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叔叔阿姨，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7师分会为5位前辈共同举办百岁诞辰座谈会，缅怀他们的光辉业绩，弘扬他们的丰功伟绩和不朽的精神，我们全家感到莫大欣慰，在此我代表母亲及全家对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父亲1906年11月26日，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现吉安市青原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饱尝生活的艰辛，1929年1月，在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组织工农群众运动斗争的感召下，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赤卫队。193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4军12师34团9连班长、司务长、政治指导员；36团政治处宣传中队中队长、石城县石北游击队政治委员，中央苏区的赤水、石城、瑞金保卫局侦察科科长，瑞金游击大队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转为外线作战和长征北上后，遵照中共瑞金特委的指示，组建瑞金游击大队，并参加创建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重要组成部分——闽赣边游击区。在“白色恐怖”和特委书记赖昌祚遇害，长期失去上级党的联系，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屈不饶，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用鲜血和生命抗击国民党军和豪绅地主武装反扑，掩护红军主力军团的战略转移，保存了武装斗争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先后任新四军2支队政治部干事、1支队教导大队教导员，皖南新1团特派员，55团政治处主任，和含支队独立团政治委员、21旅61团政治委员。1941年1月，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他担任新1团特派员，机智勇敢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转战七天七夜，突破重重包围，粉碎了敌人反共阴谋，为保存我军抗日有生力量做出了贡献。在“发展壮大皖江根据地”的斗争中，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为配合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夺取抗战的胜利，为部队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历任山东军区学兵训练处1支队政治委员，华东军区警卫旅政治部主任，上海警察总队政治部主任，上海公安总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参加了着名的济南、淮海、上海等战役战斗。上海解放后，在打击国民党特务破坏、维护上海社会治安、稳定经济金融秩序、改造旧社会风气的各项斗争中，为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父亲任南京军区干部文化学校政治委员，徐州军分区政治委员，1960年入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在任职期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和民兵武装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南京军区评为部队优秀政治工作者。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因“瑞金事件”和所谓“二月逆流”，在政治上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仍然坚信党、坚信组织，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父亲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从一个普通贫苦农民的儿子走上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道路，最终成为一个追求真理跟党走的革命者，刚刚参军的时候他就不断地告诉我们，要成就老一代革命者所共同追求的伟大事业，必须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必须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才能把毕生的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给国防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奉献给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他常说虽然在旧社会家境贫寒，没有上过学，在思想和理论上不懂这些道理，只是在感情上认为红军这支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主公道。来到队伍之后，在老一代革命家和那些大智大勇、叱咤风云的叔叔伯伯影响教育下，他刻苦地学习、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文化素养和政治觉悟，在入党参军、反“围剿”斗争、三年游击战争、瑞金事件、皖南突围、皖江根据地斗争、解放战争、接管上海、“文化大革命”等长期斗争中，他始终践行这一信条，联系思想、勤于思考、用于改造、反复锤炼，从而做到立场坚定，坚持原则，刚正不阿，在大是大非面前爱憎分明，旗帜鲜明。在他的一生中为人正直，豁达大度，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工作作风民主，宽厚谦和，与人为善，关心群众，爱护部属，处事公道，在几十年的领导岗位上始终坚持艰苦朴素，廉洁自律，为人师表，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带头发扬党和军队优良传统，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特别是离职修养后，仍壮心不己，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拥护改革开放，关心着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奋斗、鞠躬尽瘁的一生。

　　他们一代的革命精神，崇尚品德，优良作风，并非他个人所有，而是先辈们这支队伍赴汤蹈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

　　我们今天在这里缅怀他们的一生，就是要把他们的血脉和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在新的历史时代，有所担当有所作为，以此来告慰我们先辈们的九泉英灵。

　　今天7师分会采用座谈会的形式，为5位前辈共同举办百岁诞辰的纪念活动，来缅怀他们的光辉业绩，弘扬他们的不朽精神，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在此我代表母亲和全家，对总会和分会的领导，对各位叔叔阿姨、兄弟姐妹，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发言，只想简要他回顾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提起的几件事。

　　在我参军不久，曾经问过父亲，当初你参加革命时，就对革命抱有必胜的理想信念吗？父亲不假思索地答道，哪有那回事？当时你爷爷去世早，家境非常困难，为了维持生计，只能给地主打长工，没有条件上学，也没有文化，没有接受过大革命时期的真理传播，思想观念上带着很重的农民意识和狭窄的世界观。中央苏区创建后，看到红军这支队伍，打土豪分田地，为老百姓撑腰，部队当官的和当兵的衣食住行都一样，群众老百姓都拥护他，和国民党的军队、豪绅武装、土匪恶霸完全不一样，所以经常参加红军组织的一些活动。村里党组织看到家里的情况，又有参加革命愿望，就把自己列入教育发展对象，入党之后参了军，在部队中经常受到老一代革命家的教育，再加上那些大智大勇，叱咤风云的叔叔伯伯帮助教育下，经过长期的斗争磨炼，刻苦地学习，努力改造，才渐渐地建立起理想信念，才懂得了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不可能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就不可能把必生的精力奉献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人这一辈子有很多路可以选择，而我的确选择了跟共产党走，跟红军队伍走，有了坚定的信念，有了组织的引导，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会半途而废，这个道理是做人的根本，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而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联系实际，刻苦地学习，用理论武装头脑，不断提高觉悟和工作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父亲结合这个问题，常给我们讲起他的经历，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坚持在闽赣边的三年游击战争”和“文革”中的“二月逆流”。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红军主力北上，父亲因作战负伤，由作战部队转到地方政府工作，1934年10月调到瑞西特委工作，特委书记是原来的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同志，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组建了瑞余游击大队，当时钟德胜同志任大队长，父亲任大队政委，这支队伍后来成为闽赣边游击区重要组成部分。

