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隆重集会，纪念新四军7师的老领导、开国上将傅秋涛同志100周年诞辰。

　　傅秋涛同志是1942年3月至1943年秋在7师工作的。今天，我们深切缅怀傅秋涛同志光荣的、艰苦的革命斗争经历。更多地了解他，才能更好地学习他，纪念他。

　　从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成长为湘鄂赣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

　　傅秋涛同志1907年8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南乡安定区程家园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贫只上了半年学。七八岁就随父亲下地干活。10岁给地主当雇工，15岁到平江县三眼桥镇，先后给两家地主兼商人当店员，不分白天黑夜干着繁重的劳动，挣得几个微薄的工钱，帮助家里苦度岁月。

　　1925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傅秋涛参加了当地的雇农工会，被选为雇农工会委员长。1928年3月他参加了平江县的农民扑城暴动，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彭德怀率领的红5军扩编为红3军团，平江县的工农革命武装扩编为5个赤卫师，嘉义区的赤卫队也扩编为赤卫团，全团2000余人，傅秋涛任团政委。7月，红3军团在平江举行直捣长沙的誓师大会，傅秋涛率领赤卫团配合主力，从浏阳门攻入长沙城内。8月，红军主动撤出长沙。

　　1931年，傅秋涛被选为平江县雇农工会委员长，1932年又被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工会委员长。

　　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百万大军向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而围剿湘鄂赣的敌人达到5个师又3个旅。在此危急关头，时为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吴学昊投敌叛变。省委、省军区召开紧急会议，任命傅秋涛为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4年1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傅秋涛被选为省委副书记。在此后的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中，湘鄂赣的形势不断恶化，红16师也受到很大的损失。

　　红16师受到沉重打击后，省委决定开展扩大红军运动。1934年8月，傅秋涛率领一个由7人组成的短枪队到鄂东南收集和扩编部队。一天，他们在云溪山休息，被200多敌人包围，当时，傅秋涛正在打摆子，病中的他带领7人，在敌人“捉活的”的喊声中，一齐往外冲，打死前面的几个敌人，冲出包围。混战中，短枪队被冲散，只有3个人跟着傅秋涛，另外4个人辗转回到了省委。在湘鄂边的岳姑大山，见到了中心县委书记钟期光。接着又在通山的冷水坪找到军区参谋长严图阁等。傅秋涛立即传达了省委决定，确定了边打边扩大红军的方针。很短时间，部队又发展到1100多人，红16师又壮大了起来。1934年10月，省委决定由陈寿昌去前线指挥部队，傅秋涛回省委代理书记和省军区政委，主持省委日常工作。

　　陈寿昌率部向西南行动，不料在崇阳、通城之间同敌33师遭遇，陈寿昌同志英勇牺牲，省委在黄金洞召开会议，决定由傅秋涛担任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

　　就在这个时间，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不得不战略转移。随后，湘赣、湘鄂西、鄂豫皖等苏区红军主力，也陆续离开了各自的根据地。湘鄂赣苏区的红军不但与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也失去了友邻根据地和部队的支援和策应。在此后的约1年的时间里，傅秋涛利用蒋介石忙于追剿中央红军而对湘鄂赣地区压力相对减缓的时机，大力扩大红军，1935年正式重建红16师，部队发展到5000多人，苏区根据地逐步恢复到6块。

　　突出重围 坚持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6月，蒋介石集中十几万军队向湘鄂赣省委和军区驻地发动了大规模进剿，包围封锁线里里外外几十层。面对险恶形势，傅秋涛召集了省委紧急会议，一致认为，死守拼光要不得，只有突围，保存有生力量，才是上策。会议决定由咏生县委书记江渭清率领精干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傅秋涛率部突围。6月14日，部队到达修水、渣津一带时，遇到敌人密布的道道封锁线，我军伤亡很大冲不出去，于是连夜折回黄龙山。部队刚停下休息，敌人又追了上来，激战到6月15日下午，敌已增至3个师。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虽歼敌甚多，但我军也伤亡了300余人，被迫撤出战斗。

　　在随后的3年游击战争中，湘鄂赣根据地在傅秋涛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而顽强的斗争。据傅秋涛同志回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但他们终于坚持下来了。钟期光同志在《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一文中写到：“在3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期间，锻炼和考验了一批党的干部，傅秋涛同志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他是工人阶级中好样的，他挑起了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的重担，在湘鄂赣边区革命根据地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考验面前，他有股革命的蛮劲。正是由于他的革命坚定性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革命韧性，产生了他对敌斗争的胆量，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率部参加新四军建功立业 奋勇突围

