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和方毅同志相处的日子，屈指算来已有58年了。过去几十年的生活，我感到是充实的、和谐的、幸福的。几十年来我感到最为欣慰的是，方毅同志在每次革命历史的转折关头，都能和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没有偏离党的路线。这不能不归功于多年来党对他的培养教育，以及他本人矢志忠于党、忠于人民，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地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我和方毅同志是在淮南抗日根据地认识的。我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父亲原籍安徽桐城，他青年时期思想进步，追求真理，不满清廷腐败统治，1904年在广西桂林参加新军，不久，又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同盟会。方毅同志1916年2月26日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他信仰共产主义，1930年仅14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当时在吉林省立女子中学读书。1936年全家迁回安徽桐城原籍。1937年我入安庆省立女子中学读书。1939年1月，在桐城参加安徽民众动员委员会直属工作团第15团，做抗日救亡工作，开始接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习了毛泽东着《论持久战》、《论抗日民主新阶段》，艾思奇着《大众哲学》，经常讨论抗战形势，政治认识有所提高，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9年下半年，安徽省立煌国民党当局要抗日工作团全部调回立煌整训，以达到清除共产党的目的。因此，团领导决定全团30多人全部撤离桐城，去无为县开宸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参加新四军。当时的指挥是张云逸，副指挥是徐海东。

　　在指挥部共约400多人编队学习一段时间后，即向皖东进军，到达中共津浦路东省委所在地休整。后来我被分配到盱眙县县委机关工作，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淮南，我先后做过民运、财会、文秘和编辑等工作。

　　在这期间，一位姓周的大姐介绍我和方毅同志相识，不久我们就结婚了。当时方毅同志由新四军5支队调到淮南路东省委做政权工作。

　　根据地建设开始不久，百业待兴。按照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在区党委的支持下，根据地建立了八县联防办事处，在来安、嘉山、盱眙、天长、六合、仪征、高邮、宝应8个县以及区乡政权中设立了财政税收机构和沿边地区税收办事处，征收商品流通税、盐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等等；建立了银行，发行流通券，后发行淮南币，平抑物价，取缔高利贷；农村征收公粮，实行二五减租；还建立了公安机构，保卫边区建设。当时有些同志对分配搞财政税务工作，思想认识不清，说我们参军是为了抗日打鬼子，现在每天收收付付，想不通。为此，方毅同志在大会小会上一再给同志们做工作，说明抗日打鬼子没有粮食和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道理。后来又开办了淮南联中和师范学校，动员工农子弟参军，大力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由于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部队供应也得到基本保障。家家户户送子参军，掀起扩军高潮。在此期间，边区的经济也得到不断发展，开始办些工厂，如卷烟厂，原来仅为了满足部队供应的需要，后来发展成半机械化生产，产量很快提高，并开始向社会上销售。由于烟叶和配料质量好，沾地、带尖的烟叶不要，只取中间的好叶，生产的飞马牌香烟，还销到敌占区。还陆续办了肥皂厂、毛巾厂、织布厂、轧花厂、碾米厂、磨面厂、榨油厂等。出口物资可以换回西药、煤油、电池、布匹等等。方毅同志为此付出了心血。他经常风尘仆仆，外出时骑骡子，遇有敌情或需要转移，就把行李放进马袋里，放在骡子背上，两只不大的铁皮箱里面放书籍、地图、电筒、蜡烛等，随时可走。

　　1945年秋日寇投降以后，皖东淮南、淮北根据地和苏北、苏中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苏皖边区政府，我们转移到淮阴。方毅同志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厅长。我被分配到边区货物管理局资料组任副组长。

　　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向边区进攻，苏皖边区政府被迫北迁，转移到山东。方毅同志带着少数精干人员随陈毅、粟裕部队行动，以随时解决部队供给问题。我就带孩子离开淮阴和其他同志一起行动，一路很困难，到达山东青州华东财经办事处驻地时，已是下雪天了。但是没有多久，因干部集中很多，不便行动，就再往渤海地区和胶东地区疏散，留下少数人员随部队行动。我被安排随同其他干部和家属从胶东半岛石岛过渤海湾到大连。当时海上有国民党的巡洋舰封锁海面。经过好几天，我们从刘公岛旁边穿插过去了，处境非常危险。当时大连已由苏军进驻，国民党军队和我军都派有接收人员。后来由于中央派部队支援山东，我军终于以少胜多，把国民党部队打退。1948年春，我们又从大连陆续经海上返回胶东。

