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献身革命60余年，长期担任我党、我军和我国政府的重要领导人。由于他在抗战时期的一段传奇经历，自毛泽东以下的许多老同志、老战友都昵称其为“谭老板”。就是这位刚直不阿的谭老板，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处境下置自身的安危于不顾，面对“四人帮”的淫威毫不畏惧，挺身而出，抵死痛斥江青、张春桥之流的篡党篡国阴谋，遂成“二月逆流”事件。

　　一

　　1902年4月24日，谭震林出生于湖南攸县城关一个贫困家庭。全家靠父亲谭瑞开在县衙的粮房当差维持温饱。由于家里有八个兄妹嗷嗷待哺，人口众多，而父亲的收入微薄，生活艰涩到难以为继。谭震林儿时曾上过两年免学费的私塾，12岁便被家里送到城里太成堂的书纸店当了学徒，每天天不亮起床，擦桌扫地，洗衣做饭，既拿不到工钱，又学不到手艺。后来老板病故，店铺关门，他又进了茶陵县城的徐文元书纸店谋生。从攸县到茶陵30公里，一路上见到不少无家可归以乞讨为生的流浪者，情景十分凄苦，他心情闷闷不乐，对陪护他去茶陵的叔父发誓道：“他日若有成，定要让天下所有的贫苦人有饭吃，有屋住。”

　　书纸作坊里学徒的活计非常累人，除了每天必做的洒扫洗浆等家务杂活，还要完成跟熟练工差不多的工作量，坐在刻着格子的木板前面，拿着黑刷子，刷墨铺纸，一天得印完3000张纸。一个成年人干这些活尚且吃力，何况他是个未成年的少年，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样子他一干便是十年，真正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好在书纸店里有书，这就勾起了谭震林强烈的求知欲望。看着书架上摆满的各种书籍，有《水浒传》、《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东周列国志》等等，他心里发痒，暗暗发愿：“我一定要把这些书都通读一遍。”不过，这些书都是要卖钱的，作为一个不给工资的学徒，他哪里买得起？他只好在白天加紧勤奋地劳作，以博得老板的嘉许，消除对他的戒心。到了晚上，他便将一些书带回住处，待老板一家和同伴们入睡之后，拿棉被或草席堵了窗子，点上青油小灯，一个人仔细阅读。第二天一早不等老板起床，他又悄悄地把书放回到书架上……

　　大概是读书促使谭震林的头脑开了窍，不平的世态又唤起了他的反抗精神，他不再是个逆来顺受的学徒，而是出息成了个二十来岁、血气方刚的青年工人，开始在工友中间崭露头角了。那时，茶陵县城有十多家书纸业店铺。老板们并不是只要工人拼命为他们做工挣钱就满意。他们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任意虐待侮辱。其中有家文苑堂的少老板娘便是个心肠狠毒的泼妇，她经常欺凌店里的雇工。有一次，她竟然毒打了一位在文苑堂做牛做马几十年的老工人，而她的丈夫——那位店里的少老板就是这位老工人一手抱大的。谭震林闻此怒不可遏，只一个时辰就把茶陵全城的书纸业工人串联发动起来。大家一窝蜂拥进了文苑堂，当面找店老板评理算账。那个少老板吓得面如土色，想给工友们赔个不是了事，但谭震林坚决不依，执意要少老板娘出来当众向那位老工人赔礼道歉，不然就要砸掉文苑堂的生意招牌。众怒难犯，少老板只好把堂客(老婆)拖了出来，给老工人下跪赔罪。

　　老板娘给雇工下跪，这在茶陵县城还是第一次。事后，工人们都称赞谭震林有胆量。谭震林则解释道：“没有大家一起发怒，我一个人纵然喊破喉咙也没用。她下跪是因为我们工人齐了心，她才斗不过我们。”

　　那是一个军阀混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就在文苑堂之事不久，湘军陈嘉佑的部队进驻了茶陵，抓了一批穷苦人当挑夫，也把谭震林从下乡收账的途中抓走了。这使他受尽折磨。数月之后，陈部在攸县马鞍山的一场混战中失利。谭震林趁队伍溃退时才逃出虎口，回到了攸县老家。

　　时逢1926年，南方革命军讨伐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北伐战争拉开了粗犷的大幕。旧军阀丧权辱国，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忧患之中。凡是稍有血气的人，无不为国家民族的衰亡而痛心疾首。湖南各县的有志青年在大革命高潮的鼓舞下，纷纷投以满腔热情，迎接北伐军的到来。攸县的革命志士在余来、谭震林、谭嘉言秘密组织下，利用春荒严重之机，成立了“攸县维持民食委员会”，向县署请愿，迫使县知事签署了不准外运谷米的禁令。实际上，这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一次为北伐军筹备军粮的大规模活动，范围涉及湖南、江西数省。当时，攸县的粮仓积谷都掌握在豪绅手里。为防止他们破坏禁令，哄抬粮价，运粮出境，谭震林又发动了码头工人拒绝替豪绅挑粮上船，并串联船工拒绝运粮，更在夜间察看粮仓的动静，这样，终于卡住了谷米的外运。

　　6月，北伐军的叶挺独立团在攸县渌田初战告捷。谭震林带领各行各业的工人走出县城，沿洣水河岸的乡村刷标语、贴传单、送食品，并组织了学校的师生敲锣打鼓慰劳叶挺独立团的官兵。北伐军要过河进城，谭震林又以攸县城区农协的名义积极招募船工，在城东的洣水河上架设了浮桥，帮助独立团顺利抵达攸县城关。这时的谭震林，一身似火，满腔热情，有使不完的劲，表现出了出色的组织才能和宣传鼓动本领。他迅速把在阻粮外运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团结起来，建立了码头工会、船员工会、木业工会、篾业工会、店员工会和缝纫业工会。

