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两度在邓子恢同志领导的地区和单位工作，第一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次在新中国成立后，前后共有10多年。在这期间，我从一个普通中共党员逐渐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虽然不是在邓老的直接领导下，但时时事事都感受到他的影响，并多次聆听过他的教诲。他那睿智敏锐的目光、宽容民主的作风、亲切近人的态度、生动活泼的语言，都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尤其是他那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一位无私无畏的革命者的高尚品格，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1942年秋，由于日本人的追捕，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将在大同大学和光华大学的五个地下党员——张亦桦、马正信、陈如东、黄辛白和我，由当时的交通员启元同志带路，紧急撤退到在淮北解放区的新四军第4师师部，再转送到在淮南解放区的新四军军部。我们到达4师师部后，因淮北解放区需要知识分子，军部同意将我们留在淮北。脱离日军占领下的上海，进入自己的解放区，对于我们这些地下党员，是那样的兴奋和新奇。我们可以说是一路唱着跳着进入解放区的。解放区的领导和干部，也以同样的热情，欢迎和关心我们。初到师部，由师长彭雪枫同志接见我们，并分别对上了联络暗号，接上了组织关系。他那文武全才的英姿，立刻成了我们的崇拜对象。接着，由政治部宣传部长陈其五同志向我们介绍情况，他和我们一样是大学生出身，和他无拘无束的谈话，使我们更感亲切。然后，由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刘瑞龙同志和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分别宴请我们。他们传奇般的经历和丰富的知识，都使我们钦佩和感动。但是，我们仍意有未足，总想见见淮北解放区的第一把手、中共淮北区党委书记兼4师政委邓子恢同志。

　　那一天，我们找到了邓政委在师部驻地大王庄的住处，走到他的门口。可是一打听，他外出未归。我们逡巡在门外，心情很矛盾，又想等他回来，又怕这样做不合适，正在犹豫徘徊的时候，邓政委骑马回来了。大概已见到我们进退尴尬的神情，他跳下了马，邀请我们和他一同进院子。我们在他的堂屋坐下以后，他随意地和我们聊天，一下子消除了我们的顾虑。现在，虽然已记不清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是那种亲切的气氛仍如同在眼前。他一点没有官气，也丝毫没表露对不速之客的厌烦。因为已到中午时分，他又招呼伙房添了点菜，留我们和他一起吃了顿饭，我们这才高高兴兴地回到招待所。多少年以后，当我成为领导干部，有时在接待来访群众感到不耐烦时，就会想到邓政委请我们吃饭时的情景。

　　在我们逐渐适应农村的战争环境后，我和另外两位同志被分配到淮北解放区的边缘地区泗(县)五(河)灵(璧)凤(阳)县的中学教书，那里远离解放区的领导机关，我们不能再随意拜访邓政委等领导同志了。但是在下边和同志们交谈中，知道了4师更多的历史情况。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邓政委在开辟这块津浦铁路东淮河以北的解放区斗争中的重大贡献和在全师干部中的崇高威望。新四军4师原来战斗在津浦路西，因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攻，为照顾大局，经中央决定转移到铁路以东。在转移过程中，党内思想不统一。当时邓子恢同志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受军部委托来4师，协助彭雪枫同志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统一党内思想，研究开辟新区的部署，以后留任4师政委。至今回想起来，淮北区党委和4师的领导成员：政委邓子恢、师长彭雪枫、师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吴芝圃、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都是值得我们自豪的出色领导人。当时，淮北解放区的工作所以能那样蓬勃开展，党政军民能那样齐心协力，各级干部能那样心情舒畅，都应归功于以邓子恢同志为核心的区党委和4师的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从1942年秋我们进入解放区，到1945年抗战胜利，淮北解放区经历了激烈的战斗：1942年冬的33天反“扫荡”、1943年春的山子头战役、1944年的恢复和开辟津浦路西解放区，并遭受了彭师长英勇殉职的打击。在这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仍大步前进，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民主政权建设日趋完善。我个人体会，这些成绩都得力于区党委领导的整风教育。当时在全党开展的整顿三风(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在淮北成为一次干部自我改造的运动。我们亲身经历了一次和风细雨而又是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深感终身受益。以邓子恢同志为核心的淮北区党委，坚持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我们教育尤深。

