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北过去做了什么？

　　苏北，处长江、黄河、淮河、黄海之间，有广大的人口，有丰富的物产，有比较优良的地形，从来苏北就是人物荟萃之地。历史上，又是我们先烈岳飞、戚继光、唐顺之、文天祥、史可法等抵抗外族及倭寇的光荣战场。近百年来的文化，在全国比重上是先进的区域。在徐州、南京战役之后，苏北留在敌后，变成我国抗战的最前线。

　　当敌寇西进，对苏北的压力并不大，几年来敌寇使用在苏北的兵团是薄弱的，每个据点控制十余人、二三十人等，每个城市也至多控制不到三百人。敌人的据点，散布面非常宽，中间空隙极大，因而敌人的封锁线并不严密。敌人的野蛮残暴行为，引起苏北人民的全体一致的反抗。

　　在三年前，苏北各地抗日潮流蓬勃发展，各地抗日志士风起云涌起来作游击运动，在苏北先后起义者不下二十万武装部队。苏北有十几个保安旅团，十几个常备旅团，更多的游击部队，同时国军正规部队也留下不少的几个军在苏北。单就这种大量的武装，如果有正确的领导，严密的组织和指挥，进而与人民协同合作，我敢断定苏北的抗战局面，一定老早就担负起伟大的抗战任务，至少也可能局部收复失地打击日寇的西进。拿华北的状况同苏北比较，我们就可明白其中的盈虚消长的信息！

　　事实上并不能如人民所期望，十几天丢掉十几个县，名城大邑不放一枪即落在敌人手上。假传捷报，蒙蔽上峰，成了军人的惯技。文恬武嬉，依旧是一贯的传统。至于压迫民众，奖励贪污，纵容盗匪，暗通汪伪，更是白昼横行，闻者侧目咋舌。更严重的是，当局者不去以大公无私救国的真诚态度去造成苏北的抗战团结，反而假公济私，妒贤害能去排斥异己。于是，假整军之名，实行并吞友军之实，摧残抗日游击队的违法罪恶便层见迭出，造成苏北自相残杀的万恶行为。

　　我们今天应该公正的指出，苏北当局过去的罪恶，首先是向国民党的优秀分子开刀，首先是向抗日的公正士绅、优秀青年开刀。在抗战第一年，中共党员在苏北多半埋头苦干，在敌寇营垒中作抗日的秘密工作，或者在沦陷区的农村中作游击工作。十几个保安、常备旅团的创造，有一部分得力于中共秘密党员的努力，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管文蔚部过江抗敌，是依照第三战区的命令剿办江都大桥的土匪，这同样是铁的事实，不容任何人加以歪曲。所以，新四军未到苏北以前，苏北早已成为内战的局面。几年来，李守维对税警团、鲁苏皖游击军的压迫事实，其恶毒阴险，其刻薄寡恩，令人不能忍受，难道不是公开的秘密吗？至于残杀抗敌青年，打击公正士绅，活埋共产党员，加紧对人民的剥削，更闹得天怒人怨。张翼、何克谦、张少华、张星炳【张翼、张星炳，当时分别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第2、第3旅旅长。】，因其善于逢迎，善于反共，善于压迫民众，得以累官团长、旅长以至指挥官，家财累积数十万以至几百万。而真正守纪律爱民众，真正抗日的部队，如新四军等，则视为异军异党进而限制、“围剿”，三番四次出动大军，赌咒发愿誓非彻底消灭不可！

　　新四军站在抗日立场，对这种破坏抗战，破坏团结，进攻友军的政策，不能不采取严正的态度。新四军坚持对内团结对内和平的政策，不断派代表提供抗战团结的意见，不断以书信文告说明救国救民的立场，不断经过私人交谊朋友感情，直接间接进行调解说服。然而，李守维等一味横行霸道，不以国家民族利益地方治安为重，本其十年反共成见，对日恐惧，对内欺压的老作风，不仅不接受新四军的提议，反而以十万大兵发动内战。当本年七、八、九月之际，内战已由李守维等有计划的开始。大军包围着新四军，战机一触即发，抗敌合作局面危如累卵。新四军为顾全大局自甘退让，对进攻者则挥泪撤兵，对反共派则垂涕而道，痛哭流涕，陈情上书的大仁大义大公大忍的态度，为泰兴、靖江、如皋、江都、泰县诸地士绅所亲见。只到了最后退无可退忍无可忍万不得已而用兵，一到将其打退即不愿穷追，又企图以对内和平的态度争取李守维等觉悟。李守维等至死不悟，仍然坚持内战，弄得身败名裂，为万人唾弃，咎由自取，事实昭然！

