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火星，男，生于1909年7月11日，1971年4月27日逝世于北京，终年62岁。在他41年的革命生涯中，曾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是我军检察工作的开拓者，也是共和国的开国将军。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那张被当今的人们称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胜利者大合影”——即195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我军高级将领的合影中，他是其中仅有的三名中将之一。

　　黄火星同志出身贫苦，原姓陈。7岁那年，他随父母及弟弟由河南逃荒来到江西景德镇，因母亲突然亡故无钱安葬，父亲只好忍痛将他卖给了当地的黄姓瓷商，即江西乐安人黄聚发当养子，取名黄火生，号以和。将母亲安葬后，父亲带着他的弟弟逃离他乡，从此再无音讯。黑暗的世道，悲惨的骨肉分离，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痛苦的伤痕。

　　他从8岁起便在养父与他人合伙经营的瓷厂中当学徒，只在10岁至11岁时读过两年私塾。由于养父母无儿女，希望他传宗接代，又将他送入瓷厂继续当学徒。不久养母病故，养父续娶李氏为妻。后母对他百般虐待，不是呵斥就是毒打，而且还要时常遭受师傅们的打骂和社会的歧视。为了改变不平等的非人待遇，向旧势力展开斗争，1925年，他参加了由瓷工学徒组织的“聚英社”新班，1929年初，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聚英社”新班改为学徒联合会，他与共产党员余金德等结为好友，从而开始接受革命的启蒙。1929年夏，黄火星参加了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的景德镇工人“雄黄酒”罢工运动和1930年春党发动工人开展的反“春荒”斗争，斗争的胜利使他受到鼓舞。

　　1930年7月，红军第二次打下景德镇，公开成立了景德镇苏维埃政府，余金德任主席；同时还成立市总工会，黄火星任总工会青年宣传员。10月，他报名参加了红军。11月在余金德等人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为黄火星。

　　1931年1月，黄火星进入赣东北特区葛源军政学校学习，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所正式挂牌的军校。在校期间，他聆听了方志敏、邵式平、薛子正等同志的报告和讲课，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及有关的军事知识，使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每次测验都在第一二名，受过两次奖励，先后担任过团小组长、支部书记和校团委委员，并经该校教育长薛子正等同志介绍，于1931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4月底，他从军政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弋阳第4游击大队任政委。7月，游击大队并入贵(溪)余(江)万(年)游击纵队。1932年2月，贵余万游击纵队改编为赤色警卫师第1团，黄火星担任过该团共青团团委书记兼俱乐部主任。5月，省委指示赤警师积极配合余江邓家埠一带的地方暴动。由于组织不严密等原因，暴动失败，师长祝荫龙牺牲，第1团的团长、政委逃跑。黄火星根据师政委的指示，就地收容200余人陆续送过信江。之后，他又收容了150多人，因敌36师封锁了信江，无法过江。黄火星只能率领这支部队全靠打土豪筹款来维持生活，在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中，他带领战士们冲破敌人的三次包围，绕道鄱阳湖至乐平寡妇桥终于回到赣东北苏区，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这次难忘的经历，使黄火星独立带兵打仗的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之后，他带的这支队伍临时编为红军独立第10团，他任政委，(没有团长)。同年11月，该团受编于红军第10军82团2营5连，他又暂任5连政治指导员。在赣东北期间，黄火星经历红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1933年1月，根据中央指示，红10军改编为红11军，黄火星被任命为33师95团政委。之后，红11军渡过信江进入中央苏区。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红11军首战光泽，继而折回金溪打击敌36师。黄火星在每次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勇猛冲杀，被人称为“猛子政委”。

　　1933年4月，组织上调他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时为第四期，担任上干队党总支副书记。1个多月后，党将他调出红军学校，准备派他去苏联学习，后因上海联络站被破坏未能去成。7月间，他被调到福建军区第三军分区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福建军区第三军分区辖宁化、清流、归化。分区武装以独立7团为主，还有宁、清、归三县的独立营等武装。这期间，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中央红军(时称东方军)，进入福建宁化、长汀一带作战。在东方军胜利的鼓舞下，黄火星率领第7团，将进攻永上店等地的童子兵击溃，并追击25公里。随后，又集中分区武装将当地土着军阀卢兴邦所控制的童子兵58师联防总部彻底打垮。特别是马家庄一仗，毙敌150余人，扑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7月底，三分区由宁化城关迁驻清流县，黄火星又兼任清流县委书记。11月，军委任命张金发兼任归化警备区司令员，黄火星兼任政委和政治部主任，负责指导供给兵站和医院的工作。