　　10月，谭震林经余来、戴述人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时，他将名字改为“震林”。而在此之前，父母亲一直叫他喜起。云从龙，虎从风，虎啸生风撼山林。从此，谭震林踏上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征程。

　　二

　　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北伐的胜利成果变成了国民党向共产党高悬利刃的本钱。刚刚看到一丝曙光的旧中国重又坠人了一片黑暗之中。

　　直到1927年10月，在黑暗中徘徊的谭震林突然见到了希望和生机。毛泽东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打进了茶陵，这是一支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拉起的队伍。茶陵县政府的官吏们闻风丧胆，惊惶逃窜。队伍几乎没费多少劲就捣毁了县衙和监狱，救出了工农运动的骨干，查抄了县金库和管券房，开仓济贫，然后迅即撤离了县城，临走时张贴安民布告。谭震林就是在看到了布告之后才知道这就是咱们自己的队伍。在此之前，因马日事变而使得湖南的工农运动一下子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刽子手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革命者一时血流成河。连谭震林的入党介绍人、中共攸县党支部书记余来也牺牲了。谭震林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辗转流落到了茶陵。

　　谭震林找到了党，犹如游子见到了亲娘。他利用自己人熟地熟的便利条件，很快就把工运骨干聚拢起来。店员、学徒、缝纫、磨工等行业的工会组织相继恢复。不久，县总工会也恢复了，大家一致推举谭震林担任总工会主席。

　　这时，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已经上了井冈山，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茶陵建立了工农兵政府。埃德加·斯诺曾经在他的《西行漫记》中，称这个政府是“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很自然地，谭震林成了这个政府的主席。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政权的第一次实践，为以后党的政权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其实，谭震林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是在这年还要晚些的时候，已经年根岁底了。这是一个非常的日子，革命的深入，到底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恐惧，他们开始纠集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工农革命军被迫撤离了茶陵县城。毛泽东当时正在宁冈，得到消息，便立即带了随行人员赶来与队伍会合。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一场严峻的考验突然横亘在他们面前：队伍的指挥者陈皓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串通了他的副团长、参谋长及1营营长，图谋叛逃投敌。而以宛希先、谭震林为首的一大批干部坚持革命立场，拒绝部队南撤。双方针锋相对，呈剑拔弩张之势。生死关头，毛泽东及时赶到，制止了叛乱，粉碎了陈皓的投敌阴谋。

　　这是谭震林初次会晤毛泽东。他目睹了毛泽东镇定自若，当机立断，采取果断措施，终于使革命队伍转危为安，心中钦佩不已。从此，谭震林便跟随着毛泽东同志，革命信念更加坚定，参加了创建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成为井冈山斗争中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三

　　毛泽东进军井冈山，从而奠定了湘赣根据地的基础。接着朱德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的队伍又闻讯赶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形成一个巨拳，连续胜利地粉碎了湘赣军阀的多次进攻，巩固和扩大了红色根据地。这便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围剿”日益加剧和升级，斗争也日趋尖锐而激烈。

　　这期间，谭震林从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红军第4军第2、第4纵队政治委员的职务上调任第1军团12军政委，同时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又转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对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他是最早的见证人之一，他最早感受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厉害”。

　　毛泽东用兵如神，此言毫不虚饰。湘赣军阀对井冈山根据地作战的连连失利，激怒了蒋介石。他于1931年6月亲任剿总司令，带领30万大军，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湘赣边区，企图挥动“牛刀”“清剿”，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此时的毛泽东，手上仅有3万多人，且处于分散状态。大军压境，刻不容缓，但见他依然是不慌不忙，从容若定。在紧急会议上作出“诱敌深入”的部署之后，他又对罗炳辉、谭震林面授机宜，令他们率部冒暑行军，千里回师赣南待命。

　　在连续打了两个胜仗后，命令来了：“牵住敌人的牛鼻子。”至于怎么个牵法，毛泽东并没有过细的交代。谭震林有自己的领会。蒋介石的目标是想一网将红军打尽，因而担心毛泽东北出临川。12军若向东安佯动，敌人的主力自然会被牵往东北方向。他对军长罗炳辉说：“我看让队伍拉得越长越好。敌人只知道咱们队伍长，却判断不了咱们有多少人，就会造成红军主力北上转移的错觉。”罗军长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挥师北上，沿途扬旗鸣号，并借用红1、红3军团各部队的番号张贴标语、设置路标、书写留言。其声势之浩荡，直令南昌的蒋介石慌了手脚，以为毛泽东要向北“流窜”。于是他紧急调防，“进剿”的各路兵马纷纷改道临川，敌阵一时大乱。而临川一带无穷无尽的深山密林则使红12军如鱼得水，运动自如，唯让“白狗子们”辎重难行，疲惫不堪。待他们发现这并非红军主力时，红军真正的主力却在兴国枫边一带出现了。毛泽东声东击西，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各个击破，连续溃敌7个师，歼敌17个团，毙伤俘敌计3万人，缴枪两万余支，取得了又一次反“围剿”胜利。

　　胜利后的中央苏维埃，地盘再次扩大。赣南和闽西连缀成了一块完整的根据地。谭震林遂被委派到闽西，接受“建立福建全省苏维埃，造成中央苏区巩固的后方”的战斗任务。此时，他正式的职务是红12军政委兼福建军区司令员、政委。

