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去年五月中由皖南奉命东进，六月一日离开南陵，三号夜间通过芜湖宣城铁道踏入苏境，六月十二日到溧阳之竹箦桥，十三日北进，十四日部队到达茅山。以前盘旋脑际、久思快游的茅山，一旦摆入眼帘，心中惊喜交集：喜的是部队安全挺进达到指定地区；吃惊的是茅山完全是一个童山，在游战的地形意义上完全不合乎我们的要求，地图与实地情形不能十分符合又得一次证明。十五日继续前进到宝堰，我们部队就积极布置战斗。十七日粟司令的先遣队以卫岗的处女战斗之胜利迎接主力，我们收得许多战斗俘获品，就在宿营地聚集了几百个居民来围观。我当时口占一首七绝是：“抗日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当时斩获敌军土井中佐以下数十人，获敌日币伪票万余元，枪械数十枚【关于韦岗战绩，与粟裕《下蜀街铁道之破坏及卫岗之处女战》一文中所说略有不同。】。这首歪诗，聊志一时欣快之感。接着于竹子岗、孔家边、东西谢、新塘、新丰、东昌街、句容城诸地连战连捷。此皆六、七、八三个月中间第一期作战经过，现在回想起来，往事成尘，余味仍在。今当六月东征一周年之际，觉得一年来我军抗战，获有成绩，遇过困难，存在缺点，有总结一次之必要，作用在勉励同人，努力第二年战斗之开展。

　　二、南陵出动时期的局势估计

　　领导战争和组织革命斗争，情形差不多，首先在于正确的了解具体形势。有了正确的形势估计，才能定出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才能定出革命的正确的策略和口号。形势的估计过高或过低，必然定出错误的方针，必要遭受失败。这是古今中外历经试验的真理。我们在皖南时期特别注意到这一个中心问题，我们部队出发前的战斗动员的主要军政内容，都不曾离开过全国敌情了解、友军抗战经验、本身优缺点以及江南的特殊情形诸方面。我们试引证叶、项军长去年的五月指示，作一个有力的证明。

　　“……我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们活动的地区是交通发达广大平原而多川河湖泊的地带，其中茅山山脉虽蜿蜒境内，但仅属许多小山。

　　“江南地带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文化发达，民间抗日意识相当高，但缺乏组织和领导，对我军认识当然不十分高，因我军从未到那一地带活动过。

　　“我们活动地区是处在日寇战略主要交通线（京沪线）之侧面，南京、上海更是敌寇进攻我国的策源地。因此，敌人的兵力分配集结于交通重要点上，加以公路甚多，便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活动。但敌人兵力不够，空隙地区甚多，这一点是便于我们进行游击战的。

　　“本军素质以山地游击见长，缺乏平地河川战斗经验以及与近代装备的敌人作战的经验，这是我们的弱点以及目前困难的地方。但我军另一面素能团结群众，在这些地区如能迅速争取群众，团结人民在我军周围，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就是地形不利，同样能开展游击战争。因为地形是死物，如能正确利用地形，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针和战术，就是地形不利绝不能障碍我们。只有失掉群众的扶助，地形虽好也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不要忘记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是开展游击战的最基本条件。

　　“根据以上情况和条件，对于本军执行任务，应采取的作战的方针和主要原则如下：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执行，依照目前地形和敌我状况，我们的作战方针是在集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和歼灭大的敌人！”

　　上面的指示是抓紧了自己的任务，估计了当面的敌情，估计了新四军本身的特点以及江南战场的轮廓，可说完全是正确的。我恐怕这样简单的指示，不能使指战员清楚了解，还在东进途中作了不厌详细的解释。记得五月二十八日在南陵的干部会上，我们作了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此地不妨引用如下：

　　“一、日军进攻游击队的政策及战术特点之分析

　　“……

　　“（丙）根据北线、西线的经验，敌人对游击队‘扫荡’计划，通常组织四路以上的支队配合飞机及机械化部队，分路对我军目标和活动地区围攻，求得齐头并进，分进合击，使我军无处躲闪，逼迫我军与之硬打，消灭我之实力，也就是根本上减弱和消灭我军的游击力量。

　　“（丁）敌人‘扫荡’计划变成绝望时，必然迁怒于群众，必采用过去中国内战的经验，用移民移居、封渡封河、焚烧船舶、平毁村庄、屠杀人民等办法，承镇压反抗，陷我军于孤立无助的地位。

　　“（戊）敌人惯用以华制华的分化政策来对付我国，这个政策运用在沦陷区域上，便是组织若干汉奸伪军作为进攻的助手，收买土匪作为捣乱我军的别动队，派遣侦探、间谍、娼妓混入我方，进行破坏、刺杀、引诱等办法……

　　“……特别要抓住我军前身是工农红军这一特点来进行欺骗鼓动……建立反共阵线来对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己）敌军虽有他的长处，但他的弱点也很多。我们全体军人要信赖自己手中的武器，虽仅有步枪、手榴弹，善于使用他，仍然可以战胜强寇。

　　“二、对日军战斗的着眼点

　　“（甲）在战斗上，最好方式是打敌人的埋伏，在极接近敌人地区隐蔽起来，趁敌人行军纵队时，冷不防而猛扑之，使敌首尾难顾，陷于混乱，可获全胜。

　　“（乙）袭敌战斗是对驻止敌人，主要是夜间秘密接近，拂晓前突然袭击，使敌人人不及用，马不及鞍，车难开动而解决之。

　　“（丙）我们与日本作战，最好是手榴弹和刺刀，最好方式是白刃战、夜战，切忌进行火力比赛，切忌构成宽广的战斗正面，不要陷入敌人的火网，不进行持久恋战，一到敌人火器展开，火网构成，便立即转移到侧面，甚至放弃突击。

　　“（丁）动员广大群众配合军事行动，集中分散灵活自如，是目前组织战斗的基本方略……大小破坏和骚扰是战胜敌军的主要手段之一，许多战术家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不顾主客观条件，就幻想第二平型关的战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集合若干小胜来造成江南第二平型关的胜利，来附全国抗战友军的骥尾……如古语所说：‘我能往，寇亦能往。’这是指给我有利弊，于敌人亦有利弊。只要加上抗日人民的条件，加上自己的灵活指挥，这个平地游击和湖泊游击的课题，必然顺利解决……固然我们不否认地形是游击队有利的重要条件，但切不可变成人不去利用地形地物，反转来被地形地物所利用，人失掉主动与依靠死物，这未免与古昔的拜物教相似！

