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场伟大革命。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改革创新，就没有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李先念同志是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先行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与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为带领全党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正确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今年6月23日，是李先念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一

　　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多时间，正是全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李先念主持国务院日常全面工作，组织和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积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主持国务院务虚会，明确提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主张，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做了重要准备。

　　1976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随后，李先念相继参与或主持中共中央稳定全国政局的决策和工作，为迅速扭转混乱局面、使全国局势逐渐走向安定，进行了不懈努力。

　　粉碎“四人帮”不久，李先念、叶剑英等就向中共

　　中央建议，尽早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恢复一切职务；让陈云早日进中央政治局，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在他们大力推动下，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复出，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逐步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此后，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下，我党开展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使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工作岗位；积极引导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些，为开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

　　1976年11月，李先念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全面工作；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了大量异乎寻常的工作。

　　面对十年内乱造成的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严重破坏，和千疮百孔、百业待兴的严重现状，李先念提出“解除顾虑，放手工作，千方百计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他主持制定1977、197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以推动整个经济快速、有序运转。他从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问题人手，一炮打响，带动对全局具有重要影响的整个铁路系统；他狠抓钢铁生产，要求企业加强技术改造，注重品种和质量，使全国钢铁生产逐步回升，1978年底即突破3000万吨；他注重抓煤、电、油生产，使一批企

　　业迅速生产，经济秩序逐步恢复；他着力进行财贸战线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他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改善城乡人民生活；他指导一米七轧机、宝钢、葛洲坝、龙羊峡、龙滩、二汽等重点工程建设，为经济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和积蓄力量；他重视加强农田基本建设，使全国粮食获得大丰收；他还积极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促进了城乡社会稳定。

　　在此期间，李先念还主持制定《十年规划纲要》、《八年引进计划》和《二十三年设想》等“三大计划”，并于1977年下半年经中央同意后出台。“三大计划”，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之一。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描绘了中国奔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蓝图。这是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的一个起点，一个号令，一个标志，起到了动员全党全民理直气壮地抓经济的作用。

　　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产生重要作用的国务院务虚会，也是在李先念主持下召开的。这次会议，较早地、明确地提出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主张。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在北京召开。在李先念主持下，与会同志就如何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就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大胆、广泛的讨论。李先念认真听取讨论，在会上作了十余次发言。他在会议最后的

　　总结讲话中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这场革命“不下于我们党过去领导的任何革命。某些方面还要超过”。我们“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上层建筑”。他还结合历史经验指出：“过去不止一次地改革经济体制，但是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往往不能符合经济发展的最大利益。现在要进行的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一定要考虑大企业和大专业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前途，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决不是闭关自守。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9月底，中共中央转发了李先念的总结讲话。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李先念在务虚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这是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大家在充分交流意见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赞成工作重心进一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赞成改革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国务院务虚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

　　1978年12月18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李先念出席会议。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先念积极协助邓小平、陈云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坚决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务实果敢的作风，为调整国民经济、推进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文革”结束后，全国上下都迫切希望把因“文革”而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希望国民经济发展快一点，这种愿望是好的。但由于固定投资增长过快，经济出现过热现

　　象。李先念敏锐地察觉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他就致信中央负责同志，建议“三中全会后，政治局还要不断讨论经济问题，防止出现太不平衡的状况”。随着对经济发展状况的深入调研，李先念愈加感到进行经济调整的必要性。1979年3月6日，他在国务院讨论计划问题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计划要调整，高了、急了……要退就退够。”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他与陈云商量，请陈云出来挂帅，主管经济工作。3月14日，李先念与陈云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解决重大事件的决策机关。信中还提出，今后的财经工作中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因此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此信对统一中央和国务院最高领导层的思想认识，起了积极作用。随后，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对于这种失调的比例关系，我们必须集中几年时间加以调整。今后一段经济工作应本着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体制改革是一件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大事，是一项极其复杂和艰难的工

　　作，我们的态度要积极，但改革的方法步骤一定要稳妥可靠，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5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李先念讲话。并在批转通知中指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决定性战役，是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

