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妇女的工作

　　这里有土生土长的农村庄稼女人，有在小城镇中受过教育的小学生、中学生，有从各大中都市中去的(如上海、汉口、广州、北平、南京等地)大学生、中学生、师范生。但今天你从外表上是很难辨别出这生活在一个圈子中的各种人的，她们除少数乡村妇人外，都是短发、天足、短装或戎装，夏天是赤足草鞋，冬天是布鞋布袜，那怕她以前是太太小姐，现在也没有闲情去涂脂抹粉，讲究服装的样式，注意梳电烫的卷发，或是研究穿新式的高跟鞋、皮鞋、花鞋、丝袜了。她们是真的脚踏实地的在向群众学习，希望能同村妇打成一片。因此，她们学会了耕田种地，纺纱纺线，用手捻羊毛，有的也会弄长短枪。在号召生产的时期，每个区域里的女人，都自己有三分田的菜园，和几个人合有一部纺纱车。这些知识妇女在各个部门中一般的起着螺旋钉的作用。她们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无论是在军队中，在地方上，尤其在一些动荡的区域，每逢转移一个新地址的时候，同样是自己背着行装，用自己的脚，在大风大雨的夏天晚上也好，或是在风雪交加的冬日晚上也好，走上七八十里路，过几道封锁线，都绝不抱怨，一致认为这是今天生活中的家常饭。她们英勇、能干、吃苦、耐劳，她们真是爱国土、爱人民，因此在某一时期中，曾经有过如此的偏向——认为结婚是件麻烦事，既结婚的不肯与爱人在一块工作，以免在情感冲动之下妨害彼此的工作进度。她们觉得在今天工作的急迫，较其它一切更重要，甚至把孩子交给农村妇女，认为带孩子也是妨碍工作的大障碍，她们的理由是环境如此流动，孩子给公家很大的负担，而自己为孩子也要花很多的智力与劳力，在这种目前对大众对人民，无所贡献的小动物身上，要花如此宝贵的时光，倒不如将现时母亲对抗日工作中的力量充分发挥的好。当然，这是有碍身体健康的，非长久打算的近视观点，很快就被纠正了。这些受过教育的妇女，有的在卫生部门中随着军队工作，也有在地方机关担任政治上的指导工作，也有任县长、公安局长的，也有在军队中担任宣传、教育工作的，如像办小型报纸、刊物，组织剧团等。部队机关中的文化教员、政治指导员、会计，差不多都是女人，也有参加教育机关办学校，编书籍的。总之，一切不论虚名资格，专以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体力来决定。在这里，谁也没有将女人看成花瓶，而相反的在各项工作中，都能得到鼓励和帮助；在这里，很多事实是要你承认，女人不是没有单独工作的本领的。这种事情是太多了，现在将我知道的，一个小角落的见闻记在下面：

　　一个重伤医院的故事

　　大山头在湖北东〔京〕山县和应城县之间，这里有密集的敌人据点，如大的有宋应公路上的宋河镇和应城县城，小的有田店、徐店、罗店，彼此之间的距离仅只七八里至十四五里之间。在这样严密封锁的环境中，此地有一位女院长领导的重伤医院。一次敌人布置得十分的周密，对整个地区来一次大扫荡，此地也在被扫荡之列。此所医院里有五十个重伤号和将近百人的病号，在一个半夜里，突然得到敌人已出发扫荡的情报，大家一无武装保护，二无强悍和健康的有闲的男人，而全部人员除了病人外，从看护到院长都是女人。虽然还有四个炊事员是男人，但他们要保证病人在怎样严重的情况下，也要有吃的而不至饿肚子。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之下，院长召集全体，举行了五分钟的会议，由全部工作人员自动的担任抬伤兵到山上去隐蔽。一部分身体弱的，则领导病人打算冲出封锁圈，设若万一来不及，就由指导员负责，到能与重伤者取得连系的小山上隐蔽。这一处置，大家立刻动手，院长同勤务员也积极的参与此项工作。不一会，在十个女人的群策群力之下，五十个人全部安置在森林里了。在刚安放好的时候，枪声响了，炮也来了，可是她们抱着共生死的决心，大家赶紧分开到各群伤兵小组的旁边，去陪着他们，安慰他们。不到一个钟头，敌人在山顶上山脚下散布开，村庄里面人号犬吠，实在令人寒栗，到处都看得到敌人焚烧房屋、粮食的火焰。此时那一群病人也未突出封锁圈，在不远的小山上隐蔽，大家都躺在森林里，谁也不敢响，直从早上七点钟，坚持到晚上七点钟。敌人仍然没有退走，却在山下村落里住下来了。她们在如此紧张和疲倦的当中，还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接着，分散的人打通了，老百姓的慰问队也来了，他们带着田里刚挖出来的红薯、青菜和自己带出去的干粮——炒米、米粉及盐蛋之类的东西，炊事员也纷纷的忙着在树林里拾柴，烧锅。不一会他们都先后的得到食物，而工作人员不但不在病人全体请她们保存有生力量，要她们速即离开的请求之下离开，反而更现得英勇的，不管自己的饥饿，赶紧去布置下一餐的吃粮，和组织更完善的监视哨。她们硬同敌人对峙了两天，直到正规部队由侧面牵制敌人时，才在老百姓的帮助下逃出了虎穴，并且做到没有损失一个人。