　　“……

　　“（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寇分化阴谋毒计的基本路线。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日军抗战，使日寇、汉奸卖国贼陷于孤立……本军的模范纪律、政治宣传鼓动和战斗胜利，是争取人民帮助军队的三大条件……游击战区民运工作是以提高人民抗日斗争到武装游击的最高阶段为中心，要扶助和培养并改造地方人民武装势力……反对限制政策，反对吞并政策，尤其要反对游击队间的小内战……抗日的纪律最主要的原则，是部分利益服从总的利益，阶级利益服从总的民族利益，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抗日的胜利，就是救自己救国家的胜利。我党的基本路线在此，本军的基本纪律也就在此，这是战胜日寇的革命动力的泉源。”

　　我不厌重复来咀嚼旧文章，一面说明南陵出动之前，我们作了相当的准备工作，一面说明我们纠正了当时部队中少数同志那种不顾及主客观力量的急性病。他们的错误在于轻视敌人、夸大自己，马上幻想几个大的歼灭战。同时也证明某些人指责新四军保存实力不打大仗的说法，不是由于战略战术的错觉，即是含着恶意的中伤。最后就是我们这种估计和判断的正确，为一年来的战斗所证明。一年来的工作都是遵循上面的方针，好像火车头沿着铁道行进一样，我们是很顺利的前进着。又如当时我们认为人员缺乏、武器拙劣、地区生疏的三个大困难，也在实际战斗中得到了一般的解决。

　　三、初到江南一般局势的了解和工作部署的概要上面所说的是南陵的方针，但仅属于一般性的决定，我们并不只凭主观的判断来行事，所以在沿途就尽量设法去了解民情、风俗、生产、消费、地方历史、文化状况，特别着重调查抗战以来在江南所引起的变化，这是新的事实。这一点把握得牢，才更能使自己的方针能正确实施。我们在南陵出动的训令即说：“所有干部应动员起来问路线、问敌情、问地形，搜集和了解一般社会情况……”沿途我们开了许多次的座谈会，拜访许多地方人士，动员工作人员作了许多访问和调查工作。粟裕同志率先遣队与我们会面，他作了五小时的江南行动报告，帮助我们十分大。在六月十二日军次溧阳竹箦桥召集一次干部会议，我们报告提纲中包括下面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业已达到指定地区。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战斗。我们的部队贯穿苏南九个县区，大体上了解一般情形，因此我们不迟疑来决定我们行动的策略、口号、标语。我以为我们应抓紧下面四方面来执行任务：

　　“第一、我们在部署战斗解决问题时，首先要照顾日寇方面在江南的现行侵略政策。同志们常喜欢用烧杀、掠抢、奸淫六个大字来说明日寇的政策，这固然不错，但如果固定看下去，不免流为公式主义的估计。要知道日本强盗是现代的所谓文明强国帝国主义国家，他不会这样简单。他四十年的准备工作，他最会玩阴谋，弄新花样，更会寻找我们中国的弱点。我们对于日寇的些小行动，都要以高度警觉性毫不放松从各方面予以回答。我们的策略切忌为渊驱鱼，就是弄得不妥当会在客观上助长敌寇的发展。

　　“第二、我们还要根据国民政府的法令切实宣传和奉行，我们不能够标新立异。虽然在下层许多实际问题，政府法令并未具体规定，但我们解决这一些问题总不能离开政府的抗战国策和抗战建国纲领，本军是国军的组成部分之一，此次东征就是为了推行政府国策，造成本军是奉行国策的模范，这是同志们长期斗争的艰苦工作。

　　“第三、我们还要顾及民众的情形，细心去了解民众的痛苦，洗耳静听民众的呼声。仅就十天行军的材料，一面看见江南同胞所受敌寇的压迫与战争的痛苦是十分沉重了；另一面又看见江南地区地方上小派别的斗争是异常紧张，许多游击队即因此而发生内战，民众对游击队的厌恶恐慌心理，达到异常程度。抗日游击队本是光荣的头衔，但确被一部分不法的游击队造成信誉扫地了。我们要收揽人心，调停内争，帮助地方武装的改造，说服、劝导、调停，我们不惜垂涕而道，切忌用武，切忌命令行事。人民望国军东来如大旱之望云霓，我们如使他们失望，那就是罪恶，谁也不能宽恕。现在许多民众不愿意我们贴标语，我们就多用口头宣传，不能说扯标语的个个都是汉奸。民众不愿意我们久住他的村庄，我们宁肯多搬几次的宿营地，千万不要说抗日烧了房子不要紧。因为民众经过上海撤退、南京沦陷的大变，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我们要用政治宣传鼓动，实际的战斗胜利，来提高他的情绪。目前应该十分耐心，不能急躁。

　　“第四、我们还要顾及本军本身的状况。这一点我们讲得很多，不下几十次。今天特别指出一点，即是以本身的兵种和力量和政治面目担任游击战，这是长期艰苦的斗争。我们不能马上攻城掠地，我们只能给予敌人许多打击和骚扰。民众中已发现对我们要求过高，比如说国军到了几千，马上可以打开南京。现在的过分热忱，必然引起将来的失望。另一面，这些游击战经过的地区，敌人必然采取严重报复，人民受着敌人的报复必然有落后阶层不去抱怨敌人，会转而抱怨我们，这中间就要求我们极艰苦的宣传解释。过高或过低宣传游击战的作用，结果都会不好。我们做给江南人看，只要我们吃亏少，敌人吃亏多，经常保持这一比重，最后水落石出，江南民情，必然奋发起来……”

　　把上面竹箦桥会议的解释拿来与南陵会议比较，事隔十天确乎我们更详细具体的规定了各方面，这就得力于虚心体会和各方面的调查工作。可以说在竹箦桥以后我们的工作方针和工作尺度，就决定的握在掌中了！

