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恢同志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他那种长者的风度，对同志诲人不倦的精神，坚持原则、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品质，毕生革命，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至今仍深深刻印在我的脑子里，特别是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更是无以忘怀。

　　那是“文革”中的1971年，我刚刚“解放”出来，被分配参与葛洲坝工程施工任务。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已批准葛洲坝工程的设计任务书。但是在扩大初步设计时，有两种不同意见，分歧较大。争论的中心是按原任务书，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还是挖掉葛洲坝，改为三江船闸工程。经过模拟试验，认为如果保留葛洲坝，三江出口窄，洪水时可能危及宜昌、沙市安全。周总理十分关心这一工程建设，指出长江是钢铁运输线，修坝后要保障畅通。如果影响大江通航，宁可不修。周总理还专门安排时间听取汇报，询问专家意见。这样，我得以再次来到北京。恰巧碰上“五一”节，通知我也参观群众游行。

　　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子恢同志。他非常热情，问及一些他熟悉的同志的情况。第二天，又请我到他家吃中午饭，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谈论农村政策问题，坚持认为自己50年代向中央提出的有关农村工作的建议是对的。那时还是林彪、“四人帮”得势之时，我怕他由此又引起新的麻烦，劝他不要急，了解多一点情况再说。因为合作化运动时，子恢同志不同意一下子搞那么多农业合作社，当面与毛主席争论。后来，子恢同志又数次在部队和地方的干部大会上公开批评“左”的一套做法，宣传自己的主张，结果惹了麻烦，被解除了农村工作部长职务。但子恢同志一直很坦然，从不灰心，他照样关心政治，关心他人。

　　在那一次谈话中，邓子恢同志同我讲，昨天毛主席曾问他，谭震林同志是不是“叛徒”，如不是应该解放。他问我知道情况否。我说，你们都是老一辈领导，比我更了解，我认为不是。因为1938年，谭震林同志到南昌领取新四军3支队印信时，曾被国民党一个县政府软禁了半天，说清楚身份，就放了。后来，子恢同志真的将调查了解的情况报告了主席，对震林同志的“解放”，想必会起到一些作用。当时，子恢同志自己处境并不太好，但还这样关心同志。这种精神，十分令人钦佩。

　　后来我又听说，毛主席曾经讲，邓子恢同志是单干户(没有组织活动)，是阳谋(公开讲的，不是秘密活动)，所以也被“解放”了，但是应有的待遇没有恢复。他生病住院，都是由夫人陈兰同志照顾。一天陈兰同志外出，子恢同志起床不慎摔倒，脑部受伤。周总理得知后，亲自干预，派了一个同志照顾他，在病房增加了一块地毯，并批评说为什么要一个60余岁的老太太去照顾呢？然而子恢同志从此一直病重不起。作为子恢同志的老部下，我们都希望他早日康复，但我因在武汉工作，无法来京探望。一天，我突然从广播中听到举行子恢追悼会的消息，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我远在中南地区没能最后见上子恢一面，为尊敬的良师益友送行，这成了我终身的憾事。

　　子恢同志是老一辈革命家。我们相识是在“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当时，子恢同志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我在新四军第4师任参谋长。一次，子恢同志来4师检查工作，参加4师高级干部会议，旅以上干部都参加了。当时4师政委是师长彭雪枫同志兼任。雪枫同志向中央、军部建议，要求留下子恢同志当政委，得到了中央和军部的同意。这样，子恢同志就兼任4师政治委员和淮北区党委书记。我也得以在他领导下工作了好几年。在日常生活中，他有时也谈及过去一些经历。时间久了，我逐渐了解到，子恢与张鼎丞同志同是闽西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建立了闽西苏维埃政权与游击队。1929年，毛主席率部由井冈山到闽西，部队得到发展，有了立足之地，与“邓、张”二人坚强的工作基础是分不开的，子恢同志对财经工作十分内行，1931年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2年任财政部长。当时有人要他多发票子，作财政开支，他不干，认为苏区货币只是市场媒介，不能多发，于是就批他“右倾”。后来，票子发多了，币值贬值，又将责任推卸于他，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打击。所以，1934年突围时，要他留在中央苏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与张鼎丞同志一起，在闽西依靠与群众的联系，坚持了3年游击战，培养了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

　　子恢同志任4师政委兼淮北区党委书记时，工作任务甚重。他按照华中局决定，充实了淮北区党委，由刘子久同志任书记，建立各级党的领导核心。他主持召开边区代表会议，以皖东北行署为基础，组建了淮北边区行署，由刘瑞龙同志任主任，进一步加强了统一战线建设，团结了淮北与原豫皖苏区民主人士一起工作。他重视开展基层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实行了减租减息，为贫雇农谋利益。当时，有不少武装还掌握在非党人士手中，子恢同志提出了“枪换肩”的主张，把武器掌握在贫雇农手中，使这些武装真正成为打击日伪军、保卫民主政权的重要力量，并纠正了那种把统一战线视作“同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巩固和加强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当时，由于部队在豫皖苏伤亡损失大，不甚充实，而淮北边区又穿插着敌据点，政权也不甚巩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子恢同志与雪枫同志想了很多办法：一是决定除9旅机动外，11、12旅主力部队地方化。这样，既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打击了敌伪势力，又壮大了自己，为后来上升主力创造了条件。二是加强部队正规化训练。针对敌伪均设碉据守的特点，部队把攻坚战斗列为重要训练课题，轮流选调部队进行攻坚战斗演习，使部队战斗力提高了一点。三是加强部队政治教育。以毛主席强调的中国革命三大法宝来教育干部，按照延安整风文件来纠正党内不正之风。高级干部除自学外，还举办整风训练班，子恢同志亲自讲课。四是加强管理教育。因为部队新干部多，知识分子多，对我军优良传统不那么了解。当时有一个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是大学生，到部队后即派到一个连当文化教员。一次夜行军，有个战士因病掉队，文化教员就将其枪毙了。子恢同志抓住这个典型，进行我军优良传统教育。开设军事法庭审判了这个文化教员，同时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反对军阀主义》的文章，在《拂晓报》上发表。子恢同志还亲自在干部大会上讲话，以此教育部队。这件事抓得及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纠正了错误，进一步改进了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密切了官兵关系，加强了部队团结。五是按照中央规定，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党政军群均利用时间开展农业生产，改善生活，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六是在对敌斗争上，采取敌进我进办法，迫近敌人据点，开展反蚕食斗争，相机予以拔除，扩大了根据地，使各分区由敌伪隔断的点线逐渐连成一片。此外，子恢同志还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很有远见地提出要为胜利后的建设培训各类人才。除办了抗大四分校外，还办了淮北中学、联合中学与江淮大学。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有不少在建国后已成为各方面建设的领导者。在4师工作期间，子恢同志与雪枫同志互相尊重，配合非常默契，堪称军政主官密切合作的楷模。

　　后来，子恢同志离开4师到豫皖苏边区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又到中原地区担任领导，建国后则调到中央主管农村工作。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也常从他的来信中得到教诲或手谕。他是我的老领导，也是一位良师益友。今天，我们要学习子恢同志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把党的基本路线贯彻到底，完成子恢同志的未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