　　她们都是英雄

　　这或者是一个非常渺小的故事，还不够说明女人是能干的是同样负着抗战艰苦的任务。我再来介绍几位震动鄂豫皖边区，连敌人都用神话描化着的女人吧！一个是今天中共的候补委员陈少敏【陈少敏，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治委员、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书记等。】女士，敌人称之为陈大脚。她原本是个农村妇女，但她现在能指挥部队，领导政治工作。她有魄力，有丰富的政治远见。她为一般人所敬爱。在河南有年青的危大姐【危大姐，即危拱之，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信阳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等。】，在湖北有著名的钱大姐【钱大姐，即钱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湘鄂西省委书记等。】，她们都能独担一面的重任，此外有人所共知的蔡畅、邓颖超【蔡畅，当时任中共第7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邓颖超，当时任中共第7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以及前在延安办教育的张琴秋【张琴秋，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大队长，在延安从事干部培训工作。】等等人物。至于各地任县长和县级干部的是太多了，如象湖北一处，有黄陂、安陆、应山、潜江、汉川、天门，都有当县长、主任、公安局长、教育局长的女人。她们不但能指挥民兵，并且还有的会自己带领着部队活动，叫敌人惊心动魄。当时弄到敌区内有这样一句好笑的流言：“凡是新四军的女人，都是大太殿！”由此可知解放区域里的女性，是真正在民主的解放的环境中，发挥了她们的能力。她们在这民族革命的圈子里牺牲的，也不在少数，我为纪念一个朋友，把她壮烈牺牲的一段也记在这里。

　　她在地方上担任区署的巡视员。她的身体在战斗的环境中得不到休息，而积劳成肺结核，但她是最讨厌休息的，每每都要冒充硬汉支持着工作。同时因为她能干，总是常常被派到比较棘手的地方，去解决困难问题。这次她又带病出发到五十里路以外的某区公所，去调查一个奸细是否想拖地方上的枪去投敌人和谋害县长的阴谋。要证实这个敌人派来的奸细，是十分不容易的事。她在此住上足足的十五天，一切都整理清楚了，本来准备回县机关的，但遭病魔的纠缠走不动五十里路，只好勉强留在自知不能停留的匪窝里。当晚夜半，我这位为民族革命奔走五六年的朋友，被奸细用斧头劈了三刀，就这样凄惨的死了。她妈妈，直到今天还想战争停了她该回来，或寄信来呢！诸如此类的壮烈牺牲者确实不少，有名的有京山的袁立，夜〔应〕城的纪韦，应山的杨婉，另外还有许多在某次事变中的英勇故事。她们在集中营里受尽各种各样的酷刑，但她们并不软弱到忘掉自己的天职——为民族尽忠尽孝，而出卖自己的灵魂。记得在某次事变中有某位得胜的团长，硬逼一位俘虏小姐同他结婚，虽然遭受三番五次俘虏小姐的唾骂，可是最后终于在一个条件之下谈好了，团长允许俘虏在结婚前同全团兵士训一次五分钟的话，这样一来不但团长本人的丑恶，连这次的阴谋和非正义的行动都被指点清楚了，弄得全团士兵骚动起来，有的甚至淌着同情的和忏悔的眼泪。团长这一吓可非同小可，急忙派人送她出境。她就是在这样一个侥幸的机会中回去了。

　　总之她们在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环境中，陶冶得比一般社会上的妇女是进步了，对小我的打算是少了。但我们也不要把她想着是天地以外的超人。八年的艰苦斗争中，她们之中的大部分确实是同男人一样，荷起抗日建国的重任，为社会事业贡献了她们的才能。