　　四、一年来敌我间的军事纠缠

　　从六月到十月中旬，这是第一个作战时期。敌人肆意西进，在江南采取守势，不料到江南游击运动会有新的发展。在卫岗、新丰、句容、珥陵、高资、仓头诸次战斗，敌人大小被歼灭后，完全采取疯狂无人性的烧杀报复，同时极力加强守备。这个时候敌人对我军的批评是：“新四军太恶毒，常常把我们完全烧死”（见去年八月一个丹阳汉奸自新的报告）。又谓：“新四军是共产军，很灵活，他容易生根”（见去年十月敌人进占宝堰后公开的欺骗讲演）。南京汉奸《维新报》及上海汉奸《新申报》亦谓：“在京镇间行动的新四军属于共产系统，最为恶贯满盈。”我军便衣队于去年十月在宝堰击杀敌之中队长一名，迭次击杀日军不少，敌人恼羞成怒说：“新四军有胆量，公开来打一个仗，不要用这卑鄙手段。”这里我们看见强盗的日本军阀在挨打之后，也居然板起面孔来讲什么道德了，一何可笑。从十月后到今年二月，敌人采取攻守并用之姿势，密布梅花阵来填满空隙，企图聚歼我军或拥挤我们退出京镇地区。但我们仍然能穿插盘旋自如，并进行许多次乘虚袭击。一面战线逐渐向南转移，京沪铁道上的活动减少，我军常遭受敌人的分进合击，这已经于我们战略上的不利，但我们仍然坚持原地活动。一般居民担心我们不能支持危局，一面怕我们走开，居民失其保障。几个月坚持原地活动，一般人民才将苦战坚持的评语赠给我们。特别隆冬风雪衣被不全，更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经常有一个部队在南京、镇江、句容间三角狭窄地区，敌人动员千余兵力进行二十三次的围攻，我们仍然留在该地坚持。有时候整星期不到民家，完全露营，半夜才到民家烧饭吃，这就大大提高人民对游击战的信心。人民清楚知道敌寇伎俩，会在国军面前屈服，呈现智穷力拙的状态，所以在去冬以来才开始了居民盛大的慰劳我军的运动，这是艰苦斗争的代价，绝不是偶然的凑合，更不是简单的宣传鼓动家能够解决的问题。从今年三月初，我们开始争取主动来打破敌人分区“扫荡”的计划。我们在战略上首先应该“扫荡”敌人的梅花桩，重新转到敌人深远后方，从二月七日东湾战斗，二月十四日延陵战斗，二月二十日后淳化、高资等地的袭击，均完全胜利，敌人才知道小据点容易被我消灭，才改变计划，放弃小据点，增强大据点。在三月间，敌人放弃延陵、茅麓、丁庄、导墅桥、上党诸据点，一切守备兵力完全集结公路、铁道线上。敌人为执行其新阶段上“扫荡”敌后的方针，又增加新的兵力，计划作更大规模的“扫荡”。这个时候国军主力攻击兵团，配合四月攻击计划进入江南，予敌人以正面的有力回答。本军在苦战中，得到友军援助，就开始了目前新的战斗时期。

　　总结起来应该指出几个主要倾向：第一，日寇的悲哀正在他冒险进入中国内地与我中华民族进行战斗，处处都在我们民族力量的重重包围之中。敌寇在开战之初的主动性进攻性逐渐转为防守，在不知不觉间陷入泥沼，不能自拔。比如敌人的据点伸入江南农村市镇，无论其四面扫清射界，密布铁丝网，引水灌成沟渠，作为外壕障碍进攻，同时昼夜轮班展望，机炮放在固定位置，预先测量好距离，日间挨定目标，以便夜间用机枪的水平射击，以火力封锁巩固自己的安全。但敌人不能不吃饭，不能不走路，不能不与中国人接触，俗语说“二十八碰不到还有二十九”，又说“月大等三十，月小等二十九”。这必然有松懈，必然会失足跌倒。我军的优处就在善于选择这个时机。这是敌人无法解除的困难，也就是一切侵略者的悲哀，了解这一倾向可增强我们抗战的更大信心。第二，日寇是一个富于模仿性的民族。记得某外国的著作家，曾有这种批评，他讥刺日寇民族缺乏创造天才，我认为这是近于真理的说法。在江南我们也感觉这一点，不仅日寇灵活善变，一遇挨打即通报各方，马上反映，马上转变。因此，我们一种新办法用了之后，就应该马上调换，守株待兔的办法一定吃亏。尤其重要的，日寇在后半年对游击战的学习和夜战，也有了显著的进步，这就是他们的模仿天才的成就。比如来去走不同的路线，宿营地经常变换，专走小路避开大道；黑夜包围住民地直至天亮鸡犬不惊；敌寇也伪装我军，也用便衣队四出滋扰。这种转变是在上半年前敌人所不屑采用的，以后也居然学会了。我惭愧在使本军正规化和纠正游击习气上成就甚少，敌人军事技术的长处，我们也学得不多。第三，一年来战斗的倾向显著的是偏于肉搏纠缠；火力战斗和比赛，这是十回难有一回。这由于日寇深沟固垒，我们没重高兵器的条件来决定的。这一点外界不了解，比如居民中常说：“你们为什么不打丹阳、不打镇江啊！”又如外间曾有人说：“新四军保存实力！”我在未歼灭延陵据点之前，遇着延陵绅士也坚谓立即打开延陵，我当时干脆拒绝了，但我没有使他失望，我说等将来。我认为不顾主客观力量，不选择时机要人家去无代价送死，这是罪恶，这是拿生命作儿戏，是敌寇的期望，绝不是我们的要求！这里用不着说这一倾向于部队的编制、补充、整训、士气都有极大的影响！第四，就是指出江南抗战诸兵团间的配合。大江南北的配合，还没有收着如指使臂的效果。人民武装与主力、兵团与兵团的配合更缺乏，所以不能收到全线游击、四面击扰的伟大效果，我认［为］这是今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地区的限制是各方面配合不起来的原因之一。值得考虑的，敌人能以统一指挥对我，而我则各方不能配合齐一，显然不利的。第五，就是年来的教训，本军应着重提高干部的战术素养，要改进和提高战术水平，记着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尤其部队经常分散作战，没有集中整训时间，新战士的战斗动作更不熟练，这些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虽然抓紧一面作战一面教育的原则，作了众多的努力，但所收效果仅能维持战局，站在开展战局的观点，我们必须更进一层！

