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17日是我父亲邓子恢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今天，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领导和军部、1师、2师、4师分会的同志们聚集在一起召开这个大会，以此纪念他老人家的诞辰、缅怀他的光辉功绩、追忆他的战斗历程，使我非常感动。在这里我代表我的家人及所有亲属向大会及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父亲生于1896年，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出生时家境已经败落。他的父亲(我的祖父)先是教书，后以给别人看病谋生。家中虽有几亩薄田，但不能自种，租给别人以收些租银来补贴家用，家中生活十分贫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正值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使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摇摇欲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在风起云涌，父亲就出生在这样一个革命激荡的时代。

　　1909年父亲12岁时就读于龙岩县桐岗小学，13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龙岩中学堂，这是闽西最早创立的新式学堂之一，后改为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此时正逢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的清王朝，但革命果实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掠取，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再次流亡海外，国内陷入军阀纷争的状况。在这个大动荡的时代里，我父亲如饥似渴地阅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书籍，以此来吸取进步思想，崇尚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并于1915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成为一名孙中山的忠实拥护者，他心中向往民主、自由、平等。1916年中学毕业，1917年春龙岩县政府筹到一个官费留日的名额，我父亲在3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取了这个名额，于1917年3月经厦门、福州、上海东渡日本求学。寓东京千代田区进入东亚补习学校补习日文。父亲怀揣着一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衷心，满怀希望能投考东京第一流的大学深造，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打破了他的梦想，首先经济上拮据使他陷于困难境地。所谓官费筹学，当时实际上是每年政府补助300元，而在日本的留学费用最低也要600元。原本穷困的家庭更是无力支付他的费用。到日本后，由于读书艰苦，生活拮据，加之营养不良，父亲不久就患上了肺病住进了医院，经济上更加困难。1918年春，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当局秘密签订《中日国共防敌军事协定》，进一步投靠日本人，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强烈震动。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组织下，掀起了大规模抗议示威游行，遭到日本军警的镇压。留学生总会决定罢学回国。我父亲看清了北洋军阀出卖国家主权的罪恶本质，也看清了日本政府对中国及亚洲的侵略扩张的野心，他留学日本的希望和热情完全冷却了，便于1918年5月响应留日学生总会的号召，结束了留日学习生活返回祖国。回到家乡龙岩在他的母校桐冈小学任教，希望以教书来支撑家中的生活。而小学教师的薪金是很微薄的，显然支撑不起这个家。于是他便弃教经商，在江西崇义县他的一个堂兄家当店员，一干就是近十年。在江西他结识了共产党员陈赞雍，并经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便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奋斗了一生。

　　从1918年底在江西崇义县当店员到1927年领导崇义县五一暴动，父亲在江西近十年，这十年正是中国革命划时代的十年。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国共合作、北伐战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革命和反革命阵容分明。十年的店员生活和工作使我父亲对中国社会底层和中国最基层的经济活动得到了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和期刊。如《新青年》、《新潮》、《湘江评论》及《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书籍，把小商店搞成个小图书馆后，吸引了不少的进步青年来评议时局，经常来借书聚会的有四五十人。1921年父亲借回龙岩休假的机会，与过去的同学组织了奇山书社，并为负责人之一，社员最多时发展到200多人，购买了大量进步图书，包括《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书籍和期刊，并于1923年出版了《岩声》报，意为龙岩之声。以此来宣扬民主、平等，揭露社会黑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压迫人民的黑幕，道出被压迫人民的积愤，很快赢得读者的欢迎，最多时发行700多份，固定读者五六百人，发行到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北京、上海等11个省市，并发行到新加坡、印尼、仰光、日本、菲律宾、马来亚等有龙岩籍侨胞的地方，这是五四运动以来在福建创办时间最早、存在时间最长、发行范围最广、数量最大的进步刊物，对唤起闽西民众反抗压迫、走向革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父亲往来于江西崇义和龙岩之间，从事着民众的宣传工作和揭露反动阶级压迫人民的罪恶行径。《岩声报》从1923年创刊到1926年停刊，共出版43期，我父亲是该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要撰稿人。

　　1922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机关刊物《向导》在上海出版，父亲读到这份刊物得知中国共产党已在上海成立，使他兴奋不已，立即写信给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不知何种原因此信未得到回复，使他十分懊丧。但他已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未因此而气馁。1924年孙中山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实现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父亲看到这个消息后很是兴奋，经厦门友人介绍，于1925年在福建加入了国民党。他在填写为何要加入国民党的原因时这样写道“因为国民党左倾联共”，他是怀着强烈的共产主义信念加入国民党的。因为在江西湖南相接的交通闭塞的崇义县，他当时找不到共产党的组织。