　　四

　　然而，毛泽东的日子并没有因为指挥红军连连取胜而变得好过。相反地，由于党内错误路线的不断抬头，毛泽东逐渐被挤出决策圈。一大批追随他的各级红军指挥员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相同的命运，被挤兑、被放逐、被废黜、被无情地清洗。谭震林自然是被放逐者之一。当时曾掀起过一场反“罗明路线”的狂飚，借批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而打击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谭震林首当其冲地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一顿肆意批判兴师问罪之后，遭解职调离。红军的战斗力受到严重的削弱。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在失去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之后，红军采取了从国外军事教科书中学来的一些“经典”战术，全线御敌于国门之外，终于将部队弄得五劳六伤，七零八落。根据地再也难以坚守下去，转移远征已是势在必行。

　　谭震林不在转移之列，他被留在了闽西，与张鼎丞、邓子恢等人一道坚持游击战争。中央红军的主力已经西征而去，留下来的同志自然成了敌人的“清剿”重点。如何保存自己，展开对敌斗争？1935年4月，闽西党、政、军领导人召开军政委员会，商讨决策。

　　开会时，谭震林于3月间刚刚历经了一次险境，与邓子恢带领两个连队突破了敌宋希濂部36师的重重封锁围攻，跑到了永定县大阜村与张鼎丞的队伍会合，然后合力冲破追袭之敌的包围，到达溪南地区。这一带山高水险，倒是个打游击的好去处。约定的会议地点在赤寨村。村后便是一座高岭，山深林密。他们放出了游动哨，准备万一有变就中止会议钻入山林。会议的组织者是陈潭秋，这是一位谭震林十分敬重的老同志，参加过党的一大，是中共的创建人之一。陈潭秋兴奋地告诉大家，中央在远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地位，他对留守闽西的同志作出了具体的指示，决定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

　　谭震林积愤已久，终于一吐为快。他说：“我们不能做空谈家，高喊什么‘保卫苏区’，现在连房子也没有住的了，还保卫什么？我看还是毛主席说的对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就是要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

　　他还提出了分兵游击的办法。那时，敌人出动“清剿”的兵力有几个师，分布在闽西十几个县。如果部队集中在一起，很容易被发现目标，须迅速分散，各占山头。他的主张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会上确定了整编方案，将部队划分为三个作战分区重新组编。会后，张鼎丞、谭震林就直接率领着红24师的部分官兵以及上杭、永定、龙岩等县的游击队上了双髻山。

　　反“清剿”的斗争是艰苦卓绝的，又是持久的。国民党反动派处心积虑，妄图在“清剿”中扑灭革命的火种。当谭震林率部来到双髻山时，敌人正出动5个师进行疯狂的“驻剿”、“堵剿”、“搜剿”、“追剿”，以几十倍于红军游击队的兵力撒网合围，还采取“移民并村”、“保甲连坐”、“自新自首”、“五光”、“十杀”等高压手段，企图切断群众与红军的联系，将游击队困死、饿死在大山里。面对斗争的新形势，谭震林意识到不仅要依靠群众进行斗争，而且还要使斗争群众化。于是，他带领部队分散进了村寨，领导群众开展反对土豪劣绅收回土地的斗争，抗捐，抗税，开仓放粮，并在斗争中恢复和建立了基层苏维埃政权，也发展了队伍，将群众紧密地团结到了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周围。在谭震林的直接领导下，双髻山游击根据地逐步形成、发展和巩固起来。不久，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也从永定移到了双髻山。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人又与谭震林会合在一起，将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

　　五

　　转眼3年过去。

　　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突变，斗争情况也起了变化。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半年之后的1937年7月7日，又爆发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终于拉开序幕。

　　蒋介石迫于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总算暂时放弃了他的剿共谋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共产党人倡导而形成。自“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已经对垒十年的国共两党，因为一个共同的敌人的出现而站到了同一个战壕里。尽管蒋介石其实并不情愿这样，但大势所趋，他也奈何不得。

　　谭震林所辖的闽西南红军游击队与其他转战在湘、赣、粤、浙、鄂、豫、皖等八省边界14个地区的红军队伍一道，被统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由名将叶挺担任，项英为副军长。谭震林出任第3支队副司令员。当时，新四军不设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实际上就是政委。支队的司令员是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的，支队的工作由谭震林主持。

　　那正是1938年早春时节，皖南山野的杜鹃花竞相开放，姹紫嫣红。谭震林在接受任命的第二天，就陪同叶挺等领导来到支队的驻地溪南检阅部队。早在12年前，谭震林就与叶挺有过交道。当时，一个是北伐军先遣部队的指挥官，一个是地方上支援北伐的组织者，两人有过最初的合作。叶挺说，没有攸县人民的后援，独立团要想取得渌田大捷是不可能的，当时兵贵神速，部队运动得很快，给养全靠地方百姓倾力相助。如今老友相逢，自然欣喜不已。

　　第3支队所辖第5、第6团，分别由闽北和闽东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编而成，第5团团长饶守坤(后为孙仲德)、第6团团长叶飞，每团下辖有3个营。在检阅中，谭震林看到曾经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3支队健儿们，英姿焕发，军容整肃，还有迫击炮、重机枪、轻机枪等武器，高兴地说：“同志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不但发展了队伍，还保存下来这么多武器，真不容易啊！咱们3支队打鬼子有本钱了。”他要求大家切实加强整训，提高军政素质，充分做好开赴前线作战的准备。

