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期光同志是革命队伍中的“老乡”，都是湖南平江县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未曾谋面。抗日战争中，只是听说担任新四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的钟期光同志，是坚持湘鄂赣根据地斗争的平江人之一。我很敬佩他们这些同志坚持三年敌后游击战争的斗争精神。因为在某些方面讲，他们比我们参加长征的同志还要困难得多。由于不在一个抗日根据地工作，也没有机缘相识。直到解放战争初期组成了华中野战军之后(当时他是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我在野战军下属第9纵队工作)，我对期光同志才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年长我6岁，参加革命工作也比我早。1926年期光同志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在罗纳川同志领导下，参与发动长寿、九岭、黄金、龙门等区的群众，进行了第一次平江扑城暴动。那时我也参加了，但还只是一个劳动童子团的宣传部长。1928年春，期光同志任平(江)、浏(阳)、岳(阳)游击队中队党代表，参与领导平江县农民群众第二次武装围攻平江城。我是以长寿区少年先锋队副队长去参加扑城暴动的。那个时候，我刚刚在小学语文老师方九(方锡畴)启蒙下，读了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稍懂得一点革命道理。还有一个我熟悉的同志叫龚平，他是平江长寿共青团区委书记，这俩人期光同志都认识。几十年后我们谈到他们时，期光同志告诉我，方九当过湘鄂赣独立师师长，以后叛变了。龚平当过红16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后来在肃反中被错杀了。1930年6月，第一次打长沙时，期光同志已是红5军秘书长，而我则刚刚参军。此后，他在平江周围地区坚持地方工作和游击战争，始终没有离开过，成为这一地区较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而我则随红3军团去了赣南闽西苏区。1933年10月，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我们苦战不胜，被迫实行长征。湘鄂赣根据地也遭到敌军的清剿。当时期光同志是红16师政治部主任，与师长徐彦刚率部转战于湖北之九宫山地区，并向长江南岸之阳新、大冶等地区发展，后来在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下遭受挫折，师长徐彦刚牺牲，部队大部损失。这时，另一路敌军正向平江黄金洞地区进剿，我根据地后方正规部队很少，都盼望红16师部队能早日回到平江地区来。等了好些天，只见期光同志带着突围出来的几十人来到。当时省委和军区的领导很恼火，将期光同志撤职下放当兵。他当时的班长是后来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24军军长的梁金华同志。据梁金华同志说，当时，他们下面的人都认为这样处理是不适当的，所以一直在生活上照顾他。但期光同志对这样处理却毫无怨言，还协助做宣传教育工作。后来组织上做了甄别，将他调回军区重新分配工作。此后，他同傅秋涛、涂正坤等同志一起，历尽艰辛，积极组织游击部队，坚持了敌后3年游击战争，将这支革命武装保存与发展起来，后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

　　1946年初，我到淮安参加野战军纵队领导干部会议，第一次见到期光同志。他非常热情，同我一见如故。那一口标准的平江话，仿佛使我们又回到那久别的家乡。会后，他请我们4个纵队的领导到家里吃饭。他的妻子凌奔同志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酒菜。我们几个围坐停当，边吃边说。席间，我们谈到军区机关合并问题。期光同志告诉我，他决定把新四军第4师(即我原来所在部队)的“拂晓剧团”留在军区政治部，而把新四军第1师(即期光同志原来所在部队)文工团分到我们第9纵队政治部。当时，我很受感动。在两个兄弟部队合并中，期光同志处处顾全大局，先“人”后“己”，始终维护团结，真是难能可贵。我们越说越投机，常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在期光和凌奔同志的盛情款待下，我喝醉了。第二天醒来，我4岁的儿子晓阳告诉我说：“爸爸，昨天晚上你吐了，是凌阿姨给你整理干净的。”

　　1948年1月，为准备执行“第二次战略跃进”的既定方针，中央军委、华东局决定调我任粟裕兵团(辖华野第1、第4、第6纵队)参谋长。部队拟以东南野战军第1兵团番号，南渡长江，直趋闽浙赣，建立根据地，达成调动中原敌军向南增援，减轻中原我军的压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原战局之目的。接到命令后，我即从山东诸城地区出发，经掖县、惠民、德州、阳谷于是年2月间抵达河南濮阳县华野司令部驻地孙王庄。在这里，我又见到了期光同志(时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粟裕兵团政治部主任)。他十分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欢迎你来，我们既是老乡，又是“搭档”了。在濮阳期间，我们朝夕相处，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为了更好地落实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赋予的战略任务，期光同志与前委其他同志一起，协助粟裕司令员兼政委抓好部队的整训，在前段各部队土改教育的基础上，统一部署，展开了以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与此同时，华野前委举行了扩大会议，进行了整党整风，检查人民军队建军原则与各项具体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在前委内部整风中，期光同志与大家坦诚相见，及时沟通思想，对错误倾向大胆展开批评，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维护和加强华野前委的团结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还组织领导政治机关，对部队整训进行了强有力的指导，保证了这次整训的深入开展。在部队的政治教育中，他特别强调要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政治素质，提高广大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明确“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根本目的。同时，也注意根据战略任务的变化情况，围绕不同阶段准备工作的要求，开展政治教育。通过濮阳整训，前委领导成员和部队的政治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统一了思想认识，进一步巩固了内外团结，增强了党的政策观念。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大大加强，各种破坏纪律、违反规章制度的现象大为减少。军阀主义倾向得到了有力的纠正，健全了党的民主制度，对于全面提高华野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重大作用。

