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24日是谭震林同志诞辰100周年。谭震林同志是湖南攸县人，因家境贫寒，12岁就在书纸店当学徒，后在茶陵县一个书纸店做工。【1942年我听谭震林同志讲青少年时代在书纸坊的情况。他说他干的活是蹲在厚厚叠起的黄表纸堆上，俯身挥动锋利的月牙形大斧，把黄表纸的边缘裁切整齐，是非常累人的劳动。】1925年参加革命后，历任要职，直至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党内，当选过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是着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谭震林同志于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谭震林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坚持原则、无私无畏；襟怀坦荡，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嫉恶如仇，刚直不阿。1967年2月，他以无畏精神，挺身而出，慷慨陈词，痛斥林彪、“四人帮”打倒一切，破坏生产的倒行逆施，被诬称为“二月逆流黑干将”受到残酷迫害。

　　谭震林同志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先后任第3支队副司令员、6师师长兼政委、1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2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淮南军区政委。他对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壮大，对长江两岸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光辉业绩，特别是一些传奇式的故事，至今传颂大江南北。

　　我作为新四军的老战士，谨根据资料及个人亲历的见闻，编写成此文，以纪念这位敬爱的老首长诞辰百周年。

　　血战繁昌 保卫皖南

　　1938年的春天，刚刚组建的第3支队率两个团——5团、6团，集结在古老的安徽南部徽州岩寺西北的西溪南地区。当谭震林到3支队就任副司令员时，看到这支从3年游击战争艰苦斗争中走过来的部队，非常高兴地握着5团2营营长陈仁洪的手说：“你们保存下来这么多武器和人，真不易呀！我们3支队这下子打鬼子可有本钱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938年5月，谭震林率3支队随新四军军部挥师北上，抵达南陵县土塘村，先后在泾县汀潭镇的杨村、南陵县葛林乡的六甲村，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整训，并大力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发动组织当地的抗日群众团体。8月中旬，开赴对日作战的前线，展开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南到章家渡，北抵长江，横宽百余公里，纵深不足50公里的狭长地带，执行正面战场的守备任务。这里迫近日军重兵据守的芜湖，是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交通的重要侧翼，也是新四军军部联系江北新四军部队的主要通道。

　　日军为了实施向武汉的进攻和加紧向长江沿岸的侵略，以保障其海军舰艇的安全和长江运输的畅通，连续向皖南的中国防军发起进攻。国民党军队不断后撤，致使日军沿青弋江一线向皖南纵深进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于9月28日强令新四军第3支队开赴芜湖青弋江一线担任阵地防御。这一作战任务不符合国共双方原先商定的新四军以开展敌后游击战为任务，也与新四军的编制装备不相适应。新四军顾全大局，接受了这一任务。10月7日，谭震林率3支队到达青弋江西岸的西河镇一带。对新四军的到来，当地群众欢欣鼓舞。部队一边帮助群众恢复被日军毁坏的家园，一边构筑阵地，做好战斗准备。

　　红杨树是防区前沿的一个要点，在我接防前不久被日军占领。谭震林带领5团2营干部视察前沿阵地时，筹思怎样能把红杨树夺回来。他对陈仁洪营长说：“红杨树是鬼子与国民党军队过去拉锯的地方，鬼子刚刚占领，立足未稳，地形不熟，还没有来得及建立永固性工事，人心惶惶。你们夜里去闹闹他，让他们六神无主。”当晚，陈仁洪派出十几名有丰富经验的侦察员，趁着夜色，摸到红杨树村里，大闹了半宿。日军摸不清情况，第二天凌晨，便撤回10余公里外的湾沚据点去了。

　　收复红杨树，谭震林非常高兴，立即与团营干部一道研究制定阵地的防御配置，还亲自找战士谈心。他了解到战士们思想上对打阵地战有顾虑，便在蒲桥召开全支队干部会议，分析抗战以来的形势。他指出：虽然新四军武器装备差，火力弱，担负阵地防御作战任务有困难，但是，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即使付出大的牺牲也要守住阵地，坚决把仗打好。

