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报》报道日伪在江南“清乡”未达到预期目的
    ——(1941年9月22日、23日)
    作者:黄人范                
来  源:    《新四军·参考资料(1)》                日  期:    1992-06
        军事清乡的两个特点

  “清乡”计划决定在汪逆赴日之前。汪逆在日借得三亿元回国后,“清乡”工作就积极进行。

  “清乡”仍须日军作主力,那是南京自认为“不得已”的事。当时规定第一期清乡区域为江南京沪线迤北,长江迤南的一个狭长的平原区,其中包括江宁、镇江、丹阳、武进、无锡、常熟、吴县、江阴、昆山、太仓、嘉定、宝山、上海等十三县。

  自七月一日起,这地域同时开始“清乡”。日军抽出两师团作战部队,配合伪军作全面扫荡。可是德苏战争以后,为了应付新的世界形势,日军在江南的军力,抽调一部分他去,于是十三县同时扫荡的兵力不够,只得分区进行。在七月一日起,先从苏州、常熟、昆山、太仓四县入手。

  此外,在那狭小的地区中,敌伪军却意外地得着增援,约有一万五千左右数量的日军,从各战场抽调往东北,集中在苏、常、太三县,等待兵舰火车往南京北上,趁着停留半月的时间协助“清乡”。于是一时日军云集,“清乡”区中,水泄不通的取了包围形势。

  澄锡虞【澄锡虞,指江苏省江阴、无锡、常熟县。】(西区)又在九月一日开始“清乡”了,那是江南抗日游击军的一个根据地。北上的日军停留了半月,陆续出发,敌伪势力一时大减。他们知道这区域有□□优良的抗日军,不敢轻易进攻,因之改变了方式,从政治上勾引落后的武装,使抗日军队的本身互相对立、磨擦、自相残杀。

  成为□共尖兵的忠义救国军纷纷投降了,他们都改编为“和平建国军”。忠救袁亚承【袁亚承,当时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教导第3团兼苏嘉沪挺进纵队司令。】部三个团,由溧阳经太湖南面到苏嘉路一带,再进入青浦淀山湖;另一支郭慕涛【郭慕涛,应为郭墨涛,当时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教导第1团兼澄锡虞挺进纵队司令。】部,进入铁路以北阳澄湖区,与伪军胡肇汉部联合,与江阴忠救的包汉生【包汉生,当时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澄锡虞区别动队总队长。】部取得连络,和日军配合,进入江阴祝塘、武进、无锡各区;投降的忠救复与敌伪凑成了重重的包围线,逐步搜索抗日军与抗日人民。

  政治清乡和清乡人民

  敌伪“军事清乡”的计划是:迅速占据各乡市镇,建筑防御工程,公路水路设置竹篱铁丝网,交通要道严密封锁;进一步深入乡村,占据较大的村庄,布置星罗棋布的碉堡与防御物,分区歼灭抗日武力,以至肃清。

  继“军事清乡”之后,“政治清乡”即行开始。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是证明“清乡”中无耻的政治工作是重于军事的。“军事清乡”告一段落,暗藏在各处的敌探汉奸便纷纷活动。

  要使深入民间的抗日军地方工作者,不遗留一个,敌伪的特工密探四出逮捕政工人员,被捕者严刑拷打,威胁利诱,使他寻捕其他工作人员与武装力量。顺良的人民,也免不了酷刑枪杀;而沦陷区的青年,更是遭到空前的苦难。

  在每一个“清乡区”,进行军事搜索后,敌伪即编制保甲户口,实行连保连坐办法,使各户不得有容留抗日工作者的保证。日伪每到一乡村,全村人民被捕,用集团焚烧作威吓。倘实是经常有抗日武装在这村中住宿,当无知的农民跪地求饶时,即将农民带去一部,允许不烧不杀,但被带走的民众,必须以捕获同等数目的抗日工作人员为释放条件。

  用这样卑劣手段进行“清乡”,其目的在离间军民的关系,使抗日工作者活动困难。

  负责“政治清乡”的敌伪中,有两个重要角色:一个是“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一个是“政治工作团团长”严军光【严军光,即袁殊,中共党员。当时打入汪伪组织,任《新中国报》社长等职。严军光是他的笔名。】。这两人都是神秘的人物,在汪系秘密工作里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士群过去在上海、南京一带负责特务工作,附逆后,与丁默邨【丁默邨,当时是汪伪政府社会部部长。】同为汪的心腹,任“警政部长”,扩大特务工作,从七百人到五千多人,他的爪牙分布在苏浙与上海一带,成为汪逆不可缺少的一人。

  严军光曾经到过日本,可说是一个卑鄙的国际间谍,在上海时供给多方面的国际情报。因他对外关系极复杂,投机取巧,成为一个“情报商人”。他曾遭日伪逮捕,以后甘心附逆。所依托的“兴亚建国本部”解散后,即创办日本外务省在上海的机关报——《新中国报》,作为敌人之喉舌。

  “清乡”的重要人物是这样,由此可以想见“清乡”政治工作的实质了吧。京伪组织无法而且也无能获得人心,政治工作用无耻的特工来代替,乃是必然的事。

  江南重遭浩劫

  敌伪的封锁搜索,只是把民众封锁着,向民众搜索罢了。

  在敌伪实行“清乡”中,民众的苦难,是一言难尽的。苏、常、太三县的士绅,曾因此联名向南京伪组织呼救,控告“清乡”部队与伪工作人员的匪盗行为;可是南京也是无从控制,而“清乡”军对民众则更加深深仇视。

  敌伪军每到一乡一村,就包围村庄四周,村民无论是男女老幼,一律驱逐到场上,男女分开排列,然后一部分敌伪军直入民家搜索,翻箱倒箧,甚至地板屋瓦也得翻查,所有钱币、衣饰、食粮,以及日用品,都称为“匪军寄存品”,一律没收,富裕的大户,则绑架勒索,借口是勾结抗日军。

  此外,还有许多较为堂皇的搜刮手段。比如户口调查后编定保甲,由保甲长通知各户,以乡民证掉换良民证,良民证由“清乡委员会”发给,重价收取手续费。凡出外旅行,须把良民证向区公所领旅行证,良民证则存留区公所,旅行证存留在封锁办事处,在外回乡时,必须领取归乡证,到乡后,换取原有的良民证。在这些手续中,一个人所花费的手续费也就可观了。

  “清乡”的效果怎样呢?抗日军在敌后已有三年以上的战斗经验,是决不会被“清”出去的。他们至今还保存着实力,依旧在江南敌后出没无常。两个月以上的封锁,“清乡区”物资感到异常缺乏,城市工业品与生活必需品价格比平时增加了三倍到五倍,乡村的土产由敌人低价搜去,农村被毁的,农民活生生被杀的,遍处都是。这一带在“八一三”国军撤退时,当地人民正饱受荼毒,而这次“清乡”中,人民所受的灾难,要比以前更来得惨痛。

  【* 此文原载1941年9月22日、23日香港出版的《光明报》,题为《日伪“清乡”未达到预期目的》,作者署名黄人范。《光明报》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机关报,1941年9月18日创刊,社长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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