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总指挥一职，政府指定为叶挺。这是很奇怪的命运，他又回来同项英合作了。十一年前，叶挺指挥着第四军的二十四师，在国民革命时是有名的“铁军”。驻防在武汉的时候，叶挺给项英手下的劳工一千支枪用以保守那城的秩序，直至第一次国共合作瓦解。其中有些步枪帮助了第一次中国红党的武装。一九二七年在南昌叛变中【指南昌起义。】，叶挺率领了他的一师兵加入朱德、贺龙和其它共产党的兵队，开始为红军。

　　大多数叶挺的兵队是被剿灭，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他再做了一次短命的广东委员会【广东委员会，指广州起义后成立的工农民主政权——广州公社。叶挺为广州公社工农红军总司令。】的领袖。那次失败之后，他无论如何感到要休养了，在十年之内他没有参加人民战争的活动。因为这个原因，说不定他的任命去指挥新四军——这样的命名是纪念著名的铁军的——或者曾获得政府目前救济办法的情理，因此终于没有批准项英。在共党方面叶挺是一样受欢迎的，他是黄埔学校的毕业生【叶挺1918年冬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在莫斯科受训，在国民革命时和红军初起时，创立了他的官员和革命战士的声望。

　　到了一九三八年三月，各共产党团体都从南方聚合集中在南京、上海、杭州各线和北方以及西部他们所指定的地域。项英同叶挺要组织一个新的抗日军队了。这消息顷刻传遍了从前的苏维埃区。许多苏维埃农民开始迁移进来。有许多都带了他们从前人民战争时埋藏在地下的枪，有些带着金钱和食物，作为一种“抗日礼物”。许多“红匪”最近从江西监狱和反省院释放出来的，都回到了他们从前的领袖那里。好像玩魔术似的，“少年先锋队”出现了；往时的农卫队到了，带来了锈的手榴弹、长枪和斧头！那里并不缺乏身体强壮和动作敏捷的志愿兵。在六月，新四军的人数已由五千跳过了一万，到达了二万。

　　虽然人方面是充足，可是武器是极大的缺乏。农民大约曾带来了三千支枪。更多的枪炮犹得用这军队有限的财源去购买。在五月突击日本前哨中大约夺得了七百支枪、二十架机关枪和几门野战炮。但是对于一个二万人的军队仍缺少一半武器。政府方面的接济为难，因为他的注意力全为西部主要前线的需要所吸收。

　　政府付给新四军每月补助金六万元——一个小军队一半的津贴费。到了七月这笔款子变为不充足了，因为兵力的增加大约已和四师军队相等，但是蒋委员长无暇增加前项款子。那里非但只有少数武器和没有兵工厂制造军火，并且政府没有供给任何种类的经济根据以维持这第二抗战线。在乡村中剧烈缺乏制造品和重要的农产品：像农具、布匹、火柴、纸张、印刷器、蜡烛、医药品等都是日常需要的。

　　由于十月汉口的陷落，这些困难扩大了，新四军的厄运增加了四倍。江苏和安徽二省的大部分地方，江西、湖北、河南和湖南等省的一部分地方，在日本占据了有城墙的都市和交通线后，都被中央军队所散布的少数部队放弃了。其时行政机关瓦解了的地方流行着混乱情形。在这任何人的政治与军事土地上新四军开始与时间竞走，努力地动员了乡村民众，在日本未动员他们之前。

　　这工作是困难的。千余土匪和海盗在邻乡活动着，有的是受雇于日本，有的是仅仅为了生存被迫而抢夺。有些乡镇上的绅士自己组织了政府，依赖受雇的兵队维持着势力，拒绝新四军进入、合作或者帮助。有些自我命名的官吏受着日本当局的庇护做汉奸(虽然有时不过淡淡的感悟到)。还有日本直接利用乡绅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傀儡政府。还有一个问题发生着，那就是散失下来的士兵的反抗态度，常阻碍民众组织，并且人民的家属会受到虐待，要是他们参加了共产党率领的游击队。

　　新四军没有象第八路军在晋北和甘肃的那种较大的训练和作战根据地。他们所有的根据地都简陋地设置在所有沦陷了的乡村中。江西东北的清新(译名)【应为安徽省泾县。】，这个仅有的城墙的都市曾暂时为新四军所执有。去年八月叶挺在这里设立了他的司令部。这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地方，这些乡村的经济状况都不好，不要说机器生产，就是最简单的手工业也须得借用外来的人才和物资才能构成或者振兴起来。

　　另一个发展的障碍是缺乏一个政军合一的机关，指挥这些游击区。依着政府命令而工作的新四军，在未得重庆详细的认可之前，不愿意建设重要的改革和能使他们实现的制度。也没有顾虑到去开始请求组织一个类似中国北部巩固政治和经济生命的边界政府。

　　可是，与从前度过的难事比较起来，这些困难在南方共党看起来并不难克服。他们绝对不是为金钱而作战。他们现在愿意舍弃工资，这样可买更多的武器给未武装的同志。有许多新的枪械是从香港买来的，其余都是经过福建的海岸而输入的。

