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2日是卢胜同志百岁生辰。他离开我和孩子们已经13年了。每当想起他的病逝，作为与他朝夕相伴的妻子，我感到无比的自责和懊悔。如果我能在他得病的初期早点察觉，就有可能得到早期手术治疗，他就不会那么快地离我们而去，他也能免遭那么大的痛苦！

　　至今，在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他临终前两天的目光。1997年8月15日傍晚，我照常坐在病床前的椅子上。他侧身向外，在室内灯光的映照下，脸色温和。他双目睁开，静静地望着我，似乎有许多话想说。他想表达什么？他想交代我什么事呢？是在对相处了55载的老妻发出诀别的信号吗？是对他钟爱的子女和亲人表达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吗？我久久凝视着他，多希望他能开口对我说一说。可当时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冲他点点头，告诉他，他的想法我全知晓。或许，他听后感到了宽慰；或许，他实在太累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陷入半昏迷状态。

　　两天后，1997年8月17日，他平静地走了。人不在了，可那诀别的目光却永远刻在我的心中：他多么殷切地期盼着下一代能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干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将用我有限的余生为实现他的遗愿而尽力！

　　犹记得香港回归那天，老卢靠在病床上，喘息着，坚持看完香港回归祖国的电视直播。那时，他的病已很严重，全身出现黄疸，坚持看完直播，那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啊！我看到他露出了由衷的笑容。是呀，他早就盼望着香港回归的这一天了！在他18岁时，英国殖民者对他的残害让他刻骨铭心。如今，目睹英殖民者旗帜落下，五星红旗在香港的上空飘扬，他怎能不扬眉吐气，喜笑颜开！

　　老卢患有较严重的支气管炎，抗战中攻打苏北盐城时第一次发作咳血。他从不吸烟、不嗜酒，怎会得此病？原来，这是他当年流亡新加坡做地下工作，被英殖民当局逮捕入狱，遭受残酷的冰刑后落下的病根。那时，敌人用大冰块压住他的胸腹部，再用大大小小的冰块埋住全身，每三四个小时加一次冰块，妄图逼他供出地下党的联系人员。他咬紧牙关不吐一个字，敌人一无所获，也没有其他有力证据，最后不得不以“危害社会治安罪”将他驱逐出境。这次迫害让老卢患上了严重的气管炎，每到冬天，常咳得夜不能寐。几十年来，我只能用保温杯装满热水放在他床头，咳得厉害时就让他喝两口润润喉，以解一时之危，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直到1979年福州军区直属门诊部对此病会诊治疗并让老卢常年服用“梨膏糖”，许久后病才渐渐好转。

　　我是江苏南通县人，于1923年出生，1938年冬参加地下党领导的革命工作。1940年6月初转入郭村参加新四军，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老卢任新四军第3纵队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后，3纵整编为新四军1师3旅，卢仍为政治部主任)。我们认识两年多后，经组织批准，于1943年1月结婚。婚后，我才更深切地感到老卢性格沉稳平和，待同志亲切友善，生活上朴素节俭等优良品德。具有丰富的军事、政治工作经验和出色的指挥才能。其实，这是组织上早已肯定了的事实。早在1938年7月，老卢就参加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并为16人的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老卢有幸与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刘培善等十几个同志光荣地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婚后的第二个月，即1943年3月，老卢奉命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并准备参加党的“七大”。当时，新四军军部要求赴延安的团以上干部的配偶与警卫员可以随行。这样，老卢、我和刘培善、温玉成、段焕竞等一行30余人，由刘培善带队，在一个连队的护送下出发了。行至江苏涟水县大黄庄时，天刚拂晓，突遭日寇和伪军三面包围。激战中，老卢的右腿骨被打断，倒在了地上。在我和警卫员羌勇的帮助下，老卢一咬牙，用匍匐前进的姿势进入就近一座独立的茅草屋。鬼子成群结队地冲过去追赶我们的大队伍，不多久又退回来，因为往北几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鬼子在门外抢掠被打死的马匹驮着的马袋，马袋里装着我们去延安需用的衣被等用具。鬼子和伪军的身影在门前来来回回，发出的喧嚣声在耳边回响，他们随时可能冲进来。我们按照老卢的决定，准备作最后一搏。老卢坐在泥土地上，将子弹上了膛，我们向房主借了一床棉被，捂住老卢因失血过多而发凉的身体，并叫小羌摸出两个银元压住伤口，拿根破布条扎住止血。老卢交代小羌，如果敌人冲进来，就坚决抗击，最后留两颗子弹，先打死我，然后再自尽，决不能被敌人活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门外鬼子的声音渐渐小了，我掀起门上的草帘向外望去，只见不远处的一座村子里，日寇的膏药旗在晃动，鬼子们正在吃午饭。这时，匆匆跑进来几位武工队员，问这里是否有新四军伤员。在我们的回应声中，他们熟练地架起老卢，放上担架，抬起就走。我和小羌扶住担架，冲过门前那片开阔地，迅速钻进茂密的树林，快步跑了两里多路，就到了自己的急救站。这个急救站是临时建立的，只有一个医生和少许药品。医生叫我们把老卢抬到大厅内靠门边的一块木板上，看了看伤口，用一根布带子紧紧扎住伤口的上端，然后夹起两大团沾满了碘酒的药棉，往两个伤口塞进去。只见老卢直冒虚汗，两个拳头握得紧紧的，身体在颤抖。我心疼极了，叫他喊出声来，哪怕只喊几声，也能减轻痛苦。可老卢一声不吭。我知道他很痛，但凭着一个“老”红军的革命意志，他强忍着。何况，这已不是他第一次负伤了！医生简单地包扎后，也没有什么交代，就说可以走了。两位一直守在门口的武工队员马上进来，把老卢抬上担架。我们一起往北走，黄昏时终于赶上了已宿营的大队伍。