　　1938年10月底，驻湾沚的日军第15师团步兵第60联队和116师团一部向我3支队的防区南陵东北马家园等地进犯。这时，6团团部及1、2营已由团长叶飞率领去苏南。3支队实有兵力是5团3个营和6团1个营，即以6团第3营位于马家园、夫子决、十甲村一线，担任正面防御，5团团部率第2营位于西河镇为指挥中心，另两个营位于侧后。30日，日军500余人分三路向红杨树、清水潭一线发起进攻，遭到我之顽强阻击。毙伤日军100余人后，我主动向红花铺阵地转移，与进攻红花铺之日军遭遇，又毙伤日军10余人。11月3日，日军增兵400余人，分4路向马家园、十甲村一线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我歼敌一部后，主动转移。而后，支队集中主力，对日军展开猛力反击，将日军击退，乘胜收复了马家园等要点。是日，谭震林赶到第5团，祝贺战斗胜利，还指出，不应只被动地守住阵地，而要主动出击，充分发挥我善于打游击战的长处，打到敌人的据点去。五团孙仲德团长当即决定，从各营侦察排选调10余名经验丰富的侦察员组成袭击小组，带足手榴弹、炸药、煤油，利用夜色，分乘几个大稻桶，顺水悄悄地潜入湾沚镇内。侦察员们摸到敌营附近，把炸药包和包上棉花蘸了煤油的集束手榴弹投掷过去，霎时，敌营成了火海。敌人从睡梦中惊醒，盲目地向四周开枪，混乱了一夜。4日拂晓，我正面部队突击红杨树，造成日军的混乱和恐慌，遂仓皇退回据点，经过4天的战斗，共毙伤日军300余人。这是第3支队进入皖南前线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不仅胜利地实现了守备任务，也学习了打阵地战的经验，还发挥了我善于打游击战的长处。

　　12日，3支队奉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命令，由青弋江一线调至铜陵、繁昌沿江地区担任长江沿岸的防御作战任务，其左后为国民党第114师，右后为第52师。我3支队处于整个防线的最前沿。其时，日军已占领铜陵、繁昌、大通、顺安等地区。12月下旬，3支队刚进入铜繁地区，就遭到日军的“扫荡”。26日，日伪军200余人向我5团驻地发起攻击。我5团利用有利地形，打退了日伪军，并乘胜追击，一举攻克繁昌，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地，从此拉开了五次繁昌保卫战的序幕。

　　1939年1月10日，日军400余人首次进犯繁昌，11日占领繁昌。13日，3支队集结主力进行反击，迫敌撤退，乘胜收复繁昌。

　　2月5日，日军300余人再次进犯，繁昌被攻占。3支队反击，迫敌退出繁昌。

　　5月20日，占据顺安、荻港等地的日军千余人第三次进犯繁昌。日军分两路向3支队阵地进攻，遭到5团2营的顽强阻击。21日，日军在两架飞机配合下，猛烈进攻。激战4个小时，2营主动转移。22日拂晓，日军继续进攻，遭我阻击。当晚，3支队分三路袭击乌金岭、铁矿山、横山桥之日军，予敌以杀伤。23日谭震林指挥配属3支队作战的第1团向日军发起反击，日军被迫撤退。经4天激战，我毙伤日军300余人。

　　11月7日，日军15师团步骑兵共600余人第四次进犯繁昌。8日晨，日军集中兵力向我6团3营扼守的峨山头阵地猛烈攻击。我击退了日军数次冲锋。11时，日军一部突入繁昌城内。5团第1、第2营对突入城内的日军实施攻击，展开激烈巷战，1连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战至17时，日军不支，向北门溃退，在施放毒气的掩护下，趁夜暗撤走。13日，日军116师团600余人再次向繁昌进攻。14日晨，我主动向行进之敌出击，打乱了日军部署。5团2营乘日军立足未稳之际，向日军占领的乌龟山高地展开攻击。双方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我2营调整兵力，经反复冲杀，将日军增援部队击退。黄昏，我6团3营向乌龟山南侧出击。日军被迫退出阵地。至晚24时，日军全部退回荻港等据点。21日，日军又调集2000余人，分5路再犯繁昌。15时，日军从西门攻入繁昌城内，并向扼守峨山头高地的6团3营猛攻。黄昏，6团3营组织兵力勇猛反击，夺回峨山头阵地。攻入城内的日军被5团包围。是夜，狂风暴雨，日军不敢出击。23日，日军拼死突出城外，逃回据点。第四次保卫繁昌历时15天，经过3次大的战斗，共毙伤日军450余人。

