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父亲李步新100周年诞辰，逝世15周年祭；也是母亲马惠芳90周年诞辰，逝世15周年祭。他们都是新四军的老战士，是患难与共几十年的革命伴侣，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父母。

　　今年清明时节，细雨霏霏。我伫立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父母的墓碑前，久久地凝望着父亲的遗像，对他说，今年，北京新四军研究会要举行隆重的纪念会来纪念您的百年诞辰，缅怀您的革命功绩，激励我们继承您的革命遗志，弘扬新四军的“铁军精神”，您一定会感到无比的欣慰。

　　父亲远行后，虽然他的形象在我心中始终无比亲切、高大伟岸，但仔细想想，我对他的一生了解得并不很多。最近，在学习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撰写的有关父亲百年诞辰的纪念文章后，才对父亲革命人生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才有了想从父亲不平凡的一生中得到更多人生启迪的想法。我翻遍了家里所有与父亲有关的书籍、照片和文字资料。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手捧着那一本本纸张已经泛黄，印刷十分粗糙的小册子，翻看着那些革命回忆录，那些江西、安徽等地党史、革命史征集办公室80年代整理、编撰的文史资料，凝望着一张张历史老照片，仿佛拜读了一部中国革命斗争史。那一篇篇文章仿佛把我带回到了那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看到了红军、新四军战士们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一幕幕战斗场景；仿佛目睹了父辈们转战在赣东北、皖浙赣、大江南北的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斗争画卷；父亲的教诲又回响在耳畔，他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无尽的思念油然生起……

　　父亲出身贫苦，9岁就没了父亲，没读过几年书，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小小年纪为了生计，下地种田、上山采茶，给人打工。但是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他不到20岁就参加了农民协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穷苦的农民娃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者、优秀的党的组织干部战线上的领导者。在追思父亲革命历程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思想受到了震撼，心灵得到了净化。这里仅凭一些片断的记忆，采撷生活中几朵小花，以寄托女儿的祭奠和眷恋。

　　父亲有鲜明的阶级感情，对敌人疾恶如仇，与人民群众亲如一家。记得父亲给我们讲的两件往事：一件是1935年初，他随方志敏北上闹革命，在皖南坚持游击战时，在与敌人的一次战斗中负伤后在老百姓家中养伤。一天，由于叛徒的告密，突然来了两个警察要抓他，被他猛的一拳打倒了一个，飞起一脚踢跑了另一个。随后，一位老乡跑来，用锄头把那个倒地的警察打了个半死，俩人跑到山上躲了起来。记得父亲讲述的时候，炯炯的目光中闪烁着对敌人的仇恨。

　　另一件事也是他负伤后在老乡家养伤，当时，村里还住着另外一些伤员。那时敌人经常来扫荡，老百姓的生活十分清苦。有一位从城市投身革命的伤员，对当地的情况不了解，看到老乡家墙上挂着的腊肉，便要用两个银元换来吃。父亲知道后，对他说，不能这样做，因为老乡的这点腊肉是过年杀猪时腌的，平时轻易舍不得吃。况且兵荒马乱年月，老乡有了银元也不敢拿出去花。但他却认为，我付了这么多钱，吃点腊肉算什么，不以为然。老乡心里虽有些不高兴，但嘴上又不好说什么，只好依了他。后来，不知怎么敌人知道村里有新四军伤病员，进村搜捕，把全村人都赶到场院上，青壮年男子站在一旁，要老人和妇女们前去认领。父亲早早地被一位大爷当做儿子领回了家，其他的伤员先后被老人认作儿子，被妇女认作丈夫领回了家，只有那位伤员最后因没人认领被敌人杀害了。这个不幸的故事发人深思。父亲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有时刻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真正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他们才会在危难时刻真心实意地保护你。

　　提起革命母亲曹妈妈，父亲总是充满了感激。他经常跟我们说起当年他在曹妈妈家养伤，曹妈妈是怎样待他像亲生儿子一样，精心照料他。看到他病得不行了，曹妈妈卖掉了家里仅有的几担炭和几只鸡，换点药给他服用；敌人几次来搜捕，她把父亲藏在夹壁墙里、地窖里，后来风声太紧，只好藏到山上烧炭棚里，深更半夜偷偷做些干粮，白天让儿子装着上山干活，悄悄给父亲送去；由于叛徒出卖，敌人逼曹妈妈把人交出来，把她捆起来吊着打，打得她遍体鳞伤，她都不开口，拼死保护父亲。那些故事我们耳熟能详。解放后，父亲在芜湖工作时，把曹妈妈接到家中当上宾招待，到北京后还利用出差机会，前往泾县看望她老人家，还接她到北京奉养过一段时日，对她的生活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对曹妈妈，父亲对那些在艰苦岁月里掩护、救治过他的乡亲们都充满了感恩之情，我们对他们也肃然起敬。

