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尊敬的前辈、新四军研究会的同志们、各位来宾：

　　今天新四军研究会7师分会在这里组织召开会议，纪念我的父亲张伟烈诞辰100周年，在此，我代表我的母亲许恒和家人向会议的组织者和到会的全体同志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我的父亲1911年6月9日出生于广东省饶平县的一个贫农家庭。青年时期怀着对旧政府的憎恨以及对共产党的向往，参加了共青团和共产党，抗战时期曾任铜陵县委书记、皖南特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抗战胜利后任7师、山东野战军4纵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2006年4月25日在京逝世，享年95岁。

　　父亲热爱祖国，对党忠诚，他在大革命时期，接受了革命新思想，积极宣传革命真理，并参加了当时的“百侯暴动”，193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他用一生实践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无论是在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能坚持自己的信仰，为党的事业不断努力工作着，直到父亲晚年在病榻中还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党的建设，并尽自己微薄之力做些益国益民的事情。

　　父亲为人正直、洁身自好，从1956年调到外交部工作之后，曾先后被派往苏联、伊拉克、摩洛哥、蒙古、泰国工作，在对外交往中，经常有外宾华侨赠送贵重的礼品，他都能坚持交公，随后又组织义卖活动，资助华侨学校、孤儿院等，1998年在回访泰国时，由于行程紧凑，一位泰国华侨首领，为了感谢并代表其他华侨递给了一个红包，又无法回绝，回来后，将此款代表该华侨捐给了全国扶贫基金会，并将收据寄去。他为树立国家的形像尽力，他时常教育我们，要“清清白白的做事、堂堂正正的做人”，父亲他做到了，在他的一生中没有留下遗憾和愧疚。

　　父亲重情重义、平易近人，在他的一生中曾两次入反动政府的监狱，多次身处险境，他对营救过他的同志总是念念不忘。“文革”期间在自身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仍为一名普通人的平反奔走作证。从泰国回来后，陈子谷先生曾经几次找到我父亲，他参加了新四军后为了抗日他奉命回到泰国，筹集经费及物资，并带头卖掉房产共筹集了20万大洋及印刷机，为新四军的抗日宣传为新四军战士的冬季有棉装做出很大贡献，但1958年被打成右派，一直未能平反，父亲也为他的平反做到了尽力。他最不能忘记的是那些战争年代的战友们。在他已90多岁高龄，需要坐轮椅才能行动的情况下，仍要子女们陪他到曾经战斗、工作过的地方看望老战友、缅怀烈士们，为他们扫墓、献花。去广西北海他曾经工作战斗的地方，首先是去看的是当年牺牲的战友，是坐轮椅上去的，有的地方需要搀扶，仍然坚持亲手将鲜花放到墓前。2002年在去安徽的新四军的烈士陵墓时，到三山革命烈士陵园瞻仰了肖志云烈士和束延海等同志的墓地。在铜陵，我们冒雨瞻仰了范家湾28烈士墓。

　　4月25日，我们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纪念地，先后瞻仰了陈家大祠堂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周恩来同志塑像、叶挺同志塑像和项英同志塑像。特别是在瞻仰项英同志塑像时，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项英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是新四军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他的塑像的建成标志着新四军的历史和云岭新四军军部纪念地更加完整了。对于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已经被列入了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感到很高兴，让我们的后代全面了解新四军的斗争情况，知晓皖南人民和新四军部队为了抗日救国所做出的艰巨努力与付出的重大牺牲是非常必要的，应当教育我们的后代真正理解胜利来之不易，革命成果应该珍惜，更应该踏着先辈的足迹，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云岭》杂志是办得比较好的刊物。在泾县期间，他专门看望了《云岭》杂志的主编人员，充分肯定了这本杂志的重大意义，对编辑人员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好《云岭》杂志的精神表示由衷的赞赏和感谢，并鼓励他们把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办的更好。

　　在参观访问的过程中，他也多次向有关部门的同志提出意见和建议，如：丁家山作为原东南局的所在地、百果树作为原皖南特委的所在地是重要的革命遗址，应当重点加以保护，并应尽快对外开放的问题；赴泾县茂林皖南事变遗址的路和去铜陵范家湾28烈士墓的道路质量比较差，应尽快维修，以方便人们前去参观和瞻仰的问题等等。总之，他希望当地的党委和政府应继续加大对革命文物的保护力度，保护好皖南的革命遗址，以更好地发挥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

　　父亲深情的对我们说，没有烈士们的牺牲和付出，就没有你们的今天。

　　父亲常年在国外工作，真正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时间不算长，他对我们的关怀来的遥远却又那么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在我们的心里他又是那么的沉稳可敬。父亲离开我们5年了，他的音容笑貌还会时常闪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他亲切的教诲仍然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他留给我们的优秀品德让我们享用终生。我们相信他并没有走远，正带着他的理想和信念，与他共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们、同志们在一起。他依然亲切的关注着我们，我们还能感受到他的爱，他永远的活在他的亲人们的心间。

　　再次感谢各位前辈和同志们，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