　　“七七”事变后，傅秋涛派人去延安恢复了和中央的联系。毛主席亲自听了湘鄂赣边区情况的汇报。傅秋涛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在随后组建新四军的过程中，傅秋涛保持高度警惕，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不断粉碎国民党的反动企图。以傅秋涛为司令员的湘鄂赣游击队，组建成3个大队，共900多人，其中包括500名党员干部的队伍，通过种种阻拦，胜利到达新四军集结地。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还成立了新四军军政委员会，项英为书记，傅秋涛为委员。湘鄂赣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员兼1团团长。这时该团已有1100人，210条步枪，3挺轻机枪，730把大刀。

　　1938年6、7月份，在陈毅领导下，傅秋涛率部东进。陈毅决定，从1、2团各抽出1个营组成1个团，随陈毅东进至茅山地区。傅秋涛率两个营进入到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过石臼湖，进入到小丹阳以东，占领一片山区，部队一开进去，发现这个地区情况十分复杂。原来，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四处流窜，有的打着抗日的旗号，自封“司令”，竟有几十个番号。有的暗通日寇，为敌效劳。新四军的傅秋涛是大司令，经过细致的工作，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许多小“司令”纷纷向新四军缴械投降，许多士兵自愿加入新四军。

　　有一个名为朱永祥的司令，手下纠集了1000多人，他们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群众纷纷向国民党第三战区控告，要求严惩。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阴险狡诈着称，他以司令官名义，通过军部向傅秋涛团下令，限期将其解决。在得知朱永祥已派其参谋长去南京与日本方面接洽准备投降后，傅秋涛随即下令将其歼灭。战斗进行得极其顺利，并活捉了朱永祥，军部命令将其移送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不久就被三战区下令枪毙了。

　　这次战斗后，傅秋涛团得到了很大发展，全团已达3000人，差不多每班都有1挺机枪。然而，军部个别主要领导人却无端指责傅秋涛“不懂党的政策，发展太快了”，并下令把1团调回军部附近驻扎。

　　1939年夏季，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泾县云岭举行。开会前1个月，傅秋涛决定用一次胜利的战斗向大会献礼。他率部以突袭方式歼灭日军1个小队，缴获掷弹筒两个，机枪两挺，还生俘日军1名。

　　1939年11月，日寇3000多人向繁昌地区进犯，傅秋涛指挥部队，配合3支队，在繁昌东郊峨山头进行了英勇阻击，予敌重创，打死打伤敌中佐以下450余人，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1940年4月，由芜湖出动日寇5000余人，侵占南陵，当地的国民党军108师，52师闻风而逃。日军兵分两路，其中一路2000余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傅秋涛部父子岭阵地进犯，经过8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伤亡370余人，不支而退。同年10月，日军15师团万余人，大举“扫荡”皖南。傅秋涛按军部命令，率部从三里店打到汀潭，在叶挺直接指挥下，歼敌600余人。

　　在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中，傅秋涛率第1纵队下属老1团、新1团、特务营共3000余人，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战斗。在接连四五天的战斗中，虽大量击伤了敌人，但部队被敌截断，电台也被击毁，与军部失去了联系。在激战中，项英派来的副司令员赵凌波却临阵脱逃，投敌叛变。在紧急情况下，傅秋涛召集干部会议，决定大部队统一突围已不可能，只能分散以连、排、班为单位进行突围。最后，与傅秋涛一起突围的只有七八个人。他们克服重重险难，终于在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到达江苏溧阳县。

　　皖南突围以后，1941年初，以刘少奇兼任校长的华东局党校在苏北盐城创立，傅秋涛调任总队长兼1队队长。

　　1941年11月，傅秋涛在华东党校毕业后，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新四军7师副师长，于1942年3月，到无为尚礼岗就职。傅秋涛到7师就职时，师长张鼎丞还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因而使七师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得到了加强。

　　傅秋涛到7师时带来了一封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给7师的一封信，此信就国际、国内形势及党组织、军事部队今后的斗争方针、原则等问题作了明确而详尽的指示，对整个皖江地区抗日斗争的策略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有了华中局和军部的明确指示，7师适时地调整新的战略部署，这就大大鼓舞了部队和党员干部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在频繁艰苦的斗争中，队伍和根据地都有了发展，战斗力也得到了提高。

