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毅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国务院副总理，我国科学技术战线杰出的领导人，1977年至1984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这一时期，是新中国结束十年动乱、走向改革开放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新中国科学技术逐步走向复兴的重要时期。

　　1977年8月4～8日，“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教育和科技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决定恢复高考，提议恢复国家科委；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标志着新中国科学春天的到来；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新中国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之路；1979年，新中国对外增派留学生……

　　这一时期的主题是拨乱反正，恢复、重建，开拓创新。作为科技战线的领导者，方毅同志为恢复科研秩序、凝聚科研队伍、推动科技改革开放以及以科学技术促进工业振兴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请方毅同志协助我管科技、教育”，小平同志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这样说。方毅同志不负小平同志的重托和人民的信任，创造性地执行党的科技、教育战线的方针政策，为迎接和营造科学的春天，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复兴建立了巨大功勋。
　　冲破禁锢 推动科技改革开放

　　文革中，科技方面的对外交流基本中断。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极左思想的影响，外事工作还十分敏感，很多工作人员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工作不积极。

　　担任国家科委主任之后的方毅同志积极推动对外科技交流和合作。1978年4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方毅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不是怕做外事工作，而是要做好外事工作。”

　　1978年8月，第一次全国科技外事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方毅提出要解放思想，迈开大步，全面开展对外科技活动。会议还讨论和拟定了一批政策措施和规章制度，包括科技人员对外通讯和与外国科技人员接触的规定，对外交换科技书刊的规定，对资本主义国家科技交流管理的规定等。

　　“这是大胆冲破禁锢之举”当时负责外事工作的吴贻康在其回忆文章中这样评价。

　　这次会议所拟定的规定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后以国务院和国家科委的文件形式下发，有力地推动了科技外事工作的开展。

　　经过3年努力，我国对外科技合作有了重大进展，先后与西方10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建立了与西方国家的官方科技合作关系。

　　吴明瑜介绍说，方毅十分强调科技国际合作中的平等互利，他常说，“如要宝中宝，就要珍珠换玛瑙”，“国内接待不好客人，出门就没有好主人”。这些话，已经成为我国对外科技工作的名言。

　　有一件事叫吴明瑜记忆尤深：1978年11月，方毅率科学代表团赴德、法等国考察访问，商谈科技合作。一个星期六，德方安排代表团去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参观。但这时代表团成员之一、两弹元勋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接到德国老师的电话，邀请她共度周末。一边是恩师的邀请，一边是政治意味很强的参观活动，何泽慧感到很为难。方毅知道此事后说，你就去看望老师吧！老师年岁已高，见一面不容易。当时，外事工作中规定“二人同行制”，即一个人不能单独活动。何泽慧问方毅，应该怎么办？方毅说，你是在德国留学的，与老师交流也不用翻译，你自己去就行了。

　　这件事当时在德国轰动一时。德国着名媒体《明镜》周刊派记者全程采访。原因是：一个中国代表团成员不去“朝圣”，而且还“单飞”。“这样一件事改变了中国在外国人眼中的形象。”吴明瑜感叹道，在外事交往中，方毅敢破禁区。1983年，方毅组织召开了中美科技政策论坛，这在当时也是“开天辟地”的。吴明瑜说，以前，政策的制定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件神秘的事情，现在请外国人来参谋。

　　扩大派遣留学生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封闭多年后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开始，开启先河的是科技界。

　　当时，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号角在中国大地吹响，但有些同志对扩大科技教育领域的对外交往和开放心存疑虑，特别是在派遣留学生问题上。

　　方毅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1978年12月26日上午，方毅在北京接见了首批赴美访问学者团全体成员。当晚，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亲自到首都机场为访问团送行。如此高的规格，让大家感到此行意义非同寻常。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访日归来，和方毅同志商谈科技教育对外开放问题。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应当大量派遣出国留学生，到发达国家学习、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那时，正在国外学习的公费留学生总数不足千人。小平同志问方毅：“每年派1万人怎么样？”

　　方毅完全赞成小平同志的提议，但有些部门的同志却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数额不能太大，而且应多派年纪大的访问学者，少派青年学生，理由是年轻人的世界观还不成熟，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有些人还提出，中国有这么多专家，为什么还要派出去学？

　　“小平非常不认同这些观点。他说你们要承认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就要承认中国的科技教育也是落后的。年轻人头脑灵活，学习能力强，为什么不能派？”吴明瑜说。

