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1909年6月23日出生于湖北红安。
      少年的李先念因为家境贫寒很早就退学了，他到地主家当学徒受尽折磨。因为家庭环境的影响，李先念养成了宽厚待人、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特点。但是，在财主面前，他的独立性、反抗性也强，从不愿逆来顺受。

　　李先念为了谋生去学了木匠，在学徒过程中目睹了贫富悬殊、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动荡局面。在国共两党的革命宣传和影响下，他立志为旧社会造一口“大棺材”。

　　李先念开始投入农民运动之中，任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参加并参与领导了“黄麻起义”等一系列斗争。1927年，李先念在白色恐怖下宣誓入党。1929年春，他参加了反三次“会剿”的战斗。
      1929年底李先念转地方工作，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在此期间，他组织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红色政权。

　　1931年10月，李先念率领300余名青年加入红军，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因该团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方面军总部授予“共产国际团”的光荣称号。

　　1932年7月，李先念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指挥部队在反四次“围剿”的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恶战中，重创敌军。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进行战略转移。他指挥所部在枣阳新集和土桥铺地区冲破国民党军的围攻堵击，为全军打开通路，并在危急时刻保证了总部的安全。同年12月他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3年5月，在方面军进行空山坝决战中，李先念率部迂回敌后，切断敌军退路，在夺取反三路围攻战役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任第三十军政治委员。10月，在宣（汉）达（县）战役中，率部奇袭达县城，歼灭守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11月，方面军组织反六路围攻战役，分东西两线抗击20多万敌军的进攻，鏖战十个月。李先念与副总指挥王树声负责指挥西线部队抗击四路敌军。当反围攻作战转入反攻时，他坚决支持徐向前大纵深迂回的正确决断，率部在黄猫垭地区围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

　　1934年1月，李先念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3月，他指挥所部参加强渡嘉陵江战役，打破了敌军夹击红军的计划，保障了西进主力右翼的安全。5月，率方面军一部由岷江地区西进，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和迎接中共中央。6月，指挥先头部队攻占懋功后，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他向毛泽东等详细汇报了川西北的形势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8月，与代军长程世才指挥包座战斗，全歼胡宗南部第49师，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期间，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率先遣军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

　　1936年11月李先念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凉州和永昌之间同敌军恶战，歼敌4000余人。后又在倪家营子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40天，予敌以重大杀伤。这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他率余部翻越祁连山分水岭，在冰峰雪岭中行军20多天，随后又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于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转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他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1938年11月，李先念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1939年初，他率领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边区，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新四军的旗帜下，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他指挥部队同日伪军进行了新街等多次战斗，使支队迅速发展到9000余人。他坚决贯彻与抗日各党派、各阶层、各部队团结的方针，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1939年11月，豫鄂边、鄂豫皖、鄂中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挺进纵队的建立，标志着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他和纵队领导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两大力量夹击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发动的反共高潮，并牵制了桂军向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的进攻。在错综复杂的敌、顽、我“三角斗争”中，他紧紧抓住民族矛盾，正确处理抗日、反顽斗争与统一战线的关系。

　　1940年5月，李先念率纵队主力从鄂东返回平汉路西作战略展开，进军白兆山，控制战略枢纽平坝；继而渡过襄河，开辟襄西根据地，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支援了国民党军。

　　1941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2月，他抓住战机，指挥主力一部发起侏儒山战役，歼灭日伪军5200余人，解放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1942年，面对敌顽夹击空前紧张的形势，他和边区党委提出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决自卫”的方针，经过8个月的艰苦作战，打退了反共最坚决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进攻，创建了鄂南游击根据地。12月，日伪军万余人围攻五师领导机关所在地大悟山，他率领师部突围，转入外线作战，挫败了日伪军的“铁壁合围”。

　　1943年1月，李先念兼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通过了1943年军事建设计划，进一步推动了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12月，李先念从对日军224次作战中，系统地剖析了日伪军战术的新特点和“扫荡”的新规律；从200多次反顽作战中，分析了围攻五师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桂军、川军和土顽的特点；全面论述了反“扫荡”和反顽作战的战略战术。

　　1944年，李先念指挥五师及边区地方武装，向南、向北进行攻势作战，分兵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向河南发展；稍后，又三次派兵北上，开辟了淮北新根据地，恢复了郭山冲老根据地。10月，李先念任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还是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建立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共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达1300多万，建立了8个专区和11个中心县、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同时也支持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的正面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1945年10月李先念任中原军区司令员。1946年1月，为争取国内和平，他率部以宣化店为中心集结待命。他先赴汉口，后在宣化店，协助周恩来等就中原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又教育部队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针锋相对”的方针，从各方面做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以宣化店为目标，分四路围攻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26日晚，李先念指挥部队作战略转移，开始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他率北路军共1．5万人，以秘密、神速的行动，连夜突破敌人重兵把守的平汉铁路“钢铁防线”，抢在敌军发动总攻击之前，跳出了其内层包围圈，越过天河口和苍苔地区，进入伏牛山南麓。7月11日，他率部到达内乡县师岗地区，为分散追堵敌军的兵力，决定北路军分两个纵队向西转进。他连续组织了突破敌人天然防线的抢渡丹江战斗，打开入陕门户的南化塘战斗，从敌人重兵追堵的险境中冲出一条通道，直指陕南。

