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2月10日，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个极其悲痛和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晚上，我的良师、益友邓子恢同志在北京住院因缺少必要的护理，滑倒在地，颅脑受损后病情恶化，抢救无效，溘然与世长辞了。此后20多年来，子恢同志的音容笑貌和高尚品德总是时时在我脑海里浮现。我同子恢同志从30年代起就战斗、工作、生活在一起，数十年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先后经历过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磨炼，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我们曾共度过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也共享过欢庆革命胜利的喜悦，当然还饱尝过受不公正对待的冤屈滋味。从酸甜苦辣的人生历程中，我加深了对子恢同志高风亮节的了解和尊敬，他不愧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人民的好儿子。

　　一

　　子恢同志一向以艰苦朴素和联系群众着称，这一优良作风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与家庭影响有很大关系。子恢同志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我们福建龙岩乡下的穷秀才，家境并不富裕，但都酷爱读书。父亲还学过中医，当过医生，经常给乡亲们看病，同劳动人民保持密切联系，深知劳动大众的疾苦。母亲是一位纯朴善良的农家妇女，终日劳累，不知疲倦。由于积劳成疾，在35岁时就过早离开人间，那年子恢只有13岁。他在这个家庭环境中生活成长，从小就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经常同村里的同伴们上山打柴火，下田做农活，同时也酷爱上学读书，追求知识。在长期农村生活的熏陶下，他同劳苦大众有着共同的思想感情。1917年，当他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被县里选送日本留学深造时，仍念念不忘举荐他的父老乡亲。回国后，他追求社会进步，向往革命，努力探索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道路。他当过教师、店员，同各方面的劳动群众有着来往。他为人随和，联系群众，深受群众信赖和尊敬。1926年他加入党组织后，在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他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自觉，更经常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同张鼎丞同志等经常带领部队深入我们村里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子恢衣着朴素，一身农民打扮，待人和气，毫无架子，又会讲本地话，大家很愿意接近他。他很会做群众工作，善于发动群众。我们村里革命活动开展较早，有群众基础。自从他们来到后，革命斗争更活跃了。尽管革命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条件极其艰苦，但因子恢和张鼎丞同志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善于发动群众，深得人心，所以游击队发展非常迅速，人数不断增加，根据地也不断扩大和巩固。1934年秋，红军主力部队被迫长征，邓子恢、陈潭秋、张鼎丞等同志奉命率领少量红军，从江西返回福建，在闽西根据地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敌强我弱，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我们的处境更艰苦、更恶劣了。但子恢等领导同志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同广大劳动人民保持血肉相连的关系，又善于团结中间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对势力，所以深受群众拥护。在敌人的无数次疯狂围剿中，闽西根据地的军民都胜利地渡过了。约30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由于游击战争的开展，由于初期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过“左”政策的抵制，土地革命果实未因白色恐怖而被“倒算”。它像一把利剑，牢牢地插在敌人的后方；革命的红旗始终在闽西根据地的上空高高飘扬，成了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党中央、毛主席高度赞扬闽西3年游击战的卓着功绩。1946年4月18日，党中央在延安开会，研究土改问题，毛主席与子恢同志见面回首往事时，曾满怀深情地说：“你们当年留在闽西坚持敌后游击战，不容易啊。我们万里长征，同大部队在一起，条件再困难也比你们好。你们是小部队，人数少，势单力薄，困难比我们多。你们在闽西根据地，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还发展了那么多部队，真了不起啊！”30年代初，在闽西苏维埃根据地，毛主席和子恢同志曾经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结下了战斗的友情，如今毛主席的这一番话，使子恢同志深受鼓舞。他认为闽西革命斗争的胜利，应归功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他通过亲身实践体会到：搞革命斗争，任何时期都离不开群众，离不开发动群众。他坚信：只要充分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革命就无往而不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子恢同志奉命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到淮北根据地任新四军4师政委、区党委书记，任务很重，困难很大。军事上处于日、伪、顽三股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经济上又面临长期干旱减产、春荒严重的困境。群众缺吃少穿，到处一片荒凉；部队军需供应不足，人心浮动不安。子恢同志在危难之中受命上任，毫不气馁，精神振作。他坚信只要依靠群众，就会有办法、有出路。严冬季节，他身穿旧棉袄，脚踏芦苇花编的草窝鞋，冒着风雪，带领干部深入农村。走家串户，访贫问苦，了解情况，虚心向农民讨教度荒的办法。他常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确如此，群众眼看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如此真心实意为人民，深受感动，纷纷献计献策。于是，各种各样生产自救，抗灾度荒的有效办法大量涌现。在区党委的领导下，一个规模巨大、轰轰烈烈的军民生产自救，抗灾度荒的热潮，迅速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广泛掀起。群众发动了，到处充满了生气，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情绪一扫而空。凭着千万个聪敏的脑袋，靠着千万双勤劳的手，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终于在粉碎日、伪、顽三股敌对势力进攻的同时，战胜了干旱和春荒，发展了生产，创造了农业丰收的奇迹。加之区党委制定的政策好，工、商业也大发展，经济一片繁荣。原先天灾严重，经济贫困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变得粮多草足，财源茂盛，不仅能充分满足根据地军民的日常供应，而且还有富裕的财力支援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淮北抗日根据地，在短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使区党委在广大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后来，子恢同志奉命调往华中分局工作时，根据地的群众都舍不得他离去，许多人怀着深厚的感情前来送行。子恢为人民群众操心，人民群众热爱子恢。

