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北京新四军研究会4师(淮北)分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座谈会，纪念父亲张震球诞辰100周年，请来了这么多父母亲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和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领导和同志们，大家一起深切缅怀父亲张震球为中国人民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弘扬他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党无限忠诚、对祖国人民无限热爱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顾全大局、廉洁奉公、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质。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子女和亲属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33年前父亲永久地离开了我们，他那慈祥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父亲对无数革命先烈的深切怀念、对革命战友的无比深情，对“敌人”、“四人帮”之类的深恶痛绝，对青少年和晚辈们的真切关爱，无不深深地印记在我们的心中。

　　退休后，我更多地学习了中共党史和人民军队的历史，同时，抓紧时间整理父亲的相关照片和历史资料，使我们更进一步读懂了革命前辈们的崇高精神境界和光辉人生。这些高尚、朴实无华的思想、品质与作风就是父辈们那一代革命者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精神财富。

　　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

　　父亲张震球是1924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参加革命时间长、资格老。大革命时期，他参加省港大罢工，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政治教员。还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毕业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玉林端午暴动”担任过中共县委委员、省特委委员；参加百色起义，担任过红7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红5军团14军正团职指挥员。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新四军正师职高级指挥员。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正军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他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000名早期党员之一，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几乎全过程。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出生入死，战功卓着。他无愧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广西各族人民的优秀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功臣。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2年9月，他在已经知道军队即将实行军衔制的情况下，仍然服从组织决定和工作需要，转业到地方工作。因而，他失去了凭资授衔机会，未能得到“将军”的显赫“头衔”和优厚“待遇”。但是，父亲毫无怨言，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从不向组织伸手、要官衔、争待遇，服从组织安排，安心扎根地方，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一生廉洁奉公，淡泊名利。

　　大弟建华听吴西老将军说，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大会在南宁隆重召开，恭请参加过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老同志赴会，与广西各族人民一起庆祝大会的召开。与会的中央代表团团长贺龙元帅与参加百色、龙州起义的老同志和十多位红7军、红8军将领们合影留念时，父亲主动站到第二排。见父亲资格较老，许多将军恭请他到前排就座，父亲一再推辞，一个劲地让授少将军衔的同志靠前坐，而自己仍站在第二排，把个人名誉地位看得很淡。

　　60年代初，父亲收到一本“解放军组织沿革名录(组织史资料)”的征求意见稿，请他补充修改。我们曾翻看过这本厚厚的初稿，在组织序列与各级领导成员任职表中发现多处人名空缺，明显就是父亲曾担任过的职位，当时还没有查清楚。我们提醒父亲进行补充修改，但父亲却说：“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总归是历史，可做证明的人很多，写不写上自己的名字，不必去计较。”结果，他提出的补充修改意见中，只提他人的，而对自己的只字未提。

　　1964年8月，中国科协在京举办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父亲担任组委会秘书长，邀请中央领导同志与国家级着名科学家见面。新闻界作了许多报道，拍了许多照片。事后，孩子们好奇地四处查找有关新闻与图片，均未查到有关父亲的只字片语。显然，父亲是甘当“幕后英雄”的。

　　父亲很少对孩子们谈及自己的过去和功绩。父亲1943年初曾在淮北军政首长整风会议上表述过自己的革命经历，之后写成“自传”存档。家中留有一份“自传”原稿，孩子们无人知晓。这份珍贵的史料，还是大弟建华在最近一次整理父母遗物时在旧书堆中发现的。

　　儿女们曾问过父亲，与战友们相比，“官”怎么越做越小了？是不是犯过错误？父亲十分激动地回答：“哪个人敢讲自己没有犯过错误？除非他是神仙。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你们，我从没有违犯过党纪、军纪、国法，没有受过任何处分。孩子们，你们还不知道，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没想到能活到今天，当然更不可能想到什么军衔、级别、待遇。为了中国革命，牺牲了多少人啊！他们的名字有谁知道，他们的家人又得到了多少照顾？与牺牲了的同志相比，应该知足了。”

