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装甲兵系的建设呕心沥血

　　我最初认识何克希同志是在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创建之时。1952年8月1日，军事学院俄文译员训练班胜利结业，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分配到装甲兵系当译员。11月的一天下午，我们接到通知，到系部会议室去开会。刚到职的系主任何克希同志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系部机关工作人员和教员等约30余人，何主任说：“我们军事学院是全军最高学府，我们装甲兵系的任务是培养装甲兵中、高级指挥员。我们今天虽然只有30多个人，在这么简陋的会议室开会，连茶都没有一杯，但是我们今天的会议是有历史意义的，要记入装甲兵建设的史册。”

　　从此，我们就在何主任的领导下工作、学习、成长。由于翻译工作的特殊地位，我们常能聆听首长的教诲，受到深刻的教育，而首先给我突出的印象是何主任深入基层，亲临第一线的工作作风。

　　我们四个人到系时，都是20岁刚出头的青年知识分子，钻研业务是积极的，但生活作风却有点自由散漫。再加上当时系刚建立，生活制度尚不健全，我们往往晚上熄灯晚，早上睡懒觉。有一天大清早，我们在睡梦中被惊醒了。只听得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哪格里啊？翻译都没有起床啊！”听到何主任的声音，深感惭愧：我们当小兵的难道还要将军来喊起床吗？从此系里建立了早操制度，何主任每天亲自带操。

　　军事学院当时作息制度是上午上课六小时一贯制，下午三小时自学，还有半小时政治学习，主要是读报。有一天下午，何主任把我们叫到他办公室。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上面用很粗的红铅笔画了好些杠杠，原来是魏巍同志的著名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何主任颇带感情地边读边讲解，使我们对这篇文章有更深的理解，想到在朝鲜浴血奋战的战友，由于没有坦克只好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现代化坦克搏斗，就更加强了我们为建设强大的人民装甲兵而奋斗的决心。

　　1954年，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要到军事学院来参观。那时我们建系不久，坦克车车库是一间旧房子，连电灯都没有，临时通知院务部派人来装，可是有关部门没有认真行事，到时没来人。何主任知道了，亲自跑到车库察看，立即派人把院务部的一位助理员找来，狠狠训了一顿：“你们胆子大，你们有本事，敢把革命工作不当回事！”我们从没见过首长发这么大的脾气，简直有点吓呆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助理员平时惯会“踢皮球”，这次挨了训，大家都觉得很解气，其实对他也是个很好的教育。

　　195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来我国访问，要来军事学院参观，系里决定从汤山把重型坦克调来供参观。因为驾驶员技术不过硬，半路上坦克翻了车，何主任接到报告，即与丁铁石副主任、苏联专家雅库琴柯夫等同志，赶到现场组织抢救。

　　高瞻远瞩 百年树人

　　军事院校是培养人才的，要办好院校首先要有高水平的教员。刘伯承院长不仅提倡尊师重教，而且还非常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养。何主任在这方面身体力行，做得很好。我们装甲兵当时的情况是师资问题十分突出，何主任与苏联顾问研究后，定出军官训练日制度，即每周一天作为教员业务学习日，由各教授会制订计划，他亲自审查批准，并带头到场听课。他身为将军，也钻进坦克，和坦克乘员一样学驾驶技术。

　　刘伯承院长曾说：“教材是院校建设的重工业，翻译是学术研究的水龙头。”还专门为译员题词，指出军事译员必须有外文、中文、军事“三套本领，缺一不可。”何主任结合我系实际，坚决执行这个指示。我们4个翻译到系不久，何主任就对我们说：“在俄语方面，你们是内行，但是在装甲兵专业方面，你们还是外行，你们要学习坦克兵专业技术和战术，变外行为内行。”为此我们分别学坦克技术、射击、通讯等专业，让我们与专业教员一起摸爬滚打，还特别批准我们学技术的翻译每人3个摩托小时驾驶坦克(那时1000个摩托小时值3两黄金)。由于首长的重视和培养，我们对坦克技术逐步入了门，胜利完成了翻译任务，而且后来都成了本专业的教员或研究员。

　　我们装甲兵系的译员当时主要任务是翻译苏军装甲兵的战术技术资料，但何主任高瞻远瞩，他说，现在是原子、导弹时代，我们要抓原子、导弹。那时正好从装甲兵派来一位新任翻译组长马寿延，他原是交大学生，自然科学基础较好。何主任就指示我们有计划地翻译苏军报刊上有关原子、导弹的文章，在院刊《军学生活》上发表。这些文章很快引起了刘伯承院长的关注。刘院长不断通过何主任布置马寿延同志，翻译苏军高级将领阅读的刊物《军事思想》上的文章在我军《八一杂志》上发表。这不仅对装甲兵系和军事学院，而且对全军学习现代化武器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在全系普及现代化武器的知识，何主任还请马寿延同志在系里组织原子武器讲座。何主任亲自主持，每次都坐在前排认真听讲，还记笔记。何主任不仅重视对我们青年教员和译员的