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共产党军队的初期扩展并不顺利。一九四○年夏天，共产党军队发动了一次规模庞大然而不合时宜的反攻，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以破坏日军的华北铁路交通线为目的。共产党军队炸毁了铁路桥梁，围困了日本守军，使铁路交通中断了数周之久。但是，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军队的力量还不很成熟，不适宜发动这类大规模的进攻，他们不能巩固自己的战斗成果。被激怒的日军发动了一系列强大攻势，使他们遭受了重大损失。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中央政府军队严密地封锁了共产党军队的退路，与此同时，共产党还要奋力抗击日军连续不断的“扫荡”。在这双重压力下，共产党被迫退回自己稳固的根据地，这是他们牢靠的安身立命之所。

　　不过，到一九四三年，压力减轻了。日军把大部分兵力投入南洋用于同美军作战，没有力量再向华北“征服区”调入增援部队。因此，华北日军收缩兵力，把部队撤回到能够守住的城市和交通线，并在这些地方站稳了脚跟。此时，共产党军队也站稳了脚根。然而，二者的含义并不相同。政府对共产党的封锁，与其说是绞杀了他们，还不如说是加强了他们。因为，对共产党的封锁，反而使得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给自足。国民党取消了发给他们的那点数量可怜的给养，但他们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所取得的成果远远大于损失。一九四三年，共产党再次掀起了扩展高潮。到这年年底，共产党军队几乎完全排除了政府在山东省的影响；同时，江苏北部的八路军也空前强大起来。

　　这个时候，新四军——中央政府在一九四一年力图把它消灭掉——也异常活跃。新四军控制了苏中的全部和苏南的大部。新四军部队还溯长江而上，扩展到汉口，在这个内地大都市的周围建立了一个范围很广的根据地，包括湖北省的大部分地区和河南省的南部地区。在华南地区，共产党的力量在广州周围发展着。此外，在法属印度支那【即越南。1884年的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故称为法属印度支那。】海岸外的海南岛上，也有一支共产党军队长期独立地坚持抗日战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各支部队，都是共产党地方政权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共产党把这些地方政权所控制的地区称为“解放区”。到一九四四年夏天，全国共有十八块这样的解放区，而且还有更多的新解放区正在日军占领区中酝酿产生。

　　延安以强大的统一协调能力，控制着共产党军队的凌厉攻势。无线电台和通信网络把所有的共产党根据地联系起来，从最南端的海南岛到最北端的满洲外围，所有的根据地形成了一个整体。他们的电台是用破烂的日本机器、二手货灯泡和一些勉强能用的代用材料拼凑而成的，但他们那严密的电码却难住了国民党和日本人。这些通讯手段加上铁的纪律，把十八个地方政权连接成一个强大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一方面好象是一个影子政府，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人民最有效的抗战机构。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辽阔的共产党控制区有百分之九十是在日本占领区之中。在这些解放区内，镶嵌着日军控制的铁路线，这是事实。在各解放区中，共产党所控制的完全清除了日军的区域没有一块超过几百英里，这也是事实。然而，更明确的事实是，共产党建立的政权，几乎每一个都是运动着的指挥部。接到敌情通知后，在几小时内，政权机关就能和军队一起，或是转移他处，或是投入战斗。而且，每一个政权机构都能征收赋税、制定法令、抗击敌人、武装农民。不管敌人使用多么残暴的手段来反对它，它都能唤起并维持人民对自己的忠诚。

　　虽然共产党的敌人咒骂着他们，把所能想到的一切污言秽语泼洒在他们身上，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他们用双手创造出一个奇迹。在六年中，共产党从光秃贫瘠的山区出发，在一个从满洲到长江流域的巨大弧形范围内，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在现代战争或现代政治中，很少有其他政治事业可以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奇迹相比。完成这一奇迹的，是那些把历史看作工具，把农民作为基础来进行工作的人们。他们深入到每个乡村的基层中去，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口号唤起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这些力量来自于人民——来源于群众的智慧，来源于农民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和持久永恒的坚韧耐力。

　　共产党的全部政治论题可以概括为下面这样一段话：如果你遇见这样的农民——他的整个一生都被人欺凌、被人鞭笞、被人辱骂，而且他的父亲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痛苦感情都转移给了他。你真正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对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投票选举地方政府，让他组织自己的警察和宪兵；给予他权力，让他决定自己应交纳多少赋税，让他自己决定是否减租减息。如果你做到了这一切，那么，这个农民就会变成一个具有奋斗目标的人。而且，为了保卫这个目标，他将同任何敌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进行殊死拼搏。如果你再给这个农民提供一支军队和一个政权，帮助他耕种土地、收割庄稼，为他消灭曾经强奸他妻子、糟蹋他母亲的日本鬼子，那么，他就必然会忠于这支军队、这个政府以及控制军队和政府的政党；必然会拥护这个政党，按照这个党给他指引的方向进行思考，并在很多情况下成为这个政党的积极参加者。

　　毫无疑问，当残酷成为必要时，共产党必定会成为残酷的主宰者。要把农民从长期的、根深蒂固的冷漠中动员出来积极投入有组织的运动，这需要采用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来吸引他的感情。这项工作必须由狂热的人来承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都是首先牺牲自己的人。那些较老的党员们都完全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根本没有党外生活，他们把自己的身躯当作给农民照亮路途的火炬。这些残忍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一种信念的人们，对于敌人，对于任何自己的政党所认定的敌对团体，同样是无情的。在这次抗战中，共产党认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就是战争本身。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从这次抗战是一次全民战争这一理论出发的。共产党的主要责任是把农民和军队融为一体。他们认为，只有共产党人参加这场战争还远远不够，必须教育农民来保卫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要让农民懂得，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即使放弃所有已经接受的法律观念和传统思想也在所不惜。经过十五年残酷的阶级斗争，共产党人已经有了进行群众运动的充分经验。在同蒋介石的斗争中，共产党学会了怎样在每一个乡村中把群众积蓄已久的不满情绪变成新的力量。现在，为了进行抗日民族战争，他们正改进这些做法。