　　1948年我军攻克济南。方毅同志当时任山东省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厅厅长，我在财政厅任副科长，住在青州。方毅同志参加了淮海战役。

　　方毅同志从前方回来，安排我们去济南。我们乘火车闷罐车从青州到济南，紧接着方毅同志又到前沿配合攻打泰安、兖州、曲阜，这一时期他很少在家。一天晚上，方毅同志回来说马上要去打徐州，淮海战役即将开始。回来的工作人员都说，部队北撤期间，战士们憋了一肚子气，大反攻，指战员们如猛虎下山，从泰安、兖州、潍坊等地全面向南展开，在鲁中打了多次恶仗，收复了铁路沿线城镇。大军一直压到枣庄南碾庄、邳县。缴获国民党大批军用品、武器，方毅同志可以乘上缴获的军用吉普车指挥打仗了。在淮海战役中，敌人集中最精锐的部队和我军作战，还调动空军对我阵地进行轰炸扫射。有一次，方毅同志等在泰安以南前沿一处茅屋内等待过河，这时后面来了几个军人，说有急事要先过去，他们的船刚离岸，敌机就过来对木船扫射。后来，方毅同志刚离开茅屋约200米远，茅屋就被炸弹投中燃烧起来。

　　淮海战役共歼灭敌人55万，是全国解放战争中很关键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的胜利，军事上的正确指挥起了决定性作用；地方支前民工的配合以及粮草、弹药、车辆供应等也是很重要的。鲁中南地区几乎家家都出了民工，每人带一张狗皮褥子、一个瓢、一捆煎饼、一个旱烟袋，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行李。他们跟着部队一两个月在前沿战壕送弹药、抬运担架。这段日子，方毅同志任务重，夜以继日，全力投入后勤保障和支前的组织领导工作。后来，他曾多次感叹地说：“山东的老百姓和民工真好啊！真能吃苦耐劳啊！”“山东支前民工在淮海战役中立下了大功，是不穿军装的人民子弟兵。”

　　1949年春天，根据中央要求，福建省委布置研究组织南下干部的班子。方毅同志带领去福建的干部，先去苏州驻下来，又接收了许多上海、南京的干部和青年学生，学习整训两三个月后，开始进军。他经浙江、江西到达福建，迎接福建的解放。建国初期，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几年里，因工作需要，方毅同志领导岗位变动较为频繁，从福建到上海市政府、华东财委、中央财政部担任财经领导工作，一直到1954年秋，奉中央之命去越南担任总顾问。1956年成立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方毅同志任代表。从此以后，直至1977年初方毅同志调离外经部，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为止，他为开创和发展我国援外事业辛勤工作了整整23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方毅同志对家庭十分珍视和爱护，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子女关怀备至。他在家中经常帮助做家务事，给孩子们洗澡、换衣服。在上海时，冬天平时不烧暖气和热水，还要上街去买热水洗澡。在北京，孩子们上小学，方毅同志经常检查他们的作业，并代表家长签字。孩子入小学住校，他总帮着扛行李到校内报到，一直送到寝室。孩子们平时很少买玩具，过生日时，父母亲送给他们的生日礼物绝大部分是笔记本，方毅同志还在扉页上为他们题写祝词。节假日他尽量带领家人去公园、古迹等地参观游览，那时北京人口不多，空气清新，既有益于健康，又可以增长知识。方毅同志1954年秋去越南，入城前有一段时间在越南太原老区的崇山密林里，住草棚竹楼，气候炎热，蛇蝎蚊虫很多。进入河内以后，物质条件虽大有改善，但饮食习惯、热带气候很不适应，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一次中秋前后写信回来，录赠杜甫诗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表达他思念子女的挚爱之情，读后令人潸然泪下。方毅同志去越南时，我们最小的儿子才6个月，等他回国时，已上小学二年级了。

　　方毅同志只身客居越南7载，远离祖国亲人，是不容易的。在越南时，他还在业余时间组织干部参加劳动，学做木工活，在援越专家组木工师傅指导下，能制做很精致的折叠椅、书柜等家具。他兴趣甚浓，每天参加，非常认真。回到北京后，他还托人去上海买了一套木工和钳工工具，教孩子们使用，大大增强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方毅同志从越南回京述职后，休假期间参加了十三陵水库劳动，因天气炎热，白天休息，夜间出工。还参加了人民大会堂建设工地劳动。