　　借着从中国南方买来的轻机器和工具，新四军现在已建立了一个游动性的兵工厂，能自制手榴弹、地雷、迫击炮、普通步枪、刀剑、枪刺和子弹等。由于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产生了一个很好的医药供给所，一个办事努力和设备良好的基本医院已在安徽落成，还有一个护士训练学校在有资格的医士教导之下，所以这个军队有医药队伍供给了，在短期内就能组成。

　　象第八路军一般，新四军并不到处宣传共产主义或者共产独裁政策，不过请求各阶级爱国分子联合扶助。由于这个呼吁，许多非共产主义团体，如救国协会、学生联合会、红十字会以及外国使节团都响应了。一个最有希望的企业被爱国人民和同情的外人所极力维持的，是许多工业合作社【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由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等创办，在重庆、延安等地设有办事处，在皖南抗日根据地也设有“工合”事务所。】的建设了，企图恢复生产和解决乡村中的失业问题。许多难民早已受到这些立刻能供给资本给他们的合作社有效的救济了。在新四军区域内有许多小规模机械商店和其他工业，都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作着。项英，他从前是一个劳工，向我提议并极力赞赏这计划的可贵，动员反抗一面一切有技能的工人，和阻止在日本掌握中的城市已受了利用的工人。为了振兴“游击区工业”，新四军向沿海岸的城市征募工人，为了这个目的，去年夏季在上海设立了一个秘密招募处。当一九二六——一九二七上海工人大运动【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发动的三次以推翻军阀统治为目的的武装起义。】的时候，那里有许多工人为项英所致意和敬重的，有许多已找到了路，加入了项英手下，其中五百多是有技能的工匠、机械师、铸造匠，以及其他类似的工人。

　　学生、教师和大学教授也进入了新四军区域，帮助作战和教导。有的在南京芜湖附近的乡村中战时服务学校读书，有许多在小学里教书，组织戏剧队以及做和乡村经济、政治、军事、社会事业的动员有关的各种宣传同行政工作，以延长战争。

　　到了十二月新四军的兵力已增至七万，据宣称有四万多是武装了的。他们的游击支队曾与日本前哨和驻防军在六十多次小规模战争中交战过，大多数是获得了极大的胜利。新四军小心地选择自己的战场，打了几次极少的败仗。在诱敌战主要条件之下共产军队从小数枪械担当重要的战争中增进了力量，这在中国现在是很普遍的现象。

　　从山西也来了一些红军老战士帮助江南新［四］军作战。其中一个是傅青贵(译名)，江西的青年，他是一个私逃的学徒，在十年以前加入共产党，在红军学校和党部受到了教育，于是发展成为低级行政官。我曾同他在西北旅行过一百多里路，当他在那里的红军外交部任事时。现在又回到他的本省来了，他是在主持交通的工作。另一个老朋友从北方来加入新四军的是张文逸(译名)【应为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他是中国军队的老同志，在一九二七〔六〕年加入共产党，在苏维埃时以赤色将军而著名。当我在西北时候他被派往保安军事司令部为参谋长——他现在掌握着的一个位子在叶挺之下。

　　新四军第一师师长是陈逸【应为陈毅，当时任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从前他率领着第二十二师〔军〕红军。他最近几年在福建和江西始终跟随着项英经过了许多艰难。当一九二六年陈在中学时候，他加入了革命军做政治工作人员，后来叛变加入了南昌暴动，并且使第一次中国的苏维埃在湖南井冈山实现。后来在许多红军军队里充当政治委员，在退让以前他同项英最后离开江西苏区。现在他在京沪路南京镇江之间最危险的游击队活动区域工作着。

　　在一九二八年组织了福建的暴动并且造成了第一次福建的赤化的张鼎臣(译名)【应为张鼎丞，当时任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现在指挥着新四军第二师。几月前这一师兵在南京、芜湖游击战中得了许多胜利。第三师是由著名的吴王苏区(译音)【应为鄂豫皖边区。】(安徽、湖北、河南)生存中的一个老战士名陶吉英(译名)【应为高敬亭，当时为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的指挥着。他在吴王同项英在福建一样，担任着重要职务，在那里保护他的几个干部，抵抗了三年的许多攻击。新近他带了那些生存的党员，从安徽进入扬子江流域下游，就在那里组织了一部分他现在所指挥的军队。这一师在扬子江以北蚌埠和枞阳之间安徽的山岭里活动着，这地带陶是很熟悉的。

　　在其他新四军同志中大都是几个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此外一些工作人员，第八路军曾保送来了几个他们延安政治学校的毕业生。他们担任唤起与组织乡村人民的“民众抵抗力”的领导工作。

　　若说新四军早已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威吓着日本的侧面或后方，这无论如何是言过其实的。他们的领袖也不以为这是他们最紧要的工作。项英告诉我：“新四军的军队散布在一块极大的土地上，现在在进行的最主要的中心目的，是动员乡村人民。我们主要的努力是专心在人民之中造成友好基础，以增进一种信任、负责和自立的意识。以前我们很熟悉这些山头和山谷，并且在人民之中我们早已有很多朋友。这些区域里的人民有高超的政治知识，并且是剧烈的反抗日本。”