　　记得在他送出的一幅题词中写过“谦虚谨慎、戒骄戒躁”8个大字，这正是他鞭策自己的座右铭。

　　同甘共苦 以苦为乐

　　1970年，谢扶民叔叔(原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来我家看望父亲时，谈到长征途中的一段往事：父亲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负过伤，长征时随军委纵队干部团上级干部队行军，因条件艰苦，无药治疗，腿伤已经化脓，发起了高烧。组织上为照顾他，给他配了一匹马骑，但是，当他看到干部战士们忍饥挨饿，便毫不犹豫地命令司务长将分配给他用的这匹马杀掉，把马肉分给各分队充饥。过雪山时，谢扶民叔叔正生着病，无力行走，父亲始终搀扶着他一路前行，还把自己仅有的干粮和盐巴拿给他吃，而自己却吃草根、啃树皮充饥。

　　我们常听他讲两万五千里长征艰苦岁月的故事，感受到他不畏艰险、从容乐观的精神。孩子问父亲：“长征真的很苦吗？”他说：“当然很苦！但小时候苦惯了，也就不觉得苦了，过雪山时第一次见到鹅毛般的大雪和白雪皑皑的山峦，心情很兴奋、很激动，不由得捧起雪团就咬上了几口，还捏雪球，打雪仗，下山的时候坐着‘雪滑梯’就下来了，好开心啊！”
　　爱兵如子 以身作则

　　父亲去世后，我就很想了解父亲的过去，听听有关他的故事。80年代初，一次出差去上海，我找到了父亲解放战争时期的警卫员杨开岭同志，他深情地怀念着父亲，他对父亲的敬意、爱戴及友情溢于言表。他给我讲了以下几段故事：

　　1947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夏天，父亲率部队从渤海向黄河以北撤退，经过一条河，水有1人多深，机关直属队大部分干部都会游泳，男同志采取各种办法过了河，剩下的十几位女同志不会游泳，还在对岸束手无策，时任军分区司令员的父亲发现后，身先士卒，立即跳下水，向对岸游去。在他的带动下，大伙跟着跳下河去，很快就将对岸的女同志一一接过了河。

　　1949年1月，父亲任渤海纵队副司令员时，在参加淮海战役中指挥11师部队从蚌北前沿作战阵地撤出，转移到预定地点，杨开岭叔叔跟随父亲是最后撤离的。当时，父亲和杨开岭叔叔各骑着一匹马向前奔，途中，他们发现一位受了伤的基层干部，父亲立刻停下来，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骑，对杨叔叔说：“不要管我，先送伤员要紧。”杨叔叔不肯，说：“首长先走，首长更重要，我留下来照顾伤员。”父亲语气坚定地说：“你要执行命令！”于是他们把伤员扶上马，杨叔叔带着伤员一起冲过敌人的密集炮火封锁区，很快赶上了部队。半小时后，杨叔叔冒着敌人的炮火，又一次冲过了封锁区，返回来接应还在隐蔽着的父亲，再一次冲出了敌人的火力封锁区，跟上了大部队。

　　这年5月，父亲任第三野战军33军第一副军长，奉命率部队参加渡江战役后，又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直插吴淞口，掐断了国民党守军的退路。当我军攻占吴淞口后，杨开岭叔叔紧随父亲，乘坐军用吉普车正行驶在通往吴淞口的路上，看到几位在路边休息的我军伤病员，父亲即刻招呼司机靠边停车，他走下车来，看望伤病员，手扶着其中一位伤病员，亲自将自己水壶中的水送入他的口中，还招呼杨叔叔赶快把车上带着的全部水壶都送给了伤病员们。
　　为科学家高士其做媒