　　新四军抗战的枪声很快便打响。5月，部队开始战略部署。3支队随军部行动，经太平移抵南陵土塘；7月，又至泾县，边运动边整训；8月即挺进南(陵)芜(湖)宣(城)地区的正面战场；10月正式接收青弋江防线。从10月30日至11月4日上午，整整6天谭震林亲自指挥了3支队的首次对日军作战。这便是“马家园战斗”，共击溃日军向南陵县马家园的4路进攻，毙伤敌军300余名。紧接着，支队又奉命开进铜陵、繁昌沿江地区布防。

　　当时，铜繁地区名义上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防地，由川军防守。3支队抵达后，川军趁势退出防线。于是，谭震林率部移驻繁昌县中分村，担负起保卫繁昌防线、阻击日军“扫荡”的作战任务。

　　在谭震林的直接领导下，以繁昌为基点，铜南繁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地开展起来了。部队在群众的配合和支持下，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打击敌人，袭击日军的沿江据点，破坏其江防设施和通信、运输线。日军被牵制和袭扰得像陷入了火阵的牛，对新四军又恨又怕，疯狂反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新四军军史上着名的五次“繁昌保卫战”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其中，1939年11月间的几次战斗，战况尤为激烈。谭震林亲率3支队来到前沿阵地，参加了战斗。

　　8日，日军第15师团出动600余名步骑兵，配以迫击炮、重机枪，于拂晓时分三路扑向繁昌城。面对装备精良的来犯之敌，谭震林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充分发挥部队熟悉地形、英勇善战的优势，把繁昌城外东边的峨山头作为主阵地。他一面指挥部队，顶住敌人炮火掩护下的进攻，多次反冲锋，与日军展开白刃战，牢牢守住主阵地；一面布置兵力，在敌人进入繁昌城以后立即从城西门、北门反攻入城，进行巷战。日军既不明城内各处街道，又处于新四军两侧包围中，被打得狼狈不堪，最后只好施放毒气，趁黑逃回据点。此役自晨至晚，苦战一天，毙伤敌军50余名，保卫了繁昌城。

　　6天后，汤口坝血战，又击毙敌酋川岛中佐以下300余人。激战中，为便于指挥，谭震林不顾敌人炮火猛烈，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沿阵地观察战况，组织反击。战事以日军的惨败而结束。

　　又是数天以后，21日，日军为挽回“面子”，再出动2000余人分5路进攻繁昌城。谭震林继续率部沉着应战，针对敌军增调兵力以求决战、速战的心态，先在城外山地进行运动防御，利用地形节节阻击，以疲劳和消耗敌军的战斗力；敌人进城后，又利用峨山头的制高点钳制敌人，展开反复拼搏，使敌军始终处于挨打的境地，最后弃城而逃。

　　繁昌大捷，使得新四军威名大震，连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并致电蒋介石报告3支队在繁昌的战绩。对于这些，谭震林一直头脑清醒，而且对国民党玩弄的小动作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早先他就对把3支队摆在繁昌、铜陵一线固守阵地，替国民党三战区“看大门”而自身得不到发展有情绪，始终保留着自己的看法。那时1、2支队已经深入江南敌后，创建了茅山抗日根据地，不到一年即由原来的4000人发展到1．4万人。而谭震林也早就想去敌后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他的愿望得到了陈毅同志的理解和支持。陈毅建议军部并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决定派遣谭震林去东路，开辟新的战场。

　　六

　　1940年，正是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胶着阶段。毛泽东提出，要打持久战。当时，曾威震苏南东路的江抗义勇军已经由叶飞率领开赴苏北战场。苏南的抗日力量遭到了严重的削弱。这一带又成了敌伪顽横行霸道的地方。

　　苏南东路，以地处宁沪铁路东段而得名，包括苏州、吴县、常熟、昆山、太仓、常州、江阴、无锡等地，是天下闻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经济富庶，东接上海，西通南京，是敌我顽三方的必争之地，也是当时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带。

　　谭震林是在环境异常艰险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前往苏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考虑到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毫不犹豫，当即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田秉秀(葛慧敏)，离开皖南，向苏南东路进发。由于敌人严密封锁了铁路、运河的交通线，部队护送一时不易通过，谭震林急于赴任，就在地下党同志的协助下，乔装成一位姓林的商客，由常州乘火车赶往苏州，再乘船到常熟东乡。为方便起见，同志们这时便都称他“老板”。自此以后，“谭老板”这个外号便伴随了他的一生，连毛主席见了他也是“谭老板”、“谭老板”地叫，这一叫便名播四海了。

　　到达苏南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熟悉，谭震林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同时掌握了第一手情况。他宣布将江抗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为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整编“民抗”和“江抗”，成立教导队，并提出了“巩固苏常太游击区，东出昆嘉青，西入澄锡虞，创建和扩大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行动方针。在他的有效领导下，一个东路抗战的新高潮很快就掀了起来。部队以发展武装和创建根据地为工作重点，分兵向东向西两面作战，开拓新区。至10月，历经大小战斗共50余次，粉碎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和反动势力的进攻，毙伤日军259名、伪军790名，并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控制了大小市镇94个以及广大乡村。部队也由两个支队400多人发展到7个支队3000多人，11月上旬又整编为相当于3个团的3个纵队，教导队也扩大为有3个队的教导大队。这便是6师18旅的前身。

　　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战果的不断扩大，谭震林又适时地提出向东，向南，向着太湖、淀山湖、浙东地区发展的新的斗争目标。在11月6日举行的新“江抗”成立一周年大会上，他发表了题为《东路一年》的讲话，高度赞扬了东路军民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指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江抗”部队的壮大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已经“成为今天东路抗战的灯塔”。

