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6日，是我父亲江渭清诞辰100周年。回想往事，我对他感受最深的是：实事求是，淡泊名利，顽强斗争。

　　1958年“大跃进”，粮食放“卫星”，亩产几千斤，我父亲(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说：别听那一套，浮夸，他们把一二十亩地的庄稼并到一亩地里，然后收割，放“卫星”。我要这么做，武进县水稻亩产2000斤，只要把5亩水稻并在一亩地里，就可以放亩产万斤的“卫星”。后来，“卫星”越放越大，亩产10万斤、20万斤……父亲说：吹牛的人也不想想，20万斤稻谷铺在一亩地里，有一尺高了，人家怎么会相信呢？

　　1958年夏“大炼钢铁”，也不断地放“卫星”。父亲说，形势逼人哪，已经有6个省日产生铁超过1000吨，湖南是3000吨，河南是1，8万吨，江苏才900吨。

　　毛主席来南京问我父亲：江苏能不能搞100万吨铁？父亲说：搞不了那么多，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主席很不高兴，问其他几位书记：你们同意江渭清的意见吗？大家不说话。主席又问：渭清，你还有什么意见？父亲说：我们千方百计去搞，能搞100万吨更好，实在搞不到，就请您派人来检查我的工作。主席说：好，就这么办。

　　父亲听说南京工学院把学生睡觉的铁床拆了去炼铁，立即给南工党委书记打电话：已经是铁床了，还要拆了去炼铁？冬天学生怎么睡觉啊？你还要花钱去买木床？他又给省委秘书长打电话：通知各地不要把铁床、铁门窗、铁制品甚至铁锅都拿去炼铁，这样搞下去，老百姓都没有锅烧饭了。

　　这样，“大炼钢铁”江苏也没有放“卫星”。

　　1957年“反右派”运动，毛主席当面问我父亲，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有没有右派？父亲很清楚，主席指的是常务书记刘顺元。我父亲认为，刘顺元为人正派耿直，严于律己，敢讲真话，理论水平很高，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因此，父亲巧妙地回答了主席。不久，主席又派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来南京坐镇“反右派”，彭真对我父亲说，主席要我来向你打招呼，他说你“右”。多么大的压力啊，真是泰山压顶！但是，父亲和省委的常委们还是千方百计地保护了刘顺元。

　　1959年夏，庐山会议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党内路线斗争，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划为“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可是在会议结束前，毛主席问各地回去如何贯彻“反右倾”，父亲却说：我们从江苏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会议结束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要我父亲回去批判刘顺元，暗示刘顺元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父亲对柯庆施说：不能凭一两句话就说有什么问题，要看他的通篇讲话和文章。如果省委常委里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是班长，就先批我。

　　不久，柯庆施来我们家和我父亲吵起来了，柯庆施说：“反右派”你保刘顺元，“反右倾”你又保刘顺元，你为什么死保啊？父亲说：谁不办几件错事，讲几句错话，凭一两句话，就把人家一棍子打死，这样的话，省里有刘顺元，地市有张顺元，县里有王顺元，那要打多少啊！柯说：主席当面问过你，你是知道主席意思的，怎么向主席交待？父亲说：主席那里我去说。柯又说：那你就是不打了？父亲说：你先撤了我第一书记，你来打。柯很生气地说：你这是抗旨。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很高兴地说：这次去杭州见毛主席，周总理在场，主席说，渭清来了，先跟总理干三杯茅台。父亲一看杯子很大，就说，主席，好事成双，喝两杯吧！主席说，好，两杯！喝完酒，主席问，渭清，你江苏省委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父亲说，右倾思想有，分子我还没有发现，主席又问，那你江苏省委就没有“右派”了？父亲见主席心情很好，就笑嘻嘻地说，主席，我就是一个大“右派”。大家哈哈一笑，这事就算过去了。

　　父亲说：你们说这个是“右派”，那个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你们怎么批判都可以，但是县委书记、厅局级干部要戴“帽子”，必须要我批，我不批，不就完了。

　　许多老同志对我说：你爸爸在江苏“反右派”、“反右倾”，没有给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戴“帽子”，这在全国各省是唯一的，很了不起！