　　1934年1月7日，黄火星、张金发率领分区武装攻克归化城，随将三分区移驻归化城。黄火星在城内设立了东方军后方医院和供给兵站，安置了千余名伤员，兵站储存了大批布匹、机器等物资。不久，张金发因战斗负伤，他又兼任司令员。当时，正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节节失利的时候；2月间，卢兴邦的新编52师向归化城发起进攻，黄火星率领部队从城内冲杀出去，将敌击溃，保卫了千余伤员的安全和兵站的物资。

　　4月，红7军团在离归化城35余公里的钢铁岭与敌发生激战。中央军委电令归化警备区：“兵站与医院全部于晨4时前离开归化城，但要分区武装配合7军团节节抗击，使7军团得以在敌侧后打击和消灭敌人。”黄火星接到电报时，已是凌晨4点半，又由于译电员文化低，“但要……节节抗击”六字未能译出，要把千余名伤员和大批物资迅速转移出去，是十分艰巨的。因时间已经过去半小时了，动员群众来不及，黄火星只好根据已知的电文内容采取紧急措施，动员各机关及驻城部队将1000多名伤员抬运后方，把兵站物资全部转移出去。至天亮时，伤员、物资全部安全转移到了离城15公里外的林畲村。但译电员依然迟迟译不出上述几个字，在黄火星责令下重向军委请示后才译出来。这时，敌人距归化城只有5公里的路程，敌机到处狂轰滥炸。黄火星无法带领分区武装返回归化城配合7军团作战，执行上级“节节抗击”的命令。之后，军委来电批评黄火星抵抗命令，丧失士气，轻易放弃归化城，予以撤职，要他到红军总政治部待命。不久，他返回福建军区，军区指责他犯了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对他进行批判斗争，行政撤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个处分直到1944年，他在华中党校整风时，经党校干部审查委员会批准将严重警告处分改为批评处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抱怨、消沉，仍然积极工作。

　　当年7月，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形势日益恶化，军区命令他接任第一分区(杭、永、岩)政委兼代英县独立营政委。9月已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末期，杭、永、岩苏区已日渐变为游击区，环境十分恶劣，黄火星根据省委和军区指示，部署开展游击战争。中央红军长征后，根据苏区中央分局的指示精神，分区武装改编为杭代独立营，黄火星担任政委，先后在永定、上杭坚持游击战。

　　1935年春，闽西南党组织在永定赤寨召开红军长征后闽西南地区第一次党政军会议，黄火星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9月，由于永定县委原负责人对敌人第二次“清剿”未能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致使独立营损失过半，整个永定苏区的地域只剩下两个山头。这时，革命队伍中叛变的事件日有所闻，工农群众普遍产生了恐惧情绪，在红军游击队中也有人难以适应艰苦环境，缺乏革命信心。为了扭转这种局势，上级党组织将黄火星调往永定担任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他一面抓紧对县委和独立营的整顿，一面扭转过去“左”的政策，实行分散活动，依靠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他和游击队员长期隐蔽在深山密林中，以山岩洞穴为房，野菜竹笋当粮，还要时常与“清剿”的敌人战斗、周旋，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困苦。为了坚定干部和战士的革命信念，使同志们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黄火星经常用方志敏两条半枪、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来教育大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乐观主义精神去感染和鼓舞大家。

　　1936年1月初，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上杭双髻山召开第二次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黄火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继续当选为军政委员会委员。会后，他回到永定苏区，领导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改变斗争策略，采取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方法。抓住群众的切身利益，开展分粮斗争。并争取了许多保甲长中立和同情我们，恢复和发展了党组织，使永定苏区得以坚持，独立营保存了100多人枪的武装力量。

　　同年4月，军政委员会根据第二次会议决定，将所辖武装统一编为两个纵队，下辖1、3、5、7支队。黄火星任第2纵队政委兼5支队政委；后因纵队长牺牲，他又兼任纵队长，率部活动在永(定)、(平)和、南(靖)地区。随后，他又代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直接领导永、和、南军政委员会工作。由于他对苏区坚持一面巩固、一面发展的方针，永定、平和、南靖、大浦等县出现了新的局面。先后成立了永和靖县委和永浦工委，组建了红4支队，向南荆山城发展。