　　“江抗”的抗战声威和发展壮大，使得东路的敌伪军和地方反共顽固势力震惊不安。12月13日，苏州敌军200余人奔袭我张家浜。当地顽固势力胡肇汉部队紧密配合。由于事前截获情报，我设伏于敌前进的路上。经数小时激烈战斗，敌军伤亡惨重，仓皇撤退。张家浜之战显示了我东路部队的威力，增强了抗日军民与敌斗争的信心。在此期间，东路各地各级党组织也由秘密转向公开，各项工作出现蓬勃向上的新局面。干部、群众情绪高涨，信心倍增。根据地建设已然初见规模。

　　七

　　抗战的声势空前，但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积极抗战；蒋介石有自己的算盘要打。他玩的是另一套把戏：先安内，后攘外。就在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为民族的解放而献身的时候，背后却响起了冷枪。

　　皖南事变发生了。

　　这反动的枪声很快便传到了苏南东路。当时，谭震林正忙于改组各地的抗日自卫会，成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他早就不信蒋介石的那一套，认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现在惨案终于发生。义愤之余，谭震林迅速作出肃清根据地内的反共势力、稳定苏南抗战全局的决定。1941年1月下旬，新“江抗”相继击溃了进犯苏常公路一线的国民党江苏省保安3纵队的反共顽军，歼击了奉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之命窜入澄锡公路两侧的“忠义救国军”澄锡虞军事专员兼“江阴县长”王文甫、“忠救军”澄锡虞政治特派员包汉生、别动大队长高杏宝等人所率的几股顽军。31日夜间进行了“桐岐之战”。谭震林命令张开荆、陈挺率领2纵队，在韦永义指挥的“江抗”西路7支队配合下，打垮了日伪顽的联合进攻，歼灭日军警备队长早野所率全部日伪军，打破了“忠义救国军”与日伪军配合夺取东路、策应国民党顽固派发兵进攻苏北的阴谋。

　　这时，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新四军的委任令，陈毅任代理军长，胡服(刘少奇)任政治委员，下辖7个师的建制。谭震林被任命为6师师长兼政委，辖第16、第18旅。谭震林将已改称为新四军第3支队的东路部队改编为18旅，并在锡南地方武装太湖游击支队的护送下，立即渡过太湖，赶到宜兴县闸口镇，亲自领导了第16旅的组编，还成立了茅山、太滆两个保安司令部。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事端愈演愈烈。那位曾在皖南事变中充任总指挥的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又把视线指向了苏南。他指使“忠救军”从皖南出山，截断扬中交通线，占据长江以南沿江要点，偷袭我县、区抗日政权，企图将我抗日武装挤出苏南。

　　敌人的气焰确实嚣张，而我们部队自事变以来更是憋着一肚子气，早就同仇敌忾，摩拳擦掌。谭震林得到情报，顽军进攻我根据地在即。他恼怒地向16旅的干部们挥动着手臂厉声道：“狗东西果然来了，可他们忘了这里是苏南，不是皖南，休想再弄出第二个事变来。这回，咱得替皖南死难的烈士兄弟报仇。他蒋介石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咱就打他个稀里哗啦，叫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

　　5月21日，黄金山战斗打响。国民党第40师118团按顾祝同的指令，进攻我在溧阳北部黄金山丘陵地区驻防的46团阵地。谭震林坐镇指挥，亲自部署战斗，一连4天，粉碎敌人的三次进攻，取得了三战三捷的巨大胜利，共计毙伤敌人200余名，俘敌9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身先士卒是谭震林一贯的指挥作风。打起仗来，哪里枪声激烈他就往哪里跑，警卫员根本拽不住他。他有一个理论：指挥打仗只有亲临前线才能掌握情况，只有掌握了情况才不会搞瞎指挥。10年前在井冈山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谭震林指挥红12军在富田与敌28师展开激战。他的军指索性移到了敌人眼皮底下，直线距离才几百米。正当仗打得酣猛之际，107团团长张荣发派人向他报告，敌人的炮兵已经把炮口对准了军指，请马上转移！这边刚刚撤出指挥所，“轰，轰”两声巨响，敌人的两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原来军指的位置上。谭震林后来还经常念及“张荣发救了军指挥所”，可他自己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什么，一有情况，照样临危不惧朝前跑。他并非鲁莽硬撞，而是胸有成竹。所谓艺高人胆大，正是这个意思。

　　打仗是这样，平时工作也如此。针对敌伪顽的“清剿”、“扫荡”，谭震林意识到要用两只手来抓工作，一手指挥部队向敌人正面进攻，另一手则要搞好统一战线。当时在无锡的甘露镇，有一个地方实力派人物叫杨筱南。这人是流氓出身，因江抗东进时曾收编并带走了他的部队而对共产党怀恨在心；但对日本人他也看不顺眼，心里尚有那么一点爱国情结。经过一番了解、分析，谭震林认为此人值得争取，于是决定亲自登门拜访。许多同志表示反对，认为这太危险，怎么说杨筱南也是杀人不眨眼的地方一霸呀！然而谭震林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硬是只带了夏光等几位随同人员就潇洒地闯进了甘露镇。事实证明，谭震林的分析是对的。杨筱南愿意在联合打击日寇方面与新四军通力合作，并且深为眼前这位林司令(当时谭震林化名林俊)的不凡气度和过人胆识所折服，更因林司令的知遇而感恩戴德。他毕竟是江湖中人，有其固有的豪侠和仗义的一面。迷蒙细雨中，冷面孔，热心肠。洗尘酒过三巡，杨筱南终于向谭震林伸出了大拇指，道出了自己对他的景仰之情，夸他是位抗日的大英雄，打从他来到苏南后，日本人便开始睡觉不安、吃饭不香了，伪军和汉奸更是听到“林司令”的名字就会谈虎色变，闻风丧胆。