　　高士其是一位着名的生物学家，年轻时因在试验中遭受细菌感染而致残。此后，他一直从事科普知识的写作，由于残疾，给他的生活带来重重困难。

　　50年代末，父亲在主持中国科协书记处工作期间，还担任机关党委书记的职务，解决机关同志们的生活困难也是他的职责。高士其写字要把笔捆在手上写，吃饭要人喂，上厕所、洗澡要人帮，行动要人用轮椅推，他的生活主要靠秘书和司机照料，但秘书和司机都有家室，总有回家的时候，而高士其一刻也离不开人。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经常去看望高士其，与他聊天，因为高士其说话很困难，很少有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全靠秘书给他翻译。父亲与高士其交往时间长了，居然还能听懂他的话，而且谈得很投缘。

　　首先，父亲要为他解决居住和出行的问题。他以中国科协的名义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申请一笔专款，为高士其在机关院内建造一栋适合他居住和工作的二层小楼，调换一辆大一点的可以放下轮椅的小轿车。不久，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给予专款造房，还拨了一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刚刚投产的崭新、宽敞的红旗牌轿车，使高士其的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不久，父亲又开始考虑给高士其介绍一位爱人，使他有一个家，这才是解决生活困难的根本。父亲考虑再三，认为，大家要帮助选择的这个对象，应当符合许多必要的条件。这个人最好是一位护士，她要懂得医疗，她必须有爱心和奉献精神，愿意嫁给一位残疾人并侍候他一辈子，必须会细心照顾病人，性格温和，有耐心，还得比较年轻，身体健康，有体力帮助高士其解决各种不便，还要有文化，能帮助高士其作笔录、整理、保管文稿。

　　要符合这么多条件，这个对象也实在太难找了。但父亲还是想方设法，在京城里找到了完全符合“条件”的人选，她是一位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护士，名叫金爱娣。父亲亲自找她谈话，向她介绍高士其为生物科学做出的突出贡献，赞扬高士其与病魔作斗争、身残志不残、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科普写作的高贵品质；向她表示，自己愿意为他们做媒，成全他们的姻缘；还表明，如果将来她能照料好这位科学家的生活，也就是对中国科学事业做出了一份不小的贡献。这使金爱娣深受感动，她很钦佩高士其的才华和坚强的毅力，也很感谢“科协书记”为他们牵线搭桥。父亲很高兴，决定亲自做高士其的证婚人，并为他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许多领导人，着名科学家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聂荣臻、郭沫若等向他们写信祝贺。

　　婚后，夫妻感情十分融洽。从此，高士其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他得到了细心的照顾，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高士其更加专心写作，为中国科学普及事业做出了更多的贡献。“文革”中，父亲病重期间，高士其多次坐轮椅到医院看望。父亲去世，高士其非常悲痛，他带病参加了追悼会，为父亲送行。

　　从父亲为高士其做媒这件事上，可以看到父亲对工作认真细致、热忱负责，对科学家、知识分子充满关心与爱护。他处处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模范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甘愿做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后勤部长”。

　　怒斥红卫兵“胡闹”

　　1966年“文革”开始，各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我四弟建民当时是北京一中高一的学生，他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中。革命的对象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富、反、坏、右”等。父亲当时虽然不属于“走资派”，但至少是“当权派”，所以也统统被“靠边站”。父亲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抑郁寡欢，随时等待着被审查、批判。他在家里只能从报纸和广播中了解外面的消息。

　　四弟建民这些“革命小将”，整天在外“闹革命”，每天回到家里就向父亲讲述“文革”的“大好形势”，讲怎么“破四旧”，怎样“抄家”、抓流氓。

　　后来，他讲自己到北京体育场参加了十万人的“群众批斗”大会，看到了大会批斗彭德怀、罗瑞卿、曾三等“走资派”的现场情况。“红卫兵在观众席上使用西红柿、砖头，雨点般地砸向彭德怀等人；会前就已被伤断了腿的罗瑞卿，坐在大筐里，被红卫兵用扁担挑着进入会场；有的红卫兵还跳过护栏，冲向主席台，对他们拳打脚踢，实在看不下去……”以往，父亲在关注地听着他的描述时，都是一言不发的，然而，这一次有些例外。四弟观察到父亲的手在不停颤抖。早年，父亲参加红7军，到达中央苏区后编入红3军团，彭德怀曾是父亲的军团长，他的心怎能不疼痛，他的手怎会不颤抖，显然父亲是在生气。