　　1937年5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关于联蒋抗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派邓子恢为代表与粤军正式谈判，赢得了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存在和抗日杀敌的权力。8月13日，黄火星率第五支队与永定、永东、永浦县的地方武装在永定金丰集中。月底，正式整编成立“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1支队”，谢育才任支队长，罗忠毅为参谋长，黄火星任政训主任。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坚持3年游击战的闽西南2000多红军游击健儿，于2月中旬全部集中到龙岩白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2支队，下辖3、4团。张鼎承任支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黄火星任3团团长，邱金声任副团长。

　　1938年3月1日，新四军2支队由龙岩白土出发。4月初，部队到达安徽歙县岩寺集中。随后，3团奉命开赴小丹阳地区作战。6月下旬，黄火星、邱金声率领3团指战员北渡石臼湖，进抵当涂、博望、横山和江宁秣陵关地区活动。这个地区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地区，反动统治基础雄厚，沦陷后又成为日寇侵略中国的大本营。7月6日，黄火星、邱金声组织3团1营和支队侦察连在安徽当涂与芜湖之间，击毁敌寇军用火车1列，全歼数十名押运日军，缴获大批军用物资。8月17日又组织3团狠狠打击了当地为非作歹的伪匪朱永祥和川军余宗臣部，击毙击伤敌人340余名，缴获步枪150余支，还有轻、重机枪、迫击炮等以及各种子弹4万余发和电台、电话机等通信器材，将余宗臣部驱逐出小丹阳。黄火星抓住时机，依靠群众，在建立地方自卫武装的同时，部队也扩大了一倍。8月下旬开始，日寇曾出动数千人多次对当涂、小丹阳地区进行扫荡。黄火星、邱金声率领3团指战员，先后在博望、横山等战斗中予敌以重创。还组织小分队，直插雨花台，夜袭警察所，威震南京城。1939年1月21日，粟裕亲自带3团由苏南奔袭芜湖飞机场的官陡门敌据点，全歼守敌。随后，3团调回军部，担负保卫军部的任务，直属军部指挥。

　　1939年2月，黄火星调军部杨村参加整训。整训期间，他学习努力，使他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收获，并写了《三年游击战的经过》一文，得到军首长的好评及肯定。

　　7月，他出席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并和陈毅、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谭震林等人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会后，黄火星抓紧整训部队，大胆提拔了几位年轻有文化的干部，几位老红军战士对此有意见，认为“老同志吃不开了”。黄火星意识到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于是，他分别找这些老红军战士谈话，而后又召开全团排以上干部会议，对大家说：“大批工人、农民和学生来到抗日前线，加入我们的队伍，是一件大好事。尤其是青年学生，他们会写、会唱，很活跃，给我们的部队带来新的活力，这是应当欢迎的，但这并不等于老同志吃不开了”，“那种论资排辈的思想，对党的事业危害极大”。因为“我们党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要使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就必须大胆提拔和使用千百万新干部”。经过他的耐心教育，原来闹情绪的同志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他对干部战士既严格要求，又对他们的疾苦体贴入微，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一次，战士李德安患了重感冒，身体虚弱，卧床不起，他不仅经常到床前问寒问暖，还硬要把自己仅有的4块光洋给李德安买营养品，直到李德安最后收下两块为止。这两块光洋李德安至今还保存着。还有一次，侦察参谋王培臣因伤要去住院，他对黄火星说：“你是了解我的，我烟瘾大，要多发一点钱给我。”“不行，谁都要按规定发。”黄火星当即拒绝了他，但却将自己的全部财产10块钱和一只手表，一把塞到王培臣怀里。王培臣实在过意不去，只好收下8块。因为他和干部战士相处得十分融洽，3团的干部战士都称他为“黄老奶奶”。

　　1940年1月，奉军部命令，黄火星率3团开赴铜(陵)、繁(昌)地区抗日，受3支队指挥。同年5月26日，日寇30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向3团驻守的何家湾阵地进攻，黄火星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率领战士们英勇反击，经过9个小时的激战，毙、伤敌人300多人，使敌不支而退，粉碎了敌人的进攻。随后，日寇对铜繁地区连续进行“扫荡”，我第3支队队部被敌包围，撤出时丢失了数份机密文件，其中有中央给东南局、军部的重要指示以及政治情报、对敌政策等。黄火星得知后，亲率部队到该地寻找，全部收集回来。项英、周子昆亲笔表彰他“对党认真负责”的精神。