　　我们依据事实判别李守维等的行为，一贯的不认真抗战，一贯的想把苏北造成是私人的天下，一贯的镇压真正抗战的力量。在这一基本立场上，李守维等的打击方向，不是对准敌人，而是对准着抗日的国民党和抗日的共产党，以及无党无派的人士和抗日部队。抗日者有罪，抗日剿办，李守维等对这一点历来不分党派的。至于近来变成专力反共，不过因为新四军代表着苏北的抗日力量，吸引了地方人士、抗日友军的同情，李守维当然认为新四军对他不抗日的威胁最大，所以不能不先向新四军开刀，这又是明明白白大众皆知的事实！

　　但是我们对李守维等的镇压抗日的反共阴谋，我们却切不可孤立起来看，李守维等的阴谋，只是叛国反共阴谋的一部分。李守维等是有背景的，是有大先生在他后面扯线提头的，李守维等是朝内有人好做官，李守维等是得着大先生们的鼓励才干的。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李守维等才能对上蒙蔽、对中排挤、对下欺压，而敢冒大不韪发动万恶的内战。我们对受李守维等欺骗来进行内战而受牺牲的八十九军将士，我们应该原谅宽恕，始终认为可以作抗日的朋友。但李守维这个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祸首，则不能寄一丝一毫的同情，纵容或同情这种制造内战罪恶的专家，就等于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

　　有一部分人不相信反共就是破坏抗战的真理，不相信反共就是准备投降的真理。李守维等更以一面反共一面抗日自诩，实际上就走到只反共不抗日，实际上就走到所谓“中共是唯一敌人”，“敌寇不足虑，中共乃心腹大患”，实际上必然以“各部队缺乏消灭中共诚意”相号召，必然造成“凡对异军应以武力解决”（以上所用文句，皆半年来反共机关的格言，读者可参考《苏北磨擦真相》一书）。这样自然反共有劲，把抗日丢在一边，一到反共不成功遭着强烈的自卫反抗，必然投奔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面前请求援救。汪精卫曾经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首领，其专力反共的结果，完全公开坐在南京办事，便是最具体的先例。汪精卫的道路，就是一切反共派的道路，是用不着说明了。

　　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他的力量已深入中华民族的国土，中华民族非集中一切力量不能击退这个强大的敌人，乃是一个最具体的真理，这是一方面。中共是二十年来久经考验的革命政党，他领导着五十万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直接领导着数千万上万万抗日的中国劳动人民，中共这种强大的民族力量，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障碍，他与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了绝对的对立。日本帝国主义非反共灭共不能灭亡中国，中共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救国救民，这又是最具体明白的真理，而且是几年来抗战历史所证明过的。因此，凡属领导抗战的党派，愿意抗战或参加抗战的党派，应该与中共缔结生死同盟，乃属必然的而且合理的办法，除此而外，并无第二条路可走。不愿意明白这一点，提出反共办法，如限制异军异党，必然会与日本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真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帮手，这又是最简明明了的真理。

　　日本帝国主义历来侵略中国，就是以反共防共为政治旗帜，就由于看清了中共的力量是他的劲敌。在抗战营垒内，要认真抗日当然只能以联共口号去回答日寇，才是针锋相对和对准要害，这个场合，不联共而以反共去响应日寇，事实上等于加入了日寇的反共战线，抗战自然会削弱会放弃，结果必致投降。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因此坚持打击一切反共派，这乃是维护民族利益的神圣举动，绝非自私自利，彰彰明甚。因此，有种人把反共问题仅仅看成是一个内争问题，同样是谬误的。事实上，反共问题其实质就是中华民族抗战的生存关键。日本帝国主义反共起劲，中国的反共派也起劲，日寇说，你反共反得好，我到中国就是为了反共，你们中国自己能反共我就可撤兵，而且立即撤兵，鼓励你们。反共派于是更得意，反共既可以向共产党算旧账，又可以得到日寇的让步，于是更起劲干下去。于是乎两面向共产党夹击，结果与日寇打成一片，把抗战中国变成反共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容许，全中国抗战的军民当然也不能容许。因此，凡属抗战的军民一定要坚持这个真理，站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来打击日寇，打击反共派，乃是天经地义的神圣职责。一切不判别是非，一切不主张真正的公理，仅仅站在调和内争的中立立场，其危险必将断送抗战断送自己是可断言的！

　　几年来的苏北，就是在全国反共计划执行下，反共急进的区域。李守维等公开提出抗日必先剿共的口号，提出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标语，真正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完全忘记了抗战是什么事，与日寇汪逆中间完全可以划一个等号。我们更应该指出，其所以用“剿匪”、“剿匪军”、“限制异党异军”等名词，尚知道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是著名抗战政党、抗战军队，是拥有国防荣誉民族声望，为各界人士所拥戴爱护，因此不得不避开不利的正面攻击，而采取诬蔑卑鄙的武断宣传，反共派色厉内荏作贼心虚的情景活画在我们眼前。