　　五、一年来敌我间的政治争夺

　　在第一时期，敌人进入南京已安闲了半年时间，敌人只感到游击队的滋扰，此时敌人便抓住游击队纪律不良，来进行政治上的欺骗工作。敌人用复兴江南委员会及江南难民救济会的名义，以汉奸口吻发出消灭游击队的呼声。他的传单上说：“几十万正式军队都失败了，小小游击队怎能抵挡皇军，不过徒苦居民。”“游击队要抗战请到湘鄂前线去送死，不要在江南捣乱，现在皇军正在恢复江南秩序，又枪声四起，完全是游击队打家劫舍的结果。”又号召“江南人快起来帮助皇军消灭土匪游击队”。是的，在我军未进入江南之前，敌人眼中只有一个游击队，满以为一加“扫荡”即可绥靖江南，实现“王道”。此时敌人中心政策是消灭游击队，同时定出收买游击队办法，只要游击队不破坏交通，可以让其安居乡村抽收捐税，甚至国军来时，皇军可予游击队以保护。

　　在第二时期，我军进入江南仅一个月来的战斗，敌人知道来的是正规军，敌人由反对游击队转到反对新四军身上。此时敌人抄袭以前的滥调，说新四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说蒋委员长勾结共匪捣乱江南，号召建立反共阵线，划京沪线为五个防共区，每区指定指挥官，进行“扫荡”工作。同时变更杀烧政策，改用怀柔政策，到处开和平会、中日联欢会，专力防共。这个时期，从去年八月起直到十一月，敌人进行了许多工作。从武汉沦陷后，敌人的政治欺骗更明显更精巧，在政治上组织反共青年团，开反蒋示威大会，勒令乡保甲长担地方事务，招待军队，保护交通。他说：“你们是地方上的人，应办地方的事，应保护地方，不要与闻外事，否则用烧杀手段。”在经济上，着重吸收江南物力财力补充自己，秋收后大批收买谷物，恢复京、沪、芜、苏的工厂，今春又大批收买鲜茧，大批推销日货。在文化上，利用中国古旧传说进行欺骗。

　　我们在第一时期初到之际，特别着重整理地方游击队。我们自己把游击队弄好，使人民满意，敌寇阴谋不攻自破。我们对无可救药的游击队，曾奉命解决过，如朱永祥、陈德功等。我们知道本身是一个游击兵团，特别以自己的纪律来回答敌人的欺骗，事实出来宣告了敌寇宣传的破产。

　　在第二时期着重解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抗战中中国的伟大进步，政府国策的正确和蒋委员长以一身系国家安危的重要性。这里可以总结有以下教训：第一，我们应认识到敌人唯一伎俩在用屠杀手段来征服人民，江南人民除了要保障身家性命财产而外，没有一个人是甘心附敌的。因此，在与敌人政治争夺中应充分估计到这一点。我们设想一个人民对抗战前途没有正确认识，对敌人到来没有应付方法，对受摧残后无任何救济，这就只有走上不得已的与敌人妥协的道路。如果拿我们军队中人的决心认识和他们比较，自然我们得无条件视之为汉奸，但是这是江南广大居民中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采取极审慎的态度。当时对一般欢迎过日军的人们不谓之为汉奸，而谓之为两面派，决定了争取其转变走向积极抗战的道路。我们初来任何地方普遍是维持会，普遍挂良民证，普遍挂太阳旗，我们军队到一个地方，居民每每误会为日军，当着“皇军”来欢迎，后来知道是国军，才忙着把欢迎“皇军”那一套收起来，改成另一套。我们解说抗战形势，提高人民抗战信心，提出具体的武装斗争的办法，表示日寇到了有方法应付，同时组织人民间救济难民运动，表示抗战中受敌人打击时，也得到同情援助，在许多次战斗胜利后，才转移了妥协风气，争取两面派转到积极抗战的道路。第二个教训，在指出江南的地方斗争，游击队的小内战中间存在着敌寇汉奸的组织作用，就是没有敌寇背景，他们客观作用也在削弱中国帮助日本。首先我们以驻军的有力量的资格不偏袒任何方面，我们无数次用杯酒有欢、化仇为友的办法团结内敌，调停各方。我们公开宣称不愿受人利用来替某一派别某一集团作私仇的报复。我们公开号召认识民族大义。我们公开号召学习国共两党十年血战能一致抗战的优秀模范例子。我们公开号召一切以中国人为本位，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日本。这种理论和态度感动了不少的士绅居民，取得人民无上的信赖。第三个教训，我们要认识“君子群而不党”的思想在我们中国是具着传统的力量，历史上中国的党派予人民以强固的厌恶的心理，如历史上为东汉之党锢、宋朝新旧党蜀洛党（欧阳修的《朋党论》吐露厌恶党派的消息）、明朝的东林等【东汉之党锢，是指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与世家大族组织的“党人”之间的两次大斗争。蜀洛党，是指蜀党、洛党，分别是宋哲宗元祐年间保守派朝臣三党之一。东林，即东林党，晚明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这些党派斗争大都在国家破碎时含得有原则性的斗争，所谓一正一邪的斗争，但仍然不能推翻群而不党的传统精神。不过这种厌恶党派的心理是带着盲目性的，而且这些党派与近代党派大不相同。但是人民中间这种心理，都是我们应该估计到的。我们一面解释国共合作的意义，一面解释各党派在抗战的作用，现存的党派是抗战的必要工具，人民应该严格要求各党派的组织严密，党员自重。我们更负起责任使本军服务的共产党员，认识自己的岗位，要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来争取人民，团结人民。同时，我们更严格宣传和主张党派利益服从民族利益，绝不能不顾抗日民族利益，甚至牺牲民族利益来制造磨擦，便利私图。以我们行动来证实我们的宣传，无疑已获得了人民的信赖和大的成功。日寇的反共计划，固然遭着了决定的击破，就是这些磨擦专家向人民提及“抗战胜利后我们仍然要剿共的”，也在人民冷视面前讨许多没趣，自己丢丑。第四个教训，我们应该认识游区是处在敌人包围之中，游区是处在敌人势力大于我们的情况之下，游区是处在敌我相持不下，敌我势力错综的复杂环境里，一切问题的解决应争取时间空间，一切问题均贯穿了军事性质，所谓争胜负于俄顷，这句话可以说明许多方面。因此，游区工作应要求事权统一，要求独断专行，更应该反对限制、磨擦，反对互相怀疑和互不信任。三战区游区工作会议指出各兵团不得互相作恶意宣传（大意如此），我们完全赞同这种态度并努力奉行。我们认为最好方式是用委员会的方式，把党政军民代表集合一堂，以集思广益的精神来决定统一行动，游区的中心问题恐怕就在这里了。

