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陈毅1954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8年又兼任外交部长。他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元帅外交家”。搞外交，这是他在漫长革命生涯中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岗位。

　　父亲就任外交部长时是57岁，论年纪已接近老龄，但其实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和外交工作结了缘。1921年他刚满20岁时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爱国运动，就被同学们推举为代表，去和中法两国官员办交涉，进行谈判斗争。这可以说是他最早接触外交工作实践。那场斗争是艰难的，最终遭遇悲壮的失败，然而这也正是他在革命经历中赢得的最初的光荣。这年11月，他和百余名同学一起被法国当局强行遣送回国，然而面对的是中国地方当局的冷漠和歧视，他在上海曾声言：“我们在国外敢和洋鬼子斗，在国内就敢和卖国政府斗。”由此表达出他作为民间人士从事外交斗争的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

　　1928年，父亲27岁时参加红军创业时期的井冈山斗争。那时革命力量还非常弱小，仅有的几块红色根据地被四面强大的白军部队团团围困，有些人看不清革命的前途，甚至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然而，作为红军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朱德和我父亲却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据父亲回忆，有一次他在山上和毛委员闲谈：“将来革命成功了，你让我去当外交部长吧！”毛委员笑着回答：“行，一言为定！”想不到30年后竟然戏言成真，我的父亲真的当上了外交部长。

　　不过在1958年，当我父亲把外交工作的重担挑起来的时候，他感觉到的已经不再是30年前那种年轻人所特有的浪漫激情了。外交部长是一项沉重的政治责任，承担者不能不冒极大的风险。那时候中国外交面对的国际形势还很严峻。全世界大约80个国家中，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的不到30个，因而在外交关系的开拓方面，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还在对中国实行封锁，而苏联已经与中国发生外交上的裂痕，国际范围内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正在迫近，中国的外交势必要开始一个新的转折。此外，作为政治家和领导人，我父亲所要面对的国内形势也相当紧张。1959年以后，党内斗争日益激烈，逐渐波及各条战线的工作。外交是政治性最强的领域，处在国内外政治斗争的接合部，自然是首当其冲。尽管外交部是最守纪律的工作部门，但到了后来的“文革”中还是没有逃脱被批判否定的命运。我父亲在1958年当然不会预料到后来要发生“文革”的悲剧，但他非常清醒地估计到自己从事外交工作将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这年2月12日，他第一次到外交部上班，主持讨论按中央指示组成外事总口的有关事宜，中央指定他同时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晚上他回到家里与我母亲张茜闲谈，他说：“这次我出任外交部长，又肩负对外总口的领导责任，可能会有四种前途：第一做出成绩，第二平平淡淡，第三犯错误下台，第四暴病……”母亲显然不愿让他再往下讲，接口说：“大概也就是这四种可能了，那么你的打算如何？”父亲说：“我打算从第二种可能做起，力争第一种前途，避免第三、第四两种结果。”

　　现在当我回忆起父母双亲的这件往事时，内心深处感觉到某种遗憾，而在遗憾后面又隐含着几分自豪。父亲当年是毅然受命于党和人民，勇敢地面对一次新的挑战，犹如青年时代曾经多次迎接生死攸关的严重挑战一样。他当然很珍惜在漫长革命生涯里积累起来的光荣，但绝不愿意为了保住这些而在迟暮之年陷于停顿、不思进取。只要有机会，他就要站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把年轻时的爱国主义初衷坚持到最后。在接受新的使命之际，他清醒地估计到成功与失败的各种可能性，而把作出成绩确定为奋斗的目标，这正是他后来赢得更多光荣的前提。

　　从那以后，父亲就在外交工作岗位上干了14年，成为新中国任期最长的外交部长。在漫长的任期中，他享受到许多成功的欢乐，也经历了不少受挫的痛苦。我们不能说他获得的成功最大，但遭受的挫折却是首屈一指，他是新中国在任期间遭受了最多曲折和磨难的外交部长。人们应该承认这些曲折和磨难也是一种感人至深的光荣记录，正如他早年参加爱国运动一样愈挫愈奋。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一切成功、欢乐、受挫、痛苦、曲折、磨难和感人至深的光荣都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不妨做一个回顾：我父亲当年对于前途所做的种种预测，到底是哪一种变成了事实？

