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铸就了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才能，是我军军政双全的卓越领导人。

　　我作为他的老部下，无论是血与火的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对谭震林同志对党对人民无比忠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他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感受甚深，受益匪浅。

　　一

　　谭震林同志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率部上井冈山。10月上旬，进驻到茅坪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工农革命军于10月和11月两次攻克茶陵县城，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同志任主席。这是谭震林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伟大实践的开始。

　　谭震林同志还先后担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副书记、书记，中共中央红4军前敌委员会成员，地方党部书记等职。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的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的遂川、新城、井冈山地区反“围剿”等战斗，并在战斗间隙深入到古城、茅坪、九龙山、遂川、新城等地开展社会调查，摸索武装斗争的经验。

　　1928年3月，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红军和边界一部分同志出现了悲观情绪，过高地估计了反革命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革命力量，对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信心不足，看不到红军和“工农武装割据”的前途，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同志把这一关系红军和边界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根本问题，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对这一基本问题，在当时，尽管已有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也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革命思想，尤其是在敌人极为强大，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革命重心必须由城市转入农村，积蓄革命力量，实行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的战略思想，并没有被全党同志深刻认识。谭震林同志坚信，共产党只要得到广大劳苦大众的拥护，依靠我们手中的武器，有正确的路线，我们就能消灭蒋介石。这是谭震林同志对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深刻认识。

　　几十年后，毛泽东同志对谭震林同志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认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是谭震林。

　　二

　　谭震林同志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政治头脑，是我军的高级将领。这里仅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几个阶段和有代表性的战役战斗中，领略他的卓越指挥才能和驾驭战争的风采。

　　坚持三年南方游击战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谭震林同志留在中央苏区与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一起在闽西南坚持游击战争，先后担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军事部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谭震林同志协同张鼎丞同志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领导游击战争。在上杭一带，与拥兵自立的傅柏翠部开展统战工作，沟通联系，建立了互不侵犯关系，扩大了我红军机动作战空间。为了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缩小打击面，谭震林同志还提出了把消灭保甲长制度改变为利用保甲长制度，提出允许群众“白皮红心”，以应付国民党军。争取了一大批保甲长和土匪、国民党士兵为红军游击队服务。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谭震林与张鼎丞等同志一起，运用灵活的作战原则，提出把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把夜间出击与白天隐蔽相结合，出击以消灭敌人，隐蔽以保存力量，创造了我军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经验。

　　1937年10月，闽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谭震林同志任第2支队副司令员，后任3支队副司令员。

　　抗日战争中，一首振奋人心的《繁昌保卫战》歌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皖南门户，

　　长江边上，

　　静静的繁昌成了炮火连天的战场。

　　无耻的日本强盗，

　　步骑炮兵海陆空军一齐进攻。

　　………

　　五次浴血苦战，

　　我们英雄地保卫繁昌。

　　这首歌颂繁昌保卫战的战歌，是对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着名的五次“繁昌保卫战”的颂扬，也记载着谭震林同志指挥这场保卫战的杰出军事指挥才能。

　　从1938年底开始，日寇加紧对皖南“扫荡”，繁昌地区首当其冲，繁昌城几度沦陷，但在敌人立足未稳时又被我军夺回，日寇进犯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在时任新四军第3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同志(实际是主持3支队的工作，司令员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兼任)直接领导下，担负起保卫繁昌、阻击日军“扫荡”的繁重任务。以繁昌为基点，铜南繁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部队在群众的配合支持下，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打击敌人，袭击日军沿江据点，破坏其江防设施和通信、运输线，日军被牵制和袭扰得像陷入火阵的野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新四军军史上着名的五次“繁昌保卫战”，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其中，1939年11月间的几次战斗尤为激烈。

　　11月8日，日军第15师团出动600余人的步骑兵、炮兵，于拂晓分三路第四次进犯繁昌城。面对装备优良的来犯之敌，谭震林同志充分发挥部队地形熟悉、作战英勇的优势，一面指挥部队，顶住敌人炮火掩护下的进攻，牢牢守住了阵地；在敌人进入繁昌城后，立即从城西门、北门反攻入城，进行巷战。日军不支，施放毒气掩护，连夜撤出。战斗一天，毙伤日军50余名。

　　11月14日，日军先后出动步炮兵1200余人，向繁昌城西北、荻港东南之汤口坝一带轮番进攻，我军英勇阻击，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经过22个小时的汤口坝血战，共毙伤日军300余名。