　　苏北的民众，老早知道李守维等的反共行为，不仅打在中共同人及新四军、八路军身上，而且也无情的打在抗日人民和一切抗日党派的身上，就是国民党中的先进分子也没有例外。李守维等反共，不仅限制异党异军，凡与新四军、八路军接近的抗日人民，也一律视为异民，也一律视为敌人。李守维等进攻黄桥的剿共命令说：“我军进入黄桥地区要存凡民皆匪的警惕心，才能有绝对胜利的把握。”这是李守维等反共派甘与人民为敌的公开露骨的反动号召。因此，反共派所到之地，见鸡捉鸡，见狗杀狗，见人捉人，见物抢物，与日本皇军相比较，真是天下无双的反共配搭！凡一切与我反共派不同的或不立即俯首降服的，皆视为异党异军异民异物等，进而限制、剿办、烧杀，简直搅得不亦乐乎。于是天天打电报报告反共功劳，居然也得到奖励，大升其官，大发其财。我在此严重替李守维等申明，虽然李守维等反共派对一切异己的都一律排斥，但有一种东西是例外，那就是钞票法币洋钱，李守维等反共派则绝不视为异物加以任何限制，而且多多益善，到处收集，上腰包，存银行。所以李守维反共派等几年来反共的结果，私人的收获在这方面大有可观，苏北人民可以出来证明。在泗阳发祥之地购置了广大地土，是用不着我替他隐瞒或加以辩护。李守维等如此，等而上之的均如可作如是观，如果尚有分别的话，我们依据孔夫子忠恕之道可以提到一点，那就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分，如斯而已矣！

　　这就是苏北的一篇旧账，本来应该以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政策把苏北弄好，结果因为厉行反共限制异军的办法，就把苏北造成一个最反动黑暗的区域。到新四军被迫过江，站在自卫立场，重大让步之余，不能不挺身出来为苏北抗战团结开辟光明，为苏北抗战人民保留生机，这是应该做的事，这是不能不做的事，这是不得已的不得已，我们应该郑重声明的！这种大公无私的面折廷争的精神，这种立朝方正不阿谀苟且，不党同伐异，一切以民族利益为依归，不同俗自媚的革命精神，应该受到奖励，应该取得抗战军民的爱戴，这才是国家真正的纲纪，抗战的真正纪律。只有那些抱着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奴隶精神的人，才说什么合法不合法。所谓合法，是合乎抗战建国纲领，合乎抗日军民的要求，合乎抗战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这种行动不损坏抗战，加强抗战，不损害民众，解放民众，这才真正是顺天应人民，合乎抗战建国的大经大法。反之，如限制异军，限制异民，制造磨擦，打击友军友党，与日寇反共行为如出一辙，且互相呼应，而且弄得百姓无处安身，自己却大发其国难财，这才是大大的违法，大大的不合法，真正是反对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李守维等的反共行为同全国的亲日派一样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拿着合法不合法的大帽子去压倒同僚，去图谋私人的利禄，甚至准备投降，断送抗战，难道这还算合法吗？这种一手遮天、蒙蔽视听、指鹿为马的赵高精神，对于久受压迫无组织的老百姓是可以欺蒙称快于一时，拿来对付新四军、八路军当然不会销售，八路军、新四军当然没有服从的义务！当然要反对，当然要代表全国抗日军民起来反对。

　　现在可以提到一件旧事，去年冬天丹阳县长张某派其科长朱先生到管文蔚司令处游说，如管文蔚愿脱离新四军，则李守维等可以师、旅长位置为酬，并且说如管愿编师则应听调动，如愿编常备旅则准其留在扬中、丹阳一带活动。此事遭管文蔚严拒，颇引起省方恶感。在此我们有一个好教训。所谓合法不合法，完全以服不服从自己为标准，只要能够分化别人便利自己，便不惜用官阶、地盘作为钓饵。国法、天理、人情，在这些阴谋家眼中是值不得提及的。精诚团结，互助互谅，道义订交，生死合作，以民族利益为前提，更是值不得反共先生们顾及的。省方通辑管文蔚等，原来不是什么合法与不合法，乃是不受其愚弄，不愿作他的鹰犬的缘故。中国政局的黑暗面从这里可了解一些。中国的封疆大吏李守维等，其卑鄙伎俩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里要我们舍己从人，我们永远敬谢不敏，自甘为异党异军罢了！

