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同志是我最尊敬的领导人之一。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在他直接指挥下战斗工作了40多年，对他的高尚品格和卓越功绩，永记心中。我们曾跟随他一起战斗过的人，大家回忆起来，无不对粟裕同志充满了爱戴、崇敬和怀念的感情。

　　一

　　我初次见到粟裕同志是在1938年4月间，当时，新四军在南昌宣告成立不久，军部转移到安徽歙县的岩寺地区。陈毅同志派我到即将组建的新四军挺进江南先遣支队工作。他告诉我：先遣支队由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钟期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你去给他当侦察参谋。粟裕同志是红军时期的名将，早在长征以前，我在湘赣苏区就听说过，他和寻淮洲同志率领红7军团东进抗日，而后又转战赣东北，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指挥员。我将在他直接指挥下战斗工作，心里十分高兴。在先遣支队驻地，我向粟司令员报到。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问我：“长征后期做什么工作？部队缩编了又干什么工作？”我一一作了回答，粟裕同志又扼要地谈了支队的有关情况，他特别感激陈毅同志，说：“陈毅同志把强兵能将都调来给我了。”这话我开始工作以后才明白，原来调到先遣支队司令部的同志，不少都是陈毅同志身边得力的工作人员，其中有陈老总的副官，1928年参军的红军干部曹鸿胜，测绘参谋王培臣等。粟裕同志的话，是在赞叹陈老总对先遣支队的支持。此后，我在粟裕司令员直接领导的支队司令部里工作，他指挥作战和用兵的真知灼见和卓越胆识，给了我极为深刻的教育。

　　粟裕同志善于运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调动部属的战斗积极性和创造性。5月11日，先遣支队到达南陵县城，第二天，我们就要进入敌占区，通过友军驻地和日伪封锁线。粟裕同志向全体同志进行动员。他围绕向江南挺进，到敌后发展游击根据地的思想，精辟地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敌、我、友的情况，说明我们先遣支队进入江南地区活动，完全有条件发展游击战争。当时，先遣支队是由1、2、3支队的侦察分队组成的，共3个连500多人，来自十几个单位，经过粟裕同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动员，大家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结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5月12日的天亮前，粟司令员命令我带着5名侦察员提前出发，摸清我们要经过的青弋江，以及东门渡等处几十里敌伪地区的情况，并和友军联络。我同5个侦察员分成两个组，向铁路两头察看地形，然后让4名侦察员分别担任观察警戒，并规定联络信号。我带一名侦察员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去接应部队，并将情况报告粟司令员，他说很好。接着问我：“张参谋，敌人铁甲车开来，在比较远的地方能发现吗？”我说：“不知道怎么发现。”粟司令员便走近铁轨，蹲下去用耳朵贴在铁轨上，又用手轻轻抚摸铁轨。他说，这样做，如果有铁甲车，你在较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铁轨传来的声响。粟司令员亲自指挥部队，并告诉同志们注意，过铁路时可能遇到敌人的铁甲车，铁甲车上的探照灯很亮，照得四周像白天。如果碰到铁甲车，就地卧倒不要动，这样它就看不到我们。当晚。我们顺利通过了这段敌人封锁线。粟裕同志就是这样循循善诱地启发和调动部属的积极性，同时又脚踏实地为下级创造发挥积极性的充分条件。我那时虽然在粟裕同志领导下工作时间还不长，但是感到心悦诚服，为之敬佩，心想有这样好的领导指挥我们，还有什么艰难险阻挡得住？

　　粟裕同志是军政兼优的革命家，他善于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团结社会上各阶层人士为民族的解放贡献力量。我们先遣支队所要经过的皖苏地区，当时的社会情况相当复杂，各派政治力量活动频繁。粟裕同志心里时刻不忘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广泛地争取和团结抗日力量而工作。尽管我们这支队伍来去匆匆，行踪不定，然而，他从不放过一次宣传和争取各阶层共同抗日的机会。

　　5月13日，我们通过了五六道封锁线，到达江宁县的叶家庄。司令部就驻在曾任过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的叶文明先生家里。有一天，叶先生问：“粟司令，有件事要请教你。”粟司令员说：“叶先生有什么事尽管说，一些事情一时弄不通，大家商量，何言请教呢？”叶先生说：“请问贵军到此何干？”粟司令员说：“我们新四军到这儿来是为消灭我们民族共同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叶先生又说：“果真是这样，我以朋友的身份斗胆奉劝你几句，你们说的抗日大道理是非常正确的；你们这支部队作为抗日宣传队，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真要同日军交战，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国军几十万大军，还有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在上海、南京都遭到惨败，何况你们呢？”粟司令员说：“叶先生，你是只看到了我们部队现在武器装备差。我军以现在这样的武器装备，在十年内战中，屡次打败了武器装备强过自己百倍的蒋军。今天，日寇的武器装备尽管比我们中国强，但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特别我们进行的是民族战争，只要我们和各界人士团结一致，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强盗。”叶先生听了点头说：“粟司令，你说的我完全相信。你们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围追堵截都没法阻挡你们。由此可以料想，日本侵略军将来也一定会败在你们手下。”我们那时很年轻，目睹粟裕同志如此高瞻远瞩做工作，总感到他的身上有一种气度和力量，即使像叶文明这样阅世很深的人，也不能不为之佩服。