　　四弟参加中学红卫兵不多时，言行变得有些激进了。有一次，他跟父亲谈起“红色恐怖万岁”这一口号来，他说：“过去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专无产阶级的政，而如今我们要专资产阶级的政，就必须实行‘红色恐怖’，我们学校设立了一个监狱，如果他们不老实，就教训他们。”父亲听了说：“不是还有公、检、法吗？为什么不把人送到那里去？”四弟说：“公、检、法都是封、资、修的，早被砸烂了，再说，那么多坏人，公安局也‘收’不了、‘关’不下呀！”父亲说：“那你们还是不能随便‘抓’人、‘关’人哩！”四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我们这样做，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恐怖’……”他继续高谈阔论。只听“嘭”的一声，父亲狠拍桌子，大发雷霆，冲着四弟厉声说：“胡闹！”“简直是乱弹琴！”“小毛孩子，懂什么革命，你知道你们这样干叫什么吗？叫私设公堂，你们这样干是违法的，这样干自己是要坐牢的！这与土匪、恶霸有什么区别？”“你回去赶快把人都‘放’了，把这些‘监狱’都‘关’了，以后再也不许你参加这样的活动……”

　　当时四弟被吓傻了，他从未见过父亲发那么大的火。父亲对党内军内人民内部“整人”这一套深恶痛绝，他很不理解，很有想法，但又始终压抑着自己，从不随便发表评论。然而，这天，在家里，当他看到下一代人继续重演历史悲剧的时候，他再也无法忍受内心的痛苦，无法控制自己，满腔愤怒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四弟非常崇敬自己的父亲，他被父亲的批评镇住了，开始反思：自己真的说错和做错了什么吗？“文化大革命”有错吗？他开始收敛自己、纠正自己，变得更谨慎、更成熟起来。对父亲的批评也逐渐理解并完全接受了。是啊，父亲一生经历过党内的政治斗争不少了，从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康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到“反右倾”、打倒彭罗陆杨，再后来发展到打倒刘、邓……他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终归会对是非曲直做出正确的结论。

　　为邓小平洗刷不白

　　“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声势”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父亲和所有当权派一样，处境岌岌可危。谁要与“刘、邓黑司令部”的人有牵连，定会惹来杀身之祸。

　　父亲在1929年参加了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邓小平曾推荐他担任红7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全国抗战爆发后，也是邓小平举荐他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即八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科长。1968年秋，一天上午，有4位解放军同志来我家，他们自我介绍是中央邓小平专案组的，出示了中央专案组二办的介绍信，找父亲调查邓小平的“历史问题”。他们从一开始就像审讯犯人似的盘问父亲。当时我四弟建民在家陪伴父亲，担心会出事，就站在一旁寸步不离，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

　　专案组说他们是来调查百色起义后、红7军东进征战受挫时、邓小平离开部队的那一段历史，显然是为了搜集邓的“黑材料”、网罗其罪名而来。专案组要父亲“老实交待”邓小平在红7军最困难的时期是怎样“临阵脱逃、当逃兵”的。父亲深思片刻，镇定自若地回答：“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只说明他现在犯了错误，并不能说明他历史上都是错的。当时他是党中央从上海派来的代表，后来服从组织的安排，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不是‘临阵脱逃’。我们党有个纪律，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组织原则上看，邓小平到达了上海、向中央汇报了领导广西武装起义的情况，并没有错误。”专案组声色俱厉地威胁：“你说这些话，敢负责吗？”面对专案组的嚣张气焰，父亲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的话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

