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三年，已证明日寇一定会死灭下去，而中国决不会灭亡”（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对时局宣言）。

　　由于各抗日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团结努力，一切中国抗日军队的英勇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使日本帝国主义遭受了巨大的消耗和打击。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三年多来，以我们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与无比英勇，为保卫中国领土与中华民族而日夜不息的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我们的艰苦奋斗，壮烈牺牲，英勇顽强，忠贞卓绝，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

　　我们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就是其中有力部分之一。

　　我们遵循着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坚强意志，不顾一切的艰苦和险阻，在武汉沦陷以后，便以一支细小而有力的基干武装深入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我们在从豫南向鄂中挺进的程途上，会合了信阳地方上共产党员自动组织的武装；还有罗厚福同志以二十八条枪（新四军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的警卫队）为基础扩大起来的武装；平汉线上，许金彪同志，以一条枪为本钱创立起来的武装；以及鄂中陶铸、杨学诚等同志以八条枪起义而发展起来的几支武装。所有这些，就成为以后发展坚持豫鄂边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

　　当我们这支细小的基本力量，突进到豫鄂边的时候，正是去年春季的时节。

　　那时抗战还只进行了一年多，正当是武汉失陷不久，抗战形势还是处在敌进我退的状态，相持阶段尚未到来，抗战阵营中虽然存在着局部破坏团结的现象，但是严重的武装磨擦，还未显现。

　　日寇为了确保武汉占领地，在武汉外围百里构筑了许多据点，紧接着（一九三九年四月）进攻襄、樊失败以后，在平汉路与公路两侧之交通要道增兵，我们武装所到之处，如信罗边、鄂中等地，各据点和公路的敌寇便立刻增加，以进行其所谓“搜剿”和“扑灭”之毒计，同时积极企图组织伪军、伪政权之“以华制华”的方法来扩展武汉外围。一时，汉奸、两面派、流氓、土匪、伪军蜂拥而起，如鄂东拥有两三万人之伪军金龙章（刘梅溪、刘亚卿、杨希超、陈少阶是其部下），与日寇勾结之李友堂、谢指良等，都是当时最著名最为豫鄂边人民所切齿痛恨的日寇爪牙。此外，如应城的土匪游击队，居民称之为“黑击队”，也是民众痛恶的流寇，他们把豫鄂边弄成一个极其混乱，扰攘不堪之黑暗地狱。

　　在当时悲惨交流〔加〕残酷恐怖的情况下，地方上一般“明哲贤达”之辈不复再见，留下来的是有足而难跑的广大贫苦同胞，他们只好在家里等待着凄惨局面的到来。此外，只有为数极少的共产党员留在信阳、应城各地，发动抗日游击战争，而友党同志只是在鄂中有极少数与我们有联系，另外很少有其他部队来和我们配合抗战；至于民众抗战情绪当时是非常低落的。而地理条件更是恶劣，平汉铁路与公路网贯串着我们的活动地区，敌人水陆交通均极便利，给游击战争的发展以很大的限制，同时还有反共投降派的活动。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如此。

　　但我们依靠了同志们的团结、进步、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始进行着而且一步一步地实现着我党中央所给我们的昭示和号召。

　　挺进一年中，我们与日寇、伪军、两面派进行过无数次的残酷战斗，我们备尝着饥寒交迫的苦楚。然而，我们也经常欣赏着以自己血肉换来的伟大战果，更经常因广大群众的热烈慰劳或亲切的慰问而感到无限愉快。这一切，是一段伟大艰巨的斗争过程！

　　挺进一年，我们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九三九年十月整编以前，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战斗环境中部队极形分散，联络不密，指挥又未能统一，但各部的政治路线与努力方针却一致的。

　　“只有在敌伪面前积极行动，才能取得自己的巩固与扩大，才能发生和扩大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才能提高民众的抗日情绪。”

　　在这一方针下，我们作了无数次的异常英勇壮烈的战斗。

　　开头一仗，即应山余家店之役，我们勇敢机动的周志坚同志率领的两个中队，原为增援广西军和地方游击队的，结果却陷于孤军苦斗，坚持了十二个小时，终于将二百余敌人击退，并毙日寇二十余人，这还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初的事。

