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中日本战线的后面，还有“半”伪军，即新四军称之为“两面”部队的，它一面属于日本人，另一面属于国民党。这些部队为数不多，主要是在南京沦陷以后从被解散的国民党士兵中招募来的，或者是中国军队退却时留在该地区的部队；还有一部分是强行征集来的当地农民。他们被日本人同时也被国民党所利用。而国民党则是为了达到它在进攻新四军时同日本人和汪精卫合作的目的。然而，这些部队和其它国民党部队，现在在这个地区并不重要。这里仅仅有两支决定力量在互相斗争着：日本人和他们的伪军为一方，新四军和它所领导、组织和武装的人民为另一方。新四军虽面对国民党的敌视政策，还是忠实地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在日本战线的后面，没有发生同国民党军队的内战。例如，韩德勤在一九四○年六月、八月和十至十二月间，连续进攻新四军遭到失败之后，在该地区仍然有一股小部队，但是已无力再对新四军实行攻击。因为韩的主力被击溃了，或投奔了新四军，这股小部队被迫困守在一小块孤立的地方。

　　在访问陈毅指挥时，他给我讲解了在日本战线后面的中国军队有两个不同集团的情况和在皖南新四军被袭击之前的情况。他说：“在敌后有两种中国军队，他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政策。在敌后的我们的军队，依靠人民、组织和武装人民来抵抗日本，因此我们能够在敌后存在，成功地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加强他们的抵抗能力，使我们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在敌后也有某些国民党军队，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仅是依靠他们和日本人之间的谅解互不侵犯。他们采取了满足日本军队的政策，那就是用走私的办法，把日本货运进他们的地区，把日本人所需要的中国货运过去。他们镇压和榨取驻地的人民。因此，他们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人民要求摆脱他们。他们没有资格来谈论抗日，例如韩德勤，他认识汪精卫，派了一个代表去见汪，请汪利用与日本人的关系，说服日本人不去攻打他的管区。另一个例子，在敌后的一些国民党军队，把他们的一部分军队派去投降汪精卫集团，以换取他们继续作为国民党军队存在下去的权利。国民党的江苏保安军第九旅指挥官张少华，把他的弟弟派到常州，成为那里伪军警备队的头目。”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宣布“解散”时，顾祝同将军集中他的军队，准备渡过长江，进攻江北的新四军。但是要想渡过长江，他必须通过日本战线后面长江南岸的新四军地区，不然就得靠日本人的直接帮助才能过江。他心里明白，不能希望新四军来帮助他，他大概希望能得到日本人的大力合作，因为他是来打在日本战线后面的那些坚持抗日的人的。然而，就在那个时候，日本人要求在他们战线后面的国民党军队公开站到他们那一边，来攻打日益强大的新四军。于是，李长江跑了，声明他参加了日本军队和汪精卫“政府”，还说这是在日本人占领区有效地打击新四军的唯一办法。尽管韩德勤的很多下属军官投向了日本人，但他本人还未公开站过去，因此，被日本人赶出了兴化。在袭击新四军的问题上，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态度，正如顾祝同领导下的第三师所散播的：(对日军的)抵抗时期已经过去，一个新的合作时期即将开始了。日本人明确提出，在准许顾祝同过江之前，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同样的声明。顾祝同考虑再三，觉得公开与日本人合作不合适。因为何应钦曾致电新四军的指挥官，命令他们到黄河北，“去打日本人”。由于这个缘故，一场反对新四军的战役才被迫停了下来。

　　正是由于新四军挫败了把内战扩大到敌后根据地的所有企图，所以它就坚持对那些在自由中国的领土上，在国民党军队的地区内为继续内战制造借口的人不给予任何自由的政策。新四军没有想要加强它的地位，并在那个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因为新四军的根据地只是为了抗日才建立的。新四军在自由中国的后方根据地被剥夺了，通往自由中国的补给线被国民党割断了，被迫将总部转移到江北敌后，所有这些它都没有计较；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它也没有采取报复行为。