　　1948年以后，革命斗争节节胜利，我们的工作环境也随着发生了变化，逐渐由农村转到城市，由小城市转到大城市。50年代初，又由地方转到中央工作。子恢同志担任的职务也越来越高，由中南局第二书记到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环境变了，职位高了，工作担子重了，但他艰苦朴素、关心群众的优良作风始终没有变。由于他一贯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毫无架子，所以群众遇有难事都乐于找他。尤其到北京担任副总理后，群众来信来访的很多。有些老战士、老马夫、老挑夫、甚至老房东等，都从各地来北京看望他，反映情况，诉说真情。对群众来信，他都要认真过问，有时亲自写信答复。对老部下来访，他热情接待，安排食宿。凡能办到的事情，他都要尽力去办。有些来访的老部下、老房东家庭生活困难，他往往让我买一些衣服，或找一些旧衣服给他们带回去，或者送一些零花钱，鼓励他们回乡好好生产，渡过困难。我们家人口较多，负担较重，经济开支一向管得紧，从不乱花钱。但为了帮助过去曾同我们患难与共的老战士、老乡亲，我们总是心甘情愿省吃俭用。“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这已成了我们的家风。

　　燕同道同志是1934年入伍的老战士，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新四军4师司令部当过炊事班长。全国解放后，他复员回安徽涡阳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当过村长。1958年“大跃进”后，家乡遭灾，家庭生活困难，无奈给子恢同志写信反映情况。子恢同志亲自写信安慰、鼓励他增强信心，带领群众生产自救。不久，燕同道同志拿着回信来北京找子恢同志。尽管过去大家只是一般性工作关系，但子恢同志仍满怀革命情谊亲自接待他，并在家里做了些饭菜款待他，向他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随后，子恢同志亲自给县政府写信，请他们给这位患有严重青光眼病的老红军战士以必要的照顾。同时，又给内务部长曾山同志打电话，请民政部门给以关照。子恢同志这种身居高位不忘老部下的深情厚谊，使燕同道同志感到无比的温暖，也受到了很大鼓舞。回乡后，他积极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并教育子女们要热爱党和政府，表现十分突出，曾当选为县政协委员。燕同道同志对子恢的感情更深，更尊敬了，每年都要来京代表全家看望子恢同志，表示一辈子也忘不了党和政府的恩情。

　　子恢同志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长期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形成了血肉相连的感情，他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和温饱放在心上。1961年初，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福建闽西的人民群众缺吃少穿，生活极为困难，有的地方甚至已饿死了人。子恢同志得知后，心中极为不安，夜不能寝。3月份，在出席了中央广州会议后，他立即匆匆赶往福建，会同张鼎丞同志到闽西老区调查。他听说家乡的父老乡亲缺乏营养，浮肿病严重，心情十分沉痛，在漳州特地请地委书记洪椰子同志代买了20多斤黄豆和红糖，嘱咐我们在招待所分成一斤一包，以便到故乡时送给烈军属，表一点心意。郭滴人同志是老战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龙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特委书记，随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幸因病去世，其老母在家乡一直健在。子恢同志回到闽西革命老区后，首先率我们拜见了这位为革命先后献出两个儿子生命的老妈妈，向她赠送了食品。邓根发同志30年代任漳州县委书记，闽南游击队政委，也是子恢同志的战友，1932年英勇牺牲，其三姑尚健在。子恢同志除向三姑赠送食品外，还特地在家中请她吃饭，共叙对邓根发烈士的思念之情。在革命老区，子恢同志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坚持走东家，串西家，逐一拜见那些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无私奉献的烈军属们。他给烈军属们赠送黄豆和红糖时，心里极其难过，既怀着深深的敬意，又满怀歉意地说：“给你们这一点东西，我实在拿不出手啊！”而烈军属们则亲切地呼着他的乳名说：“绍基呀，这么多年你还总想着我们，你的心同我们的心一直连在一处啊！”子恢同志答道：“没有你们过去的支持，我们哪有今天呀！今天搞成这样，我心里难过，对不起你们啊！”