　　“接下来对于选修课程也有争论。”吴明瑜说，有些人提出，自然科学可以去学，社会科学不必去学。派出学自然科学的人也不要上外国大学里的社会科学课程。为此，方毅立刻安排有关同志调查麻省理工等学校课程的设置情况。调查发现：发达国家安排留学生的课程除自然科学外，还有语言和音乐等文化修养课程，在社会科学方面主要是经济和管理，此外有的还开设“苏联的共产主义”之类的课程。

　　方毅说，“让学生了解比较一下西方怎样看待苏联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好呢？”于是决定，出国留学生还是按照所在学校规定的课程学习。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规定，留学和进修人员在海外获得的奖学金应同公派学生一样，扣除自用的400美元生活费外，其余一律上缴。

　　吴明瑜说，“这项规定不但引起了留学生的思想波动，一些外国机构也提出了异议。”德国洪堡基金会的代表就提出：我们资助留学生是出于人道主义援助，如果你们嫌多，我们可以减少。同时，一些留学生也来信反映这一规定的不合理处，因为经济条件限制，他们无力正常与外国朋友交往。

　　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先生就此给方毅来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如果学生部分经费上缴属实，必然使将来派学生出国的这条路受极大打击。经方毅反复协调，小平同志一再批示，这个问题才得到妥善解决，留学人员在海外获得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全部归己。

　　拨乱反正 回归正轨

　　十年动乱，新中国科技事业遭到巨大破坏。破坏之后是复兴。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方毅同志挑起了科技战线的领导重任。

　　1977年1月，方毅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由于文革期间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被合并在一起，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又因身体原因住院治疗，所以方毅实际上是全国科技工作的统领者。

　　当时，“四人帮”刚刚被粉碎，百废待兴，文革中遭到全面破坏、处于停滞以至倒退的科学事业亟待恢复和发展。拨乱反正，恢复科研院所，重建科技队伍，使科学技术工作回归正轨，是当务之急。

　　方毅坚决主张恢复国家科委，并积极向国家主要领导人提出建议。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任命方毅为主任。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着名讲话，一扫笼罩在广大知识分子心头的阴霾。“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伸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闭幕式上郭沫若诗一般的语言，通过播音员(郭老因身体原因不能朗读讲话稿)纯正清脆的声音传遍了中国大地。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同志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他以很长的篇幅阐述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提出需要扎扎实实做好10件事，包括整顿科研机构，建立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广开人才之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建立科学技术人员培养、考核、晋升、奖励的制度等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个科技界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方毅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更好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时任方毅秘书、中国科学院原机关党委书记郭曰方告诉记者。

　　1979年8月20日，国家科委《关于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肯定。在中央统一部署下，仅1979、1980两年，科技战线就有近8万人被平反。

　　春天的脚步虽然来临，但思想领域极“左”思潮依然散发着逼人的寒气。方毅在积极推动平反冤案的同时，还在思想上坚定地与极“左”思潮作斗争。1977年初，在中央尚未对“四五”运动正式平反时，他就在中科院明确提出“四五”运动是“英雄行为”。他还亲自主持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召开的庆祝“四五”胜利、表彰“四五”革命英雄大会。“这在全国是首次向社会公开为‘四五’运动平反、伸张正义的大会，对廓清迷雾、弘扬正气产生了巨大影响。”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说，在方毅同志的组织支持下，科技界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呼应、支持是最早的，也是最坚定的。

　　以科学技术促工业振兴和发展

　　以三大共生矿的资源综合利用为试点，大力推动以科学技术促进工业的振兴和发展，这是方毅同志根据加快国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提出的创造性工作思路。

　　这三大共生矿指的是四川攀枝花钒钛铁矿、内蒙白云鄂博矿和甘肃金川镍矿。攀枝花铁的储量近百亿吨，居全国第二位，共生的矾、钛储量分别占全国的58％和90％，钛储量居世界前列；白云鄂博矿富含铁、铌、稀土，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一，为世界储量总和的80％；金川矿的镍储量约占全国储量的70％，还有钴、金、银等贵金属。三大矿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稀土、矾、钛、镍等都是国家建设所急需的。

　　但是，这三个聚宝盆里的“宝贝”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重要原因就是它们都是共生矿。共生矿体在未变成单体金属前，几乎就是一堆废石头。由于分离技术不过关，这三个矿从建设开始就年年亏损，每年国家补贴大量资金，而且环境污染严重。