　　六、一年来地方武装工作

　　研究江南地方武装，其人员组成来源，一是当地人民抗日起义的，一是国军西退后遗留下的官兵，一是帮会分子转化，一是旧日地方保安团、民团改装〔编〕的，可以说成份复杂得很。因此，其种类可分为十大类：（一）国军派遣的游击兵团；（二）地方拥兵自卫土皇帝式的武装；（三）抗日分子如文化人、前进青年集合成的；（四）帮会首领号召成立的，徒子徒孙一大堆，加上绿林成份；（五）地方县区政府的常备部队；（六）两面派武装；（七）反正的部队；（八）含封建迷信的武装，如大刀会、红枪会之类；（九）含党派性或党派的领导的武装；（十）散在民间未成军的武装。这些部队可谓花目繁多，不及备载。除游击兵团外，抗日招牌是要挂的，武断争夺税收是要来的，打日本是要先跑的。当然这里面仍然有不少的贤者，在抗战中也起了不少作用，如反对组织维持会，反对日寇抽壮丁，反对修马路以及破坏工作等，这不能一概抹煞。地方武装的领袖常常感觉：一缺乏子弹，二缺乏固定经费，三缺乏军事干部。但他们不知道最缺乏的是政治领导和正确的抗战政策。子弹不知取给敌人，坐着消耗一空；经费加诸人民，引起矛盾怀恨；雇用的军事干部不了解民兵性格，简单照军队规模来改造自己，结果徒得皮毛，遗其精华，甚至染着坏习气，这都是不从政治上加强领导所得的结果。地方武装有一种优点，都是来自田间，大多数脱离生产不久，全是天真的农民，能抓住这一优良的素质加以整训，自然可以有光明的前途。有些地方部队从民众中出来转而压迫民众，结果反被民众解决，真可浩叹。江南地方部队一年来走过三条道路：第一条整理纪律，积极作战，转化为正规军，这是光明大道；第二条路腐化堕落，受敌人收买，终被敌解决；第三条路素行不法，脱离民众，不被国军剿灭即被民众解决。在我们行动地区一般游击队都转化为正规军，这是经过长期协作改造工作的成果。我们的办法：第一，是予以有力扶助，特别是政治工作，决定保持其地方性和独立性，扶助其发展；第二，领导其从战斗中锻炼，只派他担任次要任务和辅助任务，绝不要令其打硬仗置之于危地，引起其对主力兵团的疑惧；第三，整理纪律，洗刷坏分子；第四，配合主力兵团行动，供给他照好榜样学习，如带徒弟一样，把他带大；第五，着重对干部的训练并予全队以整训时期，但不要撤换其原来的干部。一年来许多地方部队均逐渐进步，能单独作战，能单独进行民运工作，军民关系改善，都证明上述办法是正确的。此外应补述的，地方武装工作还应注意：甲、宜就其来源成份来进行改造，不应用笼统办法，如无条件改编或完全解散取消或勒令调后方训练。乙、地方武装的首长愈进步，其全队转变也愈快。丙、当地民运工作普遍很能影响地方部队之进步，相反亦然，两者互相影响。丁、不要仅注意地方武装工作，还应加上注意到武装地方的工作。我们以为政府及主力兵团应有计划发枪弹给民众，把许多民众武装起来，才能使许多地方抗战工作猛烈开展。江南地方武装已是黄食之瓜，不堪再折，目前应注意到武装地方这一方面。我们在江南曾经拨了几十条枪给镇江县府，这是一个开始，可惜我们力量薄弱，不足以言此。戊、游击区实行征兵抽壮丁是不妥当的办法，要动员人力武装上前线，最好方式是扩充地方武装，用逐渐抽调方式加入主力或组成主力兵团，在不知觉间完成了广大征兵工作。地方工农人民都充分有地方保守观念，都喜欢当地方兵，而不愿当国军兵，此一点宜迁就，使其逐步提高，逐步转化。

　　七、一年来敌伪军工作

　　在去年冬天为止，我们的敌伪军工作都限于火线喊话和散发传单。在今年开春后有几次伪军反正：一是金坛王部，一是镇江姜部【王部，指以王德成为首的金坛直溪桥伪军；姜部，指以姜希安为首的镇江韦岗绥靖队。】，一是最近的镇江杜部，三部合计反正的人枪约三百余人。这是一个小数目，但能开始这一工作，也有他的政治意义。我们来研究初步的经验吧。伪军的组成，一部分是在地方武装被敌收编的，因靠近城市迫于威势，他们自己愚蠢以保卫地方名义向敌寇输诚的；一是由土匪被敌收编，目的在于金钱的；一是收集失业的粮差警察，由伪官组成的。上面是普遍的形式，他如抽壮丁，崭新组织伪军并不多见。日寇并不发给伪军以武器，日寇对汉奸以其为中国人并不那样推心置腹的。

　　在江南游击战开展、日寇势力削弱的条件下，特别几次汉奸伪军被我军干脆解决的教训下，一面日寇更不相信伪军，增强对伪军的压迫；一面全国战局转变的影响，终于打动伪军的心，造成其民族觉悟，这就是伪军反正运动的政治基础。我们试设想伪军的心理，本想托庇日寇，结果不能保险而又终日含羞忍垢，必然激起其反正的热忱来。因此，我们以为军事进攻配合政治的争取，是伪军的反正工作第一个经验。伪军生为中国人，不脱离乡土，绝不会与中国社会隔绝，因此有良好的民运工作，通过居民关系来争取伪军反正，是第二重要的经验。伪军的官兵不愿受敌军压迫，但因做贼心虚始终存着观望心理，一面怕国军不能容纳，一面又怕抗战会失败，因此军队愈有鲜明的抗战政治主张，光明的政治态度，愈获得人民的拥护，愈可以吸引伪军反正，这是第三个经验。江南所说两面派，公开的或暗藏的与日寇通声气，特别与伪军正是同病相怜，莫逆于心。我们能运用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两面派，两面派之争取，正是争取伪军反正的桥梁，这是第四个经验。伪军工作在宣传鼓动方面应该是公开的，动员广大人民造成民众运动。但如何组织反正应该是绝对秘密的，事机不密，反陷起义者于死，这是民族的损失，这是第五个经验。伪军反正工作其作用在造成敌人营垒的瓦解崩溃，并不是着眼在扩充几多人枪，因此切忌各方面的抢夺，你来争，我也来争，于是脱离正确的对敌伪的统一立场，甚至走向用金钱收买的道路，于是使对伪待价而沽，甚至泄露秘密。这是极危险的，结果不但不能瓦解敌伪，反使敌伪巩固起来。应避这种偏狭倾向，这是第六个经验。最后，伪军工作既然是从政治上去瓦解敌人，不应贪图小利，因此凡有觉悟的伪军，应使其尽可能留在敌方，从伪军工作进行敌军工作，争取较大的反正，造成反正潮流，在适当时机配合国军进攻，以巷战迎接国军，聚歼日寇，只有在事机泄露不能再留下时才坚决反正，争取先机。这就是敌伪军工作的领导艺术，值得研究，这是第七个经验。

