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面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胡作非为，谭震林一贯坚决反对，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

　　早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与陈正人、江一真等农口的同志一起参加分组讨论时，就对林彪在讲话中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陈伯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中大叫大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不同意见。他在发言中认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人，不能随意点名批判；他更反对扣“反动路线”的帽子，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搞“文化大革命”，“光有群众，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从那以后，一件件、一桩桩事情，不断地在谭震林脑海里翻腾：把这么多老干部，一个个、一批批地揪斗，这究竟是毛泽东的意见，还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主意？对此，谭震林迷惑不解。贺龙这样威名赫赫的开国元勋，被“造反派”冲得有家不能归，周恩来迫不得已将他接进中南海自己家里，“造反派”还要冲进中南海揪斗，把老帅冲得东躲西藏，究竟是谁指使干的？对此，谭震林不但在李富春家里多次议论，还愤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太不像话了！”更令人气愤的是江青这个人，她原来在党内除担任毛泽东秘书外，没有其他职务，凭什么在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颐指气使，信口雌黄，还扬言要“造毛主席的反”！谭震林十分感慨地对李富春等说：“我们革命几十年，见过谁这样对待毛主席的？江青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她有什么资格到政治局会议上吵吵嚷嚷？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她凭什么敢用泼妇骂街的语言，这样肆无忌惮？！……”谭震林与陈毅、李先念等老同志在李富春家里进行的这些议论，充分显示了当时极不正常的环境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赤胆忠诚和坚持真理的铮铮铁骨。

　　这时，谭震林还从李富春那里听到：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接见“红卫兵”，宣布“打倒陶铸”。几天以后，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毛泽东在会上说：“打倒陶铸”，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毛泽东同时批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你一个人”！毛泽东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不过，规定对陈、江的问题，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这是1967年2月10日的事情。在第二天，即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以及稍前(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陈毅等老帅，曾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插手军队运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主张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与地方一样开展“四大”。他们对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取消原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徐向前说道：“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叶剑英说道：“请地方的同志注意保护一下我们的军队！”他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严正地指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责问他们：这样搞，究竟想干什么？揭露他们乱党乱军的罪行。谭震林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等在一起商议，一致认为：“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的言行，并不代表毛泽东。许多事情是这伙人背着毛泽东干的罪恶勾当，应该同他们进行斗争。陈毅对谭震林说：“老板，你没有包袱，非你说话不可了！”这段时间里，谭震林也曾对身边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地讲，他要同“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斗。又说：“该我放炮了，非把他们轰倒不可！”

　　但是，当时的斗争情况是如此微妙复杂、尖锐激烈。一方面，谭震林想到，自己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至今有40年了，一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作。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他都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对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总是坚决地维护和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也确实对他是信任的。就在不久之前，当王洪文拼凑“造反司令部”，揪斗大批老干部，还要搞所谓“上海人民公社”时，毛泽东为了稳住上海局面，考虑到谭震林主持过华东局全面工作，熟悉那里的情况，还准备把他派去上海，主持工作，“坐镇华东”。另一方面，谭震林非常清楚，“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是保护的。因此，一旦挺身而出，要同把持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斗，要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出批评，他所面临的，将是一次失败的挑战。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不稀罕江青等人的好话。我要是听从江青的那一套，官比谁都大！”他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坚决站出来同他们斗呢？因为他要对党对革命事业负责。他觉得，同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就算斗翻了车，个人的荣辱得失算得了什么？无私，才能无畏嘛！谭震林的刚直不阿，他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明知将会失败，将会带来个人丢官、祸及全家的严重后果，还是要带头“开炮”，就是坐牢、杀头，也要斗争到底。他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不愧是我们党的中流砥柱！