　　二苏北现在做了什么？

　　新四军是本年七月初在被压迫情况之下移驻苏北。当时，本军在苏南受友军压迫包围时只有两途：或者是仍旧留驻苏南不退让，那就是大规模的磨擦战无可避免；或者是退让，让出江南，移驻苏北。我们为珍惜国力，避免内战，忍痛放弃数年创造之游击根据地而向北移动。我们到苏北，在黄桥驻了五个月，在东台、海安驻了三个月，在海门、南通一带驻兵仅两月余。驻扎期间是很短的，加上到苏北后又不断受李守维等之围攻，黄桥、营溪、姜堰诸次战斗，均直接威胁着本军的生存，本军不得已而自卫。因此，使一切建设工作受着强烈影响而不能安心进行，但我们绝未懈怠推托过，我们本着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抓住短促时间，立即进行我们能够作和应该作的工作。一面战斗，一面以最大限度的可能去兴办各种事宜，以回答人民要求奠定坚持抗战的基础，是我们工作指导的中心原则。如果问我们究竟作了些什么？我们用具体事实作下列回答：

　　（一）普遍发动了人民参政运动

　　推行民主政治和立即实现国内各种的新民主主义的改革，是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政府军队愈能大胆信任民众，愈能给民众以大度的抗战自由，则人民将愈勇敢积极参加抗战，则抗战力量愈强，政府军队愈有人民的帮助，愈能取得伟大力量以对付敌寇。我们新四军在苏北所到之处，立即吸引人民参加政治活动，立即召集各县区临时参政会议，使工农绅商学界以及妇女、青年、儿童均无限制的让他列席会议尽情发言，而军政当局兴革每一事件，首先倾听他们的意见，容纳他们的提议，甚至修改或放弃自己原来的决定，完全遵照人民的意见办理，这样，就使政府、军队、人民之间的隔膜完全清除，人民痛苦和意见得到申述实行的机会。因而政府、军队的设施便完全与人民的需要密切配合，真正做到政府、军队、人民打成一片的地步。数月来，泰兴、靖江、如皋、泰县、东台、盐城各地均召集了或正在召集第一次临时参政会，包括十数县以上的苏北的临时参政会，业已举行了第一次。这些参政会到会人员，是包括各界人士，而且以知识分子绅商领袖占半数以上。这些参政会议员的产生，三分之一由军政当局聘任，三分之二是由各抗日人民团体选派的。在参议会中，各议员均毫无限制的得自由发言，实现了政治权利的平等和真正的政治自由。这些参议会的列席人，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无党无派的人士，均立在平等地位自由主张自己的政见，而且能毫无限制的予军政当局以建议和批评。举例来说，如苏北临时参议会的议长黄逸峰先生，他是国民党员；副议长朱履先先生，他是老同盟会会员，最近没有党籍；靖江国民党书记长盛仁栋先生，当选为参政会大会主席团之一；共产党员朱克靖先生，亦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并当选为副议长。这是具体事实，表明了抗战党派在苏北密切合作的革命精神。参政会的政治内容，包括三个重要决议：第一，讨论时局问题，严厉反对亲日派策动的投降妥协分裂运动。虽然最近时局发展，亲日派的计划业已被制止，但当时苏北参议会的严正表示以及散会后各参议员回乡的努力号召，确乎尽了极大的政治力量。苏北参政会本身，有正确的时局方针，因而使这个方针在人民中发生巨大的力量，这是必然的事实。第二，就是对苏北时局问题。参政会力求各党各派合作，力主各军的合作，反对亲日派发动三十万大军向新四军的进攻，力主江苏省府及其军队与新四军合作，共同抗敌，停止内争。热烈盼望江苏省府有开明表示，来打开苏北抗敌时局。参政会这种调整内部一切以抗敌合作为依归，不偏袒，不敷衍，不苟且，善与人同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拿李守维等的排斥异己党同伐异的家天下精神比较，便知道谁是进步的谁是倒退的。第三，是讨论粮食问题。在过去统治者的魔爪下，口说禁止运粮资敌，实际是大批由军队官吏公开资敌以自肥，弄得苏北粮食产区闹粮食恐慌。参政会决定，立即停止粮食出口，而且停止内地的自由运销，必须在合法机关的许可下，才能进行内地的粮食调济，这是为了防止奸商的操纵的必要办法。因为政府和军队不擅用自己的权力，自己忠实于自己的法令。因为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保证政府和军队的工作人员不假公济私，使一切奸商，投机专家不能用贿赂手段取得便利。所以，粮食问题开始从过去的紊乱无政府状态，开始建立了秩序。苏北参议会，还通过自己的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完全以革命三民主义为基础，以抗战建国纲领为依归，他是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在苏北抗战局面上的具体运用。这个施政纲领之通过，完全代表苏北人民的公意，证实了八路军、新四军与苏北人民的合作有了政治的真实基础，这乃是苏北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在改革道路上的最大的迈步。这个施政纲领的精髓，就在发动全苏北人力、物力、财力去坚持抗战，推进抗战，就在调整人民间的关系，以民族利益抗战需要为标准去促进人民间团结合作，减轻内部的磨擦和矛盾。我们承认苏北内部阶级斗争形势具体存在，从某些方面说，这种形势是严重的，急待解决，施政纲领立〔充〕分估计着这一个形势予以合理的适当的调解。就是不偏袒任何一方，纠正和制止一切过左过右的行为，使劳资双方，主佃双方，均得比较的安定，相当圆满的解决他们之间所发生的各种纠纷。如李守维等专帮助某一方面，专压迫某一方面，或者只顾私利压迫一切，与这个施政方针相较，明眼人自然可以判定真是真非。