　　专案组要求父亲写一份书面揭发材料交给“中央文革”，临走前让父亲在问讯记录上签字。父亲在签字的那一刻，他坚定沉着、义无反顾的大无畏气概和那挥洒笔墨的豪迈形象，在四弟建民脑海中留下永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其实，父亲非常清楚，在那种政治环境下，他的证词会引来灭顶之灾。然而，为了澄清这一历史事实，他不顾个人安危，顶住歪风邪气，坚持不说假话，不作伪证。这年年底，父亲写出了一份负责任的证明材料，转交给了党中央。在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2000年6月，第一版，110页)一书中，提到了父亲亦为邓小平洗刷不白的事情。

　　1970年夏，大弟建华有机会在广州拜见张云逸伯伯，曾问及邓小平于1931年3月初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之事，张伯伯说：“那年2月初，广东乐昌杨溪渡口战斗后，红7军仅有的两个团被分隔开来，邓小平、李明瑞率领55团渡过了乐昌河，而我带领红7军直属队和58团大部未得过河，你父亲也没有过河。两边失去了联系，但目标都很清楚，退出广东北江，到江西寻找苏区。两个月后，红7军的两个团在天河会合，才知道邓小平同志已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大弟建华从广州返回北京后，就此问题向父亲请教，父亲说，“你张伯伯讲的话是准确的，但最了解情况的应是李明瑞、许卓和周恩来同志”。

　　通过这件事，从父亲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襟怀坦诚、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

　　优秀品质

　　父亲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文革”中不少领导同志受到冲击，如父亲熟悉的战友韦国清、张爱萍等同志，当有关单位组织派人调查他们的历史时，父亲总是勇敢地站出来，证明这些老同志历史上是清白的。当父亲得知邓子恢、贺龙同志受到批判时，孩子们提议“家里凡是有父亲同他们合影的老相片，是不是都要赶快收藏起来”，大家担心会对父亲不利。但父亲却说：“相片只是记录了历史事实，这些老同志过去的革命功绩是无法抹杀的，决不能一棍子打死、否定一切。”从此，孩子们也就不再怕父亲被牵连，反而变得理直气壮起来。

　　父亲重视采集和保存革命历史资料。父亲在广州上学时就学会了使用照相机。抗日战争时期，他使用缴获的照相机拍过不少历史相片。每到一个单位工作，他都要组织战地摄影，把它当做鼓舞士气、活跃生活、记录史实和进行政治宣传的必备工具。他收集保存的革命历史相片很多，他认为这些老相片都是编纂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的宝贵资料和依据。从1959年起，他已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兰州军区政治部等单位赠送新四军4师9旅、淮北抗战历史相片100多幅。

　　父亲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文革”初期我曾去过父亲的工作单位，见到几位科协机关的同志，他们评价说：“你父亲很受大家尊重，平等待人、态度和蔼，没有当领导的架子，和群众能打成一片，在食堂，他同普通职工一样排队买饭，不搞特殊照顾，不要特殊待遇。”

　　父亲公私分明。他不准我们使用公家配给他上下班用的小轿车。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文革”中每次上医院看病，不让公家派车，而是去坐公交车，宁愿自己多花钱，不愿多花国家的钱。