　　12月21日，日军集结1200余人的兵力，第五次进犯繁昌。由横山桥出发之日军300余人遭到5团一部顽强阻击，被击退。由铁矿山赶来之日军500余人亦被5团击退。22日中午，繁昌一度被峨桥方向进犯之日军占领。3支队集中主力发起总攻，至15时，将日军击退，重新收复繁昌。繁昌保卫战的胜利使新四军声威大震，老百姓欢欣鼓舞。

　　因3支队司令员是由军部参谋长张云逸兼任的，所以支队领导由谭震林一人承担。谭震林以亲自指挥五次胜利的繁昌保卫战而闻名全军。除指挥作战外，谭震林还以极大精力，亲自抓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使铜南繁各县的群众很快发动了起来。“农抗”、“青抗”、“妇抗”等种种抗敌协会纷纷成立。谭震林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发展民兵组织，在繁昌、南陵山区，发动有猎枪的青年，成立“猎户队”。谭震林亲自做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书记一起开会，登门拜访当地知名士绅，还曾去国民党川军进行联谊，作抗日救国的讲演。

　　顾祝同曾向蒋介石报告3支队在繁昌的战绩，并向3支队“复电嘉奖”。谭震林对国民党不存任何幻想，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打了胜仗，心里的疑虑更大。自从1939年2月，周恩来亲到新四军军部，与项英商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以后，谭震林对项英借故不执行党中央方针的错误，深为忧虑。军政治部民运部组织科长曾如清曾把一支自发的抗日武装“铜陵游击队”争取了过来，将其番号改为第3支队沙洲游击队，使其成为我3支队领导的控制沙洲这块长江南北交通“跳板”的地方武装。国民党第三战区竟借此向新四军军部施加压力，要“解散”这支部队并“法办”曾如清。项英生怕影响了“统一战线”，以“违反政策，无组织无纪律”为名，将曾如清调离军部。谭震林坚持原则，抵制了项英屈从于国民党的错误做法，向这支游击队加派领导骨干，使队伍保存下来，并很快上升为营建制的部队。

　　1939年，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日战争发展很大。陈毅、粟裕的1、2支队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1月成立了江南指挥部。部队连战连捷，发展壮大。叶飞率领的第6团一度进至江南东路，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又转师北渡长江，挺进苏北，与陶勇所率苏皖支队战斗在长江北岸。5月张云逸、邓子恢在江北成立了江北指挥部，成立了第5支队。而反看皖南，谭震林不禁发出“皖南虽好，但非久留之地”的感慨。他支持5团团长孙仲德和参谋长桂逢洲调到江北去。实际上从5月以后，5、6团各营就直接归支队指挥。他不断派干部去江北，维护与江北的联系。1940年初，当他得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江北指挥部时，他派3支队组织科长温玉成去向刘少奇汇报情况，坦直指出“我们不能照项英那一套办，项英那一套叫作‘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就是什么事都得听国民党的，我们不能照那一套办”。他终于不能忍受坐困皖南的处境，向军部提出去江南开辟东路的请求。他的请求得到陈毅的大力支持，终于得到中共中央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的同意，离开了皖南。
　　开辟东路 坚持苏南

　　1940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东南局、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电告中共江苏省委：“现为加强东路工作，已定谭震林同志去负责组织军政会，以统一党政军指挥，不日出发。”

　　同日，谭震林就离开云岭，出发东去。经18天长途跋涉，到达苏南溧阳水西村江南指挥部，见到了陈毅，了解了江南斗争的大局和东路的主要情况。谭震林与随同去东路的干部，从水西出发过溧武路进入敌后。他们在丹阳的延陵镇附近停留了几天，制作便衣，进行化装，办“良民证”。谭震林用的是延陵镇上一家绸布店老板李明的名字。准备就绪后，他们分成几路，从延陵坐船和火车到常州、苏州，到达常熟东乡我控制的中心地区。这一路上，谭震林穿着雪白衬衣，毛料背带西裤，外穿哔叽长衫，戴着一顶铜盆帽，俨然一副大老板派头。同行的人都称他为“老板”。于是“谭老板”的称呼就此传开，直到全国解放后，连毛主席见了他也叫他“谭老板”。