　　在日本战线后面的整个长江下游流域，各方面的情况使我得到一个印象：新四军是抵抗日本侵略、最得人心的中国军队。不论是这个地区日本交通线内的中国人民，还是交通线外和尚未沦陷地区的人民；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称赞这支军队，并把它作为中国打败日本侵略的英雄的象征，且引以自豪。毫不夸张地说，一亿以上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新四军是忠实于统一战线事业的，是关心、教育和引导人民的。这支军队是在克服了衣着、住房和军事装备等方面严重不足的困难后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我在旅行中多次注意观察所接触的人，其中有穷人，也有富人。当我们住在他们家里休息，或夜里穿过日本人警戒的公路后在他们那里停留一整天时，他们总是拒绝我们付给他们的任何费用。战士们坚持要付给费用，但人民总是作同样的回答：“你们是为我们打仗的，你们在保护我们，你们这样的艰苦，我们不能要你们的钱。”没有另一支军队象新四军这样得到人民如此充分的信任、称赞和热爱。我在这里听到一支非常流行的歌曲，其中唱道：“前进，前进，我们是钢铁的新四军！”在敌后的长江下游流域，没有再比这句响亮的歌词更受欢迎的了：“我们是钢铁的新四军！”当国民党诬蔑这支军队“不存在”，并迫使它的总部转移到江北的根据地时，整个国民党人都应该仔细考虑一下，他们在这个地区人民中丧失了威信，丧失了人民要求他们对中国抗战进行领导的期望，这些问题将意味着什么。在此，我不得不提到的是，我从未见过一支军队的总部，能象新四军那样对人民如此公开，它的大门口只有寥寥几个警卫人员。他们不需要藏起来，即使处在日本战线的后面，他们也是安全地生活在中国人民中间。

　　这支军队既被重庆政府封锁，并在日本战线的后面，那么它是如何弄到供给的呢？对这个问题我得到了两个回答，两者互为补充，充分说明了这支军队的顽强英勇。第一个回答是，新四军总参谋长赖传珠将军提供的一九四一年一至四月对日作战的一些数字。在这期间，共进行大小战斗四百九十二次，俘敌八千一百六十人，缴获的军用物资有：步枪一万零三百八十九支，毛瑟枪一百八十三支，手枪三十四支，刺刀四十把，指挥刀三十二把，重机枪三十九挺，轻机枪一百二十五挺，冲锋枪八支，迫击炮六门，子弹近四十万发，战马八十二匹，自行车五十六辆，汽艇二艘和战地电话机三十四台。第二个回答是陈毅将军给的。他说：“日本人不许我们军队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运进来。但是我们这个地区非常辽阔，从东海到长江以南，敌人封锁不了。在这个地区，日本人需要他们的海军来保护水路，需要他们的步兵来保护公路。在日本人的海军和步兵之间，有足够的空间让大量物资进来。我们依靠了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援，包括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侨，也包括了主持正义的外国朋友，特别是美国朋友，以及沦陷区里不愿意做日本人奴隶的同胞。对于这些同情和支援，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我们也尽可能生产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力争做到自给自足。”

　　只有十五万部队的新四军，的确是一支不大的武装力量，但是，它控制了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区和众多人口。为了动员和引导人民抗日，它建立了七个兵力不等的师。每个师都有一个独立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都是开始于一些由小股部队建立的防御点，然后发展起来的。同时，原来那些来自人民和全部都是自愿应征的小股部队，也都发展成为师的规模。这些根据地主要是新四军和游击队联合各阶层人民，通过群众工作，为在敌占区开展抗日斗争而建立起来的。其中有几个根据地是新近建立的，其它的则是大约在三年以前新四军在长江下游开始抗日斗争时建立的。有的发展得很快，有的则较慢。这是由于每个地区的特殊条件和敌占区群众工作的开展情况决定的。这些也都说明了三年来新四军在长江下游流域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

　　因此，何应钦叫新四军“转移”到黄河以北“去打日本人”的命令，是非常荒谬的。如果按照这个命令办，那就意味着在华中日本战线后面的所有抗日根据地的毁灭。按照这个命令，新四军只能做到把它的军队撤退到长江以北的日本人占领区。但是，放弃了日本交通线内和日本后方的抗日根据地，将会违反整个国家的利益，帮助日本人和汪精卫巩固他们的统治。