　　就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在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公共食堂的材料上，作了上纲上线，惊心动魄的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张恺帆受到极为严厉地制裁。

　　庐山会议后，刮起新的“共产风”，一些停办的公共食堂被迫重新开伙。当然，食堂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1961年2月，毛主席与六个大区书记和五个省的第一书记研究食堂问题，柯庆施大讲办食堂怎么好，其他人也是赞扬。主席听得很高兴，但见我父亲沉默不语，就点名要他发言。我父亲说，要我来讲，是食堂怎么不好。他讲述了食堂的三个不好，一是耗粮特别大；二是不许农民养猪养家禽，结果没有肉吃，没有蛋吃；三是食堂浪费惊人。主席问周总理：渭清讲的对不对？总理说：讲的有道理。主席决定：再作调查，然后中央开会讨论；江苏按照你们的具体情况研究办理。

　　这一年的3月份起，江苏逐步停办公共食堂。5月，中央决定全国取消农村公共食堂。

　　那些年，确实有不少同志为我父亲捏一把汗，并好心地劝告他，讲话要注意啊。但他说：我之所以敢在毛主席面前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因为我是来干革命的，不是来当“官”的。

　　父亲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斗争精神。他冒着枪林弹雨，打了20多年仗，8次负伤，特别是1931年江西万载朱木桥战斗，打断了右腿，战士用两块木板夹住他的断腿，抬着行军，在那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他仍然继续顽强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恶浪中，父亲遭到残酷的关押和批斗，被诬蔑为“江苏头号走资派”，发配湖南，软禁在长沙。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直顽强地斗争。

　　1973年夏，父亲被“解放”。1974年“批林批孔”，大反所谓“复辟回潮”，再次掀起全国性大乱，江西的派性斗争也愈演愈烈。中央把江西有关人召到北京办“学习班”，从7月办到12月底。就在这危难之时，父亲受命去江西工作，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省军区第一政委。

　　中央要我父亲12月底之前到任，1975年1月1日《江西日报》正式公布我父亲任职的消息，就在12月30日我父亲的专机进入江西上空时，得到报告，两派群众组织上百人聚集在向塘机场，要放鞭炮欢迎。哪里是“欢迎”，是有人蓄意要在江渭清一到江西时，制造一起武斗，加上一个罪名。父亲当即决定，在樟树军用机场降落，挫败一次阴谋。

　　12月底父亲到任后，依靠各级领导，依靠群众，全力抓安定团结、消除派性、千方百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通过整顿，打开局面。1975年7月，父亲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工作时，邓小平同志说，江西的工作中央是满意的，继续这样抓下去，是大有希望的。

　　1976年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2月，“四人帮”在江西的爪牙涂烈、万里浪指使“造反派”日夜围攻省委，3月又突然袭击，强占了我们家。当时我父亲犯重病，但仍坚守在南昌，经中央同意，住进医院。涂烈指使一伙人，冲进医院，惨无人道地一次用卡车、一次用装尸体的车，强行把我父亲拉上街游斗。那一段时间，父亲遭受怎样的迫害和折磨、身心遭受怎样的摧残，可想而知。但父亲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斗争。“文革”期间，重新出来工作的省委第一书记，遭受第二次游斗的，我父亲在全国是唯一的。

　　9月9日毛主席逝世，涂烈、万里浪千方百计地阻挠我父亲代表江西全党和全省人民主持悼念活动，阻挠我父亲在江西省举行悼念大会上，代表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致悼词，他们要在大会上讲话，我父亲坚决不答应，经过复杂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他们的阴谋。

　　就在深切悼念毛主席逝世期间，涂烈、万里浪迫不及待地拟定了省委和部分地、市、县的负责人，准备一旦夺权成功，即可走马上任。

　　中央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参加北京“打招呼”会回到南昌，立即把“四人帮”在江西的爪牙抓了起来。采取如此迅速果断行动的，恐怕在全国各省也是唯一的。

　　我父亲在江西度过了极不平常的8年，就在他主动请求退下来之时，胡耀邦总书记去视察，他对我父亲说：你是在“四人帮”肆虐的特定历史时期来江西工作的，这里又是林彪、“四人帮”直接插手的“重灾区”。我们知道，你的处境相当困难。这些年江西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