　　东路是指西起(无)锡、澄(江阴)公路，东至上海附近的青浦、嘉定，北濒长江，南至沪宁铁路的广大地区。锡澄公路以西称为西路。叶飞率6团在此活动时，抗日活动蓬勃开展，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1939年10月，叶飞率部北上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决定将留在东路的少量武装，交由江苏省省委领导，派出一批干部去东路，并以因伤留在常熟地区的夏光等30余人为基础再次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恢复了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1940年3月，江南指挥部又派出吴仲超、何克希等一批干部增强东路地区的领导力量。此时，“新江抗”有4个连400余人。

　　4月23日，谭震林到达后，经过几天与东路领导同志谈话，了解情况，在常熟徐市附近，主持召开了东路地区部队与地方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即徐市会议)。谭震林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和对江南东路地区抗日斗争的有关指示，宣布中共中央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决定成立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由谭震林任书记，决定成立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仍称新江抗)，谭震林以林俊的化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任副司令员，吴仲超任政治部副主任，张开荆任参谋长，统一领导东路部队。会议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武装和培养军政干部，确定了以苏(州)常(熟)太(仓)为基地，东出昆(山)嘉(定)青(浦)，西进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使东路和西路打成一片，而后再向东向南发展的方针。

　　谭震林首先抓部队的整编和发展，将常熟“民抗”改编为第1支队，“新江抗”改编为第2支队。5月，中共江苏省委将浦东、青浦、昆山等地地方武装移交东路指挥部，组成第3支队，8月又组建了第4、第5、第6支队，而后在舟(阳)北地区组成第7支队，成立西路指挥部。11月，又整编成3个相当于团的纵队。

　　谭震林抓住东路毗邻上海这个中国最大城市的特点，果断作出去上海扩军的决策。他指出：“到上海去扩军，大量吸收工人、学生、城市无产阶级，会大大改变部队的成分，更好地提高部队战斗力。”在谭震林亲自关怀和上海党的支持下，上海扩军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至1941年6月，扩军总数超过2000人，其中工人成分占30％，产业工人又占大多数。青年学生所占比例也比较大，文化水平都比较高，有的一个营高中毕业生就有几十人。这样东路3个主力团基本上都由上海扩军下来的人员所组成。刘少奇同志听到江南参观团汇报部队工人成分多的情况时，非常高兴，称赞：“你们真可算是一支无产阶级军队了。”

　　谭震林同时着重抓干部的培训，5月就组建了“江抗”教导队，8月，扩大为教导大队，下属4个分队，每队学员120人，每学期学习4个月。谭震林亲自到大队作报告，及时听取汇报，作出指示。教导大队培养了一大批军政干部和地方干部。

　　谭震林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建设，经过部队分路进军，建立了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根据地和昆嘉青游击基地，使东路和西路连成一片。同时中共淞沪中心县委和中共澄锡虞工委相继建立，使苏常太、澄锡虞、昆嘉青直至上海浦东，都有了分片的党的领导中心。8月4日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会成立。其后，苏州县、无锡县人民抗日自卫会相继成立。根据谭震林的意见，苏常太及无锡、江阴、沙洲等县建立了财经委员会，重点集镇设财经办事处，水陆交通要道设征稽所，把税收从敌伪和“地头蛇”的税卡夺回到抗日民主政权手里，保障了抗日军民的供给。

　　谭震林同志到东路一年多时间，使东路地区迎来了大发展。部队从4个连400多人，发展到6个团(4个主力团和2个警卫团)4600余人，增加了10倍。东西路共成立了4个行政公署，下属1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功勋卓着。

　　1941年1月6日，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2月初，新四军军部命令，江南抗日人民救国军整编为新四军第3支队，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委。2月4日“新”3支队成立宣言正式发布。2月18日，中央军委发布新四军整编为7个师，第6师由在苏南活动的部队编成，任命谭震林为第6师师长兼政委，下辖16、18两个旅，以新四军新第2支队编为16旅，新成立的新3支队为18旅。江渭清任18旅旅长，温玉成任政委。