　　新四军七个师中的两个师，在两个根据地内开始了行动，从海岸向外延伸，其后方一直达到了日本人的交通要道。往北最远的是第三师，他们活动的区域与八路军地区相接，根据地在黄海以西、津浦铁路以东和陇海铁路以南。其次是第一师，在黄海以西，长江以北和大运河以东这块根据地内行动，第二师的根据地是大运河以西，长江以北与津浦铁路的两侧，新黄河以东，淮河以北和陇海铁路以南。第六师是在长江以南的太湖地区，南京至上海铁路的两侧和上海、南京的郊区。第七师的根据地是在安徽境内的长江两岸，延伸到安徽、湖北的交界处。第五师的根据地是在长江的北岸，平汉铁路的两侧和湖北境内的汉水以西。

　　新四军的后方苏北是新四军的主要中心区。从这里横过津浦路进入安徽和河南，从安徽进入湖北。随着日本人扩大他们在长江流域的战争，新的根据地的开辟是从上海到南京再到徐州，后沿长江到湖北和汉口而进行的。哪里有日本人的强大基地，哪里也就会出现新四军的战斗中心；日本人走到哪里，新四军也就跟到哪里，在其后方组织抗日，创建根据地，使日本人不得安宁。日本人占领汉口以后，新四军就在湖北建立了根据地，这是新四军在日本战线后面组织抗日、进行斗争的典型例子。国民党没有组织汉口的人民来保卫这个城市和武汉地区。但是，大批的组织家，进入了被日本人侵占或者被日本人所切割了的农村，在那里组织人民抵抗日本侵略。他们在工作中得到了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中国红军的游击队员和复员回家的八路军伤员的支持。就这样，他们组织了抗日自卫，扩大了地方武装，延伸了他们的基地，同在安徽的新四军根据地连接起来。我听说，某些国民党军官，在获悉新四军成功地将抗日斗争扩大到湖北敌占区时，他们大为恼火。但是，他们只能责怪他们自己。他们曾允诺动员人民进行抗日自卫，他们也曾答应在进行反侵略的民族斗争中与所有的抗日党派和力量合作。当他们不履行自己的诺言时，新四军却依然忠实地执行着。新四军的成功，就是整个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

　　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什么态度呢？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接受我的访问时曾作如下表示：“我们的口号表明了我们的政策，那就是‘停止一切内部冲突，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只要国民党改变它在皖南事变以来对新四军的政策，我们就随时准备在抗日斗争中再次接受它的指挥。我们对国民党和他们的军队说：停止攻击我们，停止反共，释放叶挺，承认新四军，开除重庆政府里的亲日派，让我们在统一战线下为反对我们的民族敌人，获得最后胜利而共同战斗！自从皖南事变以来，我们没有对国民党，对他们的军队或者成员采取任何报复行为。我们非常友好地对待那些进攻我们而被俘的国民党官兵，我们仅是向他们解释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不论他们是否承认了错误，都得到了释放。我们甚至还释放了那些被国民党派进来搞侦察和破坏而被我们逮捕的情报人员和破坏者。除了那些投降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国民党军队以外，对其余的国民党军队我们从不进攻。我们仅是反对那些投降日本和坚持打内战的人。虽然我们反对国民党的任何进攻，我们还是希望与国民党合作。我们希望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斗争中与其它军队合作。我们尽量避免和阻止内战；我们希望形势向好的方面转化。”

　　在这个地区的旅行中，我注意到了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对新四军进行袭击的皖南事变，至今还留在每一个人的嘴边和每一个人的心上。事实上，它是反对这支抗日的人民军队的一次战争宣言。它证明了国民党决心用内战来扑灭这支军队，抹煞这支军队在华中日本战线后面组织人民抗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新四军号召实现国内和平，拯救抗日组织，来作为对这次进攻的回答。他们在为统一战线所作的斗争中，赢得了长江下游流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的支持。正如刘少奇在接见我时所谈的那样：“我们的军队已被全国大多数人承认了，这是一个事实。既然人民承认新四军，政府的不承认可能只是暂时的了。这个危机必须而且必将被克服，亲日派的阴谋必将被挫败。只有这样，抗日统一战线才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