门的报告，对复院后的研究方向、院所设置、建设规模提出设想。复院后的第一任领导班子于当年10月11日宣布，爸爸担任了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秘书长兼情报所党委书记。期间爸爸曾以上海联络员的名义，前后三次赴北京参加了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促进了爸爸思想的进一步开放，对许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爸爸在小组发言中着重提出：“大民主决不是民主”，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决不能对立起来。这是爸爸经历十年内乱的切身体会。此后爸爸又撰文《人权从来就是资产阶级口号吗?》对当年《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提出质疑。文中写道：“无产阶级是彻底的人权论者，这就是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上的人权观，把社会发展和个人解放完满结合起来。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是实现真正的彻底的人权。”爸爸写此文正是对多年来党内斗争过火，政治运动扩大化的初步反思。此后，爸爸又在宣传部主办的理论讲座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讲座中分别做了《实事求是》和《思想上理论上的不同意见不能压服》的宣讲。

　　从1978年社科院筹建开始，直到1992年离休，爸爸时年67岁，在社科院共待了15年。这15年中，他除了担负领导工作以外，同时还进行一些社科项目的研究，自己也著述颇丰。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爸爸逐步摆脱领导工作，转向科学社会主义、未来学、苏东问题等学术方面的工作。爸爸对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很有兴趣，而且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搞到国外，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他担纲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被列为“六五”期间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组织了十多位相关学科的专家，耗时三年半，完成了160多万字两卷本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流派》，这两部书都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离休前后，爸爸还主编了《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国际共运史》卷，《非洲社会主义》等等，还发表了关于苏东国家改革实践、民主德国社会科学情况、以及发达国家共运情况等等论文，另有一部关于世界政党的专题资料集也已完成排版，却由于苏东剧变，情况变化很大，故未出版。

　　2008年纪念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五十周年大会还授予爸爸“学术杰出贡献奖”。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爸爸作为理论界代表，又一次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委。

　　爸爸就是这样在文化宣传阵地上一路走来，耕耘着，奉献着，无愧无悔。

　　孜孜以求的好老人

　　王元化和爸爸都是我最接近也最爱戴的两位长辈，他们都有很鲜明的个性，但他们的性格却截然相左。元化伯伯急性子，疾恶如仇，旗帜分明。他说自己是“责人严，责己也严”。在元化伯伯身边办事，少有从不挨批评的。爸爸相反，行事缓慢，性情温和，信奉“责人宽、责己严”，轻易不责备别人。对上级，爸爸不卑不亢，而对部下，对身份低微的人，爸爸十分宽宥，充满尊重和平等意识。爸爸在生活上十分随意，虽然也属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之流，但绝对是给啥吃啥，有啥穿啥，听从摆布。一次，阿姨做的饭有点夹生，大家都觉得难以下咽，阿姨在一旁很尴尬，爸爸却打圆场：“我吃吃满好的，能吃饱肚子就很好。”爸爸的平等意识和“好伺候”的性格，也使我们孩子少一些所谓“干部子弟”的高人一等。我在中学小学时期所交的朋友，有出身工人、教师、职员家庭甚至资产阶级家庭的同学，和他们的交往使我观察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也得到许多平等真诚的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当然在那个阶级阵营森严壁垒的年代，无视家庭出身是属于反动的阶级调和论观念，是需要改造和根除的。但是在我们家里，爸爸妈妈欢迎任何家庭出身的小朋友，记得弟弟小时候，常和我家旁边的棚户区的小伙伴玩耍，带他们到家里，奔进奔出，还放唱片给他们听。他们的“头儿”叫“钉子”，“文革”中我们被“扫地出门”，限时从兴国路上的家搬到康平路去，而那一天碰巧是个下雨天。是“钉子”带着棚户区的一群小伙伴，推着街道加工厂借来的黄鱼车，一车又一车地冒雨帮我们搬家。这就是爸爸的“调和”在不知不觉中长到了我们的心里。爸爸虽然不如元化伯伯那样思维敏捷，眼光锐利，并且学问高深，但爸爸“仁者爱人”的性情，同样附着在我的身上，是我由衷敬佩的。在我心里，我更喜欢我爸爸类型的性格。

　　离休以后赋闲在家，爸爸仍孜孜以求好学上进，是个如同“好孩子”一样的“好老人”，是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老人。

　　爸爸尽管学历不高，连初中也尚未修完。可是爸爸善于在社会大学里，在生活和工作中孜孜以求，不仅成为共产党内的笔杆子，而且知识面广阔，天文地理、哲学历史，国际形势国家大事，甚至音乐、美术，他无不充满兴趣。爸爸常常会问：“你知不知道，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微观的物质是什么?”“什么是宇宙黑洞?”“到底有没有球外的生命?”他每天必看的报纸是《参考消息》，世界上发生的风云变幻常在他胸中涌动。爸爸学习认真刻苦，他的学习笔记总是记得密密麻麻，一本一本堆起来像座小山。爸爸长期有坚持记日记的习惯，如今他还留有在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筹建社科院等各个时期的日记，蝇头小字记得密密麻麻，几乎找不到一个错别字。他为科研项目做的卡片，都整齐地分类堆放，多得令人不敢相信。爸爸实在是一位充满求知欲并刻苦用功的老人，属共产党中知识渊博的学者型的领导人。离休以后，他报名读老年大学，学习英语和音乐欣赏。我们家的孩子，若说还有什么过得去的成就，实在是从爸爸那里得到了热爱学习、刻苦钻研的真传。我们兄弟姐妹都是老三届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们的学业，但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后来三个弟妹去美国打拼，两个取得了博士学位，小弟还做了大学的副校长。我下过乡，做过工，最终做了儿童杂志的副主编，也取得了高级职称。老来，爸爸更把读书读报当作一大乐趣，虽然老眼昏花，但家里的报纸每天一张不漏，翻来覆去，看了还不够，重要的篇章一定要剪下保留，一丝不苟。