　　11月21日拂晓，日军又出动了2000余兵力，分五路再度进攻繁昌城，妄图挽回屡战屡败的“皇军”军威。谭震林同志亲自指挥支队将士在繁昌城西进行运动防御，以疲劳和消耗敌人。当敌人入城以后，一面指挥部队利用制高点，阻击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一面布置兵力，对敌人形成包围之势，切断交通，困敌于城内，连续苦战三昼两夜，共毙伤敌100多名，取得了保卫繁昌之战的胜利。有效地牵制了日军向中国腹地的进攻，配合了正面战场武汉会战，起了积极的作用。新四军3支队，被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誉为“英勇支队”，新四军政治部主办的《抗敌报》，专题发表了《保卫繁昌、屏障皖南的伟大胜利》的社论，高度评价繁昌战役是皖南抗战史上空前伟大的胜利。

　　解放战争中，苏中“七战七捷”。1945年11月，留在华中的新四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粟裕同志任司令员，谭震林同志任政委。谭震林同志协同粟裕同志组织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又是一次战役指挥的得意之笔。

　　1945年7月13日苏中战役打响。13日至15日，首战宣堡、泰兴，一举歼敌整编第83师10个旅两个团、旅属山炮营及63旅1个营，共3000余人。18日至21日，再战如皋南，歼敌整编第49师师部及所属一个半旅，共1万余人。7月30日至8月3日，三战海安，华中野战军以3000兵力，英勇抗击5万余敌军的轮番进攻，杀伤敌军3000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15∶1的纪录。8月10日至11日苏中战役的第4仗——李堡战斗，华中野战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压倒了敌人，共歼敌9000余人，戳穿了敌人大肆制造的“共军已被击溃”的欺骗宣传。继李堡大捷之后，又先后胜利地进行了丁埝、林梓、邵伯、如黄战斗。从首战宣堡起，一个月内，连续作战7次，共歼敌5．3万余人。“苏中七战七捷”，对整个解放区战线扭转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会合后整编为华东野战军，谭震林同志担任副政委，与陈毅、粟裕同志统帅华东战场，先后组织了涟水保卫战、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华东野战军主力外线出击，组织山东兵团，许世友同志任司令员、谭震林同志兼政委，统帅4个纵队在山东内地坚持斗争，协同许世友同志指挥了范家集、莱阳、胶济路中段等战役。外线、内线主力会合后谭震林同志参与指挥了济南、淮海、渡江、淞沪等大的战役。

　　杭州解放后，谭震林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后调中央工作。

　　三

　　谭震林同志又是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等不同时期，先后担任我军政治工作领导人，他具有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才能。

　　不论是红军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谭震林同志始终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看做重大原则问题，他认为，共产党的军队不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会失去政治方向。早在红军时期，有个别人认为，红军的政治机关应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一切由司令部对外”，这实质就是放弃党的领导，放弃军队政治工作。毛泽东同志对这一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提出了红军的任务绝不是单纯打仗，还要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谭震林同志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批评了某些人认为红军的任务就是单纯打仗的错误言论和那种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自然也不好的错误观点。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坚持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

　　谭震林同志1940年到江南东路地区工作。当时的东路地区是敌伪统治的心脏，敌情复杂，对敌斗争任务十分繁重。在这种情况下，他特别强调，在重视军事斗争的同时，要认真抓好部队的政治工作，用革命理论占领思想阵地。组织部队进行《工人与革命》、《农民与革命》的学习，让我们的战士明白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革命道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40年冬，东路地区的部队发展很快，一批批地方常备部队升为主力，扩大了我们的武装力量。

　　“七战七捷”战役中，谭震林同志非常重视对敌政治攻势。他指示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印发了《关于开展群众性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1946年8月8日)，为部队开展大规模的对敌政治攻势提出了明确要求。各部队积极落实这个指示，在连排设宣传员，进行战场喊话，机关组织了精悍的敌工队，深入敌后开展宣传，以瓦解敌军，动摇敌阵，迫使敌人投诚起义。随着苏中战役的节节胜利，相当一部分蒋军官兵弃暗投明。

　　谭震林同志始终把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为了革命的事业大胆培养使用干部看成是政治工作干部的一项基本功。他为人正直、诚恳，走到哪里都善于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干部战士的知心朋友，共同为革命理想而奋斗。他十分重视培养干部。40年代，他到江南东路地区不到两个月，就组建了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教导队，后又扩大成教导大队，利用战斗间隙培养军事干部、政工干部、后勤干部和地方干部。教导大队成立一年多，共培养训练干部1000多人次，这些人才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后，上海的第一所工人政治学院就是在谭震林同志亲自领导下办起来的，培养了一大批各阶层干部，后来成了上海各条战线上的重要力量。

　　政治坚定，爱憎分明，对党无比忠诚，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谭震林同志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严峻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赤胆忠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面对严峻的政治斗争，谭震林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疾恶如仇，刚正不阿，不顾个人荣辱安危，对林彪、“四人帮”打倒一切，乱党乱国乱军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真理，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提出猛烈批评，被“四人帮”诬为“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黑干将”、“大叛徒”，受到批判，直至下放劳动改造。谭震林同志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始终坚信真理最终会战胜邪恶，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