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我父亲刘志诚在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工作，曾奉命帮助陈毅军长搜集资料，提供他亲手编辑《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前后经历一年半的时间。由于与陈军长接触很多，深受教诲，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那是在1942年4月上旬的阜宁单家港，开过华中局扩大会后的一天，组织部长张凯对我父亲说：“陈军长要编辑一本新四军抗战牺牲烈士的纪念册，由你帮助军长搜集资料。这个工作要用较长时间，由军长直接抓，专人专办，工作进展情况，不必向部里汇报。现在他在办公室等着向你交待任务，就去吧！”

　　当时，军部驻在停翅港。军长的办公室是一座土墙干打垒、稻草盖顶的茅棚，中间用芦席隔着分为两间，里间是寝室，外间办公。军长正在伏案写作，我父亲走近向他敬了礼。陈军长站起来和我父亲握手，和蔼地叫父亲坐下。军长说：“抗战已经快5年了，我们新四军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浴血奋战，大量杀伤敌寇，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许多干部、战士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要永远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造谣污蔑，骂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逆党’、‘逆军’，是‘游而不击’。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为积极反共、对日妥协投降作舆论准备。我们要出版一本新四军抗战殉国先烈的纪念读物，来宣扬我军参加抗战的辉煌战绩，宣扬先烈们献身革命的牺牲精神和高贵品质，揭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对内部来说，也是一本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教材，是全体指战员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的读物。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把有关的资料搜集起来。抗战近5年来，我们新四军战死疆场的干部、战士不下万余人，如果全部搜集，工程太大，目前条件不具备，可以先搜集团以上干部牺牲先烈的有关资料，其余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做。现在你可以先在政治部保管的干部档案中查找牺牲的团以上干部的资料，第一步先把牺牲同志的姓名、部别、职别查清楚，理出一个单子。”

　　当时军政治部重建不久，干部档案很不齐全，对牺牲的干部也没有专门的登记表册。我父亲从各师送来的干部档案和电报登记摘要簿上仔细查找烈士的姓名，还找到了两本支队和师出版的烈士纪念册，经过反复核对，汇集了全军抗战以来牺牲的团以上干部约50人左右的名单。4月下旬的一天，我父亲把名单送给陈毅军长。他默默地仔细地逐个名字看来看去，他眼睛发红了，噙着眼泪，又继续看，一边看，一边沉思，好像在回忆往日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和部属。沉默了好一会儿，军长对我父亲说：“这是初步的名单，还不齐全，我记得的战斗牺牲的团以上干部还有两位，这个名单上就没有。”说着他就把两个烈士的名字补写在名单上。他又说：“搜集资料光靠干部档案也不行，你再把殉国先烈的名单送给其他几位军的领导同志看看，请他们补充，还可以在政治部一部分部长中征求意见，尽量把名单搜集齐全。然后，按姓名、年龄、籍贯、部别、职别、何时入伍、何时入党、略历、何时何地牺牲等项目列成表格，逐项填写，汇集成册。并且尽量搜集先烈的传记和悼念文章。”

　　我父亲随即分别找张云逸副军长、赖传珠参谋长和华中局组织部曾山部长等首长，他们也增补了几位牺牲先烈的名字。政治部部门领导同志也提供了几位烈士的姓名。父亲按照陈军长规定的表册项目逐项填写，计为60人，师旅级9人，团级51人。5月，送给军长审阅。这时军长起草了《本军抗战阵亡将校题名录书端》（初稿）。内列的“题名录凡60人，计师旅干部9员，团级干部51员”，就是根据这个初步的统计数字写的。

　　陈军长当时虽写了《书端》初稿，但认为统计数字还不全，要我父亲尽量搜齐遗漏的先烈名单。父亲想了许多办法，如到华中局党校找来学习的老干部座谈，找来军部开会的领导同志和调来工作的干部个别征求意见，终于在抗战5周年的前夕，汇集了新四军抗战殉国团级以上先烈91人的英名。陈毅军长据此在1942年7月7日修订了《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书端》，对初稿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增删。

　　当时，搜集先烈传记和悼念文章，也是很困难的。由于敌寇频繁“清乡”、“扫荡”，部队行动不定，实行轻装，政治部各部门保留资料很少，加以各师分散大江南北，地域辽阔，战斗频繁，文件、报刊等文字材料常常需要通过多道敌人封锁线，经过好长时间才能送达军部。我父亲在政治部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和新华日报资料室等部门翻阅了所有的报纸和内部刊物，尽力搜集有关牺牲先烈的文章、传记等，看到一篇，就手抄一份。因为这些部门仅此一份，他们当做“宝贝”，是不允许剪贴的。那时沈映虹同志刚从1师调来军政治部秘书处文印股工作，靠她的辛勤帮助，抄写了七八万字的文稿。这些文稿军长都看了一遍。

　　本来，陈毅军长的意思，《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要在苏北地区印刷出版。以后考虑到资料汇集还不够齐全，特别是当时敌情紧张，将向淮南路东地区大转移，于是决定把搜集到的资料妥善保存，以后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再进一步审订出版。

　　1942年11月，新四军政治部移防到阜宁董舍，这时，日寇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即将开始，为了应付更加残酷的斗争，军部机关开始实行精兵简政。组织部的文件档案经过彻底清理，最后只剩下了两只铁皮箱的一副担子。个人也进行了轻装，每人只留一条被子和一条被单，坛坛罐罐全部甩掉。最后，政治部全体干部和战勤人员连同家属总共只剩下45人。