　　粟裕同志最善于以政治眼光指挥战斗，又以军事胜利来影响全局。我们先遣支队挺进江南敌后近一个月，粟裕同志向我们分析了情况：“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惨败，上海、南京失守，整个江南非常混乱，汉奸乘机活动建立伪政权；一些流氓土匪也假借抗日拉队伍，自称司令(如朱永祥、余宗承等)，压榨人民，烧杀抢掠。一些人因对抗战失去信心，而我们武器装备差，经费困难，又缺乏平原水网地区作战经验，更没有同外国军队打过仗。我们挺进江南，第一仗十分重要，一定要打个胜仗。”6月中旬的一天，黄昏后，我们从铜山出发，东渡秦淮，越过京杭公路，抵达夏家边附近。接着又走了两天的泥水路，来到了新桥附近的金家边。除一部兵力留在金家边外，其他人员轻装，在粟裕司令员带领下，奔袭南京至镇江的下蜀火车站。我们破坏了车站东西两侧的铁路和电线，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抗日宣传工作。当晚我们撤回金家边，随即兵分两路，电台和勤杂人员由副官处主任陈荷龙带领，到东昌街东北山边的一个小村庄隐蔽；2支队侦察连和2团的两个连由粟司令员带领，到东昌街附近的韦冈，伏击可能由镇江和句容方向来的敌人。

　　6月17日，由镇江方向开来5辆日军汽车，当第一辆汽车离我们只有50米远时，侦察连的机枪手一个点射，击毙了驾驶汽车的日本兵。后面的4辆汽车，一辆挨一辆停下，驾驶汽车的日本兵一个个被打死。这时有两个日本军官右手高举军刀，带领剩下的二十几个日本兵，号叫着向我们冲来，我们的伏兵从四面八方冲向敌人。日本兵看到自己被包围，准备用刺刀拼杀。我们则用刺刀长矛向敌兵捅去，还有的同志抓起烂泥巴往日本兵的面部和眼睛上乱丢，有的日本兵眼睛被烂泥巴击中，我们的战士就趁机缴了他们的枪。经过近一个小时战斗，这股敌人全部被消灭，共计打死日军土井少佐、梅泽大尉以下30多人，缴获步枪12支、手枪两支、军刀两把、望远镜两具、军旗一面、日钞近万元，烧毁日军汽车5辆。韦冈战斗是我新四军挺进江南后的第一仗，影响所及，如黑夜中的火种，燃起了江南人民抗日的熊熊烈火。

　　韦冈战斗后，粟裕同志处理了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国民党战区的一个游击司令部派来两个人，向我们要日本步枪两支、手枪1支、军刀1把、望远镜1具、军大衣1件、军帽1顶、皮鞋1双等。甚至要以1挺机枪换1支日本步枪。粟司令员根本不同意交换，他对来人说：“你们要，我们可以送给你们，只要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打个收条给我们。”此人看我们新四军不好骗，就灰溜溜走了。我们说：“粟司令，人家出高价同我们交换，赚钱的生意你不做，还要白送他们。”粟司令员笑眯眯地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小傻瓜，如果按来人的意思做了，我们就上当了。国民党若得到这些日本武器装备，就可以拍照片，到处吹牛皮，说这仗是他们打的。”经粟裕同志指点，我们才醒悟。他还经常教育我们，凡事都要考虑到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大局。

　　二

　　1938年初秋，粟裕同志带领我们完成了挺进江南，了解情况的任务，主力跟进以后，先遣支队各自归回建制。1939年秋天，粟裕同志又调江南指挥部任副指挥，协助陈毅同志在江南和茅山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我回到1支队2团，仍在陈、粟首长的直接指挥下战斗和工作。从1938年8月开始，我们支队在地方游击队和民兵配合下，连续打了许多胜仗。这些胜利都凝结着陈毅和粟裕同志的心血。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粟裕同志常常提醒和教育我们，指挥员要具有因时因地、针对敌情、斗智斗勇、灵活用兵的作战思想原则。