　　父亲一直把自己当做普通老百姓。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暑期的一天，父亲带着我和大弟建华乘13路公共汽车到什刹海，在普通老百姓的游泳池里学习游泳技术。泳池中的人很多，池水浑浊，父亲和大家一个样，毫不在意，自得其乐。突然，天空乌云密布，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和父亲躲在泳池里，待到雨滴渐弱时方才更衣回家。只见什刹海泳场大门外的大水已淹了一大片。我担心回不了家了。但看到父亲却十分镇定、沉着，一点也不着急。他卷起了裤腿，脱下了鞋袜，赤着脚，手拉着我和大弟，步履艰难地蹚过齐腰深的积水，终于走到了附近的公交车站，踏上了回家的路。我和大弟已精疲力竭了，而看到父亲却显得很神气、很快活。他从不自居、自恃，一向保持普通党员、普通老百姓的形象和情怀，以他乐观豁达的优秀品质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父亲生活俭朴，勤俭持家。除参加外事活动、庆典活动备有一两套礼服外，平日衣着极为简单、普通。1954年全家迁到北京，家里只有十几件公家配给的普通家具，二十年“一贯制”，从来没有置办过一件新家具。长期以来，家中没有电冰箱、没有电视。家中孩子多，开支大，每年还要给广西老家的亲人寄些钱去，全家生活并不富裕。水果、点心都是用来招待客人的，我们小时候很少享用。衣服都是大孩子穿小了，小孩子接着穿。大孩子的被褥、床单破了，要求自己动手补。每年开春，窗户玻璃要大家一起去打扫。饭桌上掉了米粒，父亲要求孩子们捡起来吃，自己也这样去做，他常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父亲烧菜做饭很拿手，每逢节假日经常下厨房亲自动手炒菜做饭，改善全家伙食。每次吃鱼，都是把鱼身留给孩子们吃，而自己却吃鱼头和鱼尾。

　　到了晚年，家中只有母亲和二弟建中陪伴并照顾着父亲，其他人都在外地工作，疾病缠身的父亲，坚持自己照顾自己，不麻烦他人。在孩子们的眼里，父亲永远是平和、睿智、慈祥的再普通不过的老人，最大兴趣就是坚持每天早晚各听一次新闻广播，关心时事政治和国家大事，他的最大享受就是拿着美多牌半导体收音机，去地坛公园散步，与老年朋友谈天说地。
　　重视子女教育

　　父亲十分重视对我们8位子女的教育。他经常教导我们：“革命成功来之不易，多少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老一辈革命者打下的江山，要靠你们这一代来建设”，“学好本领，建设祖国，才不辜负前辈的期望”。这便成为我们兄弟姐妹们努力学习的动力。如果发现哪个孩子学习成绩下降，他不是严厉训斥，而是耐心说服，和他们一起分析原因，指导并鼓励他们立即改进，不断增强学习兴趣和信心。对学习不用功、不刻苦的孩子，他会以自己少年立志、艰苦求学的经历开导他们，“要珍惜城市里优越的学习条件”。当孩子遇到困难时，他总会语重心长地鼓励：“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我和大弟建华在上海华东保育院和新华小学上学的时候，每到寒暑假期，父亲常抽出时间带着我们两个大孩子参观工厂，了解国家工业建设，感知社会实践活动。小小年纪就参观过上海自来水厂、火力发电厂、玻璃制品厂、江南造船厂，登上过登陆舰艇，参观过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沪举办的工业展览。父亲还带我们去参观机关干部举办的体育运动会，参观龙华革命烈士陵园和上海工人运动图片展览等。

　　父亲为了培养孩子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体会战争年代革命战士穿草鞋的感受，还教孩子们编过草鞋。告诉我们，编好的草鞋要用水泡一泡，再砸一砸，把它晾干后再穿，这样可以防止脚上打泡。父亲甚至让孩子们和他一起穿上草鞋，到外面街上去走走。几个孩子跟在后面，开始有些难为情，他们看到父亲迈着潇洒轻快的脚步，路旁的人不时投来的是新奇而又称赞的目光，心理状态才渐渐平和下来，变得自信了。

　　父亲支持孩子们积极参加校外社会活动。时常带孩子们观看文艺演出，参观绘画展览，参加游园活动、集邮活动，观看跳伞表演，教孩子游泳、学骑自行车，资助孩子参加乒乓球培训班，支持孩子参加勤工俭学体力劳动，资助贫困学生等。使孩子们在德、智、体、艺、劳等方面都能得到健康发展。