　　1941年4月，6师16旅在宜兴闸口镇召开大会宣布成立。6师参谋长罗忠毅兼任16旅旅长，廖海涛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的前身是新四军第2支队，1939年11月，1、2支队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1940年4月，2支队重建，又称新2支队，以廖海涛为副司令员。7月，陈毅、粟裕率江南指挥部北上以后，江南指挥部参谋长罗忠毅还任2支队司令员，领导留在江南的部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第三战区冷欣部乘机向2支队活动的两溧(溧阳、溧水)地区进逼，日伪在茅山地区频繁“扫荡”。第2支队率主力东进开辟太(湖)滆(湖)地区。5月初，谭震林来到16旅旅部，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对坚持江南斗争的指示，听取了旅和苏皖区党委的汇报，决定16旅主力打回两溧地区，恢复茅山地区的局面。5月21日至24日，当谭震林、罗忠毅率46团西返进入溧阳地区时，国民党第40师就向16旅发动进攻。在黄金山一带，谭震林亲自指挥部队，经三次激战，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被称为黄金山三战三捷。继恢复两溧地区后，部队西进北上，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恢复了皖南事变前茅山地区的局面。谭震林返回在东路的师部。

　　1941年7月1日，日军和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经过长期密谋策划在东路的苏常太地区开始实施“苏州地区第一期清乡”。参加这期“清乡”的兵力计有日军3500人、伪军13594人。日伪首先以优势兵力从水陆两路对苏常太实行大范围的封锁，沿公路、河道用200万根竹竿扎起了几百公里竹篱笆，重点地区还架设了电网和铁丝网，然后构筑据点，在交通路口设检问所，以梳篦式的搜索，寻找新四军作战，以伏击、包围等手段搜捕化整为零的新四军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清乡”中，编组保甲、清查户口，遍设警察所，组织“自卫团”，召开“清乡”大会，进行反共宣传，竭力分割人民群众与新四军的联系。

　　我18旅在6月中下旬，动员和部署反“清乡”，组成东路军政委员会苏常太分会，以600人兵力组成东路大队，坚持内线作战，对日伪据点展开了主动攻击，由于兵力悬殊，成效甚小，反而屡受损失。18旅主力在“清乡”区外围连续出击。日伪虽然受到打击，但他们宁可从受到打击和威胁的据点撤退，也不肯从“清乡”区调出兵力，因此在“清乡”区外的作战并未收到牵制作用。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公然勾结日伪，配合“清乡”，使我处境更加困难。5月下旬忠义救国军连续挑起五次摩擦战斗，影响了我反“清乡”斗争的准备。日伪“清乡”开始后，又在江阴、武进交界处设立前进指挥所，继续向新四军进攻，牵制了18旅反“清乡”斗争的力量。在“清乡”区内线坚持斗争困难的情况下，7月下旬，18旅200余名干部战士分批突围到澄锡虞地区。党政干部分别转移。

　　8月下旬，谭震林在6师师部锡北驻地，召开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总结苏常太地区反“清乡”斗争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分区转移对付分区“清乡”的基本方针，确定部队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地方采取“避开强敌，分散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策略。新四军军部批准了这一基本方针。8月23日，谭震林率师部和18旅从澄锡虞地区转移到丹北地区。

　　9月22日，日伪对澄锡虞地区的所谓“苏州地区第二期清乡”正式开始。我在“清乡”区内的部队，经过多次战斗，难以立足，就分头撤离。与此同时，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再次趁火打劫，以2000余人兵力进攻18旅在江阴西石桥的驻地。谭震林指挥18旅自卫反击，歼其百余人，击毙忠义救国军第2总队司令梅明章。