　　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经济困难时期，方毅同志看到孩子们吃不饱饭，副食品缺乏，鸡蛋、肉类已很久买不到，他就想方设法尽量改善伙食，在家里养了鸡。他还亲自管好用粮，量米蒸饭，让孩子们吃饱。后来孩子们大了，小女儿在国外获得硕士学位，小儿子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孩子们学业有成，方毅同志心中无比欣喜。

　　“文化大革命”期间，方毅同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并以实际行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初期，方毅同志受到冲击，被强加上很多诬陷不实之词，一度被勒令停止工作，有时一日数场连续揪斗，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曾多次出面讲话保护方毅同志，说：“方毅同志是个好同志，是经过革命考验的嘛！”有一次周总理还亲自安排，派车将方毅同志从医院接进中南海保护起来。1968、1969年子女们也都分别到内蒙、黑龙江等地插队劳动，天各一方。他这段时间尽管内心很痛苦，但没有气馁，对经援业务仍一如既往，兢兢业业，非常认真。

　　粉碎“四人帮”后，方毅同志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党组书记，国家科委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方毅同志1977年初到中国科学院后，立即着手在科技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为受到迫害的数百位着名科学家，以及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平反昭雪。1977年8月，他协助邓小平同志筹备、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认真听取了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他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上彻底否定了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全国教育战线和广大知识分子的错误评价，并提出恢复高考制度。方毅同志坚决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在科技和教育界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教育部门当年就恢复了高考制度。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主持下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还积极推动学位和学术职称制度的重新建立，主张尽早恢复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提出给优秀的中、小学教师授予特级教师称号。

　　方毅同志坚持在科学和教育工作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他坚决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向国外大量派遣留学和进修人员，并多次邀请海外着名学者来华，这对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打破封闭，走出国门，促进对外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方毅同志一贯重视发展基础研究，亲自过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重大科学工程的建设和领导，推动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的研制开发；还对攀枝花、包头、金川等地共生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显着成果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方毅同志生性聪慧，才华过人，一生勤奋，酷爱读书。他对马列主义着作、中外历史、文学、科学技术、外语、书法、绘画、围棋等都有浓厚兴趣，刻苦钻研，锲而不舍。

　　方毅同志在小学、中学读书时，就喜爱读课外书籍，如《三国演义》、《水浒》、《镜花缘》、《儒林外史》等，还读了许多外国文艺作品。我发现方毅同志读过的三卷《资本论》 (郭大力、王亚南译)这套书已经有些残破，第一卷外层书皮已掉了，露出麻布书面。他在第一卷的扉页上签名盖章，并注明“四九年三月五日”。方毅同志对书的每一页及其注释，都与英文版本详细对照阅读，对每处译文与原文有不同或遗漏的，都加以注明或改写。他还读了英文版《西行漫记》、《白求恩传》、《林肯传》、《美国独立战争史》等。方毅同志对《拿破仑传》和《滑铁卢战役》等看过多种版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希特勒的覆灭等，也看过多种书，并注意研究。他对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作品，情有独钟，写了批注和心得。

　　方毅同志在越南工作期间，当时苏联驻越经济代表曾先后为他介绍了3位俄语教师业余教授俄文，并同代表处几位同志一起学。老师教得很认真，学生学得也认真。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就能简单对话，给老师写信，有一次从北京到河内，同苏联驻越代表同行，一路还帮助他翻译。为了答谢老师，他回国时，总要到东安市场自费选购送给老师的礼品，以表示对老师的尊重。方毅同志酷爱读书，每到上海出差总要去旧书店看看，选购一些中英文旧书、画册。在北京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荣宝斋、中国书店。粉碎“四人帮”后，出版了许多新书，凡出的史书他几乎都买了。在越南时，他还买了两大本精装本《苏加诺藏画集》。当他知道新出版了名画家的画册，都要亲自或派人去选购。

　　1993年春，方毅同志决定将家中私人藏书近万册赠送给福建厦门图书馆，书的门类很多，其中最为珍贵的和数量最大的是历史书籍，包括《二十四史》，还有很多线装书，大字本的史书，大型工具书，马、恩、列、斯着作，毛主席着作，辛亥革命前后文集，中外文学名着等等，可以说是书中精品，全部赠送了，共30多箱，以飨更多的读者。