　　陈云、李先念领导和主持了这次经济调整工作。在他们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迅即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经济的措施。主要有：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下达经修订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提高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增加职工工资；大力安排待业人员就业；调整和整顿工业内部，关、停、并、转一些产品不对路、消耗高、浪费大、长期亏损的企业等。这些调整措施的实行，在调整工业和农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方面，在改善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方面，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农民高兴，职工高兴，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均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继续进行宝钢建设，是陈云、李先念等执行积极调整政策的结果。宝钢下不下马?李先念认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一方面建议谷牧同志找些不同意见的同志展开辩论，一方面指示工程进度不变。同时，他还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明确指出：各条战线应齐心协力支持冶金部，把宝钢建设好。9月3日，他将财委、经委《关于宝钢建设

　　问题的报告》呈报中共中央。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等均圈阅同意。从此，宝钢的建设在调整中继续前进。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

　　二汽恢复建设与生产，是李先念等灵活执行调整方针的又一成功范例。1980年1月3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正式下文，二汽列入停缓建项目。二汽领导经过发动群众，决心走改革开放之路，向国务院呈送了“自筹资金、量人为出，分期继建二汽”的方案。3月17日，李先念亲自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批准了二汽的方案报告，使二汽获得新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981年是三年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为了使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中共中央于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召开工作会议。李先念在会上作了《对经济调整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他指出：改革要继续进行，但要有利于调整，服从调整。这次会议统一了认识，使经济调整工作逐步迈人健康的轨道。到1982年底，经济调整的任务大体完成，从而使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有了一个稳固的立脚点。

　　李先念在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积极推进改革。首先是积极支持和努力推行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一个重大问题，从而使我国农业生产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带动了整个改革建设事业的发展。其次是重视和积极支持经济体制改革。在陈云和李先念精心组织、领导下，国务院成

　　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经济结构研究小组等，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调查，为进一步做好经济体制改革和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提供依据。1980年初，李先念主持国务院财经会议，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进行讨论。最后他一锤定音，先将《初步意见》发下去试行。此外，还主持了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改革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实行中央和地方“比例包干”或“分级包干”的办法；配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农产品购销价格，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放开三类农副产品价格，实行议购议销；基本建设试行改财政拨款制度为银行贷款制度；改变国家计划统得过死的办法，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允许计划外和超计划的生产资料进入市场。

　　扩大企业自主权，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李先念对此十分重视，他指出：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根据李先念的意见，国家经委经过调查研究并同有关部门及地方反复协商，制定出《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扩权让利”文件。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原则通过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把经济利益、经济效果、经济责任结合起来，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它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积极性，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揭开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序幕。袁宝华回忆说：“这个扩权的建议是先念同志提出来的。”

　　李先念是主张积极引进和正确利用外资，坚持对外开放的先行者。早在国务院务虚会议前后，在广东宝安（现深圳）地区创办蛇口工业区就在酝酿筹备之中。1979年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不久，李先念就批准开发经营蛇口工业区。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李先念并国务院报送《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李先念立即和谷牧等认真研究，并指出：“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陆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不仅广东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都可以考虑这样搞。”2月2日，谷牧召集相关部委负责人开会。会议根据李先念指示，决定划出20公顷土地给交通部进行试验；给蛇口工业区特殊政策；在纳税问题上按照香港的办法。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一年后，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地——蛇口工业区诞生了，蛇口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李先念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共同主持会议。3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撤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李先念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虽然不再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但李先念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改革开放事业。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逐步开展，对“文化大革命”及其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出正确总结，解决党的历史上重大问题的是非，已显得日益重要。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下，中央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李先念多次参与讨论和修改，并提出指导意见。1981年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受中共中央委托，他还主持在京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的部分老同志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决议》（草案）的意见。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李先念同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共同主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决议》，并认为《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份重要文献。这其中凝聚了李先念的心血。

　　正是由于李先念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和全局部署，不断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积极推动了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前进。1979年到1982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7％，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4％。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这就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三

　　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期间，李

　　先念注重调查研究，积极进行理论思索，在外事活动中大力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坚决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任期间，他严格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履行国家主席职责，积极维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威，正确处理与各方面的关系，签发并颁布《关于修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的决定》、《统计法》、《专利法》、《会计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外资企业法》、《企业破产法》、《民法》等重要法令。这些法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