　　“两军相逢勇者胜”，这是粟裕同志根据人民军队的特点和他自己多年实践的经验，反复强调的一个用兵原则。1939年春节前后，我们2团所进行的东湾战斗，袭击延陵镇，粉碎日寇上下会(即丹阳、句容公路以北地区)“扫荡”，消灭“扫荡”九里的日军等，这些战斗一仗比一仗打得利索，开始歼灭日伪军百余人，接着便是200、300的全歼据点敌人。胜仗是多种因素组成的，但从主观上讲，勇敢起了决定因素。在那艰苦的抗战时期，陈、粟指挥下的几个团长张正坤、叶飞、陶勇、王必成，他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被当地人民称为英勇善战的“老虎”。这些部队随着形势的发展，日益壮大，勇猛战斗的作风代代相传，成为传家宝。

　　“以智取胜，以谋制敌”，也是粟裕同志指挥和用兵原则。如果从认识粟裕同志算起，我在他指挥下打过的仗有百余次，无论大仗小仗，还是进攻防御，野战攻坚。尽管战斗形式复杂多样，作战地区各不相同，作战对象五花八门，然而给我感受最深的是粟裕同志非常注重用智用谋。所以，他指挥和用兵放得开，收得拢，打得狠。有许多时候，战场形势艰险恶劣，他遇险不惊，化险为夷；战情瞬息万变，他坚韧沉着，保持主动；战机转换莫测，他果断机敏，指挥自如。我们作为下级指挥员，接受任务时，粟裕同志总是精心部署，细致安排，有原则，有要领，又留有发挥部属积极性的广阔余地，听了他的要求，不仅思想开朗，而且从不为难。1939年夏天，我们2团所进行的陈杭桥伏击战，围困西夏墅据点，还有贺甲村战斗，九里反“扫荡”，这些战斗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了围城打援、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先围后歼、重点突破、迂回包围等各种灵活的战术，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这些战斗是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下展开的，粟裕同志指示我们找敌弱点打，不打则已，打则打狠。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我们精心组织部队，如遇多路敌人，我们则择其一路，打得狠，全歼一部。九里反“扫荡”是一次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势下的胜仗。为什么能够胜利完成任务呢？粟裕同志反复嘱咐我们不鲁莽硬拼，不轻举妄动，同敌人斗智斗谋，结果打了胜仗。重智谋而取胜，这个重要的指挥和用兵原则，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在长期的军事生活中，成为我的座右铭。

　　“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粟裕同志运用这个原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解放战争时期，华中战场上，着名的“七战七捷”，显示了粟裕同志指挥大兵团作战的高超艺术和卓越的才能。为了实现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华中野战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战，粟裕同志协助陈毅同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大江南北，苏鲁豫皖浙的土地上，千军万马纵横驰骋，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粟裕同志指挥和用兵不拘一格，怎样能够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采用怎样有效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1947年5月莱芜战役前，陈、粟两位首长做了周密的战役部署。我当时在7纵19旅任副旅长兼参谋长，两位领导亲自向我交代，要我带领19旅所属一个团，同时把野战军特务团调给我，配备一部电台，直接同野司联系。我的任务是：在涟水和徐州之间的沭阳地区，将国民党张灵甫的整编74师阻击于陇海路以南，不让它北上，保证主力集结，准备下一战役。在敌人南北对进，逼我会战鲁南的情况下，北面王耀武的副指挥李仙洲所部，突出于鲁中山区的莱芜地区，我军挥师北上，打了十几天的阻击，完成陈粟首长交给的任务，归建后，随即北上参战。此次战役，我军舍南就北，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敌7个旅(师)共5．6万余人，李仙洲被生俘。1948年，我军转入战略进攻，我参加了潍县、睢杞、济南、淮海、渡江、淞沪等战役。在这些载入史册的战役胜利中，我作为一个下级指挥员，常常从电报、命令和指示中感受到粟裕同志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用兵灵活，常能出敌不意出奇兵，或连续转用兵力，判断和掌握对整个战役有决定影响的转折点，达成主要环节上的优势，夺取战役胜利。长期以来，我作为粟裕同志的一个部属，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教益。他对下级总是谆谆诱导，严格、诚恳、耐心。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如果说自己还能为党为军队建设做一点事情，这是党培养的结果，其中也与粟裕同志热心的传帮带分不开。

　　三

　　粟裕同志是一位从士兵成长起来的我军优秀的高级将领。他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战斗生涯里建立的光辉业绩，是激励后人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增光添辉的巨大力量。

　　当前，我们的国家和军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我们军队向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在许多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我深切地感到，作一个有时代感的军人，粟裕同志的精神风貌不正是我们所要继承、发扬以至刻意追求的吗？

　　粟裕同志有着革命的胆略和科学的战略思想相结合的特点。他善于纵观全局，开创新路，驾驭战争中艰难险阻的关节。他立足于解放自己的民族和人民，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的总目标，想大事，做大事，然而又从最具体的事情先做起。他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同时又亲临第一线，身先士卒现地指挥。粟裕同志的这种精神正是80年代所需要造就的新一代军人的精神。我们要培养一批又一批服从于和服务于党的总目标、总任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一代人，粟裕同志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