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要算陈毅和新四军的关系最密切了，陈毅与新四军这两个名字是密不可分的。陈毅对新四军的组建、成长和壮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对华中抗战的胜利，对华东解放战争的胜利，对全国革命的胜利，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陈毅是新四军历史发展全过程的参与者、领导者

　　新四军是由红军主力长征时留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的队伍。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开始长征，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以陈毅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从而，项英和陈毅领导和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经过战斗、转移、挫折和胜利不断组合，最后形成了15块相互独立、各自为战的各个游击区。陈毅和项英，主要在大余、南雄、三南一带活动，直接领导了赣粤边游击区。可以说，陈毅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和光荣代表之一。

　　从1935年初，陈毅和项英就和中共中央中断了联系，主力红军到了哪里？中共中央到了何地？中央对形势如何分析？有什么新的方针？南方红军游击队是无法知道的。但陈毅和项英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从搜集到的各种报刊中，已经分析到时局在发展，中央政策在变化的信息。当明确知道国共两党正在谈判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实现的时候，立即决定在内部进行统一战线的教育，并向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发出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呼吁。

　　在陈毅、项英领导下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在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中是比较顺利、比较成功的。陈毅按事先约定，代表赣南共产党和抗日义勇军，先后到南雄钟鼓岩、大余池江圩、赣州，与大余县政府、赣州的第四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等进行谈判。接着在此基础上项英、陈毅又到南昌谈判，达成下列协议：一、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二、游击队集中期间一切费用由江西省政府负担；三、为联络各地游击队，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不久，陈毅到南昌担任总接洽处主任。

　　在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后，按中央指示精神，陈毅先后到湘赣边、皖赣边、赣东北等游击区，担负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重任。到各地游击队说服他们下山改编抗日不是一件易事，甚至冒着被冤枉成叛徒而被杀头的危险。陈毅去湘赣边游击队时，就曾被捆绑被审讯，由于他的镇定自若和高度的责任心，经过艰苦的说服，最后终于使这支游击队的负责人，认清形势而下山抗日了。

　　新四军成立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

　　1938年4月由长江以南各地红军游击队组建的第1、第2、第3支队，陆续到达歙县岩寺集中。当集中尚未就绪，他根据军首长的委托，组建了由粟裕担任司令员的先遣支队。在先遣支队出发时，陈毅代表军分会和军部送行并发表讲话。“为了使先遣支队能顺利地迅速地到达苏南敌后，陈毅同志利用他跟川军的统战关系，亲自陪同先遣支队，从歙县潜口出发，经太平、青阳，直到南陵，再向前就将离开川军的防区，穿过日寇占领的宣（城）芜（湖）铁路封锁线了，此时陈毅同志才转回军部”。①

　　在中共中央连电催促和陈毅的努力争取下，1938年5月中旬，陈毅率领新四军第1支队主力向江南敌后挺进。6月12日，部队到达溧阳县竹箦桥。6月15日，部队到达茅山地区宝埝镇。这时部队开始展开准备布置战斗，并开展群众工作。6月17日，粟裕领导的先遣支队，以韦岗战斗的胜利迎接了主力。接着，又取得了新丰、永安桥、新塘、延陵、珥陵、小丹阳、禄口等百余次战斗的胜利。到1939年春，初步创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华中第一个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

　　①《人民的忠诚战士》，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第237页。

　　②《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156页。

　　1939年2月23日，陈毅到泾县章家渡，参加欢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活动。周恩来是专程为新四军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因项英虽参加六中全会，但提前离开延安返回皖南，对会议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和会议后期批判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并不了然。”②经周恩来的说服教育，最后同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发展方针。同时，经过周恩来的协调，使叶挺和项英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陈毅从皖南回苏南后，按照和周恩来等商定的方针，积极部署东进北上的行动。1939年5月，陈毅率先冲破了国民党的限制，派第6团团长叶飞率部越过沪宁铁路东进。在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不断的胜利证明了此方针的正确。

　　1939年7月16日至8月4日，中共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皖南云岭召开，陈毅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对三年游击战争的总结》的副报告。大会着重研究了加强部队党的建设和部队政治工作，保证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和发展华中的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1939年11月7日，由第1、第2支队合并成立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溧阳县水西村成立，陈毅任指挥，直接指挥两个支队4个团的部队，这几乎是江南新四军总数的一半了。

　　陈毅在布置叶飞率部东进的同时，也在积极进行渡江北上的准备。陈毅按毛泽东1938年《五四指示》的精神，于1938年9月，即指示管文蔚派挺进纵队第2支队控制了新老州并控制了江都大桥、嘶马一线。1939年4月10日解放了长江跳板扬中。1939年11月中旬，借帮助李明扬部运送子弹的机会，派张道庸（后改名为陶勇）率部到江北，改名为新四军苏皖支队活动在扬州以西的仪征、六合地区。