　　然而，目前苏北的人民参政运动，仅仅是一个开始，仅仅是初步的萌芽，尚不能表示满足。我们还需要从下列方面进行改进：第一，立即将各种民众团体普遍成立，使每一个人民均加入自己的团体，这些团体的会员大会，可作为每个人民参政即是表示自己意见的基础。第二，仅仅由这些抗日团体选派代表尚不是完全的民权的表示，但可作为实行民权的过渡办法。在这些抗日团体中，使每个人民的政治意识提高，知道如何维护本身利益，知道如何表示自己的抗战意志，知道如何表示自己的力量来维护抗战，这种普遍对人民的政治教育，是一个极伟大的工作。这个工作之完成即可实行真正民权，在这个工作未完成之前，由各种民众团体选派自己的代表，携带各种建议提案去参与各级参议会，无论如何是抗战时期最民主的办法。第三，如果各级参议会具备了上述的民众基础，即可开始实行各级行政官吏由各级参议会选任、撤换等，八路军、新四军是准备着在自己所到之地实施上述办法。共产党不仅是主张还政于民，而且毕生事业是为民众政权而奋斗，在苏北进行的人民参政运动，即是一个事实上的证明。

　　（二）实施了关于民生的改革

　　在苏北各地，进行了下列工作：1．减租减息。2．废除苛捐杂税。3．肃清匪患。这三种工作，是为了达到安定社会、团结人民、调整内部、巩固抗战力量的同一目的的。抗战以来，由于敌寇的蹂躏破坏，由于战争的持久，使原来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的变更，具体表现就是生产缩减，生活昂贵和物价提高。因此旧有的租息制度、捐税制度，不仅如高利贷、苛捐杂税等早不合法应该废除，即一般租息办法也应该改变，以适应新的情况。目前，在苏北各地已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的革新办法。一般的主张是顾及主佃双方利益，作公平的处理；一般照百分之二十五的标准减轻地租，照百分之二十减轻利息。此种办法，不仅于佃户债户有裨益，于地主债主也并无重大损失。因为这个办法，保证了佃户债户的担负减轻，同样也保证了地主债主的利益的稳妥。在工人生活改善上增加工资，使劳资关系也得到改善，以前物价逐日上涨工资历久不变的不合理状况得到初步解决。劳资关系改善，使生产营业的进行便加上一层保障。苏北过去捐税十分庞杂，政出多门，捐税烦琐，有团税、营税、连税种种骇人听闻的办法，对民众的敲诈勒索更属公开的暴行。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地区完全统一起来，凡法定的流通货物只收一次税，即可在内地通行无阻，同时税则皆较旧有税则为低。何克谦、张翼等所抽的百货税、过路税皆完全肃清，凡可以资敌的皆一律不准出口。别人三年四年不能做到或难于做到的，落在八路军、新四军手上皆于短期内立即解决，至少造成了苏北商业流通金融市场活跃的气象。人民的担负业已减轻，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了合法的保证。

　　苏北的土匪历来没有肃清过，不仅沿海地带为然，即在内地亦复如此。这种情形，在苏北从政的人皆认为是一个极大问题。抗战以来，敌寇有计划的利用这一弱点来进行对我之破坏，最近苏北形势的变动情形复杂是更进一层。由于过去军政当局不注意政治的改革和民生改善及人民的组织和教育，一味扩充部队，反予这种破坏社会安定的土匪势力以合法保障。于是听编不听调动，接受番号不守纪律的部队任其合法存在。军政当局用全力来反共，来消灭新四军，这种政策更纵容了土匪势力的发展，他们更打起反共招牌进行活动反而得到当局的赞许。苏北当局如李守维等这种反共计划被粉碎后，并无一丝一毫的悔悟，反而更变本加厉的去推动。大批特工人员潜入八路军、新四军地区组织土匪，举行反革命暴动，来反对人民和抗日民主政权。这就造成了目前在阜宁、盐城、南通、海门、启东一带土匪骚动，富户被抢劫，行政机关被捣毁，工作人员被暗杀，这就是反共专家的巧妙的反共办法，这是甘为人民公敌，用不着再指明了！