　　父亲一生清政廉洁，淡泊名利，不好大喜功，不居功自傲。记得1955年华东局撤销时，父亲奉调中央组织部工作。那时，他已经担任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调北京后，开始时任中组部部务委员、政法干部处处长，1960年9月任命为中组部副部长。对于级别待遇父亲淡然处之，从不计较。记得在他晚年重病住院期间，因为他的正部级医疗待遇一事曾与母亲发生过争执。由于档案中记载他是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任理事，说明他是1927年参加的革命，可以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但是，根据上级文件精神，需找当时任理事长的人作证明，要父亲提供这方面情况。父亲很不高兴地说，现在提这些干什么？这些人恐怕也很难找到了。我们活下来的人和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相比，有什么必要去计较正部、副部的待遇，把妈妈批了一通。而妈妈是想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为他争取更好一点的治疗，心里自然十分委屈。后来，在组织的关怀下，还是为父亲解决了正部级医疗待遇。

　　父亲一心为公，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父亲为人正直，待人谦和，爱护同志，关心部下，在群众中有很好的口碑。回想他去世时，在北京医院简陋的告别室内，前来为他送行的老战友、老部下、老同事络绎不绝，人们对这位“忠厚长者”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我感到父亲并没有远去，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记得在八宝山安放父亲骨灰的那天，当我们捧着父亲的遗像和骨灰，搀扶着母亲缓步向骨灰纪念堂走去时，刚才还是晴朗朗的天空，突然间落下了硕大的雨滴，仿佛天亦有情，为父亲的逝去而垂泪。

　　回朔父亲的革命历史，不能不提到母亲马惠芳，因为她也是新四军七师的一员，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母亲1917年出生于江苏镇江，青年时代就接受了进步思想，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11月，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她毅然离开优裕的生活环境，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在新四军服务团工作。曾任泾县茂林区妇女科长、皖中抗联妇女部组织科长、区宣传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七师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华中妇女干校支部书记。建国后，任芜湖市三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市总工会女工部长、华东民政部副科长、华东森管局科长、林业部人事司科长、水产部人事处副处长、党委办公室主任、商业部党委组织处处长、纪检组组长。1982年12月离休。

　　父亲和母亲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知相爱，他们之间既有相依为伴的夫妻情结，更有共同追求的革命情怀，他们的感情是经过了枪林弹雨考验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愈久弥坚。每当人生的关键时刻，体现得更加真切感人。

　　1941年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中，母亲就是随同父亲一起突出重围，奋勇冲杀出来的。当时，父亲腰部负了重伤，行走十分困难，又值天寒地冻，无医无药，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母亲尽全力照顾和保护了父亲。这还多亏母亲曾在这一带任过区妇女科长，和当地的群众十分熟悉，很有感情，得到了根据地组织和群众热情的关怀和照顾，父亲才得以伤愈后重返部队。记得，后来谈起这段往事，妈妈感慨地说：“要是‘皖南事变’我们突围不出来，要是没有皖南人民，哪有我们现在这个家啊！”

　　我们的父母是一对革命的伉俪。他们患难与共、忠贞不渝的爱情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们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的情感耳濡目染地教育着我们。在父亲晚年病重住院期间，母亲对父亲的精心照料中使我们感受犹深。那些年，母亲的身体已经不太好，经常流鼻血、发低烧，但她忍着，全然不放在心上，只当做血压高，偶感风寒来医治，吃点药扛着。几乎每天上医院，为父亲的一日三餐，用药治疗和看护料理操劳，全身心地关怀照顾着父亲。后来我们得知，父亲去世前一年，单位组织老同志体检，就发现她有问题，要她去复查，可她却没把它当回事。第二年父亲去世后，因为病情日益严重，她才不得不在哥哥的陪同下去医院复查，这时癌症已经扩散，到了晚期，只能采取中医保守治疗，她的生命仅仅维系了半年多。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我深深感到：母亲是在用她的命来换父亲的命啊！这种生死与共的情感表达的是人间最为宝贵的真情，体现的是无比高尚的革命情操，留给我们的是难以忘怀的永久记忆。

　　记得1992年清明前夕，母亲为了了却一桩埋藏在心头多年的宿愿——她在父亲生前从未和他一起回过老家，遂决定把父亲的一部分骨灰撒到他出生的江西上饶湖村碧霞桥村。为了节省开支，减轻地方负担，全家只能派代表陪同母亲前往。这时母亲病情已十分严重，几乎每晚都要发作，时而高烧不退，时而大汗淋漓。看着母亲苍白憔悴的脸庞和越来越虚弱的身躯，我心如刀绞，却又不能为她分担病痛。但是，母亲却以惊人的毅力，靠大剂量的药物来维持着。在有关部门的周密安排下，我们终于回到了父亲的出生地，来到了那片静谧的小山村，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围聚在父亲的故居前，在简短的仪式后，我们和母亲一起，把骨灰一捧捧轻轻地撒在故乡农舍前的那条潺潺流淌的小河里。这时，本来就阴沉沉的天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冥冥之中我在想，难道这一切真的感动了上苍，天亦为之动容而落泪？