　　在党的教育下，在父母的关怀培养下，孩子们奋发努力，自强不息，逐步成长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人才。有当国家公务员、新闻记者的，有当高级工程师、医生护士的，还有当过空军女飞行员(第四批)的。他们全部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教育我争取早日入党

　　我是家中的老大，父亲为我倾注了不少心血，寄于殷切的期望。1961年8月，我如愿考上大学，在去大学报到时，父亲亲自送我到校。那天，我在大学食堂为父亲买了一碗肉丝面条，他很兴奋，一边吃一边对我说：“你是我们上张村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这很光荣啊，要好好学习，为家乡人争气。”

　　我考上大学不久，父亲同我严肃地谈了一次话，教育我积极靠近党组织，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要求我加强对党的基础知识的学习，端正入党动机，要在群众中树立榜样和威信，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他说：“加入党组织就是要把你的一切，包括生命都要奉献给党的事业，加入了党组织，你会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更快地进步，党和国家需要更多这样的先锋战士。”按照父亲的教诲，入学不久，我就向学校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政治上积极进步，在学业上不甘落后，无论在工厂实习，还是下农村劳动，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争当又红又专的大学生。

　　1965年冬，刚上大学五年级时，我参加了甘肃天水县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评为天水县学习毛主席着作先进个人，出席了天水县表彰大会。1966年3月返校后，机电系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讨论吸收我入党的问题，但因邢台地震、“文化大革命”影响和基层党组织瘫痪等原因，我的入党问题被搁置下来。毕业生的工作分配也被一推再推。

　　直到1968年7月，才开始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重庆地区基建工程兵部队工作。当收到部队报到的通知后，父亲让我赶快出发，前去报到。听说重庆武斗很厉害，死了很多人，我不愿这时就去报到。父亲对我说：“既然当了兵就不能怕死。”我却说：“若我被打死，还怎么当兵？”父亲慎重地考虑了一下，嘱咐我先给部队打电报问明情况，要听从组织安排。当我收到部队“危险期已过，可来报到”的通知后，父亲立即动手帮我打点行装，还亲自送我到北京火车站。

　　一到部队，就分到连队基层锻炼。我所在的部队在深山沟，任务是建设国防三线兵工厂，工作和生活环境极为艰苦。我是基层连队唯一的女同志，还要接受“知识分子再教育”。我写信向父亲汇报了初到部队的感受，父亲回信说：“你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要自觉向工农兵学习，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可以做到！”在父亲的教导下，我经受住了极端艰苦工作的考验。

　　在连队，我和战士们一同出操跑步，一起参加夜间野营拉练，一起站岗放哨，在烈日下一起扛过百十斤重的大筐石块，一起开荒种菜，一起抗洪救灾、保卫工厂。在国防工程施工中，我曾带领一个排的战士在崇山峻岭中架设高压线，爬过十五米高的水泥电线杆。我曾同部队指战员们一起，走遍四川十多个县，铺设了几百公里的天燃气钢管通道。在遍布四川的几十个“三线”兵工厂，安装、调试过大型机械和自动化电气设备。还在重庆飞机场，制作、安装过大型油罐。在师部技术培训队当过电气工程技术教员……

　　我与父亲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不定期向他汇报在连队的艰苦生活与工作情况。他老人家在病榻中仍关注着我的进步，鼓励我“发扬红军长征不怕艰难困苦的精神，坚持信念，再接再厉”。从大学入学时写入党申请书算起，我经受住了党组织长期的政治考核，于1973年4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时光荏苒，岁月无声。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33年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日益强大，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如果父亲尚有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

　　斯人虽去，风范犹在。在此纪念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们一定要永远不忘父亲的光荣历史，不忘父亲的谆谆教诲，不辜负前辈们的殷切期望，继承父亲的革命遗志，以父亲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继续在群众中作出表率，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新贡献。

　　(作者系张震球长女，原国家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副所长、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