　　通过洽商，杨筱南同意与新四军互不侵犯，并允许抗日民主政府中的民运工作人员到甘露镇开展抗日活动，设立办事处。第二天，他还在镇上的新生大戏院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告自己与新四军的抗日协议，请谭震林上台讲话，向老百姓介绍这位英名远播的“林司令”。一时群情振奋。

　　以后，杨筱南真的很负责地履行了与谭震林达成的这份君子协议，对苏南地方党和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一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他曾对前来开展工作的抗日干部说：“我对林司令很佩服。你们公开到我这里来，我姓杨的担保没有人敢碰你们一根汗毛。”

　　八

　　不久，日军的“清乡”开始了。这有别于那种突然的、间歇性的“扫荡”，是敌人有充分准备的、长期的、军事与政治相配合的动作。

　　面对敌伪顽夹击的严峻局面，谭震林果断地决定把主力从苏常太中心地区转移到外线分头出击。16旅在丹阳延陵一带拔除敌人据点。18旅横扫太湖之敌，直逼苏州城下，以分散敌人兵力，配合苏常太内线作战。然而，敌人这一次“清乡”是有其战略目的的，并不因我各方面的进攻而动摇他们的计划，而是不惜代价，继续实行逐乡逐村的梳篦式的反复“清剿”。9月22日，由“忠救军”充当先导，日伪军自东向西进入澄锡虞地区进行第二期“清乡”。谭震林亲临前沿指挥所，指挥部队一举打垮了向西石桥扑来的2000余名“忠救军”的进攻。

　　但形势依然严峻，尤其是16旅活动的丹北以南的茅山地区，斗争显得异常激烈而复杂。11月28日凌晨，日军出动步骑炮联合兵种3000余人，乘晨雾弥漫之机，向16旅旅部驻地溧阳塘马村发起大规模进攻。此时，苏皖特委、苏南行署、苏南保安司令部的负责人恰好全在这里集中开会。情况万分危急，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当即指挥部队奋起阻击。在掩护旅部及党政机关1000多人转移以后，罗、廖两人均陷入敌军的重围，在率部突围时浴血奋战，直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噩耗传至苏北6师师部，谭震林失声恸哭，为失去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而痛心疾首。思来想去，他决定亲自去一趟茅山。

　　他妻子葛慧敏感到惊愕：“茅山？你如何去得？”

　　葛慧敏的担心不无道理。从江高宝到茅山路程遥远，且必须要过长江、穿过敌人的封锁区，眼下“清乡”正闹腾得起劲呢！沿途的岗哨林立，障碍重重，铁路两旁已架上了电网，运河与湖荡里的船只都被据点控制住了，只身前往实在是危险性太大。

　　然而，谭震林说：“我必须去，没有别的选择！16旅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牺牲了这么多的同志，我不去重整旗鼓，怎么行？”

　　葛慧敏明白了，很难再作劝阻，他已经是置家庭安危与个人生死于不顾，早做好牺牲的准备了，此身虽在江北，但心思却已飞向了茅山。于是，她只好改劝阻为叮嘱，并吩咐两位同行的警卫员千万小心。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12月初，谭震林再次化装成豆行老板模样，南渡长江，闯入了腥风血雨之下的苏南。途中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特别是在新丰镇过沪宁铁路封锁线时，走在前面的一位警卫员被伪军哨兵看出了疑点，扣住盘问。谭震林见势不好，赶紧与另一位警卫员疾步奔走，硬闯了过去。被扣的那位警卫员也在混乱中逃了出来。

　　经过日夜兼程的艰难跋涉，谭震林终于抵达茅山，与地、县委的同志会合。经历了这么多的事，亲人再度重逢，自是激情难捺。

　　谭震林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坚持茅山敌后的艰苦斗争，在战略上配合了华中广大地区新四军的胜利发展。我这次来，没有给你们带来一个兵、一条枪，但我带来了党中央和军首长对你们的感谢和慰问！”

　　他的话使许多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胸中顿时像升起了一团烈火，情绪逐渐高昂，同声唱起了《繁昌战歌》和《黄金山三战三捷》。

　　经过整顿，16旅终于稳定下来。谭震林再度精兵简政，首先精简旅团机关，补充战斗部队，借以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同时又帮助江南区党委从苏南东路、浙西调来一批领导骨干，充实茅山根据地的地、县、区各级党政机关；另外还选调不少有经验的干部和专业人员，加强地方财政和部队的军工、医疗工作，使得茅山像是狂风暴雨中的一座坚实的小岛，屹立于不败之地。

　　直到1942年5月，谭震林奉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离开茅山，经淮南赶赴盐城，前往军部。

　　这时，他已被任命为军政治部主任。

　　九

　　1942年年底，谭震林奉命来到了淮南，领导根据地的抗日工作。

　　自从新四军军部从盐阜地区移驻津浦路东的盱眙县黄花塘以后，淮南这块地盘的战略位置便变得重要起来。它既要粉碎日军频繁的“清乡”、“扫荡”，又要反击津浦路西桂系反共顽军的不断进攻。这里局势的变化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整个华中战局的安危。

　　谭震林又一次临危受命。当时，战争的摧残，敌人的封锁，给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从日军残酷的“三光”政策之下逃脱出来的山东难民，也饥寒交迫地大批涌向津浦铁路沿线两侧的乡村。面对这一严重的形势，谭震林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给各级组织部署救灾任务，提出了“不许饿死一个人”的要求。他一门心思扑在了工作上，就连自己出生才几个月的孩子病危也顾不上去照看一眼。