　　接着四月下旬，我们攻进云梦城。我们勇敢坚定的蔡松云〔荣〕、徐休祥同志，老当益壮的杜石公【杜石公，后叛变投靠国民党。】同志及应城的孙县长，都是当时英勇爬城的抗日英雄。这个胜利的消息立刻轰动了鄂中的每个老百姓，因为在鄂豫边，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攻克了沦陷县城。接着又击溃了伪军李汉鹏部；展开了罗山朱塘〔堂〕店之歼灭战，将三四百日寇包围痛击；许金彪同志指挥的西山战斗（平汉路附近），击溃伪军刘梅溪、刘亚卿部、汉奸金龙章部；襄花路上的伏击战，击毁汽车五辆；赵家棚（安、应交界处）之三天三夜之“捉迷藏”式的战斗，这是一场恶剧的反“扫荡”的战斗；在蒋〔蔡〕甸击溃伪军九十八师（汉口西北五十余里处）和李友堂部，以两天一夜的时间将其七个支队全部击溃。——此外，连续不断的战斗依然在进行着和继续着。其中，给鄂中人民影响最深，最著名的是（京山）“新街战斗”。

　　“新街战斗”是日寇在鄂中第一次惨败，汉奸伪军闻之战栗的有名战斗。鄂中人民至今还兴奋而热烈地传颂着这一胜利的战斗，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晓得这次战斗的。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三日，日寇、伪军共三四百名，向我大山头部队进攻，经一整天激烈英勇的战斗，将其击溃，缴获敌重机枪一挺，步枪达数十支，敌死尸未及搬走者达二十余具，这一仗又大大提高了民众抗日情绪。白兆山中友军的报纸，用特大号字，登载我们这个胜利的消息。

　　以上仅所述其荦荦大者，尚有无数次较小的战斗，不及一一叙述。

　　至于对伪军工作的方针，我们认为伪军中愿为日寇效力、甘心事敌者，这只是小部分，但大多数还不是甘心愿作汉奸的，不过是一时受敌欺骗趁火打劫，满足私人发财欲望而已。我们对他们，主要是从政治上争取，辅之以军事力量的打击。这是以军事、政治力量的灵活运用，来促成伪军的瓦解。在这个方针之下，我们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应城伪军被我们瓦解了，孝感伪军受到了我们的严重打击，一部分反正到五战区去了。我们大部分武装是从伪军和敌军手中夺过来的。反共派常常明知故问我们“枪是从哪里来的？”一句话可以答复他们：“政府并没有接济我们一条枪或一颗子弹，我们完全是从与日寇、伪军流血的战斗中得来的。”

　　这些战斗告诉了豫鄂边区的人民，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的确，经过这些战斗，人民抗战的信心提高了，我们的政治影响扩大了，我们的部队迅速的壮大起来了，我们的战斗经验也丰富起来了，而且把某些动摇不定的两面分子争取过来了。从此，豫鄂边的游击战争便奠定下初步的基础。

　　伴着游击战争的开展，我们的政治工作也更加活跃开展起来。

　　我们在政治上，不论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是在进行着和坚持着各党、各派、各阶层、各抗日军队一致团结抗日的方针。

　　在这个方针之下，许多积极的抗日分子与开明士绅乐于和我们合作，如信阳县长李德纯先生，应城县长孙耀华先生。在武装力量方面，如安陆杨弼卿先生、应城抗日国民自卫队，汉川、汉阳的自卫队，以及安陆一部分地方部队等，都曾与我们在战场上携手杀敌。不仅如此，而且我们对某些反共的地方政府也是仁至义尽，舌烂唇焦的劝告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我们不顾一切困难经常在军事上援助他们。如我们邀请安陆县长彭炳文到马家冲，京山方县长到八字门，我们以殷诚的款待，勖以大义。令人痛心的是，他们反而报之以枪杀我军人员，逮捕抗日群众。当他们向我们进攻时，我们总是一再忍让，从未先发一弹，始终都是采取严正的自卫立场。