　　此外，因民族的隔离，言语的不同，自然使瓦解敌军工作难于伪军反正工作，但并不是不可能的。江南人中有根本否认敌军工作的原则的，目前我只限于喊话，而喊话上只限于儿句简单口号，就是散传单尚缺乏良好技术，这是应该改进的方面，也是我们工作薄弱的一方面。

　　八、一年来的民运工作

　　一年来的民运工作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步是我军初到，针对南京沦陷国军西移后人民中间失望心理，进行了各方面的宣传鼓动。座谈会，军民联欢会，军民代表会，各县动员会，话剧宣传，街头讲演，是此时期的组织形式。宣传内容以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共对时局宣言，蒋委员长对时局谈话，作为基本原则。工作内容是调停内争，防匪自卫，破坏交通，侦查敌情，协助军队等。经过初步宣传动员及我军不断的战斗胜利，人民失望心理逐渐克服，抗战热情业已增高。此时期的工作进行到第二阶段（约在去年九月以后），宣传内容是保卫大武汉，坚持抗战，准备打破敌之下乡“扫荡”，武装民众，保卫秋收，动员参战工作，打破敌人梅花桩，揭破敌人反共欺骗等。组织形式是各界抗敌协会，各县抗敌总动员会，租息调解委员会，冬防队，国民抗敌自卫团队等。宣传和组织原则根据蒋委员长告沦陷区同胞书，蒋委员长第二期抗战开端告全国国民书，中共六中全会对时局宣言，江苏省府国民抗敌自卫队计划书，三战区整理游击区军政工作方案。具体工作在整理游击队，建立国民自卫队，慰劳军队，优待抗属，反对敌人修马路、抽田赋、抽壮丁，调解主佃地农的纠纷，击杀汉奸头子，争取附从者反正，努力冬防剿匪工作。今年春间工作进到第三阶段，诸游击队已能单独作战，人民已开始自动捉汉奸、打日寇，普遍农村中已掀了抗日运动，自愿当兵的已加多，慰劳军队及抗属蔚成风气，反对敌探成为绅民日常工作，江南某某农村已逐渐走向抗战根据地的雏形。此时期的工作，集中在武装参战，争取敌伪军反正，肃清汉奸敌探，协助军队进行抗战，同时进行抗战。第一阶段的总结和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教育，蒋委员长南岳会议训词和国民公约成为我们工作的基本教材。政治重于军事，宣传重于作战，游击重于正规，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这几个准则，在民众中进行了基本的解释。这是今年春间到夏初的具体的民运工作。

　　我们的民运工作基本方针，是从初步的宣传鼓动进到各阶层的组织，直至武装游击配合军队作战的最高阶段。我们的工作方式，第一是合法，第二是合作。合法与合作这两大原则是项副军长屡次的提示，也是我们在实际民运工作中所体会得到的。要合法必须首先研究体会政府的法令，恰如中共党员应首先了解党的基本政策一样。要合法必须反对滥用不合法这顶大帽子。我把持地方是合法的，我抽收捐税是合法的，我枪杀人民是合法的，我打骂老百姓也是合法的，但你不合法，因为你不能尽如我个人之意志。我敢断定这种滥用合法，实际是违背政府国策，反抗领袖指示，断送抗战生命的最不合法。另一面来讲合作，合作就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就是民族统一战线，名词上不必争执，基本是在于抗日斗争上的联系和互相帮助，特别在战局吃紧之际，能以实际表现，帮助友党友军的才算真心合作。如果把合作挂在口头上，仅作为一块招牌，而暗中进行反对友党友军的活动，这就不能算是合作，而是破坏合作。我们与许多友军互助捉拿逃亡，互相交换情报，战斗中互相闻讯驰援，甚至不等待命令。我们去岁与七十九军及现在与攻击兵团，都彼此曾有过这种亲密合作的事实。我们帮助他们，他们也帮助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合作。江南战场上洒遍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的鲜血，流在一块，谁也难用政党派别军队系统去辨别他。敌人的枪口对准中国人，我们中国的枪口也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合法合作可作如是观，离开了总的民族利益去解释，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总结起来，凡能真诚运用合法合作两大原则的人，他的民运工作必然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反之不真诚依照合法合作方式的人，必然在广大民众面前失败，这是民运的第一个经验教训。凡能以抗战利益为前提而主张调停内战减少磨擦的人，必然得到人民拥护，反之不顾民族利益而专事内部磨擦的人，必然遭受人民反对，这是第二个教训。凡一切标语口号一面能不违背合作原则，一面能遵依抗建纲领，则这种标语口号必然在原则上与南京敌寇的标语口号造成绝对对立，反之凡不把抗战放在第一位，超出合作合法的范围的，想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他的标语口号必然与南京方面含混不清，这是最苦的但又是最显著的真理，可作为第三个教训。一年来的民运工作从这三方面最富于教训，教训了我们，教训了人民，同时也应该教训一切从事抗战的党派军队机关以及各种团体。

　　最后在民运方面还要补充三点感想：第一个感想，在民运工作中江南人民中的某些激进分子，每每嫌新四军太软弱，太让步，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批评。他们的缺点在于不了解合作是对敌的主要办法。一种让步，一种期待，是为了巩固团结坚持抗战，这是必要的，不算是吃亏。我相信一个抗战革命家，应该坚持抗战原则，同时也应该顾及到事实和环境，我们不要作一个抗战的罗曼蒂克，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勉为其难，不应该犯幼稚病和急暴病。第二个感想，我们深感觉我国人民经辛亥、北伐以及目前抗战三个大革命，三十年来饱经患难，政治觉悟和经验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人民的判断常常是最严正的审判官。因此民运工作不仅在于使各党派去领［导］人民这一方面，还有使各党派去受人民试验的这一方面。这种试验是最无情的，我们应懂得一切武断蒙蔽的宣传是动员不了民众的。第三个感想，我们不仅集中力量反对敌寇方面，我们还集中力量指出中国各方面的进步。我们尽量宣传政府方面各种进步，伟大的实施。我们尽量宣扬各友军在各个战线的战绩。江南某些绅士中以十六年【十六年，指民国16年，即1927年。】以前的观点，来怀疑政府及国民党，我们也尽了许多说服工作，指出政府国策的正确及国民党对于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我们丝毫不曾抹煞某一方面的成就，这是具体的事实。我们这种态度取得人民更多的同情。我们以为坚持合法合作的原则，承认人民的判断力，顾及具体环境和事实，竭诚与友军合作，共同领导，共同负责，这是一年来民运成功的原因，也是最基本的教训。