　　1942年12月27日，新四军军部机关开始了大转移。部队首先通过盐河封锁线，到了淮海区，休息两天，紧接着又要通过大运河封锁线。过大运河时，情况很紧张。敌人沿河安了据点，还有维持会等，队伍一口气快步走了15公里才停下来休息。过了运河就是淮宝区。到达洪泽的时候，正逢1943年元旦，部队就在洪泽县过了元旦。又行军了两天，部队渡过淮河，终于抵达目的地淮南路东根据地。转移中，经过长途跋涉，又通过敌人两条封锁线，但有关殉国先烈的资料，我父亲按照陈毅军长的要求，一直保管得完好无损。

　　1943年1月初转移到淮南路东后，军部驻盱眙县黄花塘，政治部驻大王庄，相隔不远。这时，我父亲兼任军直机关和直属单位的总支书记，和军长接触的机会多了。军长叫我父亲继续搜集殉国先烈的资料，充实《纪念册》的内容。

　　这时，组织部长张凯同志去浙东检查工作了，组织部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而精简前是20多人，其他部门也有类似情况。为了保证工作任务的完成，每个人都发挥了极大的主动性。工作随到随办，白天干不了晚上干，从不积压。有什么事情多跑跑，及时商量，及时解决。那时也没有多少手续，什么“呈批”、“拟办”等。干事、股长可直接向军长、政委请示汇报工作；军长、政委也可直接找干事布置交代任务。所以，工作效率很高。在搜集殉国先烈材料中遇到问题时，陈毅军长同我父亲面对面一块儿研究，给予明确指示，抓得很细致、很具体。

　　到了1943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结大批兵力，向我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实行进犯。陈军长把我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为了制止和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在准备军事反击的同时，要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现在出版发行《纪念册》的时机到来了，我们要以我军抗战殉国先烈的英雄事迹，来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中伤。”他要我父亲把抗战第6年度新四军殉国的团以上先烈名字增补到《书端》上，并且继续搜集、补充悼念先烈的文章。

　　军长开始着手亲自编辑、审订《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这一时期军长多次对我父亲指示，有时写条子给我父亲交代任务，有时在他的办公室里听我父亲的汇报。给我父亲印象最深的有两次谈话：一次是在审阅先烈名单时，军长指着名字，详细叙述牺牲先烈的斗争事迹，说这个同志对革命贡献很大……这个同志战斗一贯勇敢，对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这个同志思想品质好，对党忠诚，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军长记得十分清楚，又讲得生动具体。一次是在谈到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我军的污蔑中伤时，军长气愤地说：反动派没有天良，我们新四军对抗战贡献这样大，光团以上干部就牺牲了100多人，而他们逃到峨嵋山，坐山观虎斗，反讲我军“游而不击”，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军长缅怀先烈，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谈话，使我父亲受到深刻教育。

　　父亲把抗战第6年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名单38人增补上去。陈军长写了《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第六年补录》，对已定稿的《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书端》，又作了最后的文字修饰。

　　《题名录》所列名单有个别搞错的。皖南事变中失陷的同志因生死不明，一般都没有列入。其中只列了王聿先同志，因为崔义田同志在报纸上发表了《忆王聿先同志》的悼念文章，该文讲：“聿先同志因久受酷刑体衰力弱，不能跑路，复被捕遭枪杀。最后光荣壮烈牺牲。”解放后才知道王聿先同志机智脱险。

　　1942年10月间，陈毅军长在到延安之前，把我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最后审查定稿。军长亲笔写了封面“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10个大字。目录分4个部分：一、题字。张云逸副军长题字“牺牲为大众，正气留人间”。饶漱石代政委题字“为祖国的自由，为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其光荣将永垂不朽”。赖传珠参谋长题字“先烈之血，民族之光，吾党之荣”。曾山部长题字“为民族抗战壮烈牺牲”。二、序。陈毅代军长序，饶漱石代政委序。三、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四、本军抗战殉国先烈纪念文汇，一共汇集37篇纪念先烈的文章、传记。其中，周恩来同志1篇：《纪念邱金声、肖国生两同志》；陈毅同志5篇：《纪念黄道同志》、《合肥童汉章先生哀辞》、《在罗化成同志墓前致词》、《追悼模范政工人员——肖国生同志》、《纪念我们的死者》。在纪念黄道同志文章的后面，又加了“附记”，指出：“这篇文章是四年前于黄道同志病故时写的。不料人虽死不能生，而反动派的报复花样却日新月异，出奇之至。据闽北党报告，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军队进入闽北山区搜山时，竟将黄道同志的坟墓挖开，断其头首以去。哼！反动派勇于对内的报复精神可谓登峰造极！我必须在此补上一句，请国人公判：这究竟是反动派的胜利还是共产党员黄道同志的胜利？1943年9月，陈毅记”。“附记”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穷凶极恶，倒行逆施。

　　军政治部印刷厂接到陈军长亲自编辑、审订的文稿，加班排印。军长亲手题写的封面《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用朱红油墨印刷，显得格外庄严。1943年年底，这本具有重要意义的读物和广大群众见面了。

　　《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的出版发行，大大鼓舞了华中敌后广大军民的抗战热忱，有力地揭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中伤。大家团结一致，继承先烈的遗志，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