　　期光同志长期从事我军的政治工作，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特别是战时政治工作方面尤为突出。从华东野战军政治工作历史上看，有几个很有特色的经验，都与期光同志卓有成效的工作分不开。一是“立功运动”。在长期激烈复杂的革命战争中，怎样使表彰先进、激发干战杀敌热情的活动更具有群众性、及时性，是战时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期光等同志在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战役中，总结了华中野战军第1师第2团的立功竞赛经验并推而广之。后来，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会师组成华东野战军，他又与唐亮主任一起继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华野各部队中广泛地开展了“立功运动”。二是“评定伤亡”。期光同志认为，打仗要讲勇敢加技术，不计代价的仗不能打。解放战争之初，他总结了部队中的经验，推广进行“评定伤亡”工作。这样就使军事技术教育与思想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三是“即俘即补，即补即打”。华野部队经过一年的内线防御作战，于1947年7月间分兵，主力转入外线战场作战。随着作战规模的逐渐扩大，部队伤亡增多，新区条件差，兵员补充问题十分突出。期光同志总结了第1纵队在豫东战役中“火线扩军、随补随打”的经验。济南战役时，他又起草了《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提出“随俘”、“随补”、“随打”的方针。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时，这一经验被普及到全军，对顺利解决兵员补充与如何迅速提高其战斗力的问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期光同志在战况激烈的战役战斗过程中，能够及时提出鼓动口号。同时，周密细致地布置战时各个阶段的政治工作。在济南战役中，我军的行动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就是他集中群众智慧而概括出来的。这一生动有力的口号，成为我华野参战部队共同的奋斗目标。他十分善于把政治工作渗透到部队中去，除了战前抓好对部队的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外，战中还亲临前线，在火线上进行不间断的动员，并适时调整组织，巩固部队。济南战役时，他率领工作组一直随攻城西集团行动。吴化文部起义后，他又亲自主持负责安排将该部移驻黄河以北，进行整编、训练与改造工作。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第一、第二阶段中，从部队的政治思想动员，俘虏训练与调配补充，到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等方面的工作都是期光同志在前线亲自主持进行的。渡江战役前，他先期到达第10兵团，检查渡江准备工作，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特别是加强了城市政策纪律教育，接管城市并实行军事管制的常识教育等，为我军渡江南进，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解放与巩固东南诸省，贯彻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全国解放后，我们先后调院校工作，又成为亲密的同事。1951年1月，期光同志从华东军政大学奉调任南京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兼管干部部工作，协助刘伯承元帅操持院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坚持“五湖四海”的用人方针，从全军各大单位调来一大批干部，充实到学院机关和教学部门做骨干。并在刘帅的支持下，大胆地起用了近600名起义或俘虏的原国民党军官，担任军事教员。使学院很快就组建起战役战术等15个教授会为主体的教学体系，较好地担负起为我军培养高、中级军事指挥人才的任务。1953年底，我从朝鲜战场归来。翌年秋，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期光同志经常选一些苏军理论教材送给我，与我一起研读。他主张结合我军的战争实践对这些理论加以消化和理解，主张必须结合我军的实际情况来办院校。记得建院初期，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军队的一套理论来实施教学的，大家对有些东西有意见。如6小时一贯制，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等。期光同志便深入学员队、教授会，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建议院党委从实际出发，适合我军情况的经验可以借鉴，不适合我军情况的则坚决抛弃。党委采纳了他的建议，使南京军事学院的各项工作关系很快得到理顺。可这种做法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他却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对此，他一方面通过组织途径据理说明，一方面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替处在批判“风口浪头”的刘帅承担责任。宁肯自己蒙冤受辱，绝不落井下石，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难能可贵的高尚品格。毕业后我留在学院任副院长。这时，期光同志已担任学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他继承刘帅办院的优良传统，领导我们搞好军政教学，对军事学院的全面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期光同志进行了残酷迫害。他们罗织罪名，诬谄期光同志是“三反分子”、“彭黄漏网分子”，以及“在湘鄂赣搞投降叛卖”等。1968年6月，期光同志被“隔离审查”，失去人身自由，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在此期间，他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后又得了脑血栓，终于致残。1978年，钟期光同志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组织上正式作出决定，推倒了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了他革命一生的本来面目。

　　10多年来，期光同志身残病重，失去了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对于这一点，他心里十分难受。作为一个受党长期教育的老战士、老党员，他常怀负疚之感。然而，期光同志身在病房，始终关心着党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部队建设的情况，保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他以坚强的毅力与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病体不便，思维障碍，他坚持锻炼，逐步恢复。每天坚持看文件，看报纸，收听广播，看电视节目，形成了制度。他一般早晨中午收听两次新闻，上午11点左右看当天报纸，下午时间阅读文件，收看电视，强迫自己记忆一些东西。坚持经年，终于可以离开病床，在别人的搀扶下走路。一些文件、报纸、电视里的主要内容，也可以清晰地记忆在脑子里，使医护人员也为之叹服。

　　1986年9月，凌奔同志因长期操劳，旧病复发，离他而去。在失去亲密伴侣的巨大痛苦中，期光同志又坚强地挺过来了。他仍旧坚持着像往常一样，在病房里默默地学习、生活。他对电视节目内容经常表达自己的独到见解，主张要寓教育于娱乐趣味性之中，不同意单纯讲究趣味性而忽视思想性的做法。我曾开玩笑说他是一个“电视报刊评论员”。他对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内容大加称赞，对有些不大健康的内容则严肃批评。他对我讲，宣传工作很重要，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定要以正确的思想来占领宣传舆论阵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期光同志虽然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我有时总觉得他还活着。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一起海阔天空，谈笑风生。思念之情促使我提起笔来，写下了这些话。要说的很多，权以此表达我对期光同志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