　　国民党军占领中央苏区后，对留守的红军济南队进行了残酷的围剿他们所到之外，烧杀淫掠，使中央红都瑞金变成一片废墟。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霸组织“民团”、“铲共团”，对人民群众进行疯狂报复，成千上万的党员和群众遭到惨害；同时在政治上采取法西斯手段，强化保甲制度，实行移民并村，推进连生法，妄图切断人民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并且采取威胁利诱，使不坚定的分子叛变，阴谋从内部瓦解革命队伍；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妄图断绝红军一切物资来源，困死、饿死红军。由于国民党和豪绅地主武装不断残酷围剿，中央苏区的革命力量遭受到了重大损失，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遭到严重破坏，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领导人都是相继牺牲在闽赣边游击区。到了1935年5月，30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瑞西特委领导人赖昌祚、钟德胜率领的瑞金游击队30余人，刘国兴率领的武阳区20多人，张开荆率领的瑞会县8人，张梯率领兆征县游击队5人和彭胜标，胡荣桂领导的桃古区游击队30人。这些红军游击队，并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在总结前面的斗争经验教训后，把游击斗争和群众斗争，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结合起来，恢复建立地下组织，建立秘密交通站，进行分散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断寻找战机，打击国民党，惩办豪绅地主，保存和发展了自己的力量，打败了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一次次的清剿，是苏区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的巨大代价抗击了国民党和豪绅地主武装，掩护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他说：在革命形势顺利发展的时候，兵强马壮，有组织有领导，倒没有什么，但是在斗争形势遇到困难，力量被削弱，斗争艰苦无助，那才是最能考验人的时候。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斗争环境的恶化脱离了队伍，有的甚至叛变投敌，队伍中悲观消极的情绪一度比较突出。在那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坚定的信念，稍稍动摇，很可能就会脱离队伍。那时能坚持下来的人，只有一个信念——坚信红军主力一定能打回来，上级组织和兄弟部队也一定能够联系上。

　　另外一件事就是，“文革”期间“四人帮”制造的所谓“二月逆流”中涉及的瑞金事件。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为此事被调到军区办学习班，实际是变相关押，在所谓的查案组里审查了一年之久。1972年我利用探亲假去看望父亲，令我大吃一惊是，父亲胸前挂着“二月逆流的黑爪牙”的牌子正在田间推车运土。当我看到父亲花白蓬乱的头发和满是尘土的衣服，眼泪夺眶而出。在这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戎马一生的父亲怎么能受到这样的不公。这一情景至今仍深留心中，难心忘怀。但父亲却认真、严肃地对我说：“孩子，不用担心，有些人想借此搞名堂，瑞金事件组织上早就有结论，众所皆知，他们这样搞，肯定是场阴谋，我现在虽然遭到不公，但我相信组织会有公正的结论的，你爸不是叛徒，也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情。”多少年之后，父亲说起这件事仍然十分坦然：“不论遇到什么事，遇到再大困难，受到多大挫折，哪怕身处逆境遭人陷害，都不坚信组织，决不动摇和放弃追求真理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另外，父亲在晚年的许多生活细节对我的感触也很大。

　　一是，学习是终生的乐趣。在他离休以后直至去世前，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都孜孜不倦地学习。在他留下的遗物中，最多的东西就是剪贴的报纸杂志和记录的学习笔记，每天读书写字、看报是雷打不动的，有时看到精彩之外便放声朗读。他一生最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看书学习上了，尤其是各地寄来的新四军刊物更是每篇必读，并且认真笔注和写心得笔记。“六四事件”和“苏东事件”之后，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很长时间解不开思绪。他让我四处收集资料，认真地进行整理分类，分析苏联解体、东欧锐变的教训，归纳出了十大原因。他还利用学习的结论结合党风民风现状，提醒我们注意工作中的问题，克服不正之风、防微杜渐。

　　另外，在晚年，他还非常关心军队的发展和建设。每次回家探望他，他都饶有兴趣地寻问部队的情况，当我们把部队建设、武器发展的消息告诉他时，他都会津津有味地听，总是不停地说：“现在好了，装备先进了，国力增强了，外国列强再也不敢小看我们，欺负我们了。”

　　还有，在生活在中，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良好心态。他经常对我们说：“我们一起参加队伍的200人，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现在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大大改善，我在北京安家，有房住，有车用，而那些牺牲同志一天好日子没过上，有的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他的这种心态，一方面反映他没有忘记过去的艰苦年代，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现在的生活非常知足。良好的心理状态使他的晚年身体一直都很硬朗，在万寿路和北极寺干休所也是有名的老寿星。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不论是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能像父亲那样，始终乐待人生。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奋斗，鞠躬尽瘁的一生。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长河里，每每提起那段苦难辉煌，都能从他的眼神里强烈地感受到从心灵深处流露出那种神圣的光彩，从他嘴里断断续续听到的那一串串伴随了他一生的战友的姓名，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并非是他个人的所有，而是先辈们这支队伍赴汤蹈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财富。

　　今天，我们在这里缅怀父辈们，就是要把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在新的历史时代，有所担当有所作为，像他们生前一样，热爱祖国，热爱新四军，以此来告慰我们先辈们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