　　为执行向北发展的任务，陈毅决定“江抗”西移扬中休整待命。1939年10月26日，在陈毅主持下，“江抗”与管文蔚部合并，仍称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1940年1月上旬，日军扫荡扬中前夕，挺进纵队第1团渡江到达江都吴家桥、大桥、嘶马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了关于在抗日战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对东南局和军分会的指示，是关于新四军发展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指示针对项英的“江南特殊论”，以及统一战线中的右倾观点，即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独立自主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不敢进行减租减息，不敢公开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无原则地向国民党迁就和退让等右倾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不点名的批评。指示第八点说：“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并于接电后一个月内讨论和传达完毕。对于全党全军的工作布置，则由项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针统筹办理，以其结果报告中央。”①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对项英的右倾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对陈毅是更加信赖了。陈毅接到指示，立即召集县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全场振奋，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地进行发展。

　　①《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62页。

　　陈毅和刘少奇，根据中央的方针，在不同地方共同提出了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刘少奇还建议中央派八路军第二纵队由黄克诚领导南下华中，配合新四军共同开辟华中。1940年6月28日到7月4日，挺进纵队胜利进行了郭村保卫战，陈毅及时赶到郭村前线正确地处理了和国民党鲁苏皖游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的统战关系，部队在塘头地区短暂休整。当江南指挥部主力到达后，部队立即整编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下辖3个纵队共7000多人。7月25日，陈毅率部东进，“二李”部队如约让路，25日攻占黄桥，随即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坐镇东台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韩德勤，在东台召开军事会议，企图乘黄克诚部远在淮北之际，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首先集中力量消灭黄桥地区的新四军。1940年10月4日，韩德勤指挥3万多大军分三路向黄桥进攻。新四军苏北部队在八路军第5纵队、新四军第4、第5支队等兄弟部队战略配合下，在陈毅、粟裕的坚强指挥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依靠统一战线的法宝，经过三天激战，歼韩顽1．1万余人，取得了黄桥战役的军事、政治决定性胜利，奠定了发展华中的坚实基础。接着，于10月10日，在东台北白驹狮子口实现了新四军、八路军胜利会师。从此，开始了新四军、八路军共同发展华中的新篇章。

　　①《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715页。

　　为了统一指挥在华中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成立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1940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刘少奇，“同意在叶挺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并决定胡服（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①11月17日，华中总指挥部在苏北海安正式成立，陈毅代理总指挥。11月24日，华中总指挥部移驻盐城文庙。华中总指挥部的成立，实现了共产党在华中一切抗战部队指挥上的统一，有利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反顽斗争，并为以后的新军部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1941年1月7日至1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国民党重兵围攻下惨遭失败。1月17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竟下令诬称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把反共高潮推向了顶峰。中国共产党为了抵制和否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反动命令，为了坚持和发展华中的抗战，于1月20日，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命令，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月25日，新军部在盐城成立，陈毅就职代军长，陈毅和刘少奇临危受命，正确地处理了皖南事变后的遗留问题，并全面地领导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和军事指挥等工作。1941年夏开始，胜利地指挥了多次反扫荡作战。

　　1943年秋在新四军军部整风运动中，陈毅受到代理政治委员饶漱石的排挤打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是年11月25日离开盱眙县黄花塘军部，踏上赴延安的旅途。于1944年3月7日到达延安。

　　陈毅在延安期间，除参加整风学习总结历史外，作为代军长还和政委刘少奇联名向华中新四军作出很多军事、政治等问题的电报指示。8月10日，参加会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参与部分外事活动。1945年春，为中共“七大”起草《建军报告》。4月21日参加中共“七大”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5月1日代表华中新四军在“七大”会上发言。6月，在中共“七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3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26日，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四军军长、华中局副书记。10月4日到达山东临沂同罗荣桓会合，开始交接山东工作。12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陈毅任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946年9月23日，中央军委指示，合并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司令部，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11月上旬在涟水县陈师庵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进一步讲清了形势与要求。12月9日，举行宿北战役，歼国民党整编第69师等部2．1万人，扭转了华东战局。

　　1947年1月下旬，华东新四军和八路军实行统一整编，正式组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原华中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

　　由此可以看出，陈毅是新四军历史发展全过程的主要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指挥者，是和新四军的历史密切不可分的。

