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蔡老太太的时候，她已是下游一带脱颖而出的妇女领袖了。她比一般长江下游妇女高得多，黄皮肤，双手青筋突出，瘦长个子，身体结实，说话嘶哑，语调坚定，头发花白，高额头朝后梳一个髻子。农家妇女，养过许多儿女，一生饱经辛酸，从不说自家困苦。身穿白布褂子，黑布裤子象刚浆洗过的，一身干干净净。虽然老，但她是稳健庄重的化身。

　　很难相信她六十八岁了，并看不出老态龙钟，看来不过花甲之年。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寡妇，有三男一女，两个大儿子在新四军，十五岁的小儿子和两个媳妇在家里种田。

　　抗战前，村子里的生活枯燥乏味，死气沉沉。但是，自从一年前来了新四军，世道好象开始在变样。旧世界土崩瓦解了。许多女学生参了军，当她们跑到乡村妇女门口敲门时，土豪劣绅家的太太小姐闭门不纳，打发男人出来应付那些“红色娘子兵”。然而，蔡老太太则刮目相待。女兵敲门，她开门一看知道姑娘们不坏，招呼进屋，让座斟茶，叫媳妇和邻家妇女陪伴她们。妇女救国协会就这样在村子里诞生了。会员人数慢慢增加到一百多人。

　　经常可以见到蔡老太太的瘦长高大身影在上下左右的村子的大路小道上奔跑，督促妇女们参加识字班，学习小组，讨论抗日救亡是怎么一回事，妇女如何出力。妇女们白天的家务劳动活计做毕，就坐在家门口织织补补，我问她们在做什么，她们回答说是“帮新四军做军鞋”的。

　　越来越多的妇女接手顶替以前男人干的地里活。青年们参加了新四军，老人、孩子帮忙干农活，挑东西上战场、转回身抬伤员。每逢节日，妇救会的会员到医院里去“慰劳伤员”，她们带着糖蛋糕点礼物，同伤兵谈话，问病情和问寒问暖。蔡老太太总是在病房里对伤员们亲切地讲，他们都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是妇救会的儿子。她讲话结束时，总要谈到妇女的权利，总要劝人们参加妇救会。有些人以前没有听过这样的讲话，无不肃然起敬地聆听。中国的妇女接受新的事物看来要比西方世界的妇女更讲文明礼貌，宽宏大量，只有少数男人站在新运动的背后指手划脚持反对的态度。

　　妇女们参加部队、妇女举办的各种学习班后更加充满信心，斗志昂扬。一个学习班讲了侦察敌人和工作方法，要求妇女成为新四军的耳目，同失败主义作斗争，处处监视汉奸特务，抵制日货。所有这一切活动，用一句话说就是“守卫人民军队的后方”。从此以后，她们不是过去的锅台转后门坐的深闺屋里人了，而是关心民族兴亡、复兴的出门跑的新妇女了。男人讲话，她们参加；国事意见，她们发表；群众集会，她们出席。村子里出现一个陌生人，她们要打破沙锅问到底，非把陌生人的由来以及他家祖宗几代问清楚不可。

　　有些男人出面反对，成了“新妇女”的对头。例如张经纪就是一个。他说：“妇道人家出头露面就会磨死男人。蔡老太太是坏中之坏，她的鬼名堂最多，不知道她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张经纪把全部蜡树小白豆子收买一空，这宗买卖被蔡老太太发觉了，因此他对她恨的要死，怕的要命，特别讨厌她。原来，老百姓用白蜡树子做蜡烛，而张经纪却贩运白蜡子到芜湖出卖。如今鬼子占了芜湖城，谁干吗要去芜湖跑生意。妇女要问到底。她们问张经纪，为何不断地毫无困难地通过鬼子封锁线？山村的白蜡豆子为什么突然找到了这么的大市场？是鬼子制造蜡油吧？张经纪这个人鬼头鬼脑，谁都看不起他。因为，山村一带新鸦片灯的买卖人人知道有他的份儿。地痞流氓甚至有些人家成了挥金如土的暴发户了。

　　蔡老太太有一天直奔张经纪的蜡烛铺子，开门见山问他跑芜湖生意的勾当。张经纪态度傲慢、盛气凌人，不但不回答问题，反而恶语伤人。这不仅是侮辱人，也意味着嘲笑老太婆和村子里庄户人家。张经纪违反老百姓的意志行事，很快得到自食其果的下场。鬼都不上他的铺子来同他作买卖了，他走过街上，人们避而远之，无人看他一眼。孩子们在他身后扔石头喊“汉奸！”一天他路过农民门口，清楚地听到有人唆狗出来咬他。

