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李先念同志离开我们与世长辞了。他在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曾为中围人民解放的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我有幸在抗日战争和中原突围中同他一起工作了七八年，对他在这段时间的光辉业绩和领导才能，耳闻目睹，感受极深，直至今日记忆犹新。

　　抓住时机深入敌后不断打击日寇伪军

　　日本帝国主义自1937年7月7日发动对我国的大规模武装侵略以后，从华北到华中，节节进犯。1938年10月，又占领了武汉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个地区屯

　　集重兵，修公路、设据点，布置成蜘蛛网般的防御圈，来与国民党部队对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当年年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了开展中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并从延安派出一批高级干部到中原地区工作。其中，李先念同志被派到设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的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任军事部长。这时，竹沟镇虽驻有我党武装部队，但周围还是国民党统治区。李先念同志于1939年1月初到达竹沟镇后，他初步了解了豫鄂边区的敌我态势，便立即同边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商定在1月17日亲率我党在竹沟的一部分干部和武装力量共200余人南下，经过信阳、罗山、礼山、应山等县，于三四月间进入这些密如蛛网的鄂中的敌占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打击日寇、扫荡伪军、收缴各种游散武装的活动。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行动，它为确立我党在中原地区抗日战争的地位起了进一步的奠基作用。因为：当时鄂中的日寇虽已利用铁路、公路、河流湖泊、大小城镇，初步织成了一个严密的蜘蛛网，并在其中遍设据点。但由于这个地区刚沦陷不久，国民党的军政组织已经瓦解，日伪统治尚未真正扎根，在这种情况下，我党深入敌后的武装组织，只要有比较坚强的领导，即使为数不多，也能打开局面、站住脚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事实证明，李先念同志率领南下的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和以后扩编而成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就是在日伪军精心密织的蜘蛛网中纵横驰骋、拼搏奋战逐步

　　发展起来的。如果当时我党我军在这个大好时机面前犹豫不决，未能及时深入敌后，而让敌、伪、顽取得时间建立起比较巩固的统治以后才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那就困难得多了。1943年我军发展到鄂南敌占区时，就是因为敌伪顽在鄂南的统治已经相对稳固而遇到了很多困难。

　　旗帜鲜明独立自主

　　李先念同志从竹沟出发带领南下的200多人一开始就是打着新四军旗号的，它的名称叫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在这以前，我党在豫南、鄂东、鄂中、鄂南、江汉等地组建起来的部队，为了谋取合法的地位和解决粮食、财政的困难，大都是用国民党部队的名义，听从国民党军政机构的调动和指挥。其中绝大部分还驻扎在国民党统治区内。1939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党内发布“限制异党办法”等反共法令以后，国内的政治局势逐渐变坏。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当年夏天，李先念同志同鄂中区党委负责人汇合以后，在中原局领导同志的指示和支持下，毅然决然地共同商定把党所领导但用国民党合法名义的应城、京山、钟祥等县的抗日武装改用新四军番号，并编入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这又是一个重大战略措施。其意义不只是改了一个名称，更重要的是这些抗日武装从此就完全摆脱了国民党顽固派军令、政令的束缚，而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了。由此开始，这些

　　部队完全按照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政制度进行建设，很快地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也由几百人扩编为一支几千人的武装部队。历史的发展表明，当时豫鄂边区党所领导的武装，凡是及时进入敌后、公开打出新四军番号、独立自主活动的，都保存下来并发展壮大了；凡未及时深入敌后并墨守国民党顽固派军令政令限制的，都先后被国民党顽固派吃掉或被武装围攻而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自卫立场

　　李先念同志对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是非常认真的。他在1939年春率队从河南竹沟镇南下鄂中时，沿途曾多次亲身到国民党的军政机关进行联络，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争取互相支持。到当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反共活动，对鄂东、鄂南、豫南我党领导的部队，接连进行了多次武装进攻，在短短的三四个月中，围歼了我党在黄梅县组建的第八游击大队（共有千余人）；又突然袭击了我党领导的在黄冈县境活动的21集团军独立第五大队，使之遭受重大损失；我党原豫鄂边区党委所在地的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也被国民党武装攻占。国民党的最高统帅部还密令其在河南、湖北的部队，要把所有在各该地区活动的我党部队全部歼灭。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李先念同志坚持了党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