　　皖江地区抗日力量蓬勃发展，引起了敌伪顽的仇视，他们加紧配合向我“扫荡”。特别是自1943年起，日寇和大别山桂顽(广西反共军)，相互呼应向我巢(湖)无(为)中心地区轮番进行大规模进攻。

　　1943年3月17日，日寇纠集了约6000余人，发动了所谓“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兵分八路从巢县、东关、严家城桥等地出动，奔袭我巢(湖)无(为)中心区，妄图把我7师主力和师部压缩到巢南银屏山区，一举消灭。

　　日寇这次扫荡行动非常秘密，东西各据点的日军，则采取袭击的办法包围猛扑。他们夜间行动，行军时不走大路，也不走小路，不走山头，也不走平地，专走山腰为直线；用轻便器材，通过沟洼，绕过7师警戒线；同时以军犬走在前面，制止村庄的狗叫；并用破布捆在鞋底，使脚步不发生响声，遇到7师部队则卧倒或刺杀，不打炮；事先对根据地有较周密的侦察，对工厂、机关所在地都很清楚，在进攻时又派出便衣并冒充7师部队人员，一方面侦察搜索，一方面封锁消息，白天驻在树林里，晚间则移到山地，并经常假装撤退，然后突然袭击；日军扫荡对伪军也封锁消息，每到一个据点，需要伪军带路时，则指定一两个人带路；在政治上日军也进行欺骗宣传，大批散发传单，说新四军一打就跑是不可靠的；或称他们只打新四军不打老百姓等；利用地方反动势力，组织公开的秘密伪政权，进行伪化活动。

　　面对日军的四面夹击，7师师部处于万分紧急之时。师指挥部在傅秋涛领导下，当机立断，决定分路突围，把退入山区的部队、机关、群众组织起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到无为城附近，向沿江支队靠拢。

　　当晚，傅秋涛带领着师参、政、后机关人员及师部警卫连沿三水涧北面行进，在石涧埠与日军遭遇，激战中，傅秋涛带领警卫连突破日军火力网，打开突破口，突围人员迅速夺路南进，终于绕到日军后面。与此同时，曾希圣政委及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带领部分师部人员，随独立团向北突围。经过七八个小时的行军与拼杀，18日拂晓，全部进入银屏山区的大、小岭及附近山村。

　　18日，在向导的带领下，他们一路突破日军防线，进入猪头山一带，从山口突围，撤至巢北；一路往姥山怀、高林一线突围，不仅打开了日军“铁壁合围”的缺口，还保存了部队的主力。

　　20日，日军千余人，进入山区，开始连续数日的搜山，都没有找到7师的主力和散失人员。此时，7师主力部队则在日军背后，不断进行袭击。经过两周激战，终于冲出了包围圈，使敌“扫荡”计划完全落空，共杀伤敌伪300多人。

　　敌不甘心失败，于4月30日至5月6日，出动2000余人，以1周时间再次向我巢无中心区进犯，但这次反扫荡中，由于早有防备，7师的领导布置正确，战斗很有组织，根据当时的情况，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最后，日寇只得退回“乌龟壳”。由于不断粉碎日伪顽的扫荡和大规模进攻，使七师在皖江地区扎下了根。到1943年，7师由2000多人发展到6000多人，建立了一个拥有300万人口的皖中解放区。

　　1943年秋，根据中央通知，傅秋涛作为“七大”代表，赴延安参加党的七次代表大会。

　　率领鲁南军民 配合主力 坚持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0月4日，傅秋涛随同陈毅一起到了山东临沂，被任命为鲁南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傅秋涛率部先后打下曲阜等10多个城镇，扩大了根据地，发展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解放战争开始，傅秋涛率鲁南军民，一面配合主力阻击蒋军的进犯，一面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参加支前和给主力部队补充兵员。在1947年初我华野歼灭敌整编26师和敌快速纵队的战斗中，傅秋涛率领的鲁南军区部队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里要突出指出的是，傅秋涛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出任华东支前委员会和支前司令部的主任和司令，不辞辛苦，做了大量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整个淮海战役中，从各个解放区运出的支前粮食达5亿4千万斤，仅从山东解放区就运出2亿3千万斤，基本上是靠人力和畜力运出的。如果用小车从北京到南京排列成行，可以并列排成5行。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傅秋涛同志担任徐州军管会主任。他迅速组织150辆民用汽车，将大量刚刚缴获的武器弹药送往前线，其中包括各种火炮170多门，炮弹12万发，子弹1350万发，炸药13万5千斤。淮海战役历时65天，歼敌55万多人。华东支前委员会和华东支前司令部在傅秋涛指挥下，共动员了200多万民兵、民工支前参战。在淮海战役胜利的总结大会上，陈毅同志深情地说道：“淮海战役是怎么胜利的？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是对百万支前民兵、民工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傅秋涛领导的支前工作的肯定。