　　九、一年来部队本身工作

　　本支队在茅山一年来的行动，就部队本身方面也积累了许多优缺点和宝贵经验，写出来可成一本大书。现在约略指出几点：第一，我们抓紧了一面作战一面教育的方针，有半天的时间即进行会议和操课，得以经常保持部队的战斗力。第二，我们依据实战经验和实际民运工作为主要教材，使学习与实用联系，学习中得到实用的兴趣。第三，估计到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准低，努力向高级阶段方面提升。这个方针是对的，但做得不充分，尚未达到我们预定的要求，也就使我们的许多特长不能充分发挥，难免不造成工作许多弱点，如有逃兵及个别干部堕落和逃跑等。第四，我们努力于维持纪律、提高纪律。这方面有了最大的成就。我们认为一面人民常从军队的纪律来判别战争的性质和前途，军队纪律好，即可以动员人民参加战争，纪律不好，人民就望望然去之；另一面认为在游区军队恰是政府的代表一样，他应该是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纪律就是最初见面礼。这个见面礼弄不好，以后的话就十分难说。最后，纪律之维持应有经常性和自觉性，纪律如是时紧时松，一样败毁军誉；纪律不依靠自觉，专依靠行政手段，必然养成瞒上欺下的恶习。纪律的真体在于对人民遇事体贴入微。纪律的维持，在于动员指战员和当地人民的群众帮助。我们部队纪律的优点在于政治纪律好，弱点在于军事纪律的不整。比如派勤务讲价钱，礼节不讲究，部队内不爱惜武器，部队嘈杂喧聒不肃静等。这由于误解活泼，误解自由平等的原故。这还须要努力纠正。第五，就是我们的部队仅具备游击战的特长，能单独作战，独当一面，但一般战术水准仍然很低，必须根据操典和实战要求，从基本教育上用功夫。第六，我部队的补充困难，特别是人员方面，我们就地补充完全依照自愿原则，新的补充，恰与伤亡逃亡两两相消。外传新四军扩大到好多万，完全是谣言。这一批逃兵们，你要他归队，他就说“你们军队样样好，只是太苦，天天打仗，免不了伤亡。”这些逃兵的话是最真切的。我们如不能解决逃亡问题，这种伤亡与逃亡削弱部队，使部队难以扩充。另外就是优待抗属的工作没有做起来，这需要政治系统和民运工作的努力。

　　一年来部队工作经验丰富，后有专文再不详细论及，此处只就想到的讲几点。但一年来我们部队战斗经验增多，民运经验加强，干部指挥能力也有进步，武器也调换了一部分，地形敌情也熟悉许多，这些方面比较去年六月东进之际也大不相同了。固然有一部分老的指战员在战斗中光荣殉国，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战斗力，但我们正努力从教育中间去得到补偿和解决。

　　十、总结——今后如何开展新的斗争

　　过去一年来的工作应放在开展第二年的抗战工作的中心上，过去的一年飞快的去了，成绩和弱点都是今后开展工作的基础。我们问：

　　第一，今年六月以后敌人的政策如何？我根据江南当地的材料，可以明白指出敌寇在进行其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总的灭亡中国的阴谋下面，江南有他的特别花样，归纳起来就是：

　　（甲）组织反共青年团，挨门造册，发证明书，有证明书在寇区可以通行自由。发行青年周报，利用中国古旧文章，进行制造汉奸顺民，消灭民族意识。敌人怕这样不能如意的使青年上当，所以又提出不加入者以参加抗日论罪，最后手段就是捉杀、投牢、罚款，这样使一部分青年决心向国军方面跑，由城市到农村，自然也有一部分青年不得已而暂时屈服。这种反共青年团的阴谋，曾有人去问江南的一位大先生如何办？他回答：“这是日本人反共，不干我们的事。”这种回答太干脆，也太荒谬。如果真以为日寇仅仅是在反共，与灭亡中国无关，我看这有点是南京的新鲜宣传。

　　（乙）敌寇在京沪线各城市进行反英示威，提出替中国收回租界，从开大会、散标语、发传单以及摄影等，台上人多，台下的人反转少些，台上的日本人较多，台下人中国还更少，我们不能说这与英国无关，这可以教训唐宁街的保守党政客们。

　　（丙）最近南京敌寇大宣传和平计划，中心问题是强调反共、联汪、反蒋，无耻的说可以保存国民党和三民主义。这种盗用三民主义和侮辱国民党，离间国共合作，这是敌人新政策的中心，在这里我们应选择自己如何来回答。

　　（丁）新的制造汉奸的办法。敌因鉴于江南抗敌运动的开展，知道过去到处强迫组织维持会、愧儡政权那一套不能推销。敌寇又知道江南的每一个农村都是抗战的根据地，如何侵入农村，乃是其基本的要求。敌寇巧妙的变花样：1．用绑票式捉拿抗战绅士，强迫其写降表，断绝其与国军联系，使国军把他当成汉奸失节的分子绝其内向。2．利用社会上原始的封建性的迷信组织，来向农村扩充势力，如大刀会、青红帮、同善社、佛教会，表面上宣传与抗战无关，守消极，守中立，实际上给以皇军下乡不向他们会员烧杀的保证，这样轻易毁灭民族抗战的意识，迷惑国军的耳目，以灰色方法，掩蔽汉奸秘密活动而深入农村，把军民抗敌合作拆散，以达到日寇安定农村的目的。

　　（戊）主张中日亲善联欢。日寇宣传：“你们老百姓，不要帮忙皇军，也不要帮助新四军，你们安居乐业吧！让我与‘共产军’一拼。”

