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同志离世之后，每当我经过里西湖北山街时，看到他住过的房子，往事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那前后21年在一起战斗、工作，友谊深厚，逾于常人。对我来说，他既是良师，又是益友，终生难忘。

　　与何克希第一次见面，是在1942年9月初。我参加南进部队，在诸暨奉大队长蔡群帆之命，去余姚向三北游击司令部汇报工作。走进三北游击司令部，见到一位身矮而结实的30多岁的同志走出来。我向他敬礼，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笑容满面地跟我打招呼：“你是朱之光吗？我是何静(当时何克希同志所用的化名)。”一句话，平易近人，使我无拘无束。在向他汇报南进部队情况时，我讲的土话口音很重，何司令是四川人，听起来非常吃力，但他还是耐心地听着，边听边问，使我心里深感温暖。

　　当年冬，何司令与谭启龙政委(当时化名叫“胡秘书”)率领4支队和教导队向四明山挺进，过姚江进十五岙，第二天进驻左溪乡石门村。我到那里与何司令见面，陈布衣同志也在。何司令一边聚精会神地看地图，一边和谭政委共同商议下一步的行动。他见我进去忙要我坐下，我就介绍左溪乡的基本情况和乡长朱祥甫(我的父亲)拥护抗日、政治上开明的情况，何司令听后很高兴。我们谈兴正浓，突然听见山上枪声四起，有个战士进来报告，说是顽方慈溪县政府警察大队正在向我们进攻。何司令很沉着，当即下达命令，要大队长张季伦率部上山反击，顽方警察大队狼狈溃退，我们直追至干溪村。该村小学校长章启斌热情接待了部队。这是何司令进入四明山后第一次与民主人士接触，就受到他们的爱戴。以后章启斌的表现始终很好。但国民党慈溪县戴县长却继续搞反共磨擦，向我们进攻。我们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和向对方写信，一再呼吁停止磨擦、团结抗日，他们却置之不理，一犯再犯。我军被迫自卫，终于在辽沙小村庄将他们包围缴械，顽方戴县长也被俘获。何司令秉承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思想，亲自和戴谈话，晓以大义，要戴以抗日大业为重，不要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当时戴作了良好的表态，我们就释放了他。以后，何司令还继续与戴通信，勉励他团结抗日。辽沙战斗的胜利初步打开了四明山的局面。

　　在建立和巩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何司令无论在军事指挥上，或在治军上都有卓越的贡献。根据区党委分工，他还亲自抓统战工作。他对党的统战理论和政策理解很深，运用灵活实际。有一次，他要我陪同一起去做陈恩寿的团结争取工作。当时我认为陈恩寿是姚北的十大流氓头子之一，平时敲诈勒索，欺压人民，是吸血虫、鸦片鬼，如今又是国民党的区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种人的反动本质决定他只能是红脸白心的。因此，对去做他的统战工作有些想不通。何司令针对我的思想进行启导。他同意我对陈恩寿反动本质的分析，但又着重指出：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陈恩寿在政治上虽然反动，但他尚未投敌做汉奸；他虽无军事实力，却有一定的地方势力和社会影响。我们的方针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只要他暂时能有一个阶段不投敌反共，我们就有争取他的义务，没有排斥他的权利。何司令还向我讲了陈毅同志如何做统战工作的许多生动范例来阐明这些观点，使我听了口服心服，眼界大开，信心倍增。后来，何司令亲自到紫溪村陈恩寿家里与他谈话，终于谈妥了两条：一是陈不准擅自向人民收税，以减轻人民负担。二是为了加强该区的抗日行政工作，由我方派马承烈同志等三人去帮助充实力量。陈恩寿不但完全同意，还让自己的儿子陈大中参加了革命工作，以表示对我们的信任，从而取得了化敌为友的良好效果。何司令做统战工作还善于根据统战对象的各自特点，发挥他们的作用，为建设抗日根据地献计献策。如建立姚南秋收委员会时，他请邵子炳先生当主任，又安排了各方面的20多位委员，团结了各乡的上层人士，帮助做好减租和征粮工作。又如建立惠民医院，请李纪佑先生担任院长，团结了一大批医务人员。还有如安排谢子勃任陆埠镇长，黄尚达任梁弄镇长等。务使人尽其才，各司其职，从而达到政治思想上的团结。由于何司令以诚待人，肝胆相照，深为各界人士所敬爱。1945年10月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后，四明山区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但浙东地区许多民主人士正气凛然，不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淫威低头屈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邵子炳先生曾亲口对我说：“不忘何司令对我们的教育和信任，我是决不会变心的。”实践证明，在姚南山区何司令所接触和做过统战工作的对象中，没有一个人动摇过。

　　这里特别要提到何司令在做统战工作中，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与人交谈入情入理，使人听了口服心服。他与民主爱国人士接触交谈中着重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谈国内外的形势，经常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让党外人士“知情”。二是有些重大问题预先提出征求党外人士意见，如顽军进攻的对策研究，粮食征购的政策制订等，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政治协商”。三是主动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尤其是对我军纪律方面的批评意见，借以纠正不正之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接受监督”。因为何司令与民主人士的交谊很深，民主气氛很浓，有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李志标先生感动得当场吟诗一首：“白尽头颅只为公，老怀今犹满春风；西山莫道斜阳晚，放出霞光分外红。”还有一次，何司令拿了两盒子点心，跑了十余里路到龙坑亲自来看望我父亲朱祥甫。这不仅使我父亲十分感动，而且对其他民主人士影响也很大。

　　1966年，何司令回浙江担任省政协副主席，我又在他领导下一起相处了16年，经常受到他的关怀和教益，深感心情愉快。虽然他年岁大了，但精神矍铄，凡是政协所承担的任务，如参加“四清”运动，祖国统一工作，以及视察参观等，他都认真负责地出色完成。

　　何司令十分关心老区的经济建设。有一次我们闲谈时，他感叹地说：“现在难见江东父老！老区的经济发展不快，有些地区至今温饱尚未解决，烈军属又多。过去我是许了愿，讲了许多好话的，可是现在我做政协工作，对老区群众的希望和要求很难兑现。”何司令这种心情，表现了他对老区人民深沉的关心。他曾亲自到“三北”老区访贫问苦，到四明山老区进行视察，到梁弄祭扫烈士墓，对老区的经济建设提出了不少建议和希望，受到老区人民的热烈欢迎。

　　何司令热情接待来访老区群众，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把老区群众来访看成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解决疑难问题。他常留来访的老区群众吃饭、住宿，殷勤招待。当老区群众给他送来土特产时，不是拒绝接受，就是加倍还礼。他自己上下班步行，有时却派车送老区群众去车站。他对老区人民怀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希望他们早日富裕起来。现在可以告慰何司令的是：我省各级领导对开发老区工作十分重视，老区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人民生活逐渐改善，何司令九泉有知，当可含笑心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