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想法，日本人假定上海——南京——杭州三角洲和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是中央军和南京政府的大本营。他们对中国内部四分五裂深信不疑，因而认定中央军不会放弃这块领土和政治据点，特别是在抵挡日军推进受到重大损失后更是如此；否则就会丧失它在其他中国军队中的领袖地位。他们还假定中央军对其他中国军队的领导权，是依靠它对长江下游的控制。在全中国，这个地区现代交通最发达，农业最富庶，且工业先进，商业繁荣。同时也是外国商业和上海金融的利益紧密相连的地区。

　　所有这些，对南京政府来说是有利的。它依靠这些，向内地省份扩大它的控制。日本的高级司令官不相信，中国政府把它的主力撤退到内地而不引起中央军和各省地方军之间尖锐的新冲突。

　　日本人的估计已被证明是完全错了。在上海甚至也未见到“闪电战”起什么作用。虽然中国人控制下的上海大部分地区是处在日本海军的直接威胁下，但战斗还是持续了三个月，并迫使日本的进攻部队逐渐增加到十三个师。保卫上海时，也不是中国中央军在单独作战，很多省的师也参加了战斗，并服从中央的指挥。在上海英勇抗战的三个月中和华北大部被日本占领时，民族统一战线面对日本侵略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中国人被迫撤离上海时，局势已经清楚了，那就是中国政府可以从容地建立一个新首都，可以按照战略需要井井有条地撤退它的主力，而不会有政治分裂的后顾之忧。抗战已经变成全国范围的了，所有的军队也都自愿置于中央的指挥之下。

　　这样一来，日本计划的主要结构破产了。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变成了现实，日本人寄予希望的“闪电战”失灵了。甚至在这个阶段的初期，中国的统一战线，就已经为同日本侵略者交战创造了作战条件。上海战斗仅仅是一个序幕，日本人紧随着中国军队的撤退，深入到广阔的中国内地。中国人从上海撤出后，接着又从上海——南京——杭州三角洲匆匆撤退。这时日本人非常得意，以为这个地区即将变成日本的后方基地和交通区，他们就可以依靠这里进入中国内地进行长期作战。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随着日本占领区的扩大和日益向中国内地的入侵，这里已变成了它在华中和长江南北的交通要冲。因此，对中国的防御计划来说，变三角洲为游击区，在日本战线的后方开辟新的较大的“战线”，就变得极为重要了。

　　在三角洲发展游击战的最初尝试失败了。这里交通最发达，与京沪路相平行的一侧是公路，另一侧是长江。长江又宽又深，日本的海军完全可以自由通行。另外，有公路和铁路把上海和杭州连接起来，而杭州又是芜(湖)杭(州)公路的终点。整个长江下游，在安徽境内的长江沿岸，在南京和上海之间，布满了湖泊、河流，还有运河。特别在港湾一带，有蛛网似的水道相连。很多城市和农村，被灌溉渠道环绕着，而且这里没有大山，只有小丘陵。从地形上来说，要在这里进行游击战是相当不利的。此外，日本人摧毁了城市和农村，特别在交通要道附近向居民进行了全面进攻，把这一地区搞得一片荒凉。这样一来，中国抵抗的主要中心便向内地转移了，大多数激进民族主义者，包括知识分子，都跟政府和中央军走了。的确，要在这里组织游击战是困难的，因为不论中央或地方军，都没有经验，也没有在游击组织中受过训。相反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内战岁月里，在对付中国红军的游击战中都吃过败仗。总的看来，长江下游地形不利，加上日军装备精良而又残忍无比，要对付普通的游击队是绰绰有余的。因此，要在这里开展游击战，必须做到：训练骨干，大力灌输“人民战争”思想，以反对日本人；在有丰富经验的司令员和一定数量的参谋人员指导下，建立起具有灵活性和纪律性的革命军队的核心。这些人只能在共产党人中才找得到，他们经过了十年游击战争的考验。

　　当红军在一九三四年开始从中国南部的江西向遥远的西北进行长征时，留下了由项英指挥的几支小部队，来掩护主力从江西撤退。一九三八年春，在江西、福建和湖南的一些山区英勇坚持下来的小部队，接到中央军指挥部的号令，命他们到安徽和江苏的边沿去建立据点，并从那里到日本人占领的长江下游进行游击战。于是，这些经过重新集结的部队和干部组成了新四军。这个名称是承袭了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北伐时张发奎将军指挥的著名的第四军的名字。新四军由叶挺指挥，他曾在旧四军中战斗过。项英是其副手。

　　新四军接受了中央的军事指挥，就地进行改编，于一九三八年年中开赴前线作战，以致部队来不及训练，就进入了新的阵地。从那时起，长江下游的游击战便逐渐增多。由于游击战的广泛开展，就构成了对日本交通的重大威胁。这样一来，日本人不得不在这个后方保持强大的兵力。同时，他们还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那就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军队，已经成功地在日本占领的最重要的扇形地区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而这个地区是日军在中国内地的交通运输要道。这里已经建立起一个游击战场，和八路军新开辟的战场相似而且平行。这支军队忠诚于抗日统一战线，具有老红军那种独有的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的精神，老红军的丰富战斗经验和游击战术，使他们能在山西省建立根据地；同时动员了人民，又在日本人的后方开辟了根据地。这实际上是收复了被日本人占领的大片领土。

　　新四军从一开始就和政治上以及军事上的巨大困难进行了斗争。主要的政治困难是，需要在新四军同中央军和各省地方军建立起一种合作精神，而这些军队，过去是同自己打过仗的，现在在抗日战争中要同它们联合。但由于这些军队中残存的敌对情绪和阶级偏见，使它们同新四军很难合作，这比新四军改变自己观点还要难。新四军的核心力量，一直在共产党关于实现抗日民族大团结的政策指引下开展工作，终于根据共产党的建议开赴了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