　　中原突围战役，充分显示了李先念和中原军区部队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及他统帅大兵团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和作用给予很高评价。为执行党中央新的战略决策，李先念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边根据地。在根据地工作全面展开之后，他于9月29日奉命回延安。在延安，他继续指挥中原军区在外线作战的各路部队和在敌后的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为战略反攻中原准备条件。

　　1947年5月，李先念任新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7月，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他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从晋城出发挥师南下，先后攻克河南通许、扶沟等县城，11月抵达河南光山，同刘邓大军胜利会师，参加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

　　1948年5月，党中央决定重建中原军区，他任第二副司令员。11月，他在开封参与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期间，李先念坚定不移地、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战略策略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极为艰险复杂的战争进程中，显示了他的灵活斗争艺术和卓越指挥才能。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解放初期，李先念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新解放的湖北百废待兴。他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团结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级干部，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支援大军南下作战、剿匪反霸、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经济管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以及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湖北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

　　1952年2月，李先念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与王任重一起正确处理党内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保护并进一步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把武汉市的经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3月，湖北省成立了以李先念为主任委员的荆江分洪委员会，领导30万军民组成的建筑大军，克服重重困难，仅用75天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期工程。至1953年4月，荆江分洪工程全部竣工。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建设的第一座最大的防洪工程，在1954年湖北人民战胜近百年来特大洪水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53年1月，李先念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夏，李先念调到中央工作。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陈云领导经济建设。10月，他兼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负责综合管理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和指导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他主张国家财政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提倡增产节约，挖掘资金潜力，提高经济效果，实现财政、信贷的收支平衡。他高度重视发展城乡贸易，扩大商品流通，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保障城市和工矿区的商品供应。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他及时提出建议，在工农业产品货源已为国营经济掌握的情况下，城市要允许私营零售商继续经营，农村要发挥小商小贩在流通领域的作用，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出售完成统购任务后的多余农产品，以活跃城乡市场，方便人民生活。他还建议改善财务管理，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改变中央管得过多、过细的做法和过分集中的体制，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1956年，他支持周恩来、陈云反对冒进的意见，坚持1957年的经济计划应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1957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他还是九届至十二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批判反冒进，他也受到了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指出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虚假现象和浮夸风，因此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李先念积极参与调整国民经济的领导工作。他负责统一指挥粮油棉的突击调运，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粮食管理，提出增加粮食进口和减少征购，为安排人民生活，度过困难，做了大量的紧张的工作。他还就抑制物价上涨、减少财政赤字等问题，提出6条措施。他积极支持刘少奇等提出的克服困难的正确意见，并在他们的支持下，主持起草了控制货币发行和控制财政管理的两个决定，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1962年4月，李先念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念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2月，他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多次受到批判。他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忍辱负重，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尽最大的努力处理国务院的日常经济工作，以减轻周恩来总理的一些负担。1968年他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劳动。“九·一三”事件后，李先念继续担任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并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积极筹划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霍林河煤矿、焦枝铁路的建设和武钢一米七轧机的引进，关心二汽的建设等。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他大力支持从外国进口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他还参加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接待会见了许多重要外宾，为恢复和发展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此期间，李先念还关心我国的计划生育建设，重视和发展小商品。“文革”后期，他积极协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落实干部政策，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特别是抓紧了对铁路、钢铁、煤炭等战线的整顿，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先念被迫“休息”。

　　1976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李先念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7年，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他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积极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坚决主张并亲自指导上海宝山钢铁厂项目的建设和技术设备引进工作。他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努力克服“左”的倾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及其以后，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

　　1979年1月底，李先念为中国第一块改革开放试验地——蛇口工业区画圈。李先念积极促进成立了国务院进出口委员会，专门研究技术引进和利用外资，指出要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李先念具体主持下进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1979年3月，李先念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领导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他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1982年9月，他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83年6月，他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会见了许多重要外宾和友好人士，先后出访了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等20多个国家，向世界各国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并在此期间签署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

　　为了进行新老权的交替，十三大结束后，李先念和陈云、邓小平一起，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

　　1988年4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为主席。他继续关心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努力维护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坚决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他根据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积极推进政协的组织制度建设。他为加强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他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的交往，广泛接触海内外有关人士，衷心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他指导全国政协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增强与各国人民和团体的友好往来。
      1989年当选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名誉会长。李先念多年来从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关心文艺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推动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为我国文学艺术繁荣贡献了一份力量。
      1992年6月21日去世。
      红安是李先念的故乡，到处留下了他的战斗足迹，故乡的城镇乡村，到处铭记着他的关切之情。在建国后，他在百忙之中，先后五次回红安，为红安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李先念在为全国人民的生活操劳时，依然不放松对儿女的教育，他严肃而慈祥，以身作则，艰苦朴素。他为国家管了那么久的经济，却不允许自己的孩子经商，而他的儿女也是这么做的，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