　　1940年底，以3团为基础发展组建了新3团，成立了新2支队。黄火星任支队政委，周桂生任支队司令员。

　　1941年1月，驻皖南新四军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的率领下遵令北移，国民党反动派却调集7个师约8万人对我新四军北移部队进行围歼，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这次行动中，北移部队编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又称第1、第2、第3纵队)，新2支队编为中路纵队，黄火星任政委，周桂生任司令员，军部随其行动。1月4日午夜，叶挺、项英等军部领导人与黄火星、周桂生率领的中路纵队同时渡过青弋江，于5日到达茂林地区。6日，黄火星、周桂生参加了军部召开的各纵队首长会议，会议决定各纵队按预定的计划于黄昏开始行动。由于顽军40师控制丕岭高地，拦住我军的去路，叶挺指示中路纵队拂晓前一定要攻占丕岭。纵队领导即令老3团3营为前卫，担负起攻克丕岭的任务。3营以干脆利索的动作于次日拂晓前攻占了丕岭，随即猛扑鹰潭，遭到顽军40师两个营的阻击，敌人依仗有利地形，用火力疯狂封锁隘口，战斗异常激烈。下午，黄火星亲临前线指挥时不幸大腿负伤，警卫员扶他下山，换药后劝他休息一下，但他毅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拄着拐杖返回了前线。7日他参加了军部在百步坑召开的会议。叶军长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星潭，他当即向叶军长表示：“你下命令吧，我们负责坚决打！”由于个别领导坚持部队后撤，致使让当晚冲进星潭的1营1连没有后援而遭损失，并且打乱了部队原来行进的部署。接下来的几天，尽管新四军指战员们英勇顽强、浴血奋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伤亡越来越大，阵地也越守越少。13日下午，最后一块东流山阵地失守，军部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叶军长面对前来请示的人沉着地说：现在开始分散突围，皖南部队是革命的精华，你们要坚决地突出重围，到江北去，开创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根据叶军长的指示精神，黄火星立即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军部突围命令，决定将纵队分为左右两路向西北方向突围，纵队部随右路跟进突围。右路首先突围，大部分同志牺牲，仅有少部分人突出重围。黄火星、周桂生等人被敌人火力隔断，部队已被全部冲散。黄火星率通信员、侦察员以及机要员等与刘别生、张云龙带领的百余人会合，巧妙和勇敢地利用顽军的结合部，终于胜利地突破了14道封锁线，在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于18日晚到达江北无为。而他腿上的伤口感染严重，肿胀得如小水桶一样粗，在这7天多来连续战斗的突围过程中，他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巨大的伤痛。直到解放后他腿上的弹片才在上海华东医院取出。

　　黄火星突围到无为后，立即前往江北游击纵队，向曾希圣、孙仲德汇报“皖南事变”的经过。接着，为组建新四军7师，协助曾希圣负责收容和整编陆续分散突围过江的同志。

　　7师组建后，活动的区域主要是巢南山区和无为东乡一带，南有长江，北有巢湖，西有白湖，地域狭小，四周敌伪据点星罗棋布，部队的活动没有回旋空间。不少人对7师能否在这犬牙交错的地区站稳脚跟缺乏信心，有些同志想到苏北去。上级曾想调黄火星到军部工作，但考虑他在皖南有一些影响，便留下了他。黄火星以他自己坚定的决心，带动、教育干部“只要我们大家在这里努力工作，也可以造成第二个苏北”。

　　1941年5月1日，7师在无为东乡白茆州大胡家正式成立，并成立19旅(师部旅部合并办公)，曾希圣任政委，孙仲德任旅长，下辖55、56、57团，黄火星任55团政委，谢忠良任团长。不久，因三官山战斗失利，曾政委召集55团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会后，由黄火星兼任团长。

　　1942年2月，皖江根据地成立皖中区党委，黄火星是党委委员之一。同时，7师师部机关正式组成，黄火星调任师政治部副主任。因何伟主任生病，又代理政治部主任，并兼任7师机关党委会书记。在他的主持下，政治部制定了各项政治工作制度，加强了各级政工干部力量，并创办了师政治部机关报《武装报》。

　　1943年3月，根据中央精神，部队实行精简整编。7师统一改编为皖南、和含、沿江、巢湖4个支队。黄火星由师政治部调任皖南地委书记兼支队政委。6月，又被任命为和含支队政委。和县、含山地区是淮南铁路和长江宁芜段的交通要道，与汪伪政权所在地南京一江之遥，敌伪把它划为“绥靖区”，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但它又是7师与2师、军部联系的交通线。敌伪顽企图利用多次“扫荡”，切断我军的交通线。黄火星率部到达后，指挥部队进行反击，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及进攻。我军牢牢地控制了杨石庵、官渡河口，使这条交通线一直没有中断过。