　　葛慧敏只得抱着孩子去恳求医生：“震林同志40岁得子，该有多宝贝啊！只是前线任务太重，战斗太紧张，他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自己了。孩子若有一线希望，也只好拜托医生设法救治。不然，我怎么向震林同志交代……”

　　然而谭震林却非常关心战友的生活与健康。那时，罗炳辉也在淮南，负责2师的领导工作。他俩在井冈山时期在红12军共同工作，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如今再度重逢在新的战场，自然备感亲切。见面后，得知老战友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还在前方坚持指挥打仗，谭震林深为感动，一再叮嘱他要劳逸适度，珍重身体。后来罗的病情加重，谭震林亲自作出安排，在路东选择安定的地点，强迫他去治病休养。

　　工作上，谭震林坐镇路西，领导和指挥广大军民开展反“扫荡”、反摩擦的斗争，在敌伪顽夹击的严峻形势下，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对西防御”的战略方针，沉着果断地进行积极防御。1944年11月，谭震林亲自来到第5旅指挥所，统一指挥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运用游击战术，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反“扫荡”战斗，粉碎了7000余名日伪军分7路向路西根据地的中心区藕塘一带的进攻；紧接着，分割包围并全歼了进犯占鸡冈新四军阵地的桂军171师1600余人。另有数百名桂军在突围中途被歼。这些胜利，不仅巩固了路西，保障了路东根据地的安全，而且策应了坚持皖江抗战的新四军第7师的斗争，保障了2师与7师之间的联系，扭转了路西地区斗争的困难局面。

　　转眼间，到了抗日战争的最后关头，胜利在即，但斗争尤为严酷。中央军委对谭震林有新的任命，派他出任苏浙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是粟裕。但因敌情突起变化，谭震林仍然留守路西，继续领导淮南的斗争。当时国民党为了与我争夺地盘，有意使摩擦升级。桂军171师继续调集部队向淮南路西发动进攻。忍无可忍之下，谭震林亲自部署了黄疃庙战役。是役重创了进犯之敌，俘获桂顽团长以下1300余人，歼灭2300余人，缴获迫击炮5门、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100余支。

　　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罗炳辉、谭震林指挥部队向津浦、淮南两条铁路线的日伪军奋勇进击，拔除敌人据点，歼灭一切敢于顽抗拒降之敌，相继收复盱眙、嘉山、来安、天长、六合、定远等六座县城，切断津浦线，进逼滁县，形成南京处于兵临城下的态势，争取了汪伪“首都”南京警卫第3师钟健魂部3000余人起义。截至1945年抗战胜利，淮南解放区共建立了17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拥有330余万人口，新四军2师暨淮南军区所属武装力量发展至5万人。谭震林在淮南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服从组织，听从调遣，不畏艰险，勇于负责，与广大军民同甘共苦，一直坚持到淮南抗战的最后胜利。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至此，历时8年之久的浴血全国抗战胜利结束。

　　就在这一年，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谭震林当选为中央委员。

　　十

　　在淮南时，谭震林曾接到出任苏浙军区政委的任命，但由于局势突变而未能到任。一年后，他和粟裕终于走到了一起，分别任华中野战军的政委和司令员。粟裕性格沉稳，善动脑筋，打起仗来很讲究章法，是我党军事干部里出了名的谋将。而谭震林则以做丝丝入扣的政治思想工作见长，快人快语，作风泼辣干练，擅鼓动，能演讲，感召力特别强。两人的合作可谓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打起仗来，他们两人一同在前线指挥战斗。谭震林总是身穿与战士一样的粗布灰军装，腰间扎着宽皮带，显得格外洒脱、精神。他没有固定的指挥位置，哪里有战斗，哪里就能看到他那灰布军装的身影。他手里那支左轮手枪，还是在苏南时缴获日军的战利品，经常擦得亮亮的，伴随他指挥战斗。直到后来全国解放，他仍然珍藏着它，视为爱物。

　　时值日寇投降不久，欢庆胜利的锣鼓声和鞭炮声尚萦绕在人们的耳际，蒋介石就撕掉了他和平的假面具。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

　　陈诚狂妄地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请诸位耐心地等待三五个月，就能看到中共的军队将在我强大的军事手段下土崩瓦解，如鸟兽散。”国民党军把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中原和苏中，调遣第一绥靖区所属5个整编师15个旅约12万之众的兵力，集结于长江北岸的南通、靖江、泰兴、泰州一线，企图先以重兵占领如皋、海安，然后北取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淮阴，配合徐州方向的国民党军进攻。

　　就这样，苏中战役拉开了帷幕。当时，苏中的参战部队仅有第1、第6师，加上由地方武装升级的7纵、10纵，约3万人，数量上弱于对手。敌人认为我新四军兵力“为数不多”，扬言“收复苏北，易如反掌”，又自恃有美式装备、武器精良，骄横不可一世。粟裕与谭震林认识到首要的环节就是要抓准敌人“骄兵必败”的致命弱点，发扬我正义之师、士气高昂的根本优势，沉着应战，以夺取首战的胜利。谭震林率先在部队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部队随时准备自卫，防止国民党大举进攻，指出我方的劣势并不是绝对的，分析了夺取自卫战争胜利的有利因素，同时提出了华中部队的三件大事：备战、练兵和整编。接着，他又在部队刊物上撰文《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开始打”的指示》，号召军民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指出对于敌人的进攻，我们不但要打破，而且一定能够打破。他的这些讲话和文章战斗性很强，鼓起了广大军民的胜利信心。