　　当时的淮北解放区，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淮北区党委的党刊《拂晓》就经常刊登干部的调查报告，为大家提供许多好的领导范例。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同志去延安整风时，写给淮北区党委的一封信，曾在《解放日报》公布，影响很大。而对淮北干部震动最大的，莫过于淮北中学和泗阳县两大错案的公开平反。在激烈的对敌斗争中，判断敌情时难免出差错。有时候，干部在肃清内部敌人的斗争中，由于过高估计敌情，发生主观臆断，甚至违反政策，造成“逼、供、信”(逼迫、口供、轻信)的扩大化现象。淮北中学和泗阳县的错案，就是由于领导干部轻信口供，导致打击严重扩大化。淮北区党委对于这两个错案进行了认真的检查，不久公开平反，而且承担领导责任，公开检查，并严肃处分有关干部，从而深刻教育了广大干部。我自己成为领导干部后，在多次运动中，都会回想起当年淮北区党委给予的教育，坚持实事求是，注意掌握政策，防止“逼、供、信”和扩大化。

　　淮北干部都爱听邓政委的报告，他由于了解实际情况，讲话深入浅出，内容丰富，妙趣横生，常使人在开怀大笑中受到教育。天气炎热的时候，他只穿一件背心和老式大裤衩，摇着一把大蒲扇，在树荫下给我们做报告。女同志们有时也咕噜两声，抱怨他穿着不文明。但他仍以宽容长者的心情，不予介意。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抗战胜利前夕，他为我们做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报告。在此之前，我们都反复学习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但仍局限于对理论的了解。邓政委以大量的实际材料，展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情况，特别是中国农民因受各种剥削陷入贫困绝境的实际情况，使我们进一步具体地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它的目的和基本政策。他的报告不仅加深了我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也加深了对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的认识。我如饥似渴地记着笔记，生怕漏掉他的精彩语言。会后，政治部的同志曾借用我的笔记整理记录，并告诉我，邓子恢同志本想调我当他的秘书，但因我是专业干部而未动。我当时既感荣幸又感遗憾，更为他重视培养专业干部而深深感动。

　　抗战胜利后，邓子恢同志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我在苏皖边区政府水利局工作，仍在他的领导范围内。在国民党攻占两淮(淮安、淮阴)，华中党政机关北撤山东后，他任华东局副书记兼华东军区副政委，我在华东军区兵站部交通科，以后在华东野战军前方工程处工作。1947年冬，我随野战军撤到黄河以北的渤海地区，当时全党开始土改整党运动。有一天，我被通知到邓政委处谈工作。他告我，黄河防洪很重要，山东省黄河河务局的运动中有些问题，华东局决定调我去该局任党委书记。在行政上任什么职务，他征求我的意见，或者任命为监委，相当于部队的政委，或者任命为副局长。我建议任副局长，他同意我的意见。他又问我要不要带一些人去，我考虑后建议不带人，单独一个人去，他赞许地点点头。随后，他对我的工作进行了详细的交待，并留我在他处吃了一顿晚饭。与我们1942年在邓政委处吃中饭，已经相隔5年了，我也已从19岁长到24岁了。在山东省黄河河务局，我根据他的指示，和局长江衍坤同志紧密合作，在全局系统开展土改整党运动，并把组织处理范围缩到最小，广泛团结了河务局的干部群众，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完成了黄河堤防的加固和防汛抢险任务。

　　全国解放后，邓子恢同志在武汉，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我从山东调上海，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工作，以后又调治淮委员会工作。1952年，大区军政委员会和相应的中央局撤销，邓子恢同志调北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长，以后兼任国务院副总理。我也被调到北京，任水利部副部长，又回到了邓子恢同志的领导下，与过去不同的是，邓子恢同志已被尊称为邓老，我也从一个初出校门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过去和邓子恢同志隔了好几层领导，而今和他只隔了一层。作为部长傅作义和党组书记李葆华的助手，我常随他们参加邓老召开的会议，直接聆听他的教诲。

　　邓老领导水利部的工作后，首先抓了水利政策的制订。1951年土改完成后，农民生产热情高涨，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也出了一些偏差。邓老是党内公认的农民运动的专家，他了解农民的心理，关心农民的利益。在他领导下制订的各项水利政策，充分注意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特别强调在自愿互利基础上调动广大农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邓老强调，修水利要贯彻合理的负担政策，谁受益谁负担，多受益多负担，少受益少负担，不受益不负担。在国家举办的水利工程中，对民工要给予合理的工资，以养活一个半人为原则。对水库移民，一定要妥善安置，给予应有的补偿，并负责安排好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要注意协调移民与安置区农民的关系。这些政策和原则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贯彻落实这些政策和原则，农田水利就健康发展，反之，农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就受到挫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