　　陈毅是新四军中正确执行中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主要代表者

　　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国共两党合作的时候，党内容易产生右倾错误，当国共两党分裂的时候，党内又容易产生“左”倾错误。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有部分教条主义者，缺乏阶段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思想模糊起来，分不清敌我友而犯了右倾错误，王明就是典型的代表。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到延安。在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抹煞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原则，轻视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身上。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但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使不少与会者认识模糊不清。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在江西时就执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批判和纠正王明“左”倾错误的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他因留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没有参加。抗战开始了，奉中央指示他到了延安，刚好参加了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样他就无法辨清是非，本着对共产国际的忠诚，相信王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会后新组建了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就任书记，项英任长江局委员兼东南分局书记，从组织上说项英也自然要服从王明的领导。

　　陈毅则不然，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受过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他对王明是有警惕的。他根据自己的斗争实践经验，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能正确地分析形势，自觉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这样在新四军内部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

　　1937年8月，他先后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和《告赣南民众书》，其精神基本上是正确的，符合中共中央的方针。9月到大余、赣州、南昌跟国民党当局谈判，能够坚持人民的立场，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他曾有诗云：“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坚定勉吾侪，莫做陈独秀。”①陈毅是较早提出谨防再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

　　1938年4月，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向皖南歙县岩寺集中。陈毅认为，日军虽占领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他要继续向前进，广大的农村无法控制，这正是我们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极好时机，只要我们到了敌后，就能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如同鱼儿到了水里，一切就自由了。中共中央此时连续于5月4日、10日、6月2日多次来电指示，新四军要积极、主动地深入敌后，以我党我军模范的纪律和群众工作，自己坚决灵活的行动，去发动和组织群众，不断壮大自己，在大江南北创立一批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扩大新四军的影响。陈毅领会中央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不断地扩大和解决人、枪、款，没有革命的人、枪、款是无法坚持持久战的。

　　①《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7页。

　　②《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02页。

　　而当时在新四军内的少数领导同志，总是前怕狼后怕虎，怕破坏统一战线，怕打不赢日军而吃亏，迟迟不肯深入敌后，不敢发展。陈毅对此十分着急，在一次干部会上他痛心地说：“国民党吸取了华北经验，早已派人在华中敌后争夺人枪了。第一票韩德勤捞去了10万人，第二票戴笠捞去了5万人。我们再不去，恐怕连汤都喝不上了。”②经过陈毅的努力和斗争，终于首先组建了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作战略侦察，接着自己亲率第一支队主力跟进，是新四军较早深入敌后的主力部队。由于到了敌后，陈毅采取“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办法，大搞人、枪、款，经过10个月的斗争，由刚到茅山时的2000人，很快发展到1．4万多人、武器也得到了改善，供给也能解决了。

　　对待和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关系问题，陈毅历来主张正确的服从，错误的要进行说理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当陈毅率部刚到苏南的时候，国民党在活动范围、装备给养、兵员补充等问题上极力限制我们，企图借日本人力量消灭我们。陈毅据理力争，说他们是划地为牢，借刀杀人，经过斗争，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江宁、句容、镇江、丹阳沿江约100公里长，南北百里宽的较大地区。接着，第三战区未征得新四军军部同意，强令我第1、第2支队在高淳到水阳间狭窄的水网地区担任正面防御，以达到消灭我军的毒计。陈毅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写信给国民党当局，说明我们人数少，武器简陋，又得不到补充，而且我军是善于打游击的，按国共两党协议，我们是负责游击配合，此种阵地防御战我们无法承担。经过说理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收回成命。当陈毅在苏南搞减租减息，受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指责时，陈毅名正言顺地告诉他们，我们是在执行国民党一大的决议，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迫使国民党大员哑口无言。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陈毅更是模范的实践者，他到苏南，就很快地和纪振纲、樊玉琳、贡友三、巫恒通等社会名流、士绅搞起了统战，和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特别是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开始很看不起我们。后来在新四军胜利战斗事实面前改变了态度，不仅给新四军赠送物资、医药和急需解决的几百套棉衣，最后干脆把公司卫队的几百人枪也全部交给了新四军。