　　总之，我们对于这些反共分子是采取艰苦的劝告和说明。对于一切抗日友军，都是以最坦白最诚恳最亲切的态度去团结他们，帮助他们，这是众所皆知的铁的事实。

　　另一方面，我们开始了艰苦的宣传教育工作，以达到发动民众抗日的目的。由于这些工作的推进和一步步的实现，我们在去年十月以前，便已经大踏步的去组织民众了。在去年十月以前，我们积极于摧毁伪组织、伪政权，这以后，便积极建立和扶持抗日民主政权了。但这个政权绝对不是共产党自己包办的。它是各党各派合作的抗日政权（符合于统一战线原则的政权），这又是有目共见有耳共闻的事实。

　　一切别有居心的反共派的谰言，必不可免的为广大群众所唾弃，并为铁的事实所粉碎的。

　　这是在一九三九年十月整编以前的一般的工作的经过情形。

　　从一九三九年十月整编以后，我们的一切都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这中间，国内政治形势改变了，我们的处境便更加艰苦了。伪军虽然大量的被消灭，但日寇却严重的注意我们了。这是由于我们部队日益强大，对于日寇统治以更大的打击和威胁的必然结果。

　　部队扩大了，战役规模也大了，日寇被迫得已不敢以小部队出城活动，另一方面日寇的集中“扫荡”却从此开始了。

　　在进行整编不久，有名的“马家冲”（京山）战斗便开始了。

　　日寇集中附近各据点兵力在一千五百名以上，炮四门，飞机一架，五路围攻驻马家冲之我军指挥机关。我们的工作人员与战斗部队合拢来不够二百人，但经过一天英勇抵抗的结果，日寇死伤七八十名，我却胜利的突了围，只伤数十人。

　　接着是去年元旦，我们配合五战区冬季反攻，在襄花路上伏击汽车，与敌骑兵三四百人进行战斗，敌死伤上百。接着又截击了由皂市开向宋河之五六百敌寇援兵于石板河（京山）。当日寇“扫荡”平汉路东之广西军时，我百余人闻讯即前往援救，与敌遭遇于柳林东十五里之灵山冲，激烈的展开遭遇战，敌分四路进攻，终被我击得狼狈奔逃。

　　还有声扬江汉、威胁日寇在武汉戒严三天之侏儒山（汉阳）战斗。我与汪逆步青伪军激战半日，攻占其街道及几个重要山头，后因日寇由系马口来截我后路，故未将其全部消灭。然而，我们依然获得不少胜利（毙敌一百余，内有营长一名）。此外，在西南的战斗中，尚有坚毅突围的天西战斗，我某部因警戒不严密而被日寇重重包围，我全体指战员奋勇逆袭，反复冲锋，最后打开一条血路而胜利的突围了。

　　正当敌人大举西犯，襄、樊告急的紧张局面之下，我们又开始了具有重大战略配合作用的激烈战斗。

　　五月上旬，为牵制敌寇西犯，我军第一次攻进马坪，爬城而入活捉维持会长一名、伪青年团长一名及军用品很多。接着五月下旬之王家店（平汉线上敌据点之一）战斗，将侵入南新街之敌寇痛击——不管花园、广水、小河之敌源源增援上来，然而终为我英勇指战员所击退。我们年轻而勇敢的政治处主任陈一震同志，就在这次战斗中光荣负伤。更有使日寇更感痛苦的战斗，即三次攻进鸡公新店（信阳）。这个武胜关下的交通要点，几乎变成了我们的仓库，我们前后从这里搬出大粒子盐几十包，有一次把敌人的“合作社”搬运一空。

　　这样的大小战斗，说不胜说的，如象最近之青龙潭战斗，毙敌数十，规模是相当大的，又如前次我们为了牵制敌寇西犯襄、宜，动员了二千以上的群众，配合我军破坏花园至夏店的公路，使敌人很长一个时期不能通汽车。……

　　其次说到伪军，在这一带地区伪军数量大大减少了，敌人虽然又新组织了一些伪军，但却和“老鼠”一样，他们是不敢碰见我们的。我们也瓦解了盘踞花园的一部分伪军。最近在襄河两岸伪军汪步青部中，由杨经曲先生高举义旗，率领〔策动〕了二千五百余人，参加了我新四军，这是震动豫鄂边的政治伟绩。

　　在政治方面——总的方针，我们始终都是一致的，即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反对汪精卫及其爪牙。