　　二

　　长期以来，子恢同志一直心系人民群众，常常想人民群众所想，思人民群众所思。凡对人民群众有益的事，他总要竭尽全力去研究和支持，从不按政治气候看风使舵，也毫不顾及个人的得失和安危。他重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经常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报告，如实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60条》，大大表扬子恢同志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的精神，赞扬“邓老是农村工作专家”，说：“搞农村工作找谁呀，还是要找邓老。你们不要瞧不起邓老，他搞了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40条》，办了一件好事。”1960年至1962年他响应中央号召，亲自组织和带领干部到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努力寻找使农业生产尽早摆脱困境的办法。通过调查，他发现包产到户(责任田)效果很好，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产量，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带来了希望，他精神为之振奋。尽管当时人们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对包产到户认识有分歧，思想不统一，但子恢同志还是旗帜鲜明地大力支持。加之毛主席不久前又称赞子恢同志是农村工作专家，所以人们遇到难题无疑要找子恢同志解答。他是个热心肠的人，1962年5～7月，经中央领导同意，他先后应邀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学院、中央党校、团中央等军政机关和中央机关下放干部中，就当时农村经济形势作长篇报告。他坦率承认农业连续三年减产，生产力降低，同时介绍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好处，讲述我国农业生产的出路。他的讲话实事求是，触及的都是人们关心的现实问题，针对性强，语言生动活泼，又能联系实际，所以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引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的报告受到如此热烈欢迎，我内心深感高兴，分享了他的喜悦之情。然而，包产到户毕竟是一个有争议的新问题，中央领导人当时认识也不统一，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也有说可以小范围试一试的。因此，我对子恢同志应邀到处讲话，大讲包产到户，确实也甚感不安，曾多次劝他少讲，提醒他要谨慎小心一些。我总觉得子恢同志一生坎坷太多，如今年事已高，难以承受新的挫折。可是，他却不以为然，说：“怕什么！实事求是嘛。我讲的都是事实，站得住的，你们不必担心。”

　　子恢同志是个直言不讳、表里如一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1962年七八月，在那次着名的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为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问题，子恢同志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向会议郑重保荐安徽等地的包产到户责任田。毛主席不赞成，子恢同志执意亲自登门找毛主席当面解释，直言陈述自己的观点，试图说服毛主席改变态度。子恢同志没有能说服毛主席，反而惹得毛主席极为生气，批评子恢同志“刮单干风”，思想动摇，反对建立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受到罢官解职的处分。从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他并没有消沉，仍一如既往，继续坚持到广东、广西、辽宁、吉林、北京等地去搞调查研究，探索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坚持实行耕牛和农机具折旧制，多次写报告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提出建议。这反映了子恢同志关心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始终按党性原则独立思考问题，从不随波逐流的高尚品格。

　　子恢同志对“文革”期间江青和叶群进入政治局也有看法，认为很不正常。他说：“论革命贡献，她俩根本比不上邓颖超和蔡畅同志，仅仅因为是主席和副主席的夫人就进政治局，这太不公平。”尽管建国后，林彪在中南局任第一书记，子恢任第二书记，一度共过事，而且林彪和叶群对子恢同志还不错，平时很尊重子恢同志，但子恢同志仍然按实事求是原则判断是非，从不随声附和，曲意逢迎。