　　10月28日，遵照军部指示，谭震林率6师师部及18旅向长江以北转移，开辟江(都)高(邮)宝(应)地区。

　　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对江南东路的反“清乡”斗争给予了充分肯定。1942年3月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苏南的部队，虽然在敌人及汉奸汪精卫政府新的斗争方式‘清乡’之下，受了部分的损失，地区亦有部分地缩小，但我们的主力是保存了，其他的基本地区亦保存了或重新开辟了。在敌伪‘清乡’斗争中所受的损失，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在开始一两次的‘清乡’中，是很难避免的。”谭震林经过严肃的思考，对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及时作了总结。他在1941年11月应叶飞的邀请，在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江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的报告，为正在进行反“清乡”准备的苏中军民和而后江南西路的反“清乡”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1941年11月28日，日军南部襄吉旅团步骑炮兵3000余人、伪军800余人突然袭击驻溧阳塘马的16旅旅部，发生塘马战斗。16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率旅特务连和48团2营与敌激战于王家庄前，掩护旅部和党政军机关突出包围。上午10时，罗忠毅头部中弹阵亡。下午廖海涛腹部中弹，伤重殉国。48团2营营长黄兰第及指战员270余人壮烈牺牲。

　　正在江高宝地区领导反“扫荡”斗争的谭震林接到罗、廖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罗、廖是他在福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时的老战友、老部下，突然同日牺牲，他不禁潸然泪下。他说：16旅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没有了领导人，我要立即去茅山整顿部队。他立即采取措施，电令16旅部归46团团长政委指挥。经军部批准，谭震林只带两名警卫员，化装渡过长江，穿过宁沪铁路和溧武路来到溧水的16旅旅部。

　　谭师长到来，16旅有了主心骨。他立即召开旅部的干部会，宣布自己兼任16旅旅长兼政委，稍后，宣布钟国楚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直为政治部副主任，原已任命为参谋长的张开荆也接令迅速到职。他亲自组织干部的思想整顿，对某些干部由于对领导有意见而引发的波动，严加批评，随后调整了部分司政机关的干部。并精简旅部机关，充实战斗部队，撤销了48团，所有人员编入47团。16旅各部队和苏南各地区在谭震林坐镇指挥领导下，迅速稳定了情绪，增强了坚持斗争的信心。

　　1942年4月，代表6师和江南区党委参加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的代表邓振询和江渭清先后回苏南。华中局决定原18旅旅长江渭清任苏皖区党委书记、16旅政委，邓振询任区党委副书记，钟国楚改任16旅旅长。谭震林说：江南区党委自1941年5月成立，原打算7月召开党代会，由于“清乡”没有开成，现在改为苏皖区党委，建议召开一次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对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改进工作，很有必要。经华中局批准，并指定谭震林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实际上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从4月21日在溧水开始，4月29日因日军对溧水地区大规模的奔袭“扫荡”，部队转移至溧阳后又重回溧水开会，至5月6日结束。会上传达了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大家听了很振奋。谭震林作了一年工作总结报告，他对苏南斗争形势的深刻分析，对而后坚持苏南斗争有重要指导意义。

　　5月底，谭震林渡江北上，结束了他在苏南两年多的艰苦斗争。

　　加强建设 巩固淮南

　　1942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命谭震林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到任不久，12月20日离开军部赴淮南新四军第2师。1943年1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免兼第2师师长，专任副军长，任命罗炳辉为第2师师长，谭震林为第2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1943年1月10日转移到淮南津浦路东之盱眙县黄花塘。

　　淮南抗日根据地是刘少奇到达皖东以后，于1940年春领导新四军第4、第5支队开辟创建起来的，东起运河，西抵淮南铁路，北达淮河，南濒长江。津浦铁路纵贯南北，因此分为路东路西两个地区，东区与南京隔江相望，长期处于日军重兵压力之下，西区有国民党军队桂系反共顽军的威胁，不断伺机进犯，从新四军军部移到淮南后，使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更见重要。

　　抗日战争进入1942年以后，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基本上停止了军事进攻，主要兵力用于巩固占领区，加紧掠夺物资，以支撑其在太平洋的侵略战争。国民党当局不仅不利用有利时机主动进击日军，反而不断向敌后我军挑衅，加紧封锁解放区，猖狂反共。我各抗日根据地都处于面积缩小、人口减少、财政严重困难的境地。中共中央为此颁布一系列政策，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开展生产运动、实行领导一元化、开展整风运动，以度过困难时期，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1943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对华中局发出指示，指出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应采取各种复杂的方法来保存我之力量，以便度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

　　淮南解放区的情况也不例外。谭震林一到2师师部驻地来安县大刘郢，了解情况后，就以他一贯的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作风，立即展开根据地和军队的整顿工作。