　　母亲在完成了这桩“大事”后，从江西一回到北京，整个人就像泄了气似的散了架，一病不起，住进了医院。我后来想，母亲几乎是在耗尽了她全部的能量来完成这个生前向父亲承诺的心愿。我简直难以想象，旅途的劳顿，疾病的折磨，她是以怎样的一种毅力在支撑着，我以为，唯一的力量源泉来自于她与父亲的挚爱真情！

　　父亲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记得父亲身体还好的时候，每年春天，他都要在院里种上一些他爱吃的南方菜蔬。到了收获季节，小院生机盎然：丝瓜、苦瓜、梅豆爬满了院墙，苋菜长得郁郁葱葱，有时他还送些给街坊邻居和老战友们品尝。时至今日，尝着父亲亲手种的石榴树上甜甜的石榴，睹物思人，物是人非！记得1972年春，父母从干校回到北京住进这所小院时，准备种几棵树。我说插几棵柳树吧，柳树好活。父亲却说：“柳树随风摇摆，不好。”我明白他这话里真正的含义是要我们做人要有自己的主见，做事要坚持到底不动摇。

　　父亲平时话语不多，但却字字铿锵有力。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对我们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使我们终身受益。

　　回想在十年浩劫中，他身处逆境。一家人很为他担心，他却对我们说：“放心吧，我决不会做出背叛党和人民的事来。”他的坚毅、镇定让我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记得打倒“四人帮”后，我们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1978年夏天，父亲和我们一起重游颐和园。走进景色如画的谐趣园，看到满池盛开的荷花争奇斗艳，父亲对我们说：“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亭亭玉立是一种风骨气节和做人的风范。”他的这句话既是对劫后余生的无限感慨，又是对我们几个子女的深情教诲。

　　记得1958年夏天，哥哥——晓卯从北京第35中学初中毕业，被空军选拔飞行员选中，身体检查各项指标都合格。这在当时是万里挑一的机会。当时哥哥的学习成绩很好，如果不去当兵，升高中，上大学一点问题也没有。我想当时父母也不一定就舍得让他去当兵。可是当部队的人到家里来征求意见时，父母毕竟是行伍出身，态度坚决地同意哥哥去参军。哥哥在部队一直要求自己很严格，表现很好，经常向父母汇报自己的进步，父母也常去信鼓励他。父母还常拿哥哥作榜样，要我们向他学习。哥哥从飞普通的战斗机直到飞歼-6战斗机，成长为夜航大队副大队长，还光荣地参加了原子弹、氢弹的爆炸试验任务。

　　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最受父亲的疼爱。但是，在我的成长道路上，也曾给父母带去烦恼。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一度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和彷徨。父母很为我着急，给了我很多的关怀和教育。我至今清楚地记得，1971年夏末，我从湖北沙洋的学校农场去河南长葛中组部“五七”干校看望父亲。看到他那么大年纪，在食堂里为大家熬粥，拎着几十斤重的大木桶，汗流浃背，但他却很坦然乐观。他的这种人生态度使我深受教育，特别是在给我送行，带我到一个小饭馆吃当时很难得的红烧肉时，他对我说：“人活着要有志气，要有出息，要靠自己走好自己的人生路。”他那殷切的话语、期待的目光，我终生难忘。后来我终于摆脱了思想羁绊。大学毕业后，也和哥哥弟弟们一样，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炼成长。1992年，在向父亲作最后的诀别时，我满含泪水，向父亲的遗体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心中默默对自己说，亲爱的爸爸，我一定要做您的好女儿！我是这么承诺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后来，我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二等功各一次。我想父母的在天之灵可以得到些慰藉了吧。

　　我的三个弟弟——晓武、晓胜和晓建的学习成绩都特别优秀。“文化大革命”前，晓武、晓建在北京第四中学就读，晓胜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上学。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都会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前程无可限量。但是，一场“浩劫”中断了他们的学业，他们目睹了父亲挂着牌子挨斗，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的场面，小小年纪就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挫折，插队的插队，下厂的下厂。但是，因为从小生活在父母身边，父母的言传身教给了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在父母和兄长的鼓励和帮助下，他们后来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凭着自己的努力，入了党，提了干，开创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晓胜还被推荐上了大学，后一直在部队工作。晓武从部队转业到海关总署工作，晓建在新华社工作。如今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骄人的业绩。

　　今天，我们在深切怀念父辈，念念不忘他们的养育之恩时，更要像他们那样学会如何去做人，如何去做事。在现实的生活和工作中，做有益于人民的人，做无愧于父母教诲的人，做无愧于新四军后代的人，这就是我们向父辈学习到的一种人生信仰和行为准则，就是对父辈最好的纪念，我们还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为拥有这样的信仰和准则而努力！亲爱的爸爸妈妈，您们的儿女永远想念您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