　　三

　　子恢同志的原则性很强，他奉行的最高原则是实事求是。“文革”期间，福建的红卫兵来北京造反，说老省长魏金水、江一真同志是走资派，在福建搞地方主义和修正主义，要子恢同志提供有关材料。子恢同志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指出他们这个说法不对，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他说：“魏金水、江一真和我都是土生土长的福建人，福建是我们的老家，热爱家乡是人们共有的感情。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福建的父老乡亲拥护革命，掩护我们打敌人，夺政权。革命胜利了，谁都希望把家乡建设好。福建出生的人，不愿把家乡搞好，存心把家乡搞坏。世上哪有这样的人？搞好了是地方主义，搞不好又成了修正主义，谁还能当领导啊！”他还语重心长地对红卫兵说：“你们都还年轻，革命的事情懂得不太多，不大了解革命的历史。福建和龙岩能有今天，很不容易啊，是革命先辈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是用革命先烈的血换来的，要珍惜啊……”这一番话说得红卫兵低头沉思，他们气汹汹而来，心服口服而去。

　　尽管子恢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看法，但对找上门来的群众组织，通常十分客气，尤其对来自家乡的群众更是以礼相待，从不发火。然而有一次例外。那是福建老家的造反派来搞外调，说话中有人出言不逊，竟然把家乡的革命老人苏洪爱同志诬称为婊子，这深深地刺伤了子恢同志的革命感情。他火冒三丈，气愤地大拍桌子，训了造反派。因为，苏洪爱是革命老战友郭滴人的婶婶，她虽出身于地主家庭，在封建礼教制度的束缚下，裹过脚，是典型的小脚女人。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受进步思想影响很深，觉悟很高，很早就投身革命事业，始终同我们战斗、工作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对党赤胆忠心，是一位有重大历史贡献的革命老人。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一直都非常敬佩她，认为她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老人。“文革”中，居然有人口出狂言，用恶语脏言污蔑苏老太太，一向富有正义感的子恢同志岂能容忍，他不顾被揪斗的风险，决心冒犯造反派，把他们教训了一顿。造反派自知理亏，被训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而子恢同志激动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后来，子恢同志听说苏洪爱老人遭到残酷迫害，被停发工资，感到极为气愤和伤心。他设法与张鼎丞同志联系，共同商量从自己的工资中各挤出一部分接济苏洪爱老人。他曾沉痛地说：“苏洪爱追随革命一辈子，如今竟落到这样的地步。没有人管她，我们管！”我们都非常支持，每月发工资都及时通过邮局汇钱给福建的苏洪爱老人，表达过去在枪林弹雨中结下的革命友情。

　　子恢同志为人正直，襟怀坦荡，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子恢同志仍以诚待人，按实事求是原则办事。“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曾不断找子恢挖谭震林同志的所谓“叛徒”材料，他均实事求是指出：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谭震林受组织指派从根据地去江西南昌取器材，返回途中被国民党部队扣留过，但很快就放了，没有听说有叛徒问题。后来，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又当面问子恢同志：“邓老，你过去同谭震林在一起共过事，对他是了解的。你知道他有叛徒问题吗？”子恢同志依然如实相告：“我没有听说他有叛徒问题。”