　　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亲自组织和指挥了刚由豫南、鄂中、鄂东三个地区我党部队组成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1940年春沉重地打击了反共气焰特别嚣张的鄂东土顽程汝怀部，解决了该部设在大小悟山的据点，并逐步将这一地区建设成为纵队领导机关所在地。在大小悟山战役和以后进行的历次反磨擦战斗中，李先念同志都严格地执行了毛主席指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每次战斗中俘获的顽军头目都及时释放，有的还曾发还一部分人枪，对个别头目甚至曾三擒三纵过。对其士兵则采取愿留者留，不愿留者给资遣散的方针。当国民党军队为了打击日寇而进入我区时，我军都积极配合、支持有时国民党部队被日寇包围，我军还曾驰往支援，帮其突围。我军的野战医院曾经多次收留过国民党对日寇作战的伤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在武汉上空作战的飞机驾驶员跳伞降落到我区时，我地方党政机关都妥为保护，护送其返回国民党统治区。1944年，在华美军为了收集武汉日寇的情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我区设了情报站，李先念同志亲自领导和组织、管理了这项工作。美军对此甚为满意。

　　边发展边巩固发展和巩固交替地进行

　　李先念同志率领的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及其后身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最初是由豫鄂边区地方

　　党建立起来的，它不像其他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那样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做基础。同时，这支部队从1939年底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就孤悬敌后，断绝了从陆地同中央、华中局及其他解放区的联系，只能依靠无线电收发报机向党中央、华中局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因此，这就要求这支部队必须在对敌顽斗争中积极地扩大发展，建立起一定的数量；同时也要努力提高军事、政治素质，不断增强战斗力。1940年，党中央曾经致电李先念同志和豫鄂边区的其他党政军负责人，指示：豫鄂边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单位，必须建立一支有4万人枪的武装力量。以后中央又指示五师首长要注意边发展、边巩固、发展和巩固交替地进行。李先念同志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这些指示。他除了在一开始就注意主力部队的建设，并经常组织这些主力部队在战斗间隙轮番整训以外，还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地方武装的扩大和发展，在主力部队每次打了胜仗以后，他总要从主力部队缴获的枪支中调拨一部分给当地的地方武装。1942年他在兼任边区党委书书以后，曾一再向地方党政机关号召加强战争观念，克服困难，积极支援军队建设；同时他除了经常直接掌握一部分主力部队外，又放手把其他部队撒到鄂豫皖湘赣所有的敌占区，以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来进一步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并减轻我中心区的战争负担。在李先念指挥下，新四军第五师像整个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一支既能撒得开又能收得拢的作战部队。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豫鄂边区的新四军从未给予丝毫支援，而其他解放区又无法同豫鄂边区联系，豫鄂边区及其所属的新四军部队在李先念同志及其他负责人领导下，一切都靠自力更生解决。没有干部就自己办教导队、随营军校、抗大十分校、边区党校、洪山公学、建国大学和各种专业训练班来培养；没有枪支弹药，就自己建立兵工厂；为了医治伤病人员，就自己开办野战医院；为了不使敌人的钞票在边区以内流通，就自己印发边区钞票；为了同敌人的经济侵略作斗争和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就在武汉周围及所有敌我交界处设卡收税……新四军第五师就是这样发展壮大起来的。到抗战胜利时，五师已发展成具有5万主力部队、30万民兵的强大武装，根据地扩大为跨有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界，拥有60余县的广阔地区，解放人口1300余万。

　　坚持斗争胜利突围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中央指令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八路军359旅在桐柏山地区会师，组成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李先念同志任中原局副书记兼司令员。在毛主席到重庆同国民党中央签订了双十协定后，李先念同志和中原军区的其他负责人曾多次同国民党的代表交涉，按照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的精神，把中原军区的部队转移到皖东地区。但国民党不仅拒不执行双十协