　　首先，谭震林根据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原则，经过反复讨论和集体研究，制定了实施方案经报请华中局和军部批准，成立中共淮南区委员会，由谭震林、罗炳辉、刘顺元组成，谭为书记，刘为副书记。路东路西两个区党委改为地委，成立淮南行政公署，路东路西各成立专员公署。新四军2师兼淮南军区，2师师长罗炳辉兼军区司令，谭震林任2师政委兼淮南军区政委。第5、第6旅分别兼路东路西军分区，第4旅作为军区机动部队。区党委不另设机关，与师部、军区机关合署办公，旅部、军分区合并，与地委合署办公。地委和旅一级整编是和区党委、师部机关精简同时开始的，接着就着手整编县一级。这样一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仅费时一个多月，未发生什么事故。据统计，仅路东八县通过整编部队和精简机构，就减少了原有脱产人员200余人，充实了基层，加强了战斗和生产第一线。

　　在精简中，必然涉及许多干部的思想认识和某些人的得失考虑，谭震林既严肃督促又亲自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对于迅速打开局面，展开工作，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与此同时，谭震林面对春荒严重，抓紧救灾工作。本来1942年的路东年景不算太坏，造成春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战争影响，部队连续作战，大量民工支前，消耗粮食量大。农村还没有组织起来，粮食稍微紧张一些，就会引起社会恐慌。加上伪顽在鲁中制造无人区，数万山东饥民涌入路东；海州一带受灾，数万饥民在路东中心区滞留过冬，这就加重了淮南地区粮食供应负担。有鉴于此，谭震林召开了专门会议，部署救灾工作，提出“不许饿死一个人”的要求，号召党政军民总动员，广开门路，挖掘潜力，千方百计战胜春荒。要求各级领导深入基层，抓点带面，组织发放救灾粮款，按照党的政策，向地主和余粮户商借粮食，赈贫济穷，控制粮价，打击投机倒卖，加强粮食市场管理，从而避免了粮价暴涨和哄抢富户的社会失控现象，使整个路东地区没有饿死一个人，顺利度过了春荒。

　　谭震林一面抓救灾，一面部署开展大生产运动。谭震林、罗炳辉、刘顺元等领导人都开荒种地，作出表率。谭震林和刘顺元一起，抓了路东来安县骆腾云互助组这个先进典型，推动淮南农村组织起来，发展农业，成为华中区互助合作的一面旗帜。在发展工商贸易和军工生产方面，也有显着成效。自产布匹、毛巾，改变了完全依赖敌占城市供应的局面，特别是飞马牌香烟，不但在根据地内销售，而且远销到敌占区。谭震林还根据在江南东路开辟税源的经验，建立了财经制度。淮南军工厂生产的手榴弹、小型迫击炮和小口径平射炮陆续投入使用，改善了部队的装备。这一年夏秋两季的收成都好，农业生产出现很大进步。秋收时，农村互助组蓬勃发展起来。秋后，互助组兴修水利扩大保收田，发挥了组织起来的作用。

　　整风是大事，谭震林到淮南后，就着手策划淮南党的整风。3月，2师前任政委郑位三给淮南区党委来信，回顾了1942年4月以来，贯彻党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的指示，开展一期整风的情况，指出淮南党内有些同志存在6个方面的不良倾向，提出继续深入整风的意见。谭震林尊重郑位三的意见，做了认真的研究，并将郑位三的来信在《淮南党刊》上发表，以教育同志。

　　4月29日，谭震林在盱眙县新铺主持召开了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即2师历史上着名的新铺会议，作了《开展淮南党的整风运动》的报告。谭震林围绕着“为什么要整风”、“整风究竟怎样整法”和“我们在淮南地区如何整风”等三个问题，论述了整风的目的和意义，分析了三风不正的危害，针对淮南和2师的情况，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新铺会议开了6天，为区党委在领导上、工作上、思想上整顿三风开了个好头。