　　1944年4月，和含地委召开扩大会议，黄火星在会上作了和含支队一年半军事总结报告，指出“要巩固扩大和含抗日根据地，必须壮大坚强和含支队”。会后，因孙仲德前往军部汇报工作，他又代理地委书记，完成了税收工作等。7月，黄火星奉调参加华中党校的整风学习，华中局根据他一贯表现，授予他“华中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颁发银质奖章一枚。对于当时处在他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中，能被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是党和人民对他英勇战斗、勤奋工作最好的肯定和表彰。

　　1945年6月，黄火星在华中党校学习结业后，调任7师19旅政委，旅长林维先。他们率领19旅配合兄弟部队在日寇投降前于皖江地区举行了全面反攻。十多天内，拔掉了许多敌伪重要据点。解放了皖江地区大片的土地，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7师奉命撤出皖江根据地。因部队要撤离北上，在干部战士中又引起了思想波动，担心撤走后，国民党卷土重来，祸害家乡百姓。而人民群众也十分眷恋自己的子弟兵，有些家属、亲属甚至找到部队希望留下自己的亲人。黄火星一方面与林维先一起，抓紧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他还和干部战士促膝谈心，与父老乡亲席地相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复说明了北撤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为了更好地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而且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经过这些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部队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北撤任务。等部队全部北撤之后，黄火星才最后离开皖江地区，同皖江的父老乡亲们挥泪告别。一路上部队情绪高昂，纪律严明，全部顺利地到达了淮阴，受到陈毅司令员的表扬。不久，19旅奉命开赴山东台儿庄，与2师及4师之9旅和山东军区一部分主力组成山东野战军。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在淮北战场上，敌人从7月中旬开始沿陇海路东犯。林维先、黄火星率部先后参加了山东野战军发起的朝阳集、泗县和宿北战役。

　　1947年1月，山东、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粟裕、谭震林指挥。同时，将7师拆编到其他部队去，19旅与2师的5旅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成钧为司令员，赵启民为政委，林维先为副司令员，黄火星为政治部主任。

　　对于7师的拆编，有些同志一时想不通，直接找黄火星发牢骚：“我们7师为什么要被拆散？为什么你只担任政治部主任？”这种情绪严重地影响着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黄火星耐心地加以解释，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列举红军多次改编的事例教育大家，指出部队整编是经常的现象，是战争和革命的需要。对于个人的职务，他明确表示：这应当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高能低、能升能降。

　　7纵刚成立时，正是因为黄火星以他顾全大局的高尚品质和积极协助、支持纵队领导工作的实际行动，教育和感染着干部战士们，才使部队能够团结一致共同迎接新的战斗考验。之后，7纵转战山东，先后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南麻、临驹战役、胶河、莱阳战役、张店、周村战役、兖州战役等，较出色地完成了华东野战军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

　　1948年3月和6月，淄川、曲阜解放后，黄火星先后兼任淄川、曲阜军管会主任。在他的领导下，迅速改变了战后的混乱状态，安定了社会秩序。为保护好名胜古迹，他发布命令，派出部队全力保护好孔林、孔庙等，受到上级的表扬。

　　济南战役之后，黄火星升任纵队副政委。

　　10月上旬，他出席了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曲阜召开的扩大会议。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主持会议，讨论研究中央军委关于“精心组织淮海战役”的具体部署。黄火星激动地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方针和指示，并主动请缨，决心要在前委的领导下，配合兄弟部队打好我军在长江以北与敌进行的规模最大、最有决定意义的淮海战役。

　　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7纵由万年闸飞奔贾汪，迅速完成了切断黄百韬兵团西窜的退路。在完成徐东阻击战的艰巨任务后，又立即出动配合2野部队围歼南线双堆集黄维兵团的任务。

　　淮海战役结束后，全军实行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7纵队整编为第25军(属8兵团指挥)，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委。

　　整编后，成钧、黄火星率部挥戈南下，进抵长江北岸巢湖、无为一带，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