　　1926年夏，在北伐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北伐军占领了赣南重镇赣州，当地呈现出一片革命新气象，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父亲因进货业务需要经常去赣州，一次他在赣州工会的集会上结识了中共赣州特支书记、赣南十七县工农运动指导员和赣州总工会负责人陈赞贤，并听了他多次的讲演，被他透彻的说理和热烈的言词所感动，第一次感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被迅速到来的革命潮流所振奋。是年冬天，父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崇义县第二个加入共产党的人。从此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工农群众。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江西，江西也掀起了反革命的清党，逮捕并杀害了共产党赣州特支书记工人领袖陈赞贤，引起了父亲和工农群众的无比愤怒。此时，中共江西省委紧急指示，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创造条件，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在适当时候组织暴动保卫北伐胜利果实，反击反革命势力。父亲和崇义县党支部负责人一起于1927年5月1日晨发动了崇义武装暴动，组织了工人纠察队，逮捕了反动县长，成立了崇义县临时行政委员会，父亲被推选为委员会委员之一。临时行政委员会宣布取消苛捐杂税，实行二五减租，成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此次革命行动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致使暴动失败。父亲于1927年7月秘密离开江西回到家乡龙岩，但是龙岩也在清党，他也被列入被通缉的名单榜首。
　　崛起闽西

　　1927年7月底，父亲回到龙岩后，龙岩也处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他通过昔日的学生找到了闽南特委书记罗明和中共龙岩支部书记陈庆隆，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分配他去从事农民运动，担任中共龙岩支部委员。他和郭滴人等同志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向农民讲解地主阶级是如何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组织农民团结起来，发动减租减息。中共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这个精神传到闽西，鼓舞和引导了闽西土地革命斗争和苏维埃运动的兴起。8月中，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等人的率领下，在南下入粤途中经过闽西的上杭县时，周恩来接见了中共闽南特委书记罗明等人，留下一部分伤病员和枪支武器，并指示要大力开展武装行动。周恩来的指示和留下的武器对闽西以后的武装斗争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交通原因，父亲所在的龙岩支部未能按时赶到上杭，当他到达时南昌起义的部队已南下广东了。

　　父亲和龙岩支部的同志按照中共中央和闽南特委关于发动农民暴动的指示精神，首先在农民中发展共产党员，到1927年12月，全县25名党员中农民党员已占10人。此时，龙岩支部已改组成中共龙岩县委，父亲任县委宣传部长。龙岩县委决定在农会势力较强的龙岩县东肖区积极组织农会力量，于1928年3月4日晚举行了龙岩后田农民暴动，但遭到了敌人的残酷镇压。4月底，父亲调任上杭县委宣传部长，在上杭与傅柏翠发动了蛟洋农民暴动。6月底，张鼎丞同志在永定举行金沙暴动，父亲又赶去永定与张鼎丞会合，向张鼎丞同志和永定县委报告并总结了后田暴动失败的教训：1．暴动后没有立即进行土地分配，因此无法动员更广泛的群众投入对敌斗争。2．没有组织起自己的武装队伍来对抗反动派的镇压。这些观点得到张鼎丞同志和永定县委领导的一致同意。张、邓二人和永定县决定在永定暴动地区马上整编红军部队，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把各乡农民武装集中起来，编了个连，组成一个营，邓为党代表。这是闽西最早的一支红军部队，并多次打退反革命武装的进攻，同时成立各乡苏维埃政府，宣布抗捐、抗税、抗债，并着手讨论废租、废债和分田办法，但在如何分田的方法上遇到了困难。当时中央有两种办法，一是按人口分，二是按劳动分。哪一种方法好，我父亲有一点是清醒的，就是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他最后和张鼎丞一起走到农民中去，倾听贫下中农的意见，多次召开座谈会、代表会，摸清了各乡的土地情况和土地占有比例。根据大多数的意见，确定了分配办法张榜执行。分配土地的主要内容有：1．所有土地拿出来分配。2．分配方法按人口分配，地主佃农和贫下中农一样分配。3．以乡为单位分配。4．按各人原耕地抽多补少，不要打乱平分。由于分田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很快得到各乡农民的欢迎拥护，短短的时间内在十多个乡2万多人口中分配了土地。由于成功的实现了土地重新分配，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热情。革命烈火在闽西各县燃开，省委决定成立闽西暴动总指挥部，邓子恢、张鼎丞为副总指挥，并把闽西各县武装整编为红7军19师，下属55、56、57团，父亲任57团党代表，并成立中央闽西特委。1929年3月任命我父亲为闽西特委书记，这就是中共党史上着名的闽西暴动和土地革命。1929年春，朱毛率领红4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寻找新的根据地，父亲得知这一情况时，立即从上杭特委机关赶往长汀，但红军已离长汀返回赣南，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写信给毛主席请红4军再次入闽，并报告了闽西各县的高涨革命形势，朱毛红军得到父亲这一报告后立即集结部队重返闽西战场。毛主席派宋玉和同志到上杭找到我父亲，送来了他的亲笔信件。红军于1929年5月下旬首次攻打龙岩城。在龙岩城外，父亲见到了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并于6月3日、7日再次攻打龙岩城，打垮了陈国辉旅，歼敌2000余人。6月21日成立了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父亲当选为主席。第二天，红4军在龙岩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毛主席被免除了前委书记职务，到闽西休养和就近指导工作，这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对闽西地区的革命运动确是件大好事。毛主席在闽西特委指导工作半年多，对闽西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和闽西苏区的建设给予了重要的领导，给中央苏区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首先指示父亲起草了土地革命的纲领，并经毛主席审阅后，发给闽西各县执行，这是指导闽西土地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1929年7月中旬，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召开了中央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请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报告，指出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后，目前党的任务是发展胜利果实、巩固红色区域，并阐明创建革命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要建立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具有坚强战斗力的红军，这是保证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的基本条件”，毛主席在这里指出“人民军队和稳固的根据地是相辅相成保证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