　　在谭震林下定斗争决心的几天之后，即2月16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成员，按照周恩来签署的开会通知，集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主要议题是讨论研究国务院各口的“抓革命，促生产”。谭震林在考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被层层批斗、打倒，“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把党政机关都搞瘫痪了，怎么“抓生产”？这个“炮”，今天一定要放！会议还没有开始，谭震林刚走进会场里坐下，见张春桥夹着个皮包，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走了过来。他早就想找个机会，责问这伙人为何任意揪斗老干部？那时，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经周恩来具体组织和安排，把江渭清等一批省、市主要负责人接到北京，但陈丕显却被扣在上海。所以，谭震林站起身，对走近眼前的张春桥，劈头第一句就问：“陈丕显为什么不让来北京？”他对张春桥其人，本来没有什么好感。50年代初，他担任华东局领导工作时，已经就《解放日报》上有关“新三反”揭露所谓“官僚主义”的文章，对此人作过批评。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在“文化大革命”中青云直上的张春桥，还真没有想到会有人敢当众向他提出责问！他怔了一下，回答说：“群众不答应啊！”定了定神，又阴阳怪气地补充说：“他来不来北京，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张春桥的回答，愈加激怒了谭震林。他厉声地说：“什么‘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他指着张春桥的鼻子，气愤地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要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搞掉！”他越说越激动，手指在座的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说道：“40年的革命，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横眉怒目，仗义执言，针对“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的倒行逆施，斥责说：“你们批什么‘反动血统论’，结果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不是形而上学吗！”他又说：“蒯大富是什么人？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党。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谭震林把这半年多来憋在肚里的话，像排炮一样射出来。他严正地指出，这一次，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他提高了嗓门，洪亮的话音响彻了会场。这时，“中央文革小组”不光是张春桥，还有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等人也都已到场。谭震林义正词严的斥责，使这伙人感到突如其来，霎时间都张口结舌，惊呆了。谭震林当着这伙人的面，又提出了所谓“渔轮停港”事件【所谓“渔轮停港”事件，是指1967年“一月革命”后，水产部所属各渔业公司的造反队要在渔船上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谭震林和水产部负责人考虑到海上斗争极为复杂，渔船配备有武器、弹药，出了乱子会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决定在非鱼汛期，各港渔船的武器全部移交海军，暂停一段时间出海，集中搞“文化大革命”，然后集中力量“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出海捕鱼。江青、陈伯达却借此大做文章，诬陷谭震林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捏造了耸人听闻的“渔轮停港”事件。】，并指名道姓，直斥江青。他说：“渔船的事情，连着逼了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会场的气氛愈加紧张了起来。至此，谢富治插上了话，讨好地说：“谭老板，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多次保过你，并没有说你是反革命。”这无异于火上加油。谭震林同许多老同志一样，在党的领导下，九死一生打江山，那时，江青这伙人还不知在哪里哩，今天用得着你们来“保”？他拍着座椅的靠手，大声说：“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着，他撩起大衣，拎起公文包，打算离开会场，干脆不参加碰头会了。他愤慨地对张春桥等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为了对党负责，表明一个老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斗争决心，他还当众宣布：“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这就是被诬为“二月逆流”的谭震林带头的“大闹怀仁堂”。矛盾既然揭开了，当然不能一走了之。周恩来是站在谭震林和其他老同志一边的，但处于当时尖锐而复杂的斗争情况下，又是中央政治局的碰头会，他受毛泽东委托召集和主持会议，从全局出发，劝住了谭震林。陈毅也帮着说：“谭老板，不要走，要留在里面斗！”

　　谭震林没有走。他和参加碰头会的老同志一道，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继续唇枪舌剑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余秋里站起来，说道：“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谢富治说：“你们不要这样讲，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经常讲谭老板的好话，这我们都是听到的。”

　　李先念顶他一句：“你不要在这里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中学生组织的‘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都是十几岁的娃娃嘛！”

　　谭震林又忍不住了。他说：“我从来没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指着康生等人说：“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我哪一点反对毛主席！”谢富治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我们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党的利益出发！”

　　谭震林当即顶了回去。他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老干部，是为我们整个党！”李先念接着说：“从《红旗》13期社论以来，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被打倒了！”

　　提到1966年《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周恩来问康生：“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康生竭力掩盖，说不知道，没有看。周恩来又问陈伯达，陈伯达也谎称他“没有看”。

　　谭震林说：“10月5日的‘紧急指示'(按：指军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们总是知道，看过的吧！提出取消党委领导，我看消极面是主要的！”

　　……

　　这次着名的“怀仁堂碰头会议”，曾被党内外广为传颂。这次会议与此前召开的京西宾馆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论争，集中到一点，就是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中央文革小组”一伙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以所谓“群众”的名义取代党的领导，这是“文化大革命”造成“打倒一切”动乱局面的根本原因。谭震林在怀仁堂当众斥责张春桥拉“群众”当幌子，正是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所以，张春桥在接见“红卫兵”时，曾恶狠狠地说：“’二月逆流‘是什么？一句话，’二月逆流‘就是谭震林炮打’中央文革‘！”

　　但是，斗争并没有到此为止。“怀仁堂碰头会议”之际，林彪尚未暴露，仍是“副统帅”。所以，这次会议结束以后，谭震林就给他写了封信。信的内容不限于“抓革命，促生产”，主要是揭露和批判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罪行。谭震林在第二天，即1967年2月17日，将信发给了林彪。

　　谭震林这封信，以他惯有的风格，不转弯，不粉饰，单刀直入，大义凛然，开宗明义地说：

　　“本来，我在今天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把原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的电话中(按：指陈伯达打电话追查”渔轮停港“事件)，第二次是在会上，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谭震林在信中指出，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江青等人“一句话，就把一个人政治生命送掉了”，“真比武则天还凶”！其“手段之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信中历数这伙人煽动揪斗老干部的罪行，说：

　　“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群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谭震林在信的末尾，再次表达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赤胆忠诚，他说：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胸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谭震林1967年2月17日致林彪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