　　八路军、新四军有决心来肃清土匪，业已从各方面动员这一工作。因此，对敌寇指挥的土匪部队和反共特工所指挥的土匪部队，必须给予无情的歼灭，不给以歼灭即不能进行抗战。对一般尚处在游离状态，可以感化改造的土匪部队，则以听编制听调动守纪律为条件，如能切实遵守抗战纪律，不与敌寇反共特工合流，当然欢迎其走正规的抗战光明大道，否则仍然不能宽恕，必须做到被解除武装为止。这一工作是较长期的斗争，必须依靠主力同地方武装的配合，我们正着手建立强大地方武装，来专力担负这一任务。同时配合着人民的组织和训练，在广大人民的赞助下，这一历来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可以迅速清除的。

　　（三）开始了人民的抗日群众运动

　　我们公开宣布在三个条件之下赞助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及一切活动的自由：第一，不勾结敌伪。第二，不破坏抗日军队。第三，不违背政府法令。在八路军、新四军地区的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性别，不分信仰，只要遵守上述三条，皆一律受八路军、新四军的保护，有参加抗日活动的各种自由。在这里，我们与李守维等是有分别的。李守维等是提倡反共剿共，只要愿参加反共剿共，不管什么甚至来自敌汪方面也予以纵容；反之，纵令是抗战将士，如果有半言只语同情共产党的话也罪在不赦。这种原则上的区别，早为苏北的实际政治生活所证明。最近苏北开始了热烈广大的抗日群众运动，各种抗日团体皆蓬勃发展，如工救、农救、妇救、青救、文化教育界抗敌协会、儿童抗日团体，皆在各地普遍成立。每一个团体皆由各地人民自动组织起来，自动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这些团体的工作内容，是协助军队作战，协助政府推行法令，保卫地方治安，进行人民本身的抗战教育，保护人民本身的福利，主持人民参政运动。在这些团体几十万会员的努力活动之下，苏北人民的民族觉悟抗战觉悟业已空前提高，广大人民开始呼吸了新鲜空气，开始参加了从来未有的政治生活。在工作最深入地区业已使敌寇不能轻易进出，业已使贪官污吏、不法军队不能自由进行违法活动，政府、军队、人民之间开始了空前未有的团结和互助。目前的弱点是，组织尚不普遍，工作尚不深入，群众运动的干部尚很缺乏，人民的本身利益尚未充分得到适当的解决。但我们相信军政方面既有决心启发抗日群众运动，共产党又确定了正确的抗日群众运动方针，在最短期间抗日群众运动必可得更大的发展。在过去黄桥地区几次保卫黄桥的战斗，就是在广大人民的运动之下获得成功，当战争激烈进行之际，七千多人民协助军队挖战壕，几万人民替军队运伤兵打扫战场，几万人民进行慰问军队，向军队作政治鼓动，几千个人民汹涌加入新四军当兵，这样群众伟大力量的表现在苏北尚是第一次。所以到今天，敌寇势力、反共势力尚不敢轻易阑入。这种广大人民的积极性的发扬，表现了人民的政治觉悟，表现了人民思想意识的变化和提高，这是武力所不能征服的，这是根据人民自身的觉悟，人民切身的觉悟。拿何克谦统治时代与现在相比，其间距离何止数十百年！

　　然而，这种群众运动发展的程度，我们并不能满足。由于干部的缺乏和干部的素养的不够，由于中、下级组织领导的不充分，自然使群众运动尚带有过左过右的毛病，尚有不良分子、特工人员参杂其间，从侧面、正面来进行破坏。这种严重弱点的纠正，只有大胆依靠人民；依靠人民的自觉才能解决。一切抗日团体应多开会员大会，尽量发动会员的批评和建议，应大胆运用民主的办法，使每一个角落的下层呼声皆能映入我们的耳鼓，一切建议纠纷皆能得到合理适时的解决，一切垄断曲解压制的办法皆应立即摒弃，一切工作如扩军、筹粮、除奸、剿匪、减租减息、加工资、合理负担、文化教育等工作，皆应以民主办法深入下层的动员，使所有人民自动参加，办法可以多提，多讨论，商议要多，结论要慢。这依靠我们群众运动的干部虚心体会向人民学习，不要忘记苏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建在广大人民身上，正确的深入抗日的群众运动，乃是根据地建立的基本，我们应该作最大的努力。