　　定，反而调集了30万大军围困我中原部队，妄图再发动一次“皖南事变”，把孤悬在鄂豫边区的几万中原部队武装歼灭。当时，李先念同志毫无畏惧之意，仍像平时一样谈笑风生，在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和小范围的谈话中，都一再表示：有五六万久经考验的党军存在，任凭狂风暴雨，都不会奈我何。就这样，在半年多的围困反围困以及打打谈谈中，把国民党的30万大军牢牢地牵制在中原部队的周围，从而减轻了国民党军队对其他解放区的压力，使其他解放区取得了进行反内战准备的时间。就国民党反动派来说，则是偷鸡不成反而蚀了一把米。

　　1946年夏，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下决心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全面内战，并准备当年7月初首先消灭我中原部队。在这紧急关头，李先念同志仍是十分沉着冷静，充满信心地同中原军区的其他负责人共同制定了突围作战的计划，在报经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以后，便毫不犹豫地展开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

　　中原突围是一次胜利的突围。在李先念同志的组织和指挥下，被围困在豫鄂边区的5万中原人民解放军，在不到半月的时间里，都分别跳出了国民党在平汉路两侧的包围圈。后来，有的进入陕南地区，有的进入鄂西北地区，这两支主力都遵照党中央新的指示就地停下来创造新的根据地；有的进入苏皖解放区，同新四军主力会合了，有的进人陕甘宁边区休整补充；有的则在鄂豫皖广大地区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部队虽在突围和执行新的任务（创造新

　　的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中，遭受了一些或轻或重的损失，但都继续牵制了一大批国民党军队，使之不能用来向其他解放区进攻；同时又巧妙地保存了自己的基干力量。毛主席、党中央先后对中原突围及其在外线的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李先念同志在中原突围中，直接率领北路军进入陕南地区，并在陕南地区展开了创造根据地的斗争。当年9月，他奉命返回延安，又在延安通过无线电台指挥了继续在鄂豫陕地区坚持斗争的各部。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中原部队在突围后保留下来的两万多武装先后投入了反攻大军的行列。由陕南转入山西晋城休整的北路军，奉命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序列，编为第12纵队。当时李先念同志的胃病虽然很重，但仍以大局为重，毅然率队南下，参加了重建中原的艰苦斗争。

　　放手使用干部团结一切积极因素

　　新四军第五师和前中原军区的干部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民主人士；有的是经过较长时间锻炼的老干部，有的是参加工作不久的新干部；有的是白区工作的干部，有的是红军干部；有的是这个方面军的干部；有的是那个方面军的干部；有的是工农干部，有的是知识分子干部；有的是本地干部，有的是外来干部。

　　对于这些不同出身、有不同经历的各种干部，李先念同志都能一视同仁与之融洽相处。他平易近人、接近群众，常用方言俚语，诙谐幽默地同同志们谈天说地。就是在纠正同志的缺点时，也常常采取笑脸责骂的方式。同志们和他在一起，一般都不会感到拘束不安。他待人宽厚，多从积极方面看待同志，所以不少同志愿意同他讲心里话，即使有牢骚不满，也愿在他面前倾吐。

　　李先念同志的民主作风很好。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他总是同核心领导中的其他成员共同商量，共同探讨。他从善如流，很善于吸取别人的好意见，而不独断专行，固执己见。他豁达大度，潇洒超脱，放手让党委其他成员和下级组织施展自己的才能，从不争权揽权，束缚、压抑别人的正当积极性。

　　李先念同志为了增强团结，很能照顾大局。1944年底，八路军359旅南下时，从延安带了一批红军干部到豫鄂边区，郑位三、李先念同志立即调整了豫鄂边区党政机关的某些机构，把这些红军老干部安置在各种领导岗位上。1945年，新四军第五师同原在豫西活动的王戴部队汇合后，李先念同志闻知王戴部队亟需补充兵员，便首先倡议并最后决定将原新四军第五师的一个正规旅以团为单位分散补充了王戴部队的三个旅。这些行动都是常人所不容易做到的。

　　正因为李先念同志具有高度的领导才能和领导风度，所以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新四军第五师和前中原军区中最

　　有威信的领导人。

　　李先念同志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我们应该继承李先念同志的遗志，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按照邓小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为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