　　7月13日，苏中战役打响。首战即歼敌整编第83师19旅两个团、旅属山炮营及63旅1个营，共3000余人。至8月27日，我连续作战7次，七战七捷，共歼敌6个旅、5个交通警察大队，计5．3万余人，占正面进攻之敌全部兵力的1／3。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苏中大捷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到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接着，宿北战役打响。我歼击向宿迁北部地区大举进攻的国民党军。陈毅坐镇统筹全局，粟裕指挥山东、华中野战军部队协同作战。为配合打好这次战役，谭震林担负了艰巨的打援任务。他分工亲率一个指挥所，先期抵达涟水城北郊，负责指挥部队阻击增援之敌，展开激烈的涟水保卫战。号称“王牌军”的张灵甫整编第74师于12月3日向涟水城发起进攻。在谭震林的指挥下，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牢牢地牵制了敌人兵力，顽强地坚守城池达13天，然后撤出。

　　似乎这种指挥阻击援敌的大仗、恶仗成了谭震林的专利。随后进行的鲁南、莱芜、孟良崮等重大战役，都是由谭震林担负了打援的艰苦任务。电影《南征北战》便真实地再现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谭震林着眼全局，号召阻击部队指战员树立以局部换取全局胜利的思想，发扬不怕牺牲、英勇顽强、轮番作战的精神，以少量部队抵御大量来援之敌，并给敌人以重创。

　　宿北战役后，国民党“三到五个月解决中共军队”的狂言落空。蒋介石恼羞成怒，再次调兵遣将，向鲁南“追剿”，企图伺机“决战”。华中野战军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的统一指挥下，迅速转入山东战场，与山东野战军一道，协同作战，又取得了鲁南战役的胜利。‘

　　1947年1月下旬，我建立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粟裕，谭震林出任副政委。

　　1948年9月，济南战役结束，歼敌8．4万余人。至此，山东全境宣告解放。

　　11月，淮海战役打响。作为总前委负责人之一的谭震林，四次受命，亲率山东兵团先后完成了指挥部队策应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围歼黄百韬兵团进行徐南阻击战和围歼杜聿明集团等重大战斗任务，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十一

　　全国解放后，谭震林来到浙江主持工作。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但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还得要把经济工作搞上去。浙江是一个农业大省，因而谭震林将目光转向了广大的乡村。他还不厌其烦地向军队和地方的同志反复讲述新形势下把党的工作重心移向农村的必要性。

　　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谭震林提出了农村工作将在原来的剿匪、反霸、生产、征粮四大任务里增补减租、组织大多数群众等两项内容。这是他在经过了一番反复的考察之后，了解到广大贫苦农民的迫切需要，实事求是地提出来的。稍后，他向毛泽东递上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报告》，就反霸、减租斗争中八个政策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刮目相看，不禁对这位相识于20多年前的同乡战友有了新的认识。他对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说：“震林同志的报告我看很好，很有用，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应该转发给各地参酌施行。”

　　大概就是从这以后，毛泽东对谭震林有了一种印象：他懂得经济，善抓农业。

　　1954年12月，谭震林从中共华东局书记的位置上调到北京，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

　　十二

　　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共和国的经济在那些年里的确走了不少弯路。但尽管如此，到1966年，全国在农、林、牧、副、渔各业都出现了全面发展的势头，有的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水平。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最终又将国家的经济建设掷入崩溃的边缘。在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谭震林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及其选出的政治局、书记处成员的绝大多数一起，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疾恶如仇，刚直不阿，不顾个人荣辱安危，与林彪、“四人帮”打倒一切、乱党乱国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67年，上海发生所谓“一月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不断升级，席卷了全国城乡。“造反有理”的口号一时响彻天南海北。

　　对此，谭震林忧心忡忡。在一次与毛泽东的见面中，他向这位自己崇拜了一辈子的伟大领袖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他说：“主席，我们跟您干革命多年了，没见过这种搞法的。’打倒一切‘，不就乱套了么！”

　　毛泽东不以为然：“你革命，娃娃们就不革命了！造反总是有理的。当年你舍得一身剐，为什么今天却看不得别人拉皇帝、太监下马呢！”

　　谭震林半晌无语。

　　毛泽东提议：“你这个谭老板，看来要加强学习呢，不学习要落伍啊！”

　　谭震林苦笑，声音里不无忧愤：“学什么！现在主席的思想走得太快了。我是跟不上了，只好不跟！”他的犟脾气又上来了。

　　按说，毛泽东是喜欢他的这种炮筒子个性的，有话一吐为快，心中不存私怨，此时见他牢骚满腹，便“嗯”了一声，不置可否。

　　2月，忍无可忍的谭震林与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一道，在中南海怀仁堂对“文革领导小组”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谭震林还是老脾气，遇事便要仗义执言，打抱不平。面对着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人的丑恶嘴脸，他拍案而起，痛斥他们拉大旗作虎皮、打倒老干部、搅乱党心民心的无耻罪行。

　　这便是后来曾被许多文艺作品反复演义过、当时却是讳莫如深的所谓“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事件。其实，不光谭震林拍案而起，所有的老帅们也都愤怒地拍了桌子，而真正将手指拍得骨折的则是叶帅剑英。

　　自此，谭震林与其他的老同志一样，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

　　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谭震林才从痛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在党的第十、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来他又当选为中顾委副主任。

　　1983年9月30日，谭震林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走完了他光辉而伟大的人生路程，骨灰安葬在他的故乡湖南攸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