　　共产党开始教育农民自己管理自己。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农民从来没有管理自己的经验。现在，农民们成立了乡、县参议会，参议会都被赋予权力，能解决有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这些都是农民们自孩提时代起就一直面临的问题。农民们第一次进入政府机构，并且发现自己具有不容置疑的管理能力和从未显露的才华。为了公众的利益，决定谁应多交赋税、谁应少交，这并不需要受过高深的教育。乡民们都知道谁收获了多少粮食、是从哪块田地上收获的，由他们自己来分配各人在战争中所应承担的义务是最适宜的了。组织乡村自卫队就更不需要具有大学学历的学者和官僚了。在具有远见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们被新的责任所激发出来的才干虽然还不完备，但却正得到巧妙的发展。

　　对于国民党来说，共产党正在进行的这一切似乎是太聪明了。国民党自由人士制定的法律，虽收进了法典，但却毫无实际效果。共产党把这些法律接了过来，教会农民使用它们。一九三○年，南京曾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地租不得超过土地收获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但它从未得到实施。现在，在共产党区域内，乡、县参议会通过公民投票把这项法令付诸实施了。这次公民投票的程序也许不那么合法，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是民主的。有谁会投票反对把他交纳的地租减少一半呢？从属于人民政府的农民们知道，政府是一个杠杆，能用来为他们谋利益，也同样可以用来损害他们的利益。对于在田里耕耘的人们来说，民主意味着往他们的篮子里增添一点粮食。在日军无法侵入的共产党控制区里，尽管是在战争时期，农民的生活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乡村中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在上级严格掌握下进行。还在内战时期，共产党就已经知道，地主集团对于任何激烈的改革都是坚决反对的。但在抗战期间，农村中出现的任何分裂都具有危险性。此时此刻，一个包含各个阶级的统一战线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地主从地方政府得到了保证：虽然地租率减低了，但还是能收到地租；同样，虽然利率下降了，放债人还是可以收回他放出的全部债款。在三十年代，“没收”曾经是共产党原则中的重要内容。现在，除了对待资敌和通敌的地主以外，这一原则已经宣布废除了。总的来说，华北的地主和有钱人也同农民一样，非常仇恨日本人。在日军的侵略下，他们也惨遭杀戮、忍受痛苦，他们也有爱国主义激情。他们发现，与日寇入侵、中国战败亡国相比，改革并不是那么痛苦。因此，他们或是积极或是消极地服从于共产党的领导，也被卷入了群众抗战的潮流中。

　　为了加强各地的抗日政权，共产党动员了当地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共产党把农民领袖培养成干练的地方代表和行政人员，同时也把他们训练成卓越的军事指挥官。大量知识分子和学生响应共产党的抗战号召，抛弃了他们在都市的事业来到共产党控制区。共产党让他们充当组织者、教师和政府机关干部。随着共产党控制区的不断扩大，这些青年们的才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那几年中，国民党仍然原地踏步、不思进取，而且官僚腐化日益严重；而共产党却不停地在各地招收和训练人才——二十五岁的青年人担任了管理几十万人口的县长，二十岁的姑娘能组织起对革命起着重大作用的群众运动。

　　乡村自治和经济权利平等化，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绝不停留于此，共产党的目标是要动员起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共产党的延安总部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汇集处，各解放区的每一项成功经验都会报告给延安。延安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为一般原则，然后由党组织推广开来，使它得以在红色中国的其他地区实行。

　　合作社教会农民怎样在一个原始的工业作坊中一起劳动。青年们组织起青年救国会，这是军事体系中负责青年工作的组织。十几岁的孩子组成儿童团，负责守卫大路、刺探日本守军的情况、传递命令等工作。妇女救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机构中，共产党组织家们教会落后的农村妇女怎样纺纱织布、制鞋做袜以及读书写字等等。以往，农妇只是生育的工具、负重的动物。共产党相信，只有对她们进行教育，才能把她们变成积极的公民，使她们参加到地方政府的各项工作中来。而多一个人参加，就给共产党增添一份力量。教会农妇们制做鞋袜、缝纫衣服，必然给军队和平民增加衣物供应，从而弥补了因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所带来的外来供应的不足；同时，也使家庭妇女有了她自己的一点收入，从而提高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把她从丈夫和亲属的支配中解放出来。

　　共产党对人民的吸引力，一半来自它所建立的新型政府以及它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另一半则来自共产党军队对人民进行的军事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进行了抗日斗争，共产党才真正赢得了民众的信任。日本征服者的暴行，使它成为每一个中国人——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穷人，是有知者还是无知者——的共同敌人。日军总是使用野蛮手段开始他们的征服行动。而且，当一种野蛮手段失效时，他们就会采取一种新的更为野蛮的手段。但是，一旦他们的野蛮遭到顽强抵抗，肉体恐怖政策就再也吓不住农民了。六年来，日本人企图运用政治手段来达到目的的策略全部破产了。一九四四年，日军提出的最后口号干脆简化为：“杀光、烧光、抢光。”整个华北，从这一端到那一端，所有乡村都被烧焦了。残垣断壁证明了敌人的残暴。在成千上万的家庭里，冷血动物一般的敌人强奸了他们的妻子、凌辱了她们的丈夫、屠杀了他们的孩子。农民们的心中，孕育着复仇的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