　　25军在渡江战役中担任中路兵团第1梯队的任务，由9兵团指挥。3野决定25军在和县西凉山渡江。这一带是黄火星曾经多年战斗的地区，他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黄火星积极地向上级提出建议：“该处渡江江面宽，对面又是湖泊地，渡江后部队展开困难，应改为无为油坊嘴渡江。”上级采纳了这一重要的建议，也是黄火星为胜利完成渡江任务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渡江前，他一面摸索长江潮汛的规律，收集船只，训练部队，掌握江上驾船的技能和水上作战、滩头登陆的过硬本领。一面抓紧组织指战员学习政策，准备接收、管理大城市。

　　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后，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作战实施纲要》，兵团召集作战会议。黄火星火速奔赴前沿指挥部参加会议。会议根据《纲要》关于中路兵团必须紧紧抓住敌20军西移繁昌、铜陵一线，接防敌88军这个难得的战机打过江去的指示，决定当晚实行强渡。

　　会议之后，黄火星和军里其他领导人顾不上吃饭，沿着江堤的堑壕进行最后一次战前检查，并迅速地把命令传达下去。夜晚，集结在余栅村到大套沟一线的25军船队，在一声开船号令下，从河湾港汊一拥而出，实行全线强渡。我军只用了30分钟，就将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主子援助下苦心经营的“天险”及“立体”防线上撕开了一条长达10余公里的口子，先头部队向敌纵深勇插进去。当时，在对面防守我军渡江的为国民党川军20军，这个军在解放战争前一阶段还未受到过严重打击，在防守江北桥头堡时，还拥有相当不错的战斗力。由于登陆点选择得当，当晚我25军7个主力团迅速突破江防，顺利扩大战果，使敌20军溃不成军，望风而逃。23日，我25军接到3野首长命令，在成钧、黄火星的率领下冒雨出发，以一昼夜80公里的行程速度疾进追赶，终于在24日黄昏，将敌20军——蒋介石江南残敌中的一支“王牌”一举围歼，敌军长杨干才在逃跑中被击毙；从而，创造了我军以1个军歼灭敌人1个军的辉煌战绩。同时被歼的还有敌99师(缺1个团)和1个保安旅。

　　27日，各路大军会师于吴兴，切断了京杭公路，把南京、镇江逃敌团团包围在郎溪、广德地区。在这次围歼中，先后歼灭敌人8个整军和4个军的一部分，俘敌8万余人。敌汤恩伯剩下的24个师20余万人龟缩于上海及其周围。

　　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战斗打响了。23日，作为预备队的25军在成钧、黄火星的率领下接替29军向敌发起总攻，突破多处敌阵地，乘机楔入敌纵深，从吴淞口一举插入市内虹口区。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迫使上海守敌副司令刘昌义不得不下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率部投诚；从而大大缩短了上海战役的进程，解放了上海。

　　上海战役之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第3野战军命令第10兵团立即进军福建。3野从其他部队中抽调一批熟悉福建情况的干部，充实10兵团的领导工作。黄火星被调任第10兵团29军政委，军长胡炳云。7月初，29军在胡炳云、黄火星的率领下向福建进发。

　　第10兵团采取钳形进攻战法，首先围歼福州守敌5万余人，于8月17日，福州市宣布解放。10月15日，29军、31军打响了攻击厦门、鼓浪屿的战斗。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歼敌第8兵团等两万余人，终于解放了厦门。

　　厦门解放的第三天，10月20日，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叶飞任主任，黄火星任副主任。军管会是军事管制期间最高权力机关，统一管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宜。他积极协助叶飞，全面展开接管工作。不久，叶飞回福州主持第10兵团及福建军区工作，厦门军管会工作实际由黄火星负责主持。

　　面对战后敌特猖獗，社会秩序紊乱，工厂倒闭，商业萧条；军管会首先建立了厦门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权，成立了治安委员会。打击、镇压贩卖军火、扰乱社会秩序的敌、特分子，保护人民财产安全。此外，还有力地打击少数投机奸商哄抬物价、扰乱金融、操纵市场的不法行为，同时实施取消金银外币，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保护侨胞利益等政策，从而保障了支援战斗和保证供给两大任务的需要。取得了接管工作决定性的胜利，使厦门成为东南沿海前线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

　　1950年1月，厦门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代表军管会作了《两个半月的接管工作》的报告，受到代表们一致肯定。特别是对解放军纪律严明，各个部门工作人员认真负责、刻苦耐劳、廉洁奉公的态度和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会议结束后，黄火星当选为厦门市第一届协商会议主席。同年5月21日，他主持召开了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并致开幕词。在这次会上，他继续当选为第二次协商委员会主席。