　　当晚和第二天上午，我和小羌只知道给伤者喂水、喂饭，不敢去动他的伤腿。下午抬起担架继续行军。走了两个小时，路过一个军营，带队的刘培善首长叫大家停下来休息，并让人去寻找军医，请出来给卢胜换药。过了一会儿，走出来一位医生。他挽起卢胜伤腿的裤管一看，止血带已快嵌进肿胀的肉里了！医生大吃一惊，忙问扎了多久。我说已经一天多了。他边解开带子边责备说：“伤员的腿骨是粉碎性的贯通伤，伤势本来就重，这根带子扎了这么长时间，如果再不松开，要不了多久整条小腿就会因血液不流通而坏死！”我吓出一身冷汗！虽然参加革命4年多了，但从没接触过医务工作。我的无知差点害了自己的丈夫。真要感谢带队的刘培善政委，还有那位不知名的好医生，是他们在关键时刻挽救了老卢的这条腿！

　　过了几天，大队人马继续向延安方向前进，而老卢、我、小羌和两位抬担架的老乡则离开大队伍，单独渡过洪泽湖往淮南路东新四军军部治疗。到达军部时，陈毅军长已等候在那里。他快步来到担架旁，握住老卢的手说：“卢胜同志，你受苦了！”随即由有关部门安排住进一间民房。后来，军卫生部崔义田、宫乃泉两位专家给卢胜动了两次全身麻醉手术，才把碎骨取净。伤口刚愈合，华中党校即将开学，老卢拄着双拐参加整风运动，见到了贺敏学、汪道涵、惠浴宇、赵俊等老战友，分外高兴。当年的老卢，生命力真是旺盛，半年后双拐改为单拐；学习结业时，已能丢掉拐棍，跛着腿重返前线。如此一来，老卢延安没去成，“七大”也没能出席，真是一大憾事。不过，由于军部首长的关怀，由于崔、宫两位医生高超的医术和精心的治疗，老卢的右腿竟然奇迹般地保住了，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由卢胜任师长、韩念龙任政委的4纵10师是正面攻击的部队之一。战斗获胜的喜报传来，我们留守处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但想不到的是，前后方自此失去了联系，大家都挂念着前方的亲人。直到次年春节前，我们才盼到与亲人见面。后来，我与师部的几位参谋细谈，方知老卢和10师的全体官兵在那几个月中曾执行了一次重达千钧的任务。国民党统帅部在孟良崮战役中痛失王牌主力74师，又在山东境内作战中连连受挫，他们不甘心，调集7个整编师，计20余万人，将以叶飞、陶勇为司令员的华野主力1、4纵队重重包围，妄图歼灭。我方指挥部的领导研究决定，1、4纵队必须跳出包围圈，突围到外线在更大的空间内寻机歼敌。怎么突围？这就必须造成假象，以极少数的兵力，佯装主力仍在敌人的包围圈内同强敌周旋。军情危急，指挥部决定将此重任交给10师，要求10师以假象迷惑敌人，能拖敌两天两夜就是胜利。此时，4纵陶勇司令员又将10师的主力30团调去随纵队行动，调来一个新组编的第3团，这当然会影响10师的整体战斗力。指挥部作此决定，一是出于对10师的充分信任，二是因为当时境况险恶，指挥部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10师在行动中损失掉，10师主力30团仍在。卢胜师长、韩念龙政委临危受命，明知此战凶多吉少，可能全师覆没，但他们为了大局，和全师官兵一起，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行动中，10师有意放弃纵深防御，拉开正面态势，以猛烈的火力把20余万名敌军引向绵延十余里的鼻子山一线，又一直向东拖着打，血战六天六夜，不仅保证了主力1、4纵胜利突围，而且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自己还神奇地保持了建制，最终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此战虽打得敌军尸骨成堆，10师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4600人锐减至1600人。战后，华东军区特发给10师嘉奖令，表彰10师顾全大局，以局部的牺牲战胜艰难险阻，胜利完成掩护主力西进的任务。我想，这份嘉奖令既是对卢胜师长、韩政委和幸存将士的鼓舞，更是给长眠在这块土地上的烈士的褒奖。

