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期光同志都是湖南省平江县人，同饮泪罗江水，两家相距仅百余里地，又都是北伐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他比我年长两岁，实可谓人们常说的“同乡哥加同志哥”。

　　早在1927年“马日事变”之时，我就知道在中共平江县委工作的涂正坤、钟期光等同志的名字，当时我在平西游击大队工作，我们都曾高呼着“梭镖亮亮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口号，一起参加平浏地区10万农军围攻长沙城的战斗。但真正在一道工作是1930年以后红3军团第16军时期。我先后在平西游击队和平湘岳游击大队任党代表、团政委；他在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任部长，相互工作接触多了，彼此也就有了愈来愈多的了解。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北上抗日，我和期光同志都奉命留下来，在湘鄂赣地区坚持了3年艰苦的游击战争。在最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在敌人围剿、清剿，随时都有流血牺牲可能的险恶环境中，我们并肩战斗，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在战火中建立起无比珍贵的友情。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和期光同志一齐下山，共同发出“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呼吁布告；一起在平江嘉义市参加部队的改编和整训；新四军建立后，我俩都担任第1支队第1团的领导，随陈毅司令员挺进苏南敌后打鬼子。直至八年抗战胜利又进行三年解放战争，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我们这对老战友始终没有离开过很久，即便短期不在一起工作，彼此相隔也不远。全国解放后，我先后在南京市委、江苏省委工作，期光同志则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了多年，两人还经常见面。老同乡、老同志、老战士、老朋友，经历60多年血与火的洗礼，共同建立起来的情谊是十分珍贵的也是极其罕见的。

　　10年前，期光同志在军事科学院担任顾问，因患脑血栓病住进了301医院，我只要有机会去中央开会，总要去看望他，每次老友相聚都有说不出的兴奋、愉快。我们一大批老人打心底希望期光同志身体能早日康复，衷心希望他能健康长寿。以后的几年，他的病情有明显好转，一段时间身体恢复得还很不错，可万万没想到1991年5月22日，他却因心脏病突发而永远离开了我们。许多熟悉和了解期光同志为人的，众口一词都说他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同志，是一个正直、勇敢、坚强、善良的人，他一生为革命，一切为人民，无私无畏，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

　　1935年冬，中共湘鄂赣边区省委在平江山区的辜家洞召开扩大会议，各特委、中心县委书记们都集中来到这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数月前我军主力红16师遭敌重兵包围，奋力突围后，人员、物资损失过半。眼下寒冬腊月，许多同志穿的还是夏天突围时的那身单衣裤。会议期间天公不作美，几天大雪一下竟有两尺来厚，我们住的是茅草毛竹搭的山棚子，吃的是野菜山笋煮的汤，几乎见不到米，生活极其艰苦。同志们白天集中开会，晚上我正巧和钟期光、谭启龙三个人挤在一个小棚子里睡觉。夜晚气温更低，烤着火还冻得吃不消，期光同志冷得牙齿上下直打颤，瑟瑟发抖，因他上身只一件单褂，下身还是热天突围时穿的短裤，让人看了实在不忍心。加之那时他的情绪很差，受“左”倾路线的排挤，由师政治部主任降职为文书，怕受牵连的人甚至在躲着他。启龙同志是少共省委书记。我是咏生中心县委书记，是从外地赶来开会的，穿着也就稍好些，于是将自己穿的两条单裤脱下一条送给期光。他感动地说：“渭清啊，这才叫雪中送炭，你敢送给我，我就不客气收下了。”我们三个人盖着单被和茅草挤在一起，冻得睡不着就谈天说地，挨过漫长的冬夜，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此事一晃快60年了，如今回想起来真仿佛是昨天才发生似的那么清晰亲切。前些年我和启龙同志在四川省见面时，他还记得当年三个老战友睡山棚、钻茅草、赠裤子的往事，夸赞我是什么“云水风度，松柏精神”。我对启龙说：“别夸了，如果那个多雪的冬天我只穿一条短裤衩的话，老钟和你也一定会帮助我的。”是的，战友之情胜似手足之情。尤其是期光同志历来对同志战友热情诚恳、关怀备至，是一个模范的政治工作者、优秀的高级指挥员。他戎马一生，在军队中素来享有较高威信。说到关怀爱护同志，这又使我想起了难忘的苏中战役时的往事。