　　此后，傅秋涛一直随三野大军前进。上海解放后，傅秋涛主持的华东支前司令部进驻上海，并改为华东运输司令部。刚解放的上海库存粮食仅能供应全市吃半个月，储煤仅能烧7天，工业原料如汽油、柴油、棉花只能供应十几天。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傅秋涛像过去领兵打仗一样，沉着指挥运输大军，利用铁路、公路、水路等一切条件，把大批粮食和急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上海。到这年11月，上海工业开始复苏，人民生活也有了保障。这年年底，傅秋涛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山东军区副政委。因为书记康生养病，傅秋涛匆匆赶回济南，主持山东党政工作。

　　全国解放后，为了顺利进行解放军的复员工作，中央决定成立复员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兼主任，并决定调傅秋涛任复员委员会的秘书长。傅秋涛立即服从中央的安排。到1958年，经过8年的努力，共复员志愿兵483．6万人，集体和零星转业136万人，绝大多数人做到了“妥善安置，各得其所”，成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后备力量的生力军。

　　与此同时，1950年7月，中央军委任命傅秋涛兼任人民武装部副部长，1952年1月接任部长，负责全国民兵工作。依据《共同纲领》23条的规定，傅秋涛同志主持起草了《关于各级人民武装部的组织编制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等文件，经中央批准下发。

　　1952年11月，傅秋涛兼任中央军委兵役法起草委员会的秘书长，主持共和国第一部兵役法的起草工作。1955年7月，《兵役法》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从此，人民解放军的兵员征集、补充和退役，以及预备役等工作走上了制度化和正规化的轨道。

　　1957年，傅秋涛任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他紧紧抓住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这个特点，研究和解决民兵的生产和生活，人武干部如何参加地方的中心工作等问题，为全面加强我国的民兵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傅秋涛未能幸免于难，受到了批判。就在被关在与世隔绝的小小斗室中，他认真学习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并且把《列宁全集》一字不落地读了一遍。由于灯光昏暗，傅秋涛的视力越来越差，有一只眼睛终于失明了。通过学习，坚定了他“真理必胜，邪恶必亡”的信念。

　　粉碎“四人帮”后，傅秋涛同志出任总参谋部顾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的工作。他衷心拥护、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心情舒畅，精神振奋。

　　傅秋涛同志认为，几十年来，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革命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而中国民兵在人民战争这个舞台上，演出了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如果把这些丰富的经验加以总结，将是一件有益于人民的好事。他认为自己做这件事，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他向总参、总政写了报告，很快得到热情的支持。徐向前元帅知道后，赞扬傅秋涛这种自告奋勇的精神。经过艰苦的努力，由傅秋涛负责主编的《中国民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兵斗争史)一书于1983年出版发行，徐向前元帅为这本书题了词。1988年，作为《当代中国》丛书的一卷《当代中国民兵》(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民兵建设的历史经验)也出版发行，傅秋涛生前的遗愿，圆满实现。

　　1981年8月25日，傅秋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4岁，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1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悼念这位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一生的老将军。

　　今天，我们正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以科学世界观(发展观)又好又快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在这个时候纪念傅秋涛同志百年诞辰，有着新的历史意义。我们要学习他不屈不挠，有股蛮劲的革命精神；我们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理想的革命情操；我们要学习他忠于职守，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要努力把工作干好的孺子牛精神，学习他能上能下，不计个人名利地位，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傅秋涛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建立了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长期从事军队复员转业和民兵工作，为加强全国民兵建设，办理志愿兵复员转业、实行义务兵役制，以及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贡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被选为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曾被选为党的七大、八大代表。1978年，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胡耀邦同志在他逝世后慰问他的家属时曾说：“傅秋涛同志是个老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对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是有重大贡献的。”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