　　6月，黄火星奉调担任第10兵团政治部主任兼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为了迅速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他还亲自兼任了福建军区速成中学校长。

　　1951年1月12日，他当选为福建省委委员。

　　1951年11月，经组织批准，黄火星进入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系学习。在一年半的学习中，他刻苦攻读，孜孜不倦，结业时各门功课都获得优良成绩。

　　1954年5月，黄火星从军事学院政治系毕业，调任江苏军区(驻镇江)党委第一书记、第二政治委员。

　　1955年5月，黄火星奉调进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军事检察长。

　　建立军事检察院，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黄火星来说，也是比较生疏的。当时组织上没有配备副职，因此，从人员调配，到制定各项政策、规定，他都要具体抓。他认真研究地方的经验，边干边学，为了提高检察干部的业务水平，他亲自主持制定业务学习计划。

　　军事检察院初期，从体制到办法都是照搬苏联。黄火星经过认真研究后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军事检察工作也不能例外，必须接受党委和政治机关的领导，绝不能搞“垂直领导”。要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但不能全盘照搬，既要依法办事，加强法律监督，又要接受党的领导，以保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他严格按照组织原则办事，自觉服从党的领导，对军委、总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示，及时组织传达学习，对检察工作中重大的问题和重大案件，及时向总政党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请示汇报。

　　1955年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任命黄火星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军事检察院检察长。

　　在检察工作中，黄火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956年为了搞好肃反甄别工作及定案工作，他一再要求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要严格掌握“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认真审查材料，核实证据，防止错漏现象发生。他反复强调：“中央对肃反工作的方针、政策很明确，叫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个水平高低的问题，而且是个党性问题。”“检察工作人命关天，又重要又复杂，作为一个检察干部，一定要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学习《十五贯》中的况钟，不做过于执。”他对每一个案件的处理都十分慎重，做到重调查、重证据、重事实，不枉不纵。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严格依法办案的制度和措施；提出了罪与非罪、由思想问题引发的刑事犯罪和反革命犯罪的政策界限，受到罗瑞卿的赞扬。

　　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斗争。黄火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他的领导下，整个军事检察系统没有一人被打成右派，抵制了扩大化错误。在当时“左”的空气笼罩下，他的这种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1959年在军委和总政党委的领导下，黄火星负责组织举办了“揭发犯罪，教育群众，加强法制观念，交流经验，改进工作”为中心内容的全军保、检、法工作展览会。对开展法制教育、搞好预防犯罪起了重要作用。他工作作风深入，每年都要用两三个月时间，到部队或边防海岛进行调研工作。1958年8月他在福建作调研，一次，在厦门前线调查的路上，一位老农挑着一担蔬菜艰难地爬坡，黄火星走向前去，一把接过老农的担子挑着就走。突然，国民党军队打来的一发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幸好被警卫员将他按倒，才得以脱险。后来，他患了急性肝炎，大家都劝他回京治疗，总政领导也十分关心，动员他回京治疗，他都婉言谢绝，只在当地住了半个月医院，就又坚持搞调查，直到年底才返回北京。

　　1960年12月，黄火星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直属队政治部主任。而此时，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承身体欠佳，组织上决定由他主持高检的日常工作。他身兼数职，工作更加繁忙，有时还要参加中央政法小组的会议，晚上回家经常工作到一两点钟。他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呕心沥血，把全部的身心都放在了党和人民交给的重要工作上。由于过度劳累，他的糖尿病日趋严重，最后身体实在坚持不住，才到医院住院治疗了几天。