　　1978年8月，方毅到金川调研，看到的景象是污水横流、二氧化硫烟气弥漫。经过调研，他得出结论：“矿山建设十分缓慢，金属流失十分严重，企业管理十分落后。”

　　之后，方毅提出以科技为突破口，采取产学研结合的方式，组成不同的技术攻关队伍，解决企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促进科学技术研究同经济建设的密切结合。

　　人们不应该忘记这样的历史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二大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战略指导方针。当时，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科技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也在调整。但是，怎样调整，怎样面向，怎样依靠，存在很多不同看法，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

　　“方毅同志的做法是，集聚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各方面合力攻关，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彻底改变三大矿面貌。”吴明瑜说，以金川矿为例，由于地压高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金川矿的地下坑道一度是挖了塌，塌了挖，修了14年一直无法投产。他组织全国50多个单位、数百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各类技术配套的攻关队伍，开展了一场跨系统、跨行业、多学科、多层次的联合攻关，不仅解决了地压问题，还使各种有用金属的回收率和品位迅速提高，到1985年，镍的产量达到2万吨，我国从镍的进口国变为出口国，赚取了大量外汇。“金川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吴明瑜说，方毅抓三大矿抓出了很多经验，其中“联合攻关，大力合作，走科技先导型内涵式发展之路”是精髓所在。共生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攻克的不是一两个难题，而是几百上千个难题，取得了显着的成果和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仅改变了三大矿的生产状况，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而且带动了国家整个民用工业的大发展，改变了中国材料工业的面貌。这种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吴明瑜举例说，在镍的分离技术未解决、不能大规模生产前，中国的不锈钢没办法大规模生产，不锈钢贵得不得了；再比如钛，不但在军事上极其重要，民用上也非常急需。吴明瑜认为，“采用产学研结合的方式，领导三大共生矿资源综合利用，是民用领域类似‘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就”。

　　从1978年开始的连续9年时间里，方毅几乎每年都率领上百位科技工作者前往攀枝花、包头、金川等地。每到一个矿区，他都要下现场，看全工艺流程，采矿、选矿、冶炼、轧材都要看，工人的工作平台，再高他也爬上去，一定要看工人的操作并询问情况。金川的矿洞由于地压破坏，工人操作时要注意观察情况，随时准备跑出危险区域。尽管如此，方毅还是要下矿洞，矿上的领导怕出危险一再劝阻，他说，哪有抓矿山科技不下井的道理呢！工人能下去，我为什么不能去？他还说，“我国的三大共生矿，只要我管这个工作，在我有生之年，活一天就要过问一天”。

　　对于方毅下这么大力气抓三大矿，当时很多人理解，认为每年下去那么长时间，科委还有许多事情要他管呢！中科院也有人不理解，甚至说他抓工业建设不抓基础研究。

　　“这都是误解。”吴明瑜说，方毅同志一贯重视科技管理、基础研究、高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工作。他亲自过问和支持高能加速器、同步辐射加速器等大型科学装置的建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为了了解中国高能加速器的发展路径，他会见了几乎所有来访的国际高能物理学家，征求他们的意见。他还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直线加速器的一位老科学家潘诺夫斯基成了熟识的老朋友，互称“老潘”、“老方”。

　　“他对高技术的热心是少有的”。吴明瑜说，如当时要发展计算机与半导体，他让科学家把当时集成电路的51道工序写出来，他从头背到尾，国家科委还专门成立了计算机办。“他的好学程度，对技术的了解深度，在我接触的领导人中是少有的。”

　　爱护人才 关心科学家

　　郭曰方说，“方毅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典范”。他曾这样说过：“小平同志经常告诫我们，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吴明瑜说，方毅同志曾经很动情地对科委的同志们说，“我们科委如果不关心、不爱护科学研究人员，对他们的辛酸苦辣、委屈冤枉漠然置之，不去替他们说话，我们科委就应该取消！”

　　着名数学家陈景润常去方毅办公室，有什么困难，什么苦恼都愿意和方毅说说。郭曰方说，因为他觉得方毅是好人，来得多了，连我都和他成朋友了。由于长期的脑力劳动和过度劳累，陈景润后来患了帕金森氏症。她的妻子也因工作和孩子的原因，无法在家照顾陈景润，她只好把自己的表妹请来北京照料。因为表妹户口不在北京，一直想回老家找工作、找对象，陈景润夫妇很着急。方毅知道后，就商请中组部出面，将陈妻表妹的户口迁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