　　这次会议选举父亲为中央闽西特委书记、张鼎丞为军委书记、江华为秘书长，从此，闽西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但国民党反动派下令对闽西根据地进行三省剿杀，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三省剿杀，闽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从1928年春暴动起义到1929年底，在毛主席和红4军的帮助下，闽西建立了方圆数百里包括龙岩、上杭、永定、连城、武平、长汀6个县的红色区域，共建成400余个乡苏维埃政权。1930年初，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商代表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邓子恢当选政府主席，把各乡地方红军、赤卫队改编为红12军，编入红1军团序列。以后又组建了红21军，父亲兼政治委员，并兼任闽西红军政治学校政委。同时他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抓经济建设工作，搞经济工作是他的强项，他深知经济工作是苏区生存的生命线。父亲大力推进土地改革工作，抓农业生产、粮食收购、建立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开展内外贸易搞好经济流通，创建闽西工农银行等等，使闽西苏区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稳定。到1930年春，闽西苏区已发展成纵横300多公里、人口近百万的红色根据地，成为以后中央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闽西根据地的建立是我父亲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之一，闽西苏区的建立为朱毛红军从井冈山下来开辟了落脚之地，同时也为中央苏区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闽西根据地他和毛主席、朱总司令、陈毅等领导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长达数十年之久。
　　中央苏区的财政部长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选举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主席提名父亲担任财政人民委员，即今天称之为的财政部长。父亲是1932年7月才到瑞金去上任的。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财政、统一税收、统一发行货币、实行统一的国库制度、统一会计制度、办财税干部培训班、发行公债、协助毛泽民同志发行钞票、建立银行，做了大量的工作，且卓有成效。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包括父亲和毛泽民在内总共才十几个人，可见工作之艰苦和繁忙。以后中央政府又让他代理土地部长和兼任经济部长。但是自1933年临时中共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使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左倾路线占了上风，全面夺权。他们在苏区政府中首先批评父亲的右倾，指责中央苏区财政基础建在沙滩上，撤了他的财政部长职务，降为副部长，实际上是想通过批判父亲来打击毛泽东、朱德等在苏区工作的领导人。从1931年11月任命到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父亲当了两年财政部长和一年副部长。