　　1963年9月，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难以承受繁重的工作，免去了他兼任的解放军总直属队政治部主任的工作。1964年，黄火星当选为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作为我军的一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黄火星十分关注对青少年们的思想教育，关心他们的成长。1957年，他多次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和北京少年宫组织的报告会上为青少年讲述方志敏的革命故事。总政治部曾向军内青少年转发了他的报告。同年夏天，共青团天津市委邀请黄火星去作报告。晚上10点一下火车，他顾不得休息，立即找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和团市委的负责同志，了解当前青少年的思想动态。第二天上午，他在大会上联系青少年的思想实际，连续讲了4个多小时，深入浅出，生动有力，使青少年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团市委在机关刊物《读书月报》上登载了他的讲话，号召全市青少年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中午，团市委设宴招待黄火星，他对大家说，今天我给青少年讲党的优良传统，自己可不能丢掉啊！于是，坚持回招待所吃便饭。他罢宴的举动，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黄火星参加革命几十年，他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堪称楷模。他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物质待遇上，他从来不伸手、不张口。军检建立前期，他的住房、车辆、营具都比较旧，同志们多次提议向领导反映，他总是说：反映这些干什么，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条件好多了。组织上几次安排他去北戴河疗养，都被他谢绝了，直到逝世前他从未去疗养过。他的衣着简朴，一直都只穿着军装或为工作需要定做的中山服便装。他始终保留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老传统，针线包总是随身携带。1959年国庆节，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齐集天安门城楼，与首都群众一起欢庆10周年盛典。检阅马上开始，一位上将礼服上的一枚纽扣掉了，正当他左右为难时，从人群中走出了一位中将，从身上拿出针线包，帮助他缝好了扣子。他，就是“黄老奶奶”。这件事一时被传为佳话。黄火星的绰号也一直由抗日战争时期延续到和平年代，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给许多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爱戴。

　　他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不仅关心他们的文化学习，更注重他们热爱集体、勤奋诚信、艰苦朴素的道德作风培养。60年代初，他要家中所有上学的孩子都备有自己的针线包。他教育子女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爱惜粮食，爱护公物，珍惜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他时常提醒子女，不要有高干子女的优越感、特殊感，做人要低调、不张扬，不要贪图名利、追慕虚荣，对人要以诚相待。

　　“文化大革命”初期，像许多国家机关一样，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遭到冲击，严重影响了高检的正常工作秩序。但黄火星依然恪尽职守，努力进行工作。一天，两位闽西老区的群众奔波千里来到北京找到高检希望求见黄火星。黄火星听说后即刻热情接待了他们。原来，他们的父亲生前在3年游击战时期，做着“白皮红心”式的工作，曾为我们暗通情报，帮助过红军，黄火星当年曾在他家落过脚。但却因当年表面上担任过敌人委任的工作，他的后代被划为“黑五类”，由此遭受厄运。黄火星被他们的讲述深深触动，立即亲自为他们写下了证明。事后，黄火星曾感慨地说：我写一张证明，事情虽小，但却关系到这家人一辈子的命运。“而更重要的是澄清是非，不能把对革命有贡献的人当成敌人，我们搞检察工作，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

　　1968年底，高检被撤销。1969年初，身患重病的黄火星被迫随高检机关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他虽身处逆境，但仍忘我地工作。干校从选点、择地到基建，都是在他的组织下完成的。干校平均每人种地两亩多，从小麦、棉花等农作物的播种、田管到收获，他和干部们一样，起早摸黑，日晒雨淋，汗水流在了一起。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积劳成疾。身体一天天消瘦，时常出现便血、腹泻，血糖高达三个“＋”，但当地医生却认为他是患了肠炎，从而耽误了治疗。

　　直到1970年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回京治疗。4月，在他起程回京时，不顾自己的病重，特意从湖北绕道广东从化疗养院去看望张鼎承检察长。张老夫妇看到日渐消瘦的黄火星，十分难过。两位老战友促膝长谈，他们对法制被粗暴地践踏，公、检、法机关被无理撤销而感到愤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深深担忧。

　　黄火星回到北京，前往北京医院，几经检查，想不到依然误诊为“肠胃炎”。病情持续拖延3个月后，才确定为“结肠癌”，但肿瘤扩散已到晚期，直到这时黄火星才住进了北京医院。

　　周恩来总理得知黄火星患病后，给以深切的关注。及时指示成立医疗小组，指定了几位医学专家负责治疗。这让身患重病的黄火星深受鼓舞，同时，也让这位坚强的老战士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他拿起笔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表示一定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争取早日康复，更好地为党工作，报答党的恩情和总理的亲切关怀。

　　为了鼓励自己同疾病作斗争，他在床头贴上“既来之，则安之”的条幅。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还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对前来看望的同志说：“我很快会好的，病好了，我还可以为党工作十年。”凡是接触过他的医生、护士和病友都为他的顽强意志和对党忠诚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8月，医院为他动了手术，术后病情一度好转，他非常高兴。1971年初，他回到家中与家人欢度春节，许多老战友特意前来看望他，他满怀喜悦地认为可以实现自己再为党工作十年的夙愿。

　　但不久，他的病情又突然加重，不得不回到医院，躺倒在病床上。张鼎承、邓子恢、廖承志等曾多次看望他，何香凝还托其儿媳经普椿送来人参，使黄火星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