　　张经纪怒气冲冲地到县政府去告状。县长请蔡老太太去谈话。老太太去了，但不仅她一个人，儿子媳妇、左邻右舍、村上的亲友们以及妇救会全体会员都送她到官老爷门口。远近村子里的老百姓也跟在后面，围在衙门口听候动静。老爷本人倒并不坏，他有爱国心，头脑也开明。一看到黑压压的群众，他比任何时候都变得斯文开明了。他要蔡老太太说一说跟张经纪说了些什么。她提到张经纪到芜湖作生意，还有鸦片灯开赌场的事。她指出鸦片烟土是川军里面几个贪官污吏从西面偷带过来的，这一带没有过鸦片灯盏，妇救会要求禁烟。

　　县长承认烟赌有害，但声称法律无明文禁烟禁赌，盼望戒烟新法从速颁布。他劝妇女们能以“体贴爱人”之心同人们打交道。蔡老太太回答说：“我们妇女是有爱人体贴之心同人打交道的。无奈人家不听，人家要我们回到灶房去围锅台转，莫干涉男人的事。”最后，蔡老太太说：“我们妇女起来了，我们决不许可富人违背老百姓的意愿行事！”这话使得县长大吃一惊，面色如土。尽管如此，他对张经纪也束手无策。同鬼子作生意的证据并不确凿，人们千真万确在芜湖市上见过他，他跟别人一样是偷过鬼子封锁线的，法律没有明文禁止这个。

　　三月八号使问题到了紧急关头。“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天举行庆祝集会，村子里准备在老祠堂大厅之中开群众大会，这是妇女的节日，但应邀出席大会讲几句的人尽是男性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祠堂院子会场的前排座位都留给妇女，战士、干部和老乡们被请到后排坐。墙上贴了二十几幅各国知名的国际妇女科学家、作家、革命领袖人物的画像。号召妇女发扬勇敢上战场救护伤员的爱国精神。

　　“三八”这天上午，蔡老太太领着妇救会全体会员到新四军医院慰劳伤员。进病房前，他们拿了十个鸡蛋一只母鸡来看我。蔡老太太端端正正地坐着，要我转告西方妇女同胞，中国妇女是怎样争取自身解放的。并且对我说：“你同我们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奋斗精神表现了妇女的崇高美德。”她的礼物使我深受感动，也是莫大的鼓励。

　　我跟着妇女们走进医院病房，看到几箩筐鸡蛋、烘饼、一半边猪肉。她们的男子汉骄傲地把礼物挑到过道里，让伤员们看后又乐呵呵地送进了伙房。献礼完毕，妇女们集合唱起了慰劳伤兵之歌“啊！最勇敢的人，你们为了千百万妇女和儿童，负了光荣的伤，忍受着战争的苦难，躺在病院的床上……”

　　这是一个美好动人的场面，蔡老太太和跟她来的妇女们问我：她们希望知道还能为伤员做一点什么事才好？我说可以做枕头、枕巾，上面绣上“民族英雄”“抗战必胜”一类口号，她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个人正在为筹集一笔买布料、丝线的捐款而奋斗，她们用不着谢我，我们同命运共呼吸，这是我的战斗也是她们的战斗。

　　下午的群众大会取得了巨大成功。蔡老太太害怕登台讲话，但她战胜恐惧，一步一步走到台上，讲妇女的权利和应尽的战争义务。讲话最后，她宣布她们的妇救会要把村子里一切坏习惯包括打牌、赌博、抽鸦片和游手好闲等等恶习从根刨掉，通通扫除干净。结束时，她告诉大家刚收到她一个儿子在前线负伤的消息。但作一个保家卫国抗日救亡光荣负伤的儿子的母亲是光荣的。她说，这样一来她个人的职责就越来越大了。

　　当她走下台的时候停下来看到场上指战员们全体起立，枪支举在空中，高声唱起了《游击队进行曲》，在激动人心的歌声中老太太慢慢地走下了讲台。

　　隔了几天，一个军医叫我到门诊部去会诊，出人意料的是我发现蔡老太太躺在担架上，使我大吃一惊。我蹲下来看她的伤势，她把事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都是因为鸦片灯和麻将牌，妇救会同人们辩论要关赌场和烟馆，男人们拒绝，她就同其他妇女闯进了赌场。地痞流氓朝她们起哄。蔡老太太拿起拐杖朝桌子上一扫，洋钱、麻将满屋乱飞，别的妇女也跟着她一起动手，赌场大乱。男人们大吵大闹打起来了，在场的妇女几乎个个被打伤，蔡老太太的伤势最重。

　　一连几天，村子里简直闹翻了天。乡亲们、指战员们无不挺身而出要求平息众怒。打得鼻青脸肿的妇女们都围在蔡老太太的病床前安慰她。不过，大家都无休止地谈论着这回斗得好。烟场、赌场关了门，张经纪和动手打人的烟鬼们都被关起来了。她们高兴地说：“一大胜利！一大胜利！”