　　爸爸对新事物、新玩艺总是充满兴味。小时候，在物质生活不富裕的年代，爸爸就挤出生活费来给我们买了一台电唱机，还有很多胶木唱片，那时候少有家庭能在家里欣赏音乐。“文革”以后爸爸得到一笔补发工资，他就自作主张为我们买了照相机和放大机，使我们留下比别人更多的那个时代的图片记录。条件再好转后，他给孙女们购买了钢琴，以期提高我们的文化艺术修养。离休后，时间和金钱都宽裕了，爸爸就时不时去电子商店逛一圈，搬回音响设备、DVD、摄像机等无数的电子产品，他钻进电子声像世界里，希望进入日新月异的高科技领域驰骋一番，看到自己录下的音像、印出的照片，他简直欣喜若狂。殊不知电子世界飞速发展，再怎么孜孜以求，爸爸也难免跟不上了。

　　离休之初的几年，爸爸还经常参加各个社会团体的活动。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学会、苏东学会之外，爸爸还是上海市宁波协会的发起人，他担任过十多年的宁波协会副会长，参与了《上海人宁波人》丛书的策划编撰，并为振兴家乡的社会经济建设出谋划策，尽心尽力。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爸爸和妈妈曾6次赴美国探亲，和弟弟妹妹孙儿孙女共度天伦，也比较深入地了解了美国社会种种。爸爸尤其喜欢参观各种博物馆，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他的洋泾浜英语，可以和老美们谈天交流，可以借助一张地图，利用公共交通四出游玩，从不会迷路。他特别感兴趣于印第安文化历史，从一本英文书中，抄录几百个印地安部落的名称。他还作为当年抗日战争的亲历者，给当地的中文报纸写了好几篇谈中国抗日战争的文章。还写过《反独促统八题》的长文，在华文报纸连载八期。甚至有一年，爸爸冒着酷暑，步行数十里，去参加芝加哥华人纪念“七七事变”的集会。因此，即使在大洋彼岸，爸爸的每一天都生机勃勃。

　　爸爸80岁生日的那一天，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包括美国的弟妹们及他们的孩子，齐聚一堂为爸爸做生。因为有了我们的爸爸妈妈，所以有了我们的人丁兴旺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因为有了我们的爸爸妈妈，才有了我们兄妹五人充分而出色的发展，这一天，我们对爸爸充满了感激之情，祝愿爸爸快乐长寿。王元化伯伯也参加了爸爸的寿宴，还把一幅自己珍藏的二玄社印制的恽南田的工笔花卉图作为礼物送给了爸爸。可是过了80岁，爸爸的健康出了问题，他突然心梗发作，住进了医院抢救，他的心血管被安装了6个支架。后来还装了一个心脏起搏器。爸爸不再如以前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东奔西走了。但是，爸爸是壮心不已的。稍有好转，他就故态复萌，又忙个不停了。

　　爸爸80岁那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此时爸爸心脏病有所好转，他仍以充沛的激情写下《论抗日战争中的两条战线》《论抗日战争中的两个战场》《中国战场打破了法西斯全球战略》《国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日韩三国学者公谱历史篇章》共5篇论文。

　　从2010年起，为纪念建党90周年，爸爸又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思想理论建设：我们党的根本建设》《关于党的建设革命化和科学化的统一》《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根本性质与目标》《改进文风之我见》《回顾党的历史上三次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6篇十七大文件学习笔记，此时爸爸因过度劳累导致发生脑缺血昏厥。病情稳定以后，照理爸爸已经不能够太劳累，必须静养。2011年，社科院为他出版专著——《七十年耕耘集》，这可是爸爸一生笔耕不辍的硕果，是爸爸呕心沥血的结晶，爸爸再一次不顾年老体迈，又扎进稿件堆里，把一切置之度外了。这时候，“好老人”对谁的劝说都不听，什么后果也不顾，写啊写啊——6月初书稿终于付梓了，在两位年轻编辑的帮助下，这本书如愿在“七·一”党的生日前出版，实现了爸爸的心愿。可是，超负荷的工作使爸爸再次发生脑缺血昏厥。目前，又一个关口总算平安渡过了，爸爸又开始孜孜以求了：海域纷争、中东形势、十八大准备……事事关心；中子、质子、美国探测器上火星……什么都想弄明白，在他年届88岁的时候，他仍然不会止步不前，这就是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的故事到此准备搁笔了，但是爸爸的故事还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