　　方毅同志学习物理、化学、科学技术以及经济方面的书籍也非常用心。书读得多，因此知识渊博。当年周总理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时，经常提问，一次问到中美洲的一个国家的某一港口，每年货物吞吐量有多少？这个国家当时尚未同我国建交，在场专家都不能回答，而方毅同志回答了总理的提问。又有一次周总理问，化学元素周期表上所列各元素之分类，某一元素所含原子量，以及有机物和无机物的区分等，一时无人回答，方毅同志却准确地一一做了解答，并用最浅显的道理说明有机物和无机物的区别，使到会的同志很惊讶，周总理也感到很满意。

　　50年代在越南工作时，方毅同志托人从越南朋友处借来越南人用古汉语编写的越南史书，他不仅仔细阅读，还嘱身边同志帮他抄下来，所以对越南历史很熟悉，没想到几年以后就“用”上了。1961年毛主席约见方毅同志，见面时毛主席就问有关越南的历史，汉朝时中越关系以及伏波将军马援的情况，方毅同志作了详细的回答，毛主席很满意。

　　方毅同志爱好书法，勤学苦练，终生不辍，已达很高造诣。他业余时常临写、研究字帖。他对何(绍基)体比较爱好，临写最多的是何体行书、怀素自叙帖、诸葛亮前后出师表草书以及颜体楷书。

　　他赠给厦门书画院的草书《千字文》共写了数十幅宣纸。他把《何绍基墨迹》中对联或诗句反复写，颇得其精髓。在习草书时，对每个字都查草书字典，研究王羲之、文徵明、怀素等人的几种写法，再选择最满意的一两种加以练习，并根据字幅上字多少的布局，大小搭配协调，浑然一体，一气呵成。1986年，上海摄像画家华国璋同志应邀去西德举办摄像画展，请方毅同志写两幅字，同时参加展出。方毅同志写了两幅行书苏东坡诗，一首曰：“新月生魄迹未安，才破五六渐盘垣，今夜吐艳如半壁，游人得向三更看。”另一首曰：“月上篷窗已四更，船娘催唤解维行。拥衾和梦随舟去，不管风声与水声。”这两首诗的意境好，字也写得既潇洒自如，又完全体现出何体的风格，堪称佳品。外国友人在参观时流连忘返。

　　1994年中国棋院与台湾围棋界名人应昌期先生在京举办“应氏杯”围棋大奖赛。方毅同志是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会长，会见时应昌期先生向他求字，方毅同志用行书录写了宋朝词人的名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的意思是指围棋竞技是要不断寻求新的高度的。这是他唯一的一幅流传到台湾的墨宝。

　　方毅同志非常喜爱我国的水墨画，经常选些画帖临摹，一遍又一遍地画。有时临摹傅抱石、黎雄才先生的山水和董寿平先生的松等；有时也随意画些小品。经常从外面回来，他不坐下休息，也不喝茶，就站到书案前铺纸写字作画，乐此不疲。他主要是想通过书法、绘画抒发自己的情感，陶冶自己的性灵，从而更加热爱我国的传统艺术，更加热爱大自然，更加热爱生活。

　　方毅同志所追求的是一个正直人的品格，刚直不阿，没有奴颜媚骨。他以维护革命利益为一切行动的准则，以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古人云：“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他正是这样做的。他幼年时期，父母早逝，家境贫寒，但不羡慕富有者。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以一个刚满18岁的青年，面对如狼似虎的反革命暴徒毫无惧色。在进城以后身居领导岗位，仍能约束自己，不失革命本色。他所追求的不是声色犬马，而是更高的思想精神境界。他为人谦虚谨慎，曾画了一幅竹送给一位同志，并题字“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

　　方毅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干部，诚恳待人，虚心求教，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不计个人得失，生活俭朴，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把自己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半个多世纪以来，方毅同志对于我来说既是革命伴侣，又是良师益友。在很多方面使我深受教益，学会了如何对待工作，对待各种事物，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应该说，在几十年中，除在革命队伍这个大熔炉里得到锻炼以外，就个人来说，方毅同志是在我的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的思想品德和业绩永远值得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