　　蔡老太太请我写信告诉美国妇女同胞：

　　“美国同志，请您写信告诉美国全国妇女协会，把我们的斗争告诉美国妇女同胞，说我们的斗争胜利了，告诉她们没有斗争是决不会有胜利的！”

　　我说我要写信告诉她们时声音有点发抖了。但是，我坐下来便想起了我们美国的妇女同胞，她们吃得饱饱的，穿得漂漂亮亮的，一年三百六十天受着电影、电视“爱”的教育，过着金钱解决一切问题的资本主义生活，她们大多数人能够体察中国妇女的生活和斗争状况么？我很怀疑。

　　几星期后，蔡老太太恢复了健康，回到了战斗的岗位上。一天，我伏案工作，抬头一看她站在门口，身后几个青年妇女，个个嫣然微笑着。我跟她们走到外面，男女老少和孩子一大群捧着枕头枕巾，上面绣着花鸟图案。“民族英雄”、“抗战英雄”等我建议的词句工工整整地绣在枕巾上面。妇女们到病房里给一个床位一个床位的病号送上了枕头枕巾。伤员们的惊喜和快乐就是她们情意的最大报偿。

　　枕套虽小情意重，可惜的是太少不能每人都分到，因为又有几个伤员住院来了，还有两个日本俘虏。蔡老太太极力说服两个伤员把枕套让给两个日本俘虏，答应给他们另做一对。送礼完毕，她又讲话，讲妇女的权利。日本俘虏瞠目结舌，面带笑容，困惑不解地望着她老人家。

　　“好极了，好极了！”我对一个医生说：“老太太可把日本俘虏缠住了，他们成天睡大觉什么也不干，听她讲妇女的权利得了。对他们的招待多周到，他们可不要无功受禄啊！”

　　一个农场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匆匆来临，整个长江下游平原在痛苦中煎熬。日寇从长江向南发起扫荡，一路向我军西面的广西第五十军坚守的驻地进攻，一路朝我军东面二十英里的山城南陵骚扰。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空袭轰炸下，南陵困守几周看来顶不住了。五十军一师人穿过我新四军军部所在村庄前往围城，新四军几个纵队沿长江南岸连夜行军，日夜攻打敌人的后方和侧翼，参加解围战斗。

　　村镇多次易手，伤兵各路抬下。数以千计的老百姓逃到后方基地，或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难民收容站里寻求吃住地方。或是在新四军军营附近的村子里挨家挨户沿门要饭。村镇收复了，沦入敌手的老百姓嗷嗷待哺，伤病需治。他们挨过刺刀，中过流弹、炸弹，在痛苦中呻吟挣扎。有的肢体不全伤势严重活活地死去。

　　持久战打下去了，新四军医疗队沈其震队长匆忙到上海一行，向中外团体争取救济资金和医疗药品。我向英国救济基金会和美国红十字会特别监督委员会提出报告和申请书。沈其震很快回来了，他满面春风完成了任务，同时把英国大使的两千元赠款交给我。我把这笔款子的一半立即送给新四军民运部，另一半留作农村用款。

　　到阴历大年初一的时候，敌人的进攻被打退了。隆隆炮声渐渐稀落，农村逃难的老百姓动手收拾所有东西，挑起襁褓中的婴儿，向他们的家园走去。他们感到男子汉大丈夫靠慈善救济生活可耻、脸上没有光彩，就是那些躺在病院里的老百姓也感到无家可归、身无分文在人面前矮了半截，说话不响，连病中呻吟的权利都没有似的，许多人等不及伤好，晚上拄着拐杖偷偷地走了。

　　可是一片瓦砾废墟，哪里是他们的家？家禽家畜通通被杀完了，家具器皿、炉灶锅釜不翼而飞。公众谷仓遭抢一空。逃难的人，罕有余粮。人们不能用五指种田犁地，而且几升粮食必须留作种子。

　　我同新四军医院的军医们讨论了一千元赠款使用的上策。医院附近有一个祠堂，住有难民十五户。祠堂旁边有大块休耕地，区长是一个地主，他答应出租免税给我们使用。医生们制订出一个互助组共耕计划，开了一个需要农具、种子的清单跑去同祠堂里的农民讨论。他们对难民讲，没有疮的妇女可以帮医院缝洗床单、被子和病人衣服，收拾手术工作制服，挣得工钱。战士们可以教几个人打草鞋，编箩筐、提篮、席垫、背篓，各家看病由医院负责。