　　先看第一种可能：外交工作作出了成绩。人们本来是这样认定的，但后来却又发生反复。在“文革”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外交工作成绩很大，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1964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总结六十年代初期政府工作时，就曾全面肯定外交工作取得的成就。那个时期的中国外交，坚持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以及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争取广泛的国际同情，热情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进步事业，维护世界和平，不断赢得新的成功。在外交方针的掌握上，从建国之初的“一边倒”，到后来转向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国际上的战略大三角关系由此逐渐形成。西方大国中的法国于1964年1月宣布承认新中国，这是我国在外交关系开拓上赢得的重要突破，实际上预示了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新的建交高潮即将到来。这是毛主席、周总理正确领导以及外交战线上全体同志一致努力的结果，当然我父亲作为外交部长和国务院外办主任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可是到了“文革”期间，这一切似乎都成了问题。“文革”时泛滥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工作成就全盘否定，外交战线也难以幸免。从1966年9月开始，造反派借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盘否定外交工作的成就，我父亲和实际负责外交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成了批判对象。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这种批判又疯狂地升级了。受到“中央文革”鼓励的造反派，非要把我父亲主持的外交工作定性为“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不可。他们的逻辑是正常人难以理解的，为维护国家利益而辛勤工作的外交战士只是因为不赞成他们的极“左”路线就变成了“罪人”，而那些只知道用最恶毒的语言诋毁外交工作、实际上损害了国家利益的投机分子，反而成了“英雄”！就是在这种极“左”思潮泛滥到了顶点的时候，1967年8月在北京上演了所谓“批陈揪陈”的闹剧，同时爆发“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荒唐事件，给中国外交带来严重破坏，即将到来的新的建交高潮因此而推迟了大约五年之久。

　　父亲曾经痛斥那些卑劣的“造反派”，不去造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却专门斗自己内部的革命老干部，口口声声骂别人是“卖国主义”，实际上自己头脑里没有一点点国家利益观念！讲到在外交斗争中维护国家利益，我父亲是经受过考验的。1959年10月当面顶住赫鲁晓夫对中国内政的无理干涉，1961年在日内瓦会议上与美国代表唇枪舌剑进行斗争，还有1965年9月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以中国人民的名义表达与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到胜利的决心，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例证。想不到在“文革”中他还要面对我们内部的极“左”分子，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义正辞严的辩护，这也是他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做的另一种形式的斗争。套用他年轻时候说过的话，在国外敢于和美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斗，在国内敢于和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卵翼下的极“左”分子斗，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的英雄！

　　在形势发展到最为严峻的时刻，外交工作的成就几乎被否定殆尽，凡是正直的人们都和我父亲一样感到痛心。1967年8月，有一位外地青年来到北京，看到东交民巷外交部大门口贴着大字标语“打倒陈毅”，他不禁感到茫然，随即想到当时举国上下到处都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现实，他愤怒了，写了一首诗：

　　何方鬼魅迷华夏，

　　竟使群儿故谤伤。

　　墨字灰墙书赫赫，

　　英名青史益堂堂。

　　滓泥纵乱朱砂色，

　　萧艾难充兰蕙香。

　　莫道忠奸无尺寸，

　　民心能把短长量。

　　这首诗可以说是善良的人们表达出来的爱国的、正义的心声，可惜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心声还不能形成主流的舆论。一直到我父亲辞世时，他也没有听到对他的工作成绩做出肯定的评价。

　　再来看看第二种可能：平平淡淡。这大概是一般人开始做某一项新的工作总不免要经历的一个阶段，问题是能不能很快地跳出这个阶段。我父亲的性格与平平淡淡是不相容的，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会很快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创造性。他信奉毛主席说的：“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为了人民的利益，他敢于发表主张，并且付之行动，不怕付出牺牲。在“文革”中有人劝他少讲话，他却风趣地回答说：“我这个外交部长就是凭讲话才每个月拿四百块钱，不讲话怎么行！”那个时候，造反派编印了一本“陈毅黑话集”，本意是要丑化他，往外交部长的形象上抹黑，却不料适得其反，使广大人民群众有机会了解他的主张和行为，帮助他在那个时代展示出崇高的、独特的革命风格。看来，不管是拥护他还是反对他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承认他这个外交部长与平平淡淡是无缘的。