　　四

　　“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也是我们家庭的一场灾难，我们多次被造反派抄过家，子恢同志因“小脚女人”和“包产到户”问题，经常被造反派们揪到农口各部和各大专院校去批判、游斗，全家人提心吊胆，整天处于紧张、恐怖的气氛中，安全得不到保障。1966年冬天，有一次造反派甚至把70岁高龄的子恢同志绑架到十三陵一个偏僻的农村里。他什么也没有带，夜里没有被子，穿着棉袄，蜷缩在农民的炕上冻了一夜。第二天又饿又冻，被拉到农展馆开大会批斗。这次绑架揪斗事件，很快被周总理知道了，不久即通知卫戍区派警卫战士值班。然而，混乱的“文革”期间，造反派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1967年初，北京红星公社来了一大批农民造反派，说什么子恢同志镇压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文革”运动，执意要冲进家中把他揪去批斗。门口的值班战士阻止他们进屋，双方对峙一上午。造反派人多势众，不断发动冲击，形势十分紧张。幸好警卫师的参谋长闻讯赶到，费了很大口舌，才把农民造反派劝走。3月份以后，“文革”形势发生了新变化，斗争重点已转向所谓“二月逆流”，子恢同志已成了“死老虎”，我们家才相对平静了一些。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10月18日，周总理在北京体育馆召集会议，朱德、陈云、陈毅、叶剑英、李富春、董必武、邓子恢等老同志参加。周总理通报中苏会谈即将开始，两国关系出现新变化，为应付突发事态，安排大家立即分散到各地去调查研究。周总理亲自征求子恢同志的意见，说：“邓老，你不是喜欢搞农村调查吗，这次你愿意去哪里啊？”子恢同志答道：“我到广西南宁去。”周总理赞成说：“好啊，你去南宁吧。”这一次下去不是一般意义的调查，实际是安排大家临时搬家离京。会后，我们就忙于收拾家当，十分紧张。25日，中央办公厅安排子恢乘飞机先走，我继续整理行李，晚走两天。这时，子恢同志毕竟是73岁的老人，身体状况本来就不佳，经过从北到南一折腾，气候又不适应，到达广西南宁不久，他就感到不适。经请示中央同意，1970年1月我们转到广州去治病，那里医疗条件较好，熟人也较多。在广州子恢同志一方面看病治疗，一方面也抽空看看住在广州的朱德、李富春等老战友。过去，大家在战争年代的戎马生活中，出生入死，风雨同舟，关系一直挺好。现在，在“文革”浩劫中，老友相聚，共叙往事，备感亲切、愉快。在广州治疗半月，子恢心情舒畅，身体状况大有好转。为确保他的身体健康，我建议他继续留在广州治疗。然而，他是一个党性极强的人，他说：“我们是请假到广州治病的，怎么能留下呢，这对组织上不好交代嘛！”我说：“广州医疗条件好，可以向组织上说明情况，留在广州继续治疗啊！”他执意不肯，说：“向组织上请半个月的假看病，看完病就得回广西！”态度非常坚决，我们争执不下，双方都不愉快。最后，我只好依着他，告别了朱德、李富春等同志，一道按时返回广西南宁。我们家是个人口较多的大家庭，但“文革”期间，家庭已经解体了，子女们先后上山下乡劳动，东一个，西一个，天各一方，谁也照顾不了谁。到广西南宁时，只有我们孤零零的老两口，相依为命，生活上诸多不便。后来，领导同意把远在黑龙江北大荒兵团劳动的女儿小涟调到广西工作，我们才有所安慰。1970年4月，广西自治区革委会的领导找我们谈安家问题，说：“你们不是要在广西安家？我看桂林比较好，你们就到桂林去安家吧！”安家是个大事，说实话，当时我们并不愿意从南宁搬到桂林去。因为桂林的交通、医疗、气候条件都比南宁差，而且我们在那里又没有熟人，太孤单。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也不便说什么，只有听从安排。到桂林后，我们被安排在一座神秘的大院里居住，同外界毫无来往。同期居住在院里的还有谭震林和《六十年变迁》的作者李六如同志。那时，子恢同志74岁，原先就体弱多病，经过几番折腾后，病情加重，经常发烧和腹泻。加以多年糖尿病的折磨，体质每况愈下，骨瘦如柴，桂林的医疗条件又差，治疗困难。我心急如焚，建议子恢立即给周总理写报告，要求回北京治病。他唯恐会给周总理添麻烦，始终不同意。对他这种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高尚品格，我深表敬佩，但对他不爱惜自己身体的做法，我也深为忧虑和恼火。为了对他、对子女和对党负责，我狠下决心说：“你不写，我写！”他见我态度坚决，只好无可奈何地说：“算了，还是我写吧！”随后，他支撑着瘦弱的身体，执笔给周总理写了报告，报告于6月18日发出，6月23日周总理办公室就电话通知广西安排我们回京治病。我心里久久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感到子恢同志的病有得救的希望了，于是紧张地投入收拾行李中。然而新矛盾又出现了，一向严于律己，有坚强组织纪律性的子恢同志却阻止我收拾行李。他说：“中央只是让我们回北京治病，不是让我们搬回北京居住。看完病我们还是要回桂林居住。把行李带来带去，会给组织上添麻烦的，会给别人增加负担。”他态度非常坚定，毫无商量的余地。而我觉得子恢同志身体太弱，已是风烛残年，天有不测风云，这次回北京治病，何时才能痊愈重返桂林，实在难以预料。因此，我仍坚持要收拾行李、整理家当，免得将来出现意外情况。何况我也是年过花甲的老人，经不起再多的折腾。两人意见分歧太大，难以统一。我决心不顾他的反对，拿定主意收拾行李，孤身一人，忙这忙那，累得要命。起初，他不理解我，甚至还生我的气。但是，7月1日从桂林到达北京后，进医院一检查，发现糖尿病十分严重，需要长期治疗。眼看回桂林遥遥无期，他才安心住下。