　　艰苦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红军和苏区领导机关被迫长征。根据父亲的回忆录，红军10月20日开始转移，19日晚上通知他留在苏区，最早毛主席也是要留下的，他实际上是作为不同意“左”倾路线的人被留在苏区，不能随主力长征。担任中央分局委员，项英任书记，陈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当时还有4万红军和地方部队，项英拒绝陈毅关于改变作战方针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的正确意见，仍坚持集中主力进行大兵团作战的方针，指挥部队在于都、会昌、瑞金等地方与数倍于红军的敌人浴血奋战，致使留下的红军遭受严重损失。直到遵义会议后的1935年2月，留守中央苏区的机关和仅存的数千名红军部队被几万敌军围困在会昌、长汀边界狭小的山谷地区，收到改组后的中共中央来电，指示中央军区立即摒弃大兵团作战，实行分散的游击战。陈毅主张立即分散突围，项英才接受了这个意见。根据中央分局的意见，父亲要返回闽西与先期回到闽西的张鼎丞同志会合，领导闽西游击战争。于是他同瞿秋白、何叔衡及项英的妻子张亮、周月琳一行从瑞金前往长汀中共福建省委驻地移动，他们化装成香菇商贩，在一支护卫队的掩护下小心翼翼地在封锁线上穿行。在汀江右岸水口村遭遇了国民党36师宋希濂部队的包围，经过激烈战斗，何叔衡同志壮烈牺牲，瞿秋白、张亮、周月琳被俘。我父亲带少数人员冲出重围，返回瑞金四都村与陈潭秋、谭震林同志率领的24师一个营约500人会合，再次踏上返回闽西的征途，受到敌人5个团兵力的围追堵截。一个多月后，经过艰苦奋战，突破重围，终于到达永定大阜山与张鼎丞同志和闽西的部队会师，原来所剩500余人的队伍，此时只剩下100余人，陈潭秋同志负了重伤。此时在闽西所有的红军加起来不过千把人，而国民党在闽西南地区驻军有8个正规师十多万人，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情况十分严重，革命形势处在了低潮，群众情绪消沉、低落，根据地全部丧失，部队只能呆在深山里，这就是“左”倾冒险主义给苏区和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

　　1935年4月，由中央分局代表陈潭秋主持在永定县上溪南赤寨村召开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先传达了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即分散进行游击战争的精神，并制定了开展广泛灵活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保持各地领导骨干安全和团结的正确斗争方针。会后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为闽西南地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机关，选举张鼎丞为主席，我父亲为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把闽西南划分成三个作战分区，三个领导人分散工作，每人领导一个军分区，陈潭秋同志因伤势过重，通过地方交通线去了上海，从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面临敌人的无数次清剿、搜山、移民并村、保甲连坐法，因为做饭有烟怕敌人发现，所以白天不能做饭，晚上做饭又怕有火光。每天都要换地方，由于敌人移民并村，又是方圆几十里都找不到村庄和老百姓，只能生吃野果、野菜、竹笋。父亲和母亲曾经多次向我们讲起那时艰苦生活的情景，有时几天几夜水米不沾牙。南方雨水多，遇到下雨天时，两三人打一把伞，背靠背坐着，一坐就是一夜。如果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长一些就挖一个窝棚，几个人挤在一起。失去了和中央的联系，因为电台都已丢失，与陈毅、项英的中央分局也联系不上，那时的日子真是艰苦啊，其中1935年是最为艰苦的一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了解外界的情况完全是靠从敌人的报纸上得到的，以敌人的报道来分析国内外的形式及中央红军的行动。我母亲曾对我讲过，她曾多次扮成农妇去集市上搜集人们包东西后丢弃的废旧报纸，捡拾回来给我父亲看，以供他分析形势和制定斗争策略。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他们不是东躲西藏被动地保存自己，而是采取毛主席的游击战术“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并采取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和利益、发动群众、开展保田抗捐斗争，打击地主、反动武装和叛徒的方针。到1935年底，通过艰苦的斗争和发动群众，闽西南的游击战争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凭着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心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正确的斗争方针，不仅保存了原有的干部和武装力量，还在闽西南地区十几个县发展了100多人的地方游击队，牵制了国民党8个师的部队，有效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1936年1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上杭双髻山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把闽西南红军8团、9团改编为第1、3、5、7四个支队，并推选父亲和谭震林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闽西南游击战争在张、邓、谭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同志的紧密团结、共同战斗、同仇敌忾下，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1936年12月，从汕头出版的一份报纸上，父亲他们得知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在陕北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他们预感到已经进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但与中央已失去联络两年，与中央分局也没有联系，军政委员会决定派方方同志于1937年3月前往西安并赴延安向中央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并于1937年9月才回到闽西。方方刚出发，就收到在香港的南方工委转来的信，正式转达了中共中央争取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说明中央的方针已从抗日反蒋转为联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政委员会立即在永定开会决定，按照中央的指示在闽西开展和平运动，并通过各种关系向国民党闽西当局表达团结抗日的愿望。1936年5月先派魏金水、谢育才，后来我父亲亲自出山与国民党龙岩当局和平谈判。经过谈判，并且经过斗争，保持独立自主，不受牵制的原则，终于在1937年7月下旬与闽西国民党当局达成和谈协议并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