　　在这一方针之下，我们扩展和进行了打击日寇之较大规模的战斗，配合了襄、樊会战的友军，高度的提高了民众的抗战信心，并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去帮助组织民众，使之成为抗战的生动力量。我们组织了许多宣传队，向民众宣传抗战法令，号召民众拥护政府，使国民政府行政法令得于推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见于实施。一九三九年十月以后，我们帮助恢复了云梦、孝感（一部分）、应山、黄陂、安陆等地方的抗日政权。

　　这便是一九三九年十月整编以后之军政工作的一般经过。

　　如果把这两个时期之工作成绩归纳起来，那么就表现有如下的数目字：

　　首先军事胜利的统计：（大小战斗二百四十三次）

　　——击毙：敌人五百八十名，伪军一千九百五十名，敌军官六名，伪团长一名。

　　——杀伤：敌军一千八百八十名，伪军六千一百二十名，敌高级军官五名，伪师长一名，伪总参谋长一名，伪营长五名，伪连长十二名，敌伪战骡马百余匹。

　　——生俘：敌军十三名，伪军二百五十八名，反正军二千六百五十名。

　　——缴获：大小炮三十一门，重机三十四挺，轻机一百零六挺，步马枪五千七百七十四支，手枪及驳壳枪一百八十余支，掷弹筒十三个，炮弹三百一十余个，子弹八十一万三千九百发，手榴弹六百六十余个，子弹筒五个，飞机机枪两挺，大刀四百八十余把，刺刀一百零四把，指挥刀一百三十一把，望远镜十八架，毒瓦斯八十八筒，防毒面具二百六十余具，电话三十二架，钢盔一百六十余个，战骡马三百五十余匹，指北针一百一十五个，测量器六十一架，敌军毯二百二十余条，敌大衣二百二十七件，敌雨衣九十一件，伪毯六百余条，手表十余只，西药二十二担，饭盒一百八十个，敌旗二十面，伪旗四十三面，电台一架，军服三百余套，伪符号八十余个，行军锅二十余个，小播音机四架，敌皮弹带一百一十三根，军号二十余个（尚有其他军用品甚多，未及详细统计）。

　　——破坏：公路一千八百七十里，桥梁九十余座，铁丝网八百余处，电线一千七百余斤，伪政权五百六十余处，飞机两架，汽车十八辆，汽船三十余只，敌民船八十余只，电线杆一千二百根。

　　——捉捕：汉奸一百余名。

　　其次，在政治方面的：

　　（一）收复了广大国土，除了在这一地区日寇据点之伪政权外，所有广大乡村内的一切伪政权、伪组织都被我们摧毁了，青天白日的国旗在广大乡村里飘扬着，它的光辉照耀着这一块中华民国国土。

　　（二）帮助恢复了各级地方政权，在我们活动区域内，各县、区、乡、保、甲的抗日政权机构都建立起来了。

　　（三）我们切实执行孙中山先生的“唤起民众”的遗嘱，帮助群众发展群众团体，一年以来的努力奋斗，其成绩如下：

　　甲、抗日十人团团员：十二万六千三百余人；

　　乙、农民救国会会员：四千九百三十三人；

　　丙、工人救国会会员：三千四百三十人；

　　丁、商人救国会会员：二千二百余人；

　　戊、青年救国会会员：二千余人；

　　己、妇女救国会会员：五千余人；

　　庚、抗敌文化协会会员：一千余人；

　　（共计十四万四千八百六十三人）

　　目前在这个地区中，一切苛捐杂税都取消了，减租减息亦在某些地方开始实行，这证明改善人民生活与开展民众运动有莫大的关系。

　　（四）豫鄂边的民众武装，在我们的发动与帮助之下，现在已组成了八万到十万人的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这主要是各级抗日政权和抗日群众自己一年来奋发努力的结果，他们也是经常拿着矛子，在行动中过生活，赤手空拳与日寇搏斗，一年以来，他们杀死日寇在一百五十名以上。

　　（五）我们破坏了敌人“以战养战”的政策。目前敌人的奢侈日用品已不能在这里大量运销，这对于日寇的经济榨取的毒计，实在是一个要害的打击。

　　（六）我们开展了抗战教育工作。我们开办了几个训练班，已有三百八十七个学生毕业，并且组织了二百余农村工作队开展民运工作。经常离敌人只二三十里的随营军校，前后已经培养出八百多抗日骨干到前线上去了，仅是这个数目，当然是非常不够的。