　　1946年夏，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大规模内战又爆发了。我华中野战军驻地苏中解放区成了国民党军进犯的首要目标。当时华野主力是新1师和我们新6师，战争刚要打响，我却在海安生了急病，上吐下泻发高烧，医生诊断后同志们都吓了一跳，是霍乱。这种病来势凶猛，病重者因大量失水往往几个小时都挨不过去，当地老百姓称此病叫“瘪箩痧”。战事正紧，我却昏迷不醒地躺在海安镇，这可急坏了副师长王必成同志，又急坏了华野司令员粟裕。粟裕委托钟期光同志来负责此事，并指示说：“要不惜任何代价抢救渭清同志，一定要治好他。”期光说：“我已去看过江政委了，情况很不好，大家都很担心。”粟裕司令员说：“快去找卫生部长李振湘，叫他想办法。”就这样，期光同志领着李部长，带着美国援华物资血浆粉又来到我住地。他低声地说着安慰的话，真像亲兄弟一样。我只能吃力地说上一句：“谢谢你，老钟。”他连忙说：“千万不要谢我，是粟司令员和华野全体领导同志委托我当代表来看你的。”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明白，除了华野各位首长的关心，一定还有我的老战友期光同志的一片真心深情。

　　说来也怪，期光和李振湘同志带来的血浆粉加上连续十几瓶输液，竟使我病情有了明显好转。后来，遵照上级指示，我去高邮休息了一个短时期。我非常感激粟裕司令员和期光同志，也感激日夜守候在身边的医护人员，确实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将我从垂危之中抢救出来。

　　休息不到半个月，就接到粟司令员发来的电报，要我立即赶赴前线参与指挥作战。着名苏中自卫战的七战七捷，是在粟裕司令员、谭震林政委等指挥下取得重大胜利的，我和王必成等同志率领华野新6师参加打了其中的6仗，也是仗仗皆捷。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没有期光等同志将我从生命垂危中抢救出来，我哪能活到今天呢！我多么感谢期光等同志啊，令人痛心的是：当年我的救命之人，却被病魔过早地夺去了生命，这怎能不使我痛心疾首……

　　期光同志是我军着名的模范政治工作者，他从红军时期就开始认真实践探索在军中开展政治工作的各种方式方法，以后在新四军的老1团、1支队、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1师，及后来的华野、三野，直至解放后的华东军大、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从事我军的政治工作和训练教育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他用毕生的精力实践，先后曾担任三位元帅和一位大将的助手，以实干家闻名，赢得上下普遍赞誉。他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原则指示，在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的过程中，能够结合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对象、不同中心任务来动脑筋想办法，常常能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

　　再说1946年我军北撤吧，期光同志深入部队基层搞调查研究，亲自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广大指战员讲搞好官兵关系、军政关系、党群关系的重要性，他以身作则，现身说法，深得官兵们的尊敬和爱戴。就在那段时期，期光同志又帮助华野的一个主力团，总结了开展“功劳运动”的经验，亲自组织编写了一本册子发至各部队学习推广。很快，延安新华社就报导了我们华中部队的这个经验，《解放日报》称“这是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中央军委正式命名为“立功运动”，并向全军推广。这对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以弱胜强，逐步打垮国民党反动派部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的作用，也是期光等同志为革命战争做出的显着贡献。

　　期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卓着的功勋，崇高的品格，像一座丰碑将永远留给后人景仰。至于此时我的心情，正如一位老战友所说的那样：“诤友相知，肝胆相照，兄长先逝我悲痛；功高不矜，名利不争，高尚风范应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