　　新铺会议后，在华中局和淮南区党委的统一部署下，采取党校轮训方法，分级分批轮训干部，重点是县、团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同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进行典型调查，推动各级领导转变工作作风。8月28日，谭震林主持召开了淮南区党委扩大会议，作了《整风工作初步总结报告》，既肯定了淮南整风的成绩，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再次强调整风的关键在于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勇于负责，有错必改，使整风健康深入发展。在后期整风审干中，虽然有过某些“左”的做法，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及时发现和纠正了。

　　“这场整风一直持续到1945年春。两年大整风就是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是淮南党的一次历史性进步，也是谭震林对淮南党的一次历史性贡献。”这是时任2师5旅政委先后兼任路东路西军分区政委、地委书记的赵启民回忆的体会。

　　根据地的建设欣欣向荣，对敌斗争也捷报频传。路东部队在麦收前后，陆续加强了边防区力量，向大片伪化区发起游击战。1943年8月17日2师5旅13团在六合的桂子山，迎击抢粮的日伪军，经反复冲杀，歼灭日军200余人、伪军100余人。余敌狼狈逃回六合城。随后在地方部队配合下，路东部队在天长、仪征间攻克伪军据点多处，歼伪军数百人，8月下旬攻克雷官集据点，歼伪军300余人，活捉伪团长刘开泰，打通了军部与7师间的又一条通道。

　　但路西的形势还很严峻。一直坐镇路西的罗炳辉因病转入路东疗养，谭震林就坐镇路西，领导和指挥广大军民开展反“扫荡”、反摩擦的斗争。

　　1944年5月下旬，日军第61师团一部及伪军共1500余人，合击我中心藕塘镇。我以地方武装及民兵与敌开展游击纠缠，主力打向外线，历时7天，迫使侵入我中心区之敌撤回据点。

　　1944年11月10日，日军61师团和伪军共7000余人大举“扫荡”路西根据地中心区。路西军民经过7天奋战，将敌人赶出了根据地。19日，驻防在这一带的国民党桂系171师趁日伪军对我“扫荡”之际，以其主力4个营及游击纵队2000余人由合肥以东蒋集分两路向定远县西南占鸡冈、董大圩抗日根据地进攻。我被迫自卫，激战两天，全歼国民党桂系1650余人，并乘胜收复周家冈等地。

　　此前，11月2日，中共中央为配合盟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决定抽调部队南下，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和全浙。但因淮南敌情严重，谭震林仍需留在路西，领导淮南根据地的斗争，未能到职。

　　1945年3月，国民党桂系顽军调172师一个团东援其171师，以总兵力1．3万余人向路西2师进攻。新四军军部决定，调3师7旅南下增援，在路西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反顽自卫战役，成立路西战役指挥部，以谭震林为指挥，彭明治(7旅旅长)为副指挥。

　　谭震林主持了指挥部的作战会议，总结了前段反顽战斗的经验，分析了战局的变化，指出此次桂顽来犯，不再是长驱直入，而是构筑碉堡，步步为营，因此，我军应以优势兵力攻其据点，进行围点打援，力求在运动中歼其主力，相机攻其据点，迫其西撤。4月14日晚，战斗打响，2师5旅一部开始围攻王子城桂顽一个营，桂顽171师主力及游击第10纵队、保安第3团各一部，四度驰援王子城，均被包围在黄疃庙南北地区。顽军被围后，构筑工事进行顽抗。我各部迅即发起攻击，经连续6昼夜战斗，攻克王子城、黄疃庙等据点13处，歼灭顽军3600余人，俘团长以下1300余人。

　　8月，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在罗炳辉师长、谭震林政委的指挥下，2师各部队向津浦、淮南两条铁路的日伪军奋勇进击，相继收复定远、嘉山、盱眙、来安、六合等六座县城，解放了东至江都、高邮、宝应，南至仪征、江浦，西至巢县、合肥，北至凤阳的广大地区，拥有330万人口。截至9月，全师共辖第4、5、6和淮南独立旅等4个正规旅、12个主力团，还有11个县总队。

　　抗日战争胜利了。谭震林在抗日战争最后3年的艰苦斗争中，承担起领导淮南地区斗争的党政军大局。他的军政双全的才能，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不畏艰险、敢于负责、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作风为广大军民所钦崇。

　　全国抗战八年，谭震林同志先后肩负重任，领导和指挥过几个部队，功勋卓着，这在新四军高级将领中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