　　（己）日寇还进一步发表告新四军战士书，如“你们不要替蒋政权打天下，蒋政权将来会剿灭你们，你们不要把祖国卖给苏联，你们到皇军这边来”。这些无耻的挑拨离间的谰言，值得注意。这种将来剿共的论调，许多不明大体的分子，也用同一口吻宣传过。我们应用巩固民族团结，巩固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对日寇作响亮干脆的回答。

　　（庚）日寇有组织的使用土匪，利用土匪作为捣乱抗日根据地的前驱，这在丹阳镇地区屡屡发现。这里需要正确的争取土匪的政策。

　　（辛）日寇最后一个新的欺骗，即是宣传捉住国军人员，可以不杀，只要他作苦工，加入苦役队。

　　根据上面几点，证明敌人新阶段中，对江南的阴谋正在具体化，正在精巧灵活的使用，我们要不断收集新材料，注意强盗们的每一心弦跳动，随时给他以有力的打击。不消说日寇这些办法，是根据他的总路线建立“东亚新秩序”来的，但就在日寇决定其新政策时，自己已发出哀呼，呈露其恐慌。我们可以引用几段：

　　（一）近卫在昭和十三年【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十一月三日的播音上最后结论说：“……没有以汉口、广东之攻略为一转机，怀抱太平时代即到来之思想者，则如此乃不理解此次事变之重大意义，天下未有比此重大之危险也，当负起建设新东亚之日本，于其国民生活之全分野已进入新的创造之时代，由此意义，真正之战争已由今开始……”

　　（二）平沼【平沼，即平沼骐一郎，于1939年1月5日继近卫任日本首相。】于昭和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在议会演说也公开承认着：“……时局之前途，固为多难，不难推察……”他最着急的是：“……又一面对当面受战争破坏而休业失业之工商业应迅速措施，农村渔场之维持振兴，以及如何安定国民生活，决排除万难，以求实现……！”

　　这是敌首自己承认敌国在中国抗战面前的焦急。在江南前线我们也看见日兵逃亡现象。有一次，有五个日兵下乡投诚被居民击散，仅获带路的伪军一人。日兵自杀和醉酒痛哭的事件更多。无论如何敌寇施行其新政策，绝难挽救其颓势，这是可断言的。对这一点作为我们加速转变工作、改善工作、加强团结、准备反攻的力量的基础则可，若作为速胜的基础，用来动摇团结御侮的政策，则期期以为不可！我们再问：

　　第二，在江南战线上，我们有什么新的进展呢？从四月以来，全国试行攻击计划，无疑义收着伟大的效果。在江南战线上，攻击兵团的行动，也给全国以配合，尤其对苦战中的我们，是一个大大的增援。三个月来，江南战局正在猛力开展，几次攻击计划，在数百里战线上开展血战，几度攻击城市进行了巷战，几十次野战军给予敌人外出部队以重的打击，压迫敌人重新退守坚垒，使南京、镇江敌人不能不急调援兵。在攻击兵团诸部队，也显出他本身正规军的作风。他们正建立政治工作。他们正整顿保甲制度。他们正发动地方的抗战文化运动，如办报纸、书店、学校等。他们更正在严格的反对地方某些贪污堕落压迫民众等恶现象，某些地方政府不称职的人员已撤换，正在改进。亲自看见他们部队中的生活，也是极为艰苦，我所见的几个营部连部，都是饭食简单，与士卒一样的甘苦。他们部队中的抗战情绪很高。我们共同抗战，互相帮助，在事实上亲密合作。攻击兵团给予我们的指导，也按着正确的游战原则，同时对我们的战斗方面，他们还屡次有奖励和鼓舞。我们也深刻检查过自己的工作，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和配合，虽然做到了某些方面，但仍然未能达到抗战的客观需要，正待我们努力。这些都说明江南战线上一般的正在进步和加强，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新生的前进现象。我们再问：

　　第三，今后江南战线，应作如何布置呢？根据上面指出的日寇的新政策，根据上面所指出的一年来我们中国在各方面进步，固然我们不能过分估计日寇的削弱和困难，但我们很清楚指出整个国际形势及中日战局已转向有利于我们中国方面，我们应加紧全国努力来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在江南战线上：

　　（甲）充分估计着敌人正在集结兵力，准备大规模的“扫荡”京沪线两侧，整个江南战线应为了打破敌人的大“扫荡”而努力，这是新的斗争任务，不容忽视，不容松懈。

　　（乙）诸主力兵团，力求战略上的配合，江南北的配合，京镇间与淞沪、苏常间的配合，主力兵团与地方武装的配合，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的配合，求得整个战线盛水不漏，无间可乘，将敌人大举“扫荡”变成我们对敌的反“扫荡”。

　　（丙）地方行政系统及民运工作系统、民众各级团体，应有充分政治动员，一切为了扶助国军，一切服从战争，军事胜利第一。工作内容集中在参战工作、游击工作、敌伪反正工作、地方自卫生产文化四大部门，以及各方面协作的动员会议，来统一行动，统一意志。

　　（丁）本军站在茅山地区江南战线前卫之一角上，应努力担负起自己的神圣光荣的任务，敌人任何大规模的进攻，必须钢打铁铸似地坚持原地，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更大集团使用兵力，部队中进行充分政治工作，巩固和提高战斗的决心，使自己在战斗中向正规建军的伟大前途迈进，肃清游击主义残余，克服逃跑现象的弱点。

　　（戊）巩固内部团结，历行合法合作的原则，一致对付强敌。这是开展战局的枢纽，一切误会应该解释，一切磨擦应该减少，一切狭隘的小集团利益应该放弃，一切过去旧时代的成见应该在新的斗争面前销毁，把整个江南的党政军民团结好像一个人一样，在全国统一指挥的领导之下行动起来，必然可获得伟大的胜利。在江南行动的新四军，要争取自己起积极的斗争作用。

　　我在此引用明贤戚继光【戚继光，明朝抗倭名将。】的话作为政治的结语：“诸君以今日其坐之据是何处耶？此非三间房子，乃是一只破船，又当风浪之中，若是睡的自睡，坐的自坐，仇人反目，各不同心，将使船被风浪飘冲打碎，彼时无分贤愚，无分恩仇，都是溺死。遭此之际，便是异心仇人，既在一船，说不得平日不相识，说不得平日仇怨，推此共患共难之心，掌舵掌舵，掌缭掌缭，同心同力，将此船撑过江海。今要求漏船过得风浪，却人人不齐心，不共拼一个死力，那个人免得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