　　在开展苏北斗争的过程中，陈毅的统战工作更是出色。他到了苏北就对当地的各派实力及整个政治形势进行调查研究，他认为当时的苏北，日本人力量最大，算老大；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系统有7万多人，算老二；鲁苏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简称“二李”）地方实力派有3万多人，算老三；而新四军当时只有7000多人，是名副其实的老四。陈毅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确定了灭敌、反韩、联李的方针。新四军在苏北要开展抗日斗争，必须有立足之地。而顽固派韩德勤却霸占广大地盘，自己不抗日又不准许新四军抗日，这样，新四军要抗日就必须要反对韩德勤，而要反对韩德勤就必须联合与韩顽矛盾很深的“二李”部队，否则新四军也很难对付韩顽。为了联李，陈毅曾三次到泰州城和二李谈判，终于达成联合抗日协议。同时，陈毅亲自做社会名流、土绅的统战工作。对曾留学日本，当过北洋军阀时的师长，又当过几个县的县长的黄桥士绅朱履先，陈毅多次交往，与其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朱履先先生给新四军很多帮助。对曾任江苏省省长、清末翰林的韩国钧老先生，陈毅更是着力争取，最后韩国钧先生为新四军在苏北抗战助了大力。

　　在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陈毅清楚地知道，发展进步势力是根本，没有人民力量的壮大，中间力量是靠不住的。每到一地，陈毅就指挥大家全力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

　　正是在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在黄桥决战中才出现了两方激战、三方观战的奇特的战争场面，新四军7000人歼韩顽1．1万人，取得政治、军事双胜利。黄桥决战的胜利，是陈毅创造性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11月18日，毛泽东等在批转陈毅这些经验时说：“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发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①

　　①《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27页。

　　陈毅在跟顽固派的斗争中，始终把握住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苏南跟冷欣的斗争，在苏北与韩德勤的斗争都是如此。在这方面典型的战例要算捉放韩德勤的山子头战役。1943年2月中旬，当日军扫荡苏北前夕，韩德勤派代表找第3师师长黄克诚谈判，要求必要时让韩部退到第3师根据地暂避。当日军扫荡韩部曹甸、车桥等地时，新四军如约让韩部到淮阴、涟水间第3师根据地暂避。但韩顽不守信用，于3月3日侵占了淮海根据地的程道口、里仁集等地。3月中旬西渡运河进占了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金锁盛圩、山子头等地，并准备接应顽第31集团军汤恩伯王仲廉部东进，图谋整个苏北。新四军一再劝告无效后，于3月17日夜向韩顽发起进攻，战至18日下午战役胜利结束，俘韩德勤以下1000多人，韩顽主力消灭殆尽。如何处理韩德勤？这关系很多方面，陈毅考虑，如除掉韩或扣押韩，蒋介石必令汤恩伯接替韩来苏北摩擦。如留韩在苏北，韩已失去实力，为害不大。韩为保住自己位置不会同意汤恩伯东进，这对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有利的。在征得中共中央同意后，陈毅会见了韩德勤，在韩检讨了自黄桥战役以来的错误，同意签订秘密协定，许诺今后不再反共后，于4月1日将其释放，并发还部分人枪，还划定睢宁、宿迁间部分地方作其活动地域。不久，韩德勤跑到皖北阜阳，蒋介石的反共军未敢再东进。

　　陈毅对中央制定的抗日游击战略战术，是正确理解并坚决执行的。陈毅一再强调，新四军是游击队组成的，打游击是拿手好战，我们用游击战来逐步消灭日军，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取得抗战胜利。陈毅说：“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同，八路军是主力后团，他们有七八万人，是在山地上打了一仗，因为地势有利，因此他们能够打胜仗……苏南新四军合起来只有四五千人，特别是苏南是平原，是不能打的，所以我们是打游击。”①

　　陈毅不仅参与了新四军发展10年的全过程，而且一直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又是新四军中正确执行中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代表者，同时还是新四军军史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1945年5月1日，陈毅出席党的七大并作了题为《新四军抗战始末》的书面发言和题为《华中党和新四军的工作》的即席发言。陈毅以皖南事变为例强调指出，凡是按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抗战，就能取得胜利，否则就会遭受挫折和局部失败。陈毅的这两篇报告，是对新四军抗战历史的基本叙述和总结。

　　①《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26页。

　　1951年，陈毅根据中央的精神，指示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抽调了张耀先、姚杰、秦叔瑾、张剑等成立了军史科，广泛搜集和整理了新四军和第三野战军的一大批第一手资料，这为以后编写新四军史打下了基础。1958年10月，成立了以梅嘉生为主任，吴肃、谭肇之为副主任的新四军战史编辑室，全面搜集史料，汇集成800余万字的《新四军抗日战争资料选编》，这就为编写新四军史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1959年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的《新四军抗日战争史》编审委员会，1960年起草了新四军抗日战争史纲目，1962年完成了《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初稿。该书由于受到当时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影响，对许多事件和人物评价上有失偏颇，但这是论述新四军抗日战争史最全面、最系统的第一部著作，对后来的研究工作者很有参考价值。

　　从上述两方面来看历史已经把陈毅与新四军这两个名字联结成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