　　我们一年来之所以能够获得以上各种成绩，自然是由于我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能够坚持，特别是由于我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成绩和以后继续取得的成绩，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是不能忘记有许多友军、进步士绅以及豫鄂边广大人民对我们的深厚同情和热烈的赞助，这一点是必须提出来的。

　　最后，一年来的成绩也是依靠于我们豫鄂边区党和全体指战员的团结努力、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精神来取得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团级干部才有丁宇震、李宗南同志；营级干部有何家荣、宁刚文、刘立安、谢玉龙、高功、蔡世芳、袁鸿德、袁高峰、孔耀、孙震、张文廷、望前进、张异来、徐励、丁少谋、周国仪、史正万、张寄江、袁正超、李杨德等同志在各个战役上英勇壮烈的牺牲了；还有连排级五十六人，班长以上的八百五十三人；战士牺牲者百分之七十为共产党员，干部则多为政治工作人员。其次还有光荣负伤的团级干部：熊作芳、梁天云、王海山、周正、陈一震、朱立文等同志；营级干部有：黄宏坤、曹玉清、林金山、宋蕴辉、陈炼、宋学汉、李冠群、张和知、陈震山、曹忠魁等同志。此外尚有连级干部九十五人、排长以下的一千八百五十六人，他们都是以自己的鲜血来报之国家民族，在每次战斗中都表现其无限的英勇，表现其对于民族利益之无限忠诚。

　　其他，尚有许多积劳成病的同志，如周志刚、王友德同志等，他们身体很弱，但仍是不辞劳苦，不避艰险，无日不在艰苦奋斗中过生活，他们都充分具有布尔什维克的伟大精神。我们伤亡同志的血决不是白流的。一年来的英勇斗争，有他的伟大代价。他们的名字将刻上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史册，而历史的光辉也将照着他们光荣的名字！

　　我们坚决打击敌伪，处处遵守统一战线，对于一切抗日友军坦白诚恳去帮助他们、团结他们，执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国策始终如一，彻头彻尾，行之慎审，虑之周详，从未有所过越之处。我们的同志更是诚心诚意，不顾鲜血头颅，与民族敌人作殊死战。

　　这一事实，谁也不能否认，而且也无法否认。但有些别具心肠不顾民族大义的人，他们始终不去了解而且也不愿意去了解事实，他们故意歪曲事实，抹杀事实，他们无日不在造谣中伤，制造磨擦，到处散布：“新四军破坏地方行政”，“游而不击”等谰言。但我们要以事实告诉全国人士，我们在这里所作所行，无一不是符合于三民主义原则的。在摧毁伪政权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都是各抗日派别、抗日士绅所积极参加的，这里的民众都是很可靠的证人。他们还谴责我们“占据地盘”、“扩充实力”，他们要我们放弃坚持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但我们认为这种成见是违反了全国抗日人民要我们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要求的。至于“扩充实力”，如果是指我们抗日武装力量扩大的话，那是抗日过程中之理所必需，因为只有把抗日力量不断的壮大与提高才可能最后战胜敌人。如果借口不应“扩充实力”，反对我们抗日力量的发展，那无异于不希望抗战胜利。这种论调，我们以为不但对中国没有丝毫利益，而且正是帮助了敌人。

　　不管亲日派投降分子反对我们如何坚决，或者手段是如何卑鄙毒辣，我们同样要坚持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到底；同时，我们对一切企图造成内战进攻新四军的人们，亦必须采取严正的自卫斗争，予这些人以反击。

　　我们希望豫鄂边区的抗日友军、友党以及一切抗日人民切实与我们团结抗日，枪口一致朝向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今后我们要以热诚的态度去帮助豫鄂边区的一切抗日友军、友党以及任何抗日地方政府。

　　我们今后仍将尽力帮助群众团体，尤其是群众的武装组织，使之能够保卫家乡。

　　豫鄂边的一切抗日的同志们，抗日的地方政府，抗日的同胞们，我们坚持团结抗战到底！我们反对一切分裂行为，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