　　难民们听了计划，妇女们照例不吭声，男人们盘算了很久才问贷款付利息多少？医生说是无息贷款，但挣得盈余必须作为其他难民解决耕地用费。人们听着，满腹怀疑。有一个说土地所以免租，因为部队住在这里。部队开走，地主不但要租，而且还逼欠租。医生们说可以取得区长的书面字据。农民认为，部队一走，书面保证是一纸具文不顶屁用。尽管如此，只要有地可耕，部队在一天就种一天，长江流域的鬼子赶跑了，他们就回老家去长年种地。

　　这一点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

　　医生们感到对农事一无所知，最后把全盘计划交给了农民。第二天，一群农民到山坡上看了地，一直摇头，地看毕，五个人来到医院。他们削减了我们原来的财政预算，并且声称三批人次日分头出发，一个小组到南面的镇子上去买农具，第二个小组上南陵县去购良种，第三个小组去找耕畜、猪娃、同鸭贩子商量孵一千鸭蛋的交易。他们能以五块钱买到一百只小鸭。

　　他们精打细算我们给他们的钱，一个铜板都有用场。说他们用不着花钱住客栈。农民出门总是住在别的农民家里，不过吃饭一天一人一角钱够了。

　　一星期后，十五户逃难农民成立他们自己的合作农场。各家妇女到医院进行体格检查，没有疥疮的开始做缝洗工作，其余的接受治疗。部队派出战士教打草鞋。医生让男人们干地里的农活，并强行安排了一份菜单。农民坚决反对每周吃一次肉，说白浪费钱，但医生有医生的想法。农民们走后，两个医生动手草拟一个有儿童教室、洗澡堂和公共洗衣室的模范乡村设计。

　　一个满面红光、朝气勃勃、体壮如牛的青年当选为合作农场的经理，这个职务和他的耕地任务结合在一起，他还来回爬坡同我们办一切交涉。设计标准村的时候，人们慢慢地在山坡上找来找去。最后择定了一块干燥高地。我们眼盯着阳光底下土坯砌成的茅棚土房建起的标准乡村慢慢落成了。

　　园里的葱、蒜、韭菜、茄子、南瓜、豆角、甘薯慢慢长起来了，我们引进了一些西红柿，他们不知道这种菜也不喜欢。我们说明了菠菜的价值，他们同意种。他们还种了一畦西瓜，以对我们表示敬意。母牛、黄牛的费用大些，我们把耕畜关在棚里，不准卧在屋里。人们赤膊卷着裤脚耕地犁田，身体结实，肤色黄黑、外表健美，不长疥疮了。关于疥疮我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论，学术上称之为“严格规定病人的饮食”。

　　大竹篮挑的小鸭送来了，老人、孩子在池塘边搭了一个大而矮的席棚，地上铺了一层厚草，每天赶到池塘游一阵，塘边有上岸处。棚边有老人睡觉地方，他昼夜观察羽毛未干的小鸭。白天，他用一根长竹杆扎着长条带赶小鸭群。小鸭很快成长，不久即可下溪自寻食物了。

　　成年人学文化和儿童上学校的问题，由新四军民运组抽调的一个女教员负责。我们又想到与农场有关的织布机问题。我在去泾县的路上遇到一些逃难的织布匠人，他们说能做八块钱一个的织布机。

　　我们同农场的老乡们商讨织布机匠的事。显然我必须写信想法找钱。

　　医生和我想在长江下游一带难民里面成立其他中心合作农场，但是需要受过训练的组织人才。估计有二十万户无家可归的难民，英国救济基金协会和美国红十字会特别顾问委员会拨款么？他们给教会人士提供大笔款项，而教会仅解决难民的吃住问题。中国救济工作他们很少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我没有传教士的资格，由于我同新四军的联系很不容易得到他们的资助。但是，我还是照例提出申请。出乎意外的是，又寄来了一小笔钱。但总数从未超过五千元，有一部分钱必须用作医院的纱布费。

　　合作农场的农民于农闲时为部队医院干各种活。一有战斗情况，他们挑选最结实的男子汉送弹药到前线，抬伤员回后方，一天才挣三角钱。我们眼见他们成为村子里最身强力壮的老百姓，肩挑负重比别人都强。我们的医生一想到“严格规定饮食新法”，都很满意乐开了。

　　农场农民根据设计图样用土坯、铁杆、竹木为医院盖了一个除虱站。秋收前我离开这里到新区工作时，农场经费仅余八十元了，但新谷即上场，鸭群已肥壮，可以带来为数可观的收入。医院已经采购鸭子给伤员们吃。

　　离开农场时，我给上海英国救济基金协会寄了一份农场情况报告。一年半以后，我到重庆时，英国驻华大使凯尔先生特派大使专车接我。关于新四军南陵合作农场的事，对我来说，似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但他可并没有忘记。他仍然笑谈农场的大事，问我如果再办合作农场，他可以多捐点钱。我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