　　还有第三种可能：犯错误下台。到1968年以后，父亲就靠边站了，基本上不再过问日常的外交工作。1969年以后因为未被选入政治局，也就不再被认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倒真有点像是犯错误下台的样子。我父亲在最后几年对这种不公正待遇安之若素，表明了坦荡的胸怀，他曾说过：“像现在这种搞法，我宁愿犯错误下台，也不愿像有些人那样靠整垮别人当上‘左派’，飞黄腾达。”

　　问题是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并不认为他已经下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即使靠边站了，他作为忠实于党的事业的老兵，仍然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为中国外交的前途筹划思考，等候着党的召唤。1969年春，毛主席委托我父亲和其他三位老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讨论国际形势，他们一起向中央提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对即将发生的外交工作的大突破施加了影响。后来在我父亲逝世时，中央所致悼词承认他一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外交部长，过去数年没有到部视事只是在“病假期间”，这就在事实上为他否认了“犯错误下台”的这种可能。

　　最后是第四种可能：暴病身亡。父亲从50多岁起就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以后十多年间从事外交工作，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交游，可以说是穿梭于两洋之间，奔走于万里之遥，虽然辛苦异常，但身体基本上顶得住。到“文革”期间不断挨批判，心里自然不可能愉快，后来又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他本是一个开朗健谈的人，一下子变得无处讲话，忧虑和孤愤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1970年下半年开始，他经常觉得腹痛，却得不到较为认真的检查治疗。1971年1月在动肠梗阻手术时，发现患了直肠癌并进行切除，但为时已晚。一年之后就不幸逝世。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这第四种可能被不幸而言中了。

　　1972年1月我父亲逝世的时候，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中作梗，有关我父亲生平功绩的评价没有得到公正的解决。准备好的悼词中，虽然承认他还是外交部长，却没有一个字提及他在外交方面的工作和贡献。其他方面也一样，甚至不肯在他的工作经历上多费一点笔墨，像“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重要的曾任职务也都略而不提。倒是毛主席出乎人们意料地出席了中央为他举行的追悼会，引起全国的震动。毛主席说：陈毅是好同志，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

　　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党中央才对我父亲的生平事业作出全面而公正的肯定评价。这就是说历史在赢得巨大的进步以后，终于又重新认定我父亲当年所预测的第一种可能了。在我父亲陈毅元帅诞辰90周年和100周年时，江泽民总书记两次代表党中央在纪念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都对他担任外交部长期间的工作给予了积极评价和崇高认定。

　　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造成的曲折以后，历史终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得知这些进步的事实，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历史已经认定，并且大家都已经看到，我父亲没有辜负在顺境时党和国家赋予的高位和重责，也没有愧对在逆境时人民群众寄托的理解和信任，他确实做到了把自己年轻时的爱国主义初衷一以贯之，坚持到生命终结的时候。

　　我认为，我父亲在出任外交部长时对于前途所做的预测以及其后的实践情况，给后人留下了颇多的教益。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在比较平稳的情况下工作作出了成绩，任期届满后平平安安地离职退休，这当然是光荣的，今后大概会变成通例的。可是在“文革”那样不正常的年代，为了坚持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使工作作出了成绩，也难免会落到犯错误下台和暴病身亡的结果。然而这难道不正是父亲工作取得成绩的必要的证明吗？我父亲任外交部长14年，除了平平淡淡与他无缘以外，成功与挫折，欢乐与痛苦，高兴的事与倒霉的事都让他碰上了。“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他所受的挫折与磨难，连同他作出的成绩一起，都成了他可以引为骄傲的光荣！

　　现在已经是21世纪，距离我父亲陈毅元帅出任外交部长已有50多年了。中国外交不断进取，迎来了更有作为的时期。我相信，人们还会珍惜前人艰辛奋斗所创造的光荣，并且运用智慧在新的时代坚持正确的方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不断前进，为我们国家和人民创造更大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