　　（四）切实注意解决文化教育问题

　　苏北文化教育在抗战三年多的过程中，依然是一片未开辟的荒土，到我们进入苏北开始清理文化教育的时候，我们根据事实作下列的估计：第一，苏北的中小教育是相当普遍，保留了一批文化教育干部和人才。第二，苏北人民的识字程度相当高，地方绅民均十分注意教育的建设。以上两个条件，是苏北文化教育运动的良好基础。可是，过去的当局并未认真去利用这个优良条件，由于他们方针上的错误，反而将这个优良基础缩小了，摧毁了！过去苏北当局的方针，是以反共为中心，不是以抗战为中心；是以养成人民的服从，强制教育界入党为中心，不是以启发人民抗战意识，进行人民抗战政治教育为中心，而是以官方规定的党化政策来限制并取消教学自由，这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文化教育的发荣滋长，只有在自由空气中可以发育培养。军政当局应该去灌溉协助，不应该用强制手段，军政当局是出动了大批特工人员去统治教育界，企图把学校变为特务机关。这种政策，便养成苏北教育界的“读死书”、“休谈国事”、“救国必先读书”、“读书就是救国”、“强国必先强种”、“抗日必先剿共”的沉闷苦闷的空气。教育界的生活更是低下，没有任何当局去顾及他。至于出版事业、图书馆事业、社会教育事业，更没有人顾及。假如尚有的话，完全变为御用工具，不是歌功颂德，便是制造反共内战，李守维等的专制主义的两手算是把苏北文化教育界勒死了。我们对于苏北文化教育这种状况立即下决心去改变。第一，以抗战教育为中心。第二，切实改善对中小教师的待遇。第三，不干涉各学校的行政制度，力主内部的民主改革，使教育界能积极参加抗战工作。第四，组织学生抗敌协会、教员抗敌协会，师生合作参加抗敌。第五，教育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第六，提倡社会的文化教育，学校教育即作为社会文化教育的中心。社会文化教育，注意成年老年的抗战政治教育和识字运动、科学常识，同时注意一般生产教育的提高。在许多县、区业已召集了文化教育会议，一般成绩尚好。首先澄清了过去的沉闷空气，把文化教育提高到为抗战而直接努力的阶段。许多地区保障了教育经费的不缺少，而进一步给中小教师以较优的待遇。我们主张文化教育界应该研究马列主义，懂得运用马列主义的武器，我们欢迎文化教育界研究马列主义，研究中共的政策，甚至欢迎其参加中共组织，但这些一切只能在自觉自愿原则之下，而不能使用任何行政手段予以强制的。我们相信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文化人、一个教育家中间是有极大区别。共产党员本身是一个革命职务家，他必须有相当马列主义的素养，他必须有坚定的革命人生观，因此一个文化人，一个教育家，要他每一个人都能象共产党员采取一样的立场，达到一样政治觉悟程度，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最反对那种强迫别人改变信仰取得党籍的错误办法。我们这种正确态度，取得苏北文化教育界的赞助和同情，这就奠定了苏北文化教育改进的政治基础。

　　由于经费的缺乏和不固定，由于专门教育人才和教育行政人才的缺乏，由于教育行政机构的不健全，所以至今教育事业的进步尚在开始着手的时期。我们邀请全国著名的教育团体如黄炎培、江问渔先生的职业教育社，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社等来苏北主持教育事业。我们多方聘请全国著名教育家、大学教授来苏北工作，我们将苏北教育事业这一广大范围交给他们去主持，我们只力求抗战教育能广大开展，一切可能皆可采取。我们正计划在苏北创办一个普通大学，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我们创办了抗大、鲁迅艺术学院，我们正计划创办马列学院。我们刊行《江淮日报》、《江淮杂志》、《抗敌周报》等。这些设施不管如何简陋，均是坚持苏北抗战的长期部署，我们做得很快，工作速度也快，我们相信收获也必然是指顾间事。最后我们指出，苏北文化教育事业过去是在党政军当局的干涉支配之下，这个时代是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文化教育事业正实行一切服从抗战的规律，在党政军协助之下，业已开辟了顺利发展的坦途，这是值得庆幸的事。