　　为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战略部署和六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五年工作任务，李先念不仅积极参与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而且经常在百忙中挤出时间研读国内外大量经济资料和信息，对关系国计民生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作出批示和提出建议。他还经常去一些省市区、企业和农村视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强调全党要力争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但不能片面追求超高速度，刮浮夸风，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发展计划，不要为翻番，搞一刀切，搞层层加码，要“翻准翻好”。

　　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建设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和大

　　型企业，是中共中央关于前十年打好基础的重要决策，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保证。李先念始终密切关注一些大型项目的建设和筹划。1983年初冬，他特地到一直关心的宝钢工地视察，对工人培训、经营管理和引进技术设备等问题作出明确指示，要求大家一定要把宝钢建设好。经过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工作，宝钢一期工程终于在1985年建成并投产。1987年12月底，李先念第三次视察宝钢，对广大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宝钢建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对宝钢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李先念一直特别关心三峡工程的论证与兴建。1983年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拟上马兴建三峡工程，李先念同意并提出了具体意见。5月，他致信宋平、钱正英、林一山：中央决定进一步研究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这是全国人民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但是要十分谨慎。我对三峡建设可以说是一个积极分子。1992年4月，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李先念，得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后非常高兴。1997年，三峡水利枢纽一期工程建设胜利完成。“高峡出平湖”，毛泽东、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

　　对于三线建设，李先念也时常记挂在心。经济调整，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三线建设困难重重。1984年，中央召开第一次三线建设调整会议时，李先念给会议写了一封信。他认为三线建设要肯定，不仅建设了国防工业，而且

　　把工业从沿海推向内地，改变了中国工业的布局。这封信对坚持进行三线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会议最后确定对三线工业分批进行调整改造的方针，并付诸实施。

　　1984年lO月20日，李先念出席并参与主持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成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吸收了李先念的不少意见。此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全面展开。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前后，我国对外开放也进入由特区向沿海城市扩展的新阶段。1984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李先念批示同意会议纪要，并对开放中值得重点把握的问题提出了意见。中央决定上海开发浦东，李先念也表示完全赞同，并题词说：“开发浦东，振兴上海，实事求是，开拓前进。”

　　李先念作为国家主席兼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多次主持会议，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加大对外政策调整的力度，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正确处理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据不完全统计，李先念在任国家主席期间，出访了20多个国家，会见了100多位外国领导人和500多个外国访华团，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和伟大成果，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开放的良好国际环境。

　　在此期间，李先念始终高度关注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思索。

　　这些思索，集中体现在1987年3月至6月间的一系列谈话之中。他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步我们是走对了，成为新的历史转折点，意义深远。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就是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照搬别国的做法，也不能按老章程办事，必须大胆探索，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搞改革、开放，都是离不开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则，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能巩固，也就无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专心致志去搞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是密不可分的、是统一的，在执行中可以求得协调地进行。要抓好党的思想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保证。首先要搞好党风，同时严肃党纪，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党规党纪。这件事，在新的历史时期，每个党组织，每个党员，都应毫不含糊地放在首要地位。他的这些讲话后被收入《李先念文选》，题为《改革、开放政策符合中国国情》。李先念关于改革开放的这些思想和观点，为健康有序地深入改革开放提供了指导，它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88年4月10日，李先念在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从这时直到1992年6月辞世，

　　李先念注重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开展调查研究，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为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交往，为积极开展人民外交，作出了突出贡献。李先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祖国统一大业殚精竭虑，奋斗到最后一息。

　　1989年“六四风波”后，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积极支持下，党中央领导集体实现顺利交替，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使中国改革开放大业获得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保证。2004年6月，李鹏在接受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李先念》摄制组采访时谈到：“经过长期的考察和了解，他（李先念）和陈云同志一道，协助小平同志，选择和提出了江泽民同志为新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历史“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正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承和发展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把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成功推向了21世纪。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念之风，山高水长。今天，在庆祝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李先念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就是要学习他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勇于实践、勇于改革，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再谱新曲，再奏高歌!

　　（何光耀  彭剑青  张肇俊 李军  仇波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