　　在许许多多山谷里——一个人口七千万的区域——是可能地树立起有力的学生的、劳工的、农民的、商人的和妇女的抗日组织和设立动员委员会，以及组织后备队像农卫队、自卫军和反汉奸团，以破坏任何傀儡政府的起立。虽然这些部队的活动犹未能使大众的经济需要满意，其实是想用威权激发民众热心使抗战延长，下列的需要是最低的要求了，但是当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还没有得到重庆的认可，像：一切土地租费减去百分之二十五，立刻废除陆上的繁重杂税和以财产与收入为比例而按级分配的所得税的征收；以前的债务一律延期付还；减低新债的利息为每月一厘；均分一切荒地或在外地主或汉奸所有的土地给无地的农民；统辖收获计划限止茶和丝的出产以增加稻田；对于运往日本掌握中的乡镇或城市去的出口货代行海关职务；推广工业合作社的建设。

　　只有一件事限制着将来游击队兵力的发展——武器。已在四周动员了的新四军和人民队伍能在几星期内增加二倍或三倍力量，能增加到五十万、百万、二百万强壮的人民——要是他们能得到武器。

　　旁观的外国人也许以为这些障碍难于克服，这些物质状态贫乏的人民如何能抵抗战争器械装配良好而有力的日本继续猛攻呢？虽然共产党用了一种新奇的战术在江西苏区作战，使政府费了许多年才破坏，但终究南京政府是以重工业和优良的物质得了胜。现在如何再可以人民组织的法子去击退武装设备好了许多的日本军队呢？

　　关于这些疑问，共产党——现在只不过是国民党员——会大胆答复你。他们确信现在的前途不比江西作战时坏，但也不比较格外有利。

　　第一，他们绝对否认他们从前是被毁灭了的，虽然他们是被逐出江西和其他的苏区，这时期只不过是生长中的事变。他们指出他们自己发展的图表，许多年来显示着从容前进；有些向下的曲线常继续着极大的胜利，于是向上的线升高的趋势常常很高。第二，现在已动员了的人民军队的区域较从前所有的苏区合并起来还要广阔，他们的人民是多了数倍，在战事进行中人民与区域都不断地增加。第三，这些区域里的人民已没有阶级和内部党派的划分了，全体都很平易地联成了一个有力的同种民族去反抗一个共同的敌人。第四，在人民手中的枪械实在太少了，但是——重要的一点——较以往的历史已多了许多倍。第五，在战略战争中日本并不多能干较国民党军队攻击红军，也许不及。不论什么时候他们离开了主要的公路，他们就会失去了机械化和摩托化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大炮也失却了效用。他们容易地牺牲在有技能的领袖所指挥下的游击战中。他们对于作战地面不熟识，他们对抗着能用许多方法来困扰他们的一致有仇意的人民，只要人民即刻把枪上了刺，就能顺利地得了胜。第六，因为在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有卓越的人才和设备，现在日本袭击中国人民许多利益都被中国有利的情形所淹没。第七，共产党以为仅以枪炮与弹药像现在有效的充足抵抗再能维持五年以牵动现在中国和蒙古展开的全体日军(约一百万)的注意力。但是中国武器的供给还没有达到最高峰，新的军火仍每天从国外和本国的兵工厂源源输入，还有更多的武器是向日本那里夺来的。正式的“游击反攻”还没有开始。第八，在从前共产党没有外人重要的援助，当时他们的对方却由外国供给每样的需要，现在为独立而奋斗，中国人民受到了全世界非法西斯国家的真实同情和二三强国直接的援助，即使美国和英国不制裁日本，即使日本在第二个十年内能避免同第三国作战，她也不能再维持长久供给现在占据着中国的巨大军队的补助金和继续供给重大的补充。最后这会证明她的军队将被迫而撤退，或将因内部同时发生叛变而倾覆。

　　读者也许会继续怀疑着。你也许会想了又想那些一定会在中国发生的事是发生得太慢了，也许毫不，我自己常常这样想。但是中国的子女是众多的，在他们之中动荡着的新生忍耐心必不可缺少。爱国的中国人直觉地知道在战争的混乱和荒墟中顽固地建立起新的国家。在他们，时间的搁延是算不了一会事的。有许多在“自由、解放、平等”标帜之下战了十年，他们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在同样的社会改革事业之中第二个十年的希望，他们会设计解决他们以前并不习惯了的艰难。他们能看到是慢而从容地向胜利之路前进，这在他们似乎不过是惊人的历史中另外一章。经过许多年的武力奋斗，他们知道人生是短的，但是中国和革命是永久。

　　在最后，日本也许因反省就适可而止，或者她将凭附着物质和勇气想把这革命军毁灭。但是她不知道自从皇军强占和劫掠了南京以后革命军已在鞭笞之中，每月渐渐地长成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