　　（五）改革行政机构

　　我们对于行政机构的改革，不是改革他的制度，而是从人的改革着手，我们所在地的县、区、乡行政机关完全依照现在制度，我们的改革是专力从公务员人的方面着手，我们要求每个公务员从专员、县长到区、乡长：第一，不贪污。第二，不压迫民众。第三，扫除官僚习气。第四，区、乡长局部由人民推选。第五，成立税收政治部，专力对税收人员进行政治工作，严厉惩办贪污，做到涓滴归公。第六，行政机关欢迎一切公正士绅、抗日党派的人士来参加，而且生活上予以特殊优待。苏北各行政机关由共产党员数量上现在只占五分之一，这些具体要求实施之后，已造成政府人民融洽不隔阂的新气象。行政人员生活的朴素简单与群众团体毫无分别，在各级政府领导之下，协助前线安定后方、平息诉讼、调解纠纷皆作了极大的工作。司法制度亦将改革，使包揽诉讼病民者无从施技。目前弱点尚有某些行政机关保存了旧有的习气，就在人的成份改造方面尚未完全做到。目前，一面加强行政人员的政治教育，一面配合广大人民的参政运动，新的公务员，新的行政机构，必日臻完善，而能担负抗战任务是可断言的！

　　（六）协助友党友军建立强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我们进入苏北立即与抗日友军友党建立抗敌合作关系，我们与鲁苏皖游击部队，我们与苏北游击指挥部（原税警团）的部队，我们与某些保安旅，皆保持合作友善关系直至现在。一方面，由于各友军能站在纯正抗战立场，不同意反共派的作法，不参加剿共内战，他们这种态度是光明正大，所以使反共派的挑拨离间无从奏效；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站在抗敌合作的立场，不进攻友军，不进攻友党，对内力求合作，首先让步，这种正确态度为他们所谅解和信任。我们在苏北所遭遇的战争，完全是被压迫不得已，不得不为抗战图存而奋斗，一切未超过自卫的范围。李守维等的不幸，就在于他甘心冒大不韪，甘心破坏合作，决心消灭新四军的结果。我们决心与各抗敌友军保持这种抗敌的亲密合作，来共同维护苏北抗战的大局，即使过去受过反共派愚弄的部队，愿意放弃反共方针，重新与我们携手，我们仍然一律欢迎，这种态度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打击敌寇，才能不为敌寇所利用，我们希望反共先生们的反省！

　　我们不仅对于拥有武装的友军如此，即对于未带武装的友党也如此。在靖江、如皋、南通等地，国民党的县、区组织皆亲密与我们携手合作，我们且给他们以各种帮助，这些地方党部的主持人，他们有决心推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他们决心违背反共先生的指令来与新四军接近，我们自然乐与合作，断无拒绝之理。这种亲密合作，开辟了苏北党派合作的新纪元，宣布了反共先生们国共不两立的错误理论的破产。我们不仅与友党合作，而且帮助他们去建立抗敌武装。在新四军、八路军地区有许多新起的地方武装是由友党所主持，是由地方绅民所主持，我们在各方面予以补充和便利，这是人民皆知的事实。这里又宣布了反共先生的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许第二种武装存在的谣言的破产。

　　再考察一下，在苏北盐、阜、东台、泰兴诸县政府机关，专员、县长、区乡长，极大部分是地方人士，是国民党员和无党派的知识分子，中间的共产党员仅占五分之一弱，而且大部分是原来的官吏并未更动。我们不仅不排斥非共产党人，而且积极欢迎国民党员及无党派人士来参加建设抗日新政府，这种大公无私的态度，有具体事实可以证明。反共先生们诬蔑我们把持包办，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在全中国把持包办和包而不办，只有他们自己，应请他们自己反省一下。

　　上述六点，一般说明了新四军到苏北以后的概况。我们根据理论和事实，就清楚知道，在苏北同一地方，拿李守维等的设施同八路军、新四军的设施对照，可看出一个极大的区别。亲日派及汪精卫派的路线是推动中国倒退、开倒车的路线，是主张中国服从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路线。李守维等反共顽固派的路线，是主张保持现状，反对任何民众改革，主张一党专政，压制自力更生、破坏抗战的路线。我们共产党的路线，是主张民主改革，主张自力更生，主张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国的路线，主张民主反对一党专政、依靠人民解放人民的路线。因为政治路线的不同，所以形成做法的不同。因为做法的不同，形成工作效果的差异。李守维等在苏北以三年多的长时间毫无建树而且弄得苏北局势日非，这只能由新四军到后去设法极力挽救了！而且我们相信一定能在最短期内完全挽救过来！

　　根据苏北的经验，全国抗战军民应知道所在选择，走殖民地路线呢？走倒退保持现状路线？或者走抗战进步革命路线呢？当着强大日本帝国主义盘踞中国的时候，哪一条路线才可以战胜强敌呢？在这一生存关联的重要关头，不知所选择或选择得不好的话，中国抗战前途是极危险的。这一重要问题，苏北人民在切身利益和经验上，在眼见的具体事实上，已经由自己选择走上光明的抗战大道，这是一个重大的收获。这就是苏北抗战局面最近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