　　觉醒了的农村妇女

　　至于说这里土生土长的乡村妇女，也在妇女工作者及民主政权的帮助和领导下，有了新的生活姿态。她们知道兴家立业，不但是男人的事，而且也是自己的事。她们知道爱护伤兵，等于爱护自己家里的儿子、兄弟、丈夫。她们知道打走鬼子才能安居乐业。她们也同知识妇女一样向不自私的路上走，因此常常有人送兄弟、丈夫、儿子去当兵。她们知道用会议解决问题。她们要求识字。她们也会选举能为自己做事的好公民。有的把自己的女儿送去参军的，有的也随着丈夫参军的，这种妇女多半在医院当勤务员，或学习看护，或在军服工厂作工，因此八年之中由农村中培养了一部分十八岁至廿五岁以上的妇女干部。她们从没进过中学大学，但在工作中一样的发挥着干才。现在我再介绍几个有记载的故事。

　　A．陕甘宁边区的马杏儿。马杏儿十二岁的时候，就到财主家当丫头，十五岁就嫁给一个同她一样穷的男人，一家八口人仅靠租种十二垧坏地，打六石谷子，但要交二石四斗粮的租，所剩的三石六斗要供八人一年的口粮，当然这种生活是苦极了的。前年她们夫妇前后的逃到马杏儿的娘家，靠爹娘向政府弄了一百六十亩地，但到春耕的时候，她的丈夫突然变了卦，一个人到城里作打蜜工人去了。马杏儿急坏了，知道老爹一个人种不了一百六十亩地，于是很勇敢的要求爹娘，一定要去帮爹耕种田地。她拼命的熬过了爬山的痛苦，和磨破手皮的苦头，居然把这一百六十亩田弄得丰收，使村里的人个个看到她的背影时，总在夸奖她“这女子真象一个汉子！”当她得到劳动英雄第一名奖品时，大家都跟着她，向自己的老婆介绍，说：“学习马杏儿吧！你看人家多光荣。”父亲对他的女儿说：“学习马杏儿吧，让咱家也沾点光！”

　　B．兴家立业的李大娘。李大娘听到政府号召生产，她参加了妇救会回家后，心里就在盘算，怎样来使家里每个人有工做，能认几个字，能替二个儿子各做一件新棉衣。如是回家后马上找到自己的丈夫、大儿子、小儿子、媳妇，开了一个生产会议，最后分工，她的大儿子夫妇自告奋勇的愿意做一切耕耙、打拉、锄田、割稻麦、扬麦谷之类的事，并且还要打短工。李大娘说：“我除了参加妇救会议外，一天做三顿饭，湖里的杂活都由我做。”李老头自愿在麦收前专给人家锻磨，家里的油盐杂用费由他担承，麦收后帮大儿子做活。小儿子专管割草喂牛驴，念书，并且还教嫂嫂每天识一个字。

　　C．江苏如皋的李桂英——伤兵的母亲。李桂英是个四十多岁的村妇，她在儿子病得很凶的时候，公然放掉儿子跑到战场上去抬伤兵，好好的安慰伤兵，弄到临别的时候，伤兵哭着不肯离开她。又一次，她在鬼子来袭击她们村庄的时候，她自己跑到火线上去背下伤兵，并且将枪和子弹都带了下来，自己在额角上也带了花。因此地方上军队中，都称她为“伤兵的母亲”。

　　D．送郎当兵的故事。山西兴县蔡家崖温辰寅同张香儿夫妇俩口非常亲热的，在发动参军会议以后，十八岁的辰寅就同香儿商量，也想去参军，香儿立刻同意。俩口子想到怎样热闹下才好，如是合起来编了一个“送夫参军戏”，准备好了俩人亲自出场表演。那天真的好看，一个是山西大汉，头上用崭新的白毛巾打一个英雄结，胸前佩一朵大红花，张香儿也是鲜鲜艳艳的抹了一脸脂粉，穿着红绣花鞋和一件红格子衣服，胸前也佩着一朵大红花，还有一条花手绢插在腰里。小夫妻互相叮咛又叮咛，嘱咐又嘱咐，扭一阵唱一阵，真是热闹得很，确实在这次参军会中增色不少。以上所列举的故事，仅仅是千万个故事中的点滴，至于这些斗争史迹实在不是一支笔所能尽写出来的。确实，现在这些妇女们，已经不是八年前的旧样了，不但他们自己这样说，就是我们在事实的面前也被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