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聚散无常，个人的悲欢离合，不过是寻常事，不足挂齿。但我同何克希同志的几次聚首却有一定历史意义，使我永久萦回于怀。故人虽早已仙逝，存者总难忘旧事。

　　1942年初，江苏省委调我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局工作。随后，分配到华中党校任党总支副书记。当时，何克希同志正在三队学习，任该队支部书记。初次见到这位赫赫有名的“江抗”司令员，他便一见如故地同我握手，用四川口音讲述他1935年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一段经历。我由此得知，因为在四川搞武装暴动失败被敌人通缉，他从四川逃到上海找党中央的组织关系。但他不知道1934年那一年中，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和盛忠亮连续被捕叛变，上海的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他同我一样，幸而遇到幸存的老战友，同中央情报系统(即特科)接上了关系。而且他还同沙文汉有过组织关系。他说起那时的情景，不禁眉飞色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这是一次“会师”，我们都到了抗日根据地，拿起武器同敌人战斗了。不久，他调到浙东去打游击，从此天各一方，云山隔绝，唯有一个希望紧紧地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早日彻底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求得中国的独立和解放！

　　1943年初，华中局派沙文汉去浙江四明山区传达华中局有关指示，见到了何克希等浙东区党委负责同志。1945年10月何克希同志率部北撤到了淮阴，他又见到了沙文汉同志，十分高兴，可是我那时已到南京去做地下工作，真是失之交臂，深为遗憾，在艰苦的三年解放战争中，我日夜盼望着人民解放军早日渡江，解放国民党的老巢——古都南京。为此，我们南京地下党竭尽全力，搞好城市治安和护厂、护校工作，作好迎接解放军渡江作战。

　　1949年4月23日，当我确知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浦口时，南京地下党组织决定立即下令掌握在我党手中的伪中央广播电台，公开向全世界宣布：我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古都南京！并通知我们党组织和地方警察部队中的党员放出所有渡江工具，包括火车渡轮在内，向江北驶出，迎接解放军渡过长江。这一夜我坐以待旦，天一亮便驱车去寻找进城的部队首脑机关。

　　我乘坐由陈松同志驾驶的吉普车，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的驻地——国民党政府高级招待所励志社。我一下车，便有两位解放军战士上前盘问：“你是那里来的？找谁？”我听他的口音是山东人，他看我是穿着旗袍的中年妇女，当然不允许随便进出军政机关。我连忙回答：“俺是南京市委书记，找你们司令员或政委……。”两位哨兵不大相信，还是挡着不让进，我也只好在门外等。过了片刻，走出来迎接我的原来是我的老战友何克希同志！他忘记了“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礼教，一下把我抱起来，大声地说：“我们又会师了！”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何克希同志竟然是35军的首长，我们又一次胜利的会面了！我们一同走进一个大会客室，那是蒋介石经常会见美国主子的地方。何克希同志连忙又请出了好几位军政首长，其中就有我的另一位老战友陈同生同志，他是第三野战军的联络部长。

　　何克希同志兴奋地说，这次大军渡江，得到了南京地下党的有力配合。然后又问住在那里，我据实以告，住在中华路的一个居民家里。他焦急地说：这个地方你再不能回去了，你得住在有警卫的机关里。当即决定派两个警卫员和一辆吉普车给我专用。我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不能不提防潜伏敌特的暗算。于是便到原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办公室暂时栖身，同时也作为我的临时办公室。过了些日子，何克希同志又亲自来告诉我，他将在日内率领35军南下追击穷寇。

　　岁月悠悠，何克希同志后来离开部队去北京工作，鲜有音问。而我在1957年的那一次急风暴雨式的“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度过了人生中最苦痛与艰难的漫长岁月。1966年“文革”之前，何克希同志出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来到杭州，我自然不便去找他谈心。“文革”开始，我被关进杭州大学的“牛棚”，再也无法见到他了。但我在记忆中总抹不掉南京会见那一幕动人情景。

　　想不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1977年12月间我忽然喜出望外地接到一份通知，具名是浙江省政协，通知上写着聘请我任省政协委员，并要我到杭州花家山招待所去开会。我估计可能要摘“右派”帽子了，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连忙按时前去报到。住入招待所，心里虽然高兴但仍忐忑不安。有次正在花园里徘徊，突然迎面走来一个熟人，他正是我经常想念的故友——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他直扑过来，紧紧握着我的双手，连声说：“我们又会师了！”这一来，惊动了周围的许多人，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何克希同志便向大家介绍说：“她曾是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南京解放那一天，她穿着旗袍到司令部来找我，差点被哨兵赶走呢……。”这么一说，许多人围过来看热闹，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只差一点要流泪了。何克希同志领着我走到一间很大的会客室中，里面已坐着不少委员。过了不久浙江省委统战部的负责人正式向我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参加政协，吃过午饭，坐车到人民大会堂去开会……。”

　　这的确是又一次“会师”，何克希同志热忱如旧，这是我深深引为欣慰的。

　　1978年1月我返回上海，从此没再见到何克希同志。1982年12月17日他病逝在杭州，我因病没有能向他的遗体告别，但在我的有生之年，将永远难以忘却我们这几度“会师”的苦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