　　五

　　子恢同志一向以工作为重，尽管他身患重病住院治疗，但1970年7月25日接到党中央开会的通知后，仍抱病赴庐山出席九届二中全会，参加批判陈伯达，履行中央委员的职责。回京后又患重感冒，继续住院治疗。此后，我一直守护在医院，陪他同病魔作斗争。他的病情时好时坏，1971年春病情又突然加剧，数次通报病危，经抢救才脱脸。然而，他终因身体衰弱，一度昏迷卧床不起，7、8月才开始清醒。不久，爆发了“九一三”事件，中央派专人到医院给子恢同志送机密文件，通报林彪仓皇出逃、机毁人亡的情况。随后，又通知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邓子恢、蔡畅、邓颖超、曾山等定期出席老同志座谈会。尽管子恢同志重病在身，行动不便，但他组织观念很强，每一次都坚持按时从医院乘车出发，抱病参加座谈会，从不耽误，并艰难地执笔写揭发林彪的有关材料呈送中央，为清算林彪的罪孽尽一份力量。

　　子恢同志对自己的部下，尤其是对在身边工作的人员有着深厚的感情。1971年8月间，老警卫干事于汝亮同志从五七干校回京看望我们。老于是山东人，1946年就随子恢同志做警卫工作，风雨同舟，形影不离，长达20多年之久，直到“文革”期间才被迫离开去干校劳动。如今在医院病房相逢，大家都感慨万分。子恢同志躺在病床上同老于亲切交谈。老于的家属子女都在山东，这次干校确定分配他回老家工作，子恢同志既高兴又难过。他强忍病痛，带着深深的歉意，断断续续对老部下说了三个对不起：“你跟我多年，为我做了很多工作，我没有能帮助你提高文化，对你不起；我没有送你进学校培养深造，对你不起；我没有帮助你提高政策水平，对你不起。”“希望你回去好好学文化，学政治，好好工作……”子恢同志还让我安排家里人准备一桌饭菜，为老于送行。老于这位山东汉子，看到子恢同志病得瘦骨嶙峋，依然念念不忘关心自己的进步，禁不住流下了热泪。他解释说：“是我辜负了你的希望。”

　　宽厚待人，是子恢同志的美德；严于律己，是子恢同志不可动摇的原则。他一生艰苦朴素，忠于革命；同样，也要求子女们吃苦耐劳，以诚待人，对党忠诚。从进幼儿园起，他就教育子女要勤奋好学，朴实谦让，团结小朋友。在家里，他要求子女尊重工作人员，参加家务劳动，做力所能及的活儿；在学校，他要求子女们尊敬老师，团结同学，不许欺负别人。子女们长大参加工作后，他要求大家尊重领导，服从组织安排，工作不能挑挑拣拣。应该叫干啥就干啥，干一行爱一行，忠于职守。女儿小涟分配去北大荒兵团劳动，那里条件艰苦，天寒地冻，子恢告诉她：“北大荒是王震叔叔带领部队官兵开垦出来的，你要继承光荣传统，好好干活。”儿子建生在二炮部队当战士养猪，子恢同志特地找一些养猪的资料和书寄去，鼓励建生在连队把猪养好。

　　子恢同志一生追求革命，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荣辱。1955年中央军委研究给一些领导人授军衔，当时曾经准备给子恢同志授大将军衔，毛主席在一次会上征求过他的意见，子恢同志表示不要。这类事情，他一直严守秘密，从未给家人透露过。我们还是不久前从宋任穷同志的回忆录中得知的。几十年来，凡党内研究的重大问题，他一向按原则办事，公私分明，守口如瓶，从不在家中议论。他历史上曾多次受过不公正的批判，在家中也从不流露任何不满和怨言。他心地开阔，襟怀坦荡。

　　子恢同志革命一生，别无所求，只求对党忠心耿耿。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昏迷在病床上，他依然在幻觉中喃喃不断地呼唤：“红军来了，毛主席来了。”或者念叨包产到户责任制。

　　1972年12月8日在医院，当我刚去卫生间洗衣服时，子恢同志突然摔跌在地，病情骤然恶化。10日终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了。他坦坦荡荡、清清白白地走进人间，又坦坦荡荡、清清白白地离开了人间。他历经76个春秋，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终于走完了曲折的人生之路。他病危期间，周恩来、张鼎丞、粟裕、张云逸、王震等老战友曾先后到医院看望。他病逝后，党中央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党中央和毛主席、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送了花圈，周恩来、朱德、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出席了追悼会，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这对子恢同志和我们都是莫大的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