　　老卢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和同志们相处融洽，感情深厚。最近见到一篇回忆老卢的文章，其中讲到：卢胜同志“襟怀坦荡，严于律己，宽厚待人，深受战友部属的尊敬和信赖。”这确是对老卢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精炼、准确的表述。每当知道有老战友、老部下因病住院，他都会去看望，例如，1991年冬，曾任交通部部长的彭德清来闽视察，突发急病住进福州总医院。彭德清是卢胜红军时期在闽南打游击战时的老战友，听说他病了，我陪老卢立即前往医院看望。几天后，彭部长的病情好转，他同我感慨地谈起往事。彭说：“1939年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我得了肝炎，久治不愈。老卢来看我，见我面黄肌瘦，精神不佳，忙去请教医生。医生说此病尚无特效药，必须补充营养配合治疗。此时我身上已没钱了，老卢一贯节俭，所发津贴也很少零花。他忙从口袋里摸出尚存的1个银元给了我。我用这块银元买猪肝、鸡蛋吃，过了1个多月就出院了，没留下后遗症。老卢真是帮了大忙。”半个世纪过去了，彭对此事仍念念不忘。我和老卢生活了几十年，却是第一次听说此事。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的30团黄竟副团长的小儿子永平来家找老卢，说他与哥哥刚去了孟良崮祭奠他们的父亲。在那肃然耸立的烈士纪念碑上，却找不到黄竟的名字。这件事让老卢十分震惊与不安。他连夜致信有关部门，请他们立即妥善办理。不久得到答复，已将烈士的英名镌刻到碑上，老卢这才放了心。多年来他每到一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都会去那里的烈士陵园凭吊故友，寄托哀思！

　　老卢真诚待人，也得到了战友、部属的真诚相待。梅嘉生同志抗战初期与老卢并肩战斗过，后为华野四纵参谋长，老卢先后任4纵副司令。1955年梅任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时，率我军顾问团访问越南。此时梅与老卢数年没有工作关系了，但梅竟拿出出国补助津贴的相当部分为老卢购置了1块欧米茄手表。由此可见战友、同事对老卢的情谊深沉。在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老卢使用了几十年的“莱卡”照相机，那是老卢新四军时的战友、领导，我驻东德首任大使姬鹏飞同志回国时送的。还有原福建省侨办主任王汉杰，原23军老战友秦镜等同志，出国考察或来闽时，总要给老卢带上些纪念品。老卢知道每份物品中饱含的是他们之间从战火纷飞的年代所凝聚的战友深情，这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对于这些，他总是倍加爱惜，铭记于心。

　　老卢对自己要求甚严，我们有四子一女，孩子们成家后经常是十几人一起用餐，衣服只要干净整洁就行。在工作用车上很体贴具体部门的难处，1958年初，老卢到省军区任政委时，几位首长共用一辆小轿车。一天，省委通知他去开会，这时小车已另有他用，老卢见门前停着一辆通信员用的三轮摩托车，二话不说，坐进车斗，冒着毛毛细雨，由通信员开着从仓前山直奔南门兜，及时到达会场参加会议。20年后，他退居二线任福州军区顾问组长，组织上仍配备工作用车。有一天，老卢的专车坏了，送去修理，车队派来一辆上海牌轿车暂用。第二天，换成了一辆北京吉普，说是轿车要给一位在职首长使用。吉普车底盘高，老卢快70岁了，右脚又有残疾，上下车不方便，为此，为老卢开车的驾驶员都气哭了。可老卢知道后，不但不生气，反而从车队的角度作解释工作，要求身边工作人员要体谅、支持车队的工作。

　　除了工作，老卢也有一些别的爱好。1955～1957年，老卢在南京学习时，休息日偶尔会去俱乐部打台球，进球多，算个高手。他会游泳，5个子女都被他教会了。他爱钓鱼，亲自做鱼钩，炒鱼食。离休后，南京军区老干服务二处举行钓鱼比赛，他曾得第一名。参加福州市老干部钓鱼比赛，他得过第三名。他爱打麻将，我们家没人陪他打。住在五凤山营区时，晚饭后，隔壁邓克明副司令员的女儿在我们楼下高声叫喊：“卢叔叔，就缺你了！”他马上起身端起茶杯过去。偶尔在家里有老同志来摆上一桌，玩几圈，他会很高兴。在家里，孩子们会陪他打打扑克牌。不知为什么，他的牌像会变魔术，每次都是他赢。只听孩子们大叫：“爸爸赖皮，不跟你玩了。”全家哄堂大笑，其乐融融。

　　我们夫妻共同生活了近55年，从没吵过架。有时为一些琐事争论几句，他“固执己见”时，我就退一步；我声音高了，他就不做声。一旁的大孙子、大孙女会讲公道话，说是爷爷让着奶奶。总之，我们是互敬互让，互相体贴，相濡以沫。

　　我们在福建安家，也是机缘巧合。1958年1月，老卢从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领导找他谈话，拟让他去北京总参某二级部当政委。而老卢却要求去有仗可打的地方。当时福建是前线，正好福州军区叶飞司令员也有意要老卢来福建工作，于是老卢就决定来福建。那时，我对福建不了解，南京有的同志说南方有瘴气，容易得病，而且交通不便。但老卢决心已定，我们就举家南迁。我们到福州后，有时国民党军的飞机一日数次飞临福州上空。防空警报一响，干部在家休息的，立即赶回单位待命，工人也马上奔向工厂准备护厂。这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卢胜同志早在红军时期就参与创建了闽粤边革命根据地并在那里战斗近6年之久，他对老区人民一往情深，对老区建设时刻记挂在心。在闽南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听说老卢到福建工作了，一些群众不约而同地先后来我家看望并请老卢帮助解决问题。老卢见到他们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一般。漳浦县石榴村的陈武忠，曾是我地下党的接头户，解放后评上“五老”户，日子过得不错。上世纪90年代初，他老伴胃部不适，当地医院疑有“问题”，于是焦急的老陈到福州找他最信任的卢胜同志帮忙，老卢知道来意，当即吩咐工作人员开车陪他去肿瘤医院请专家诊治，并在家里准备好丰盛的饭菜，从医院回来老陈心情好多了，老卢拉着陈武忠坐在自己身边，孩子给陈叔叔用大碗装上饭，老卢不断往老陈碗里夹菜添饭，等他真的吃饱了才一起离席。晚上还让家人陪他去看福州夜景，同时让我为老陈铺上干净的被褥留宿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叫工作人员买好卧铺票开车送到车站。此后常有联系。1997年8月17日后，老陈带着自家树上摘下并晒干的荔枝干来看老首长，当他看到满院子里摆满了花圈及挽联时，大颗的泪珠从他满是皱纹的脸上落下，荔枝干散落在地上，他不停地怪自己：来迟了，没能见上好首长最后一面……军委原副主席张震称赞卢胜同志：有勋业而不居功，居高位而无官气，正因为如此，福建老区人民亲切地称他为“布衣将军”！

　　卢胜一生中，在福建战斗和工作的时间最长，有近45年之久，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难怪在他病重不能正常进食的情况下，还叫二儿子晓愉和我陪着，乘车去福州市主要街道绕了一圈。他边看窗外边点头，回到家已是气喘吁吁，一头躺在床上，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这次就再也没能像以往一样病愈回家了。他这么做是为了向第二故乡告别，向福建和福州的父老乡亲告别！

　　13年过去了，我是多么想告诉他，他热爱的第二故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处处呈现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我们唯一的女儿卢晓欣，她以父亲为榜样，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是福州总院广受好评的科主任！所牵挂的孙辈们大多已成家立业，希望他们能继承祖辈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格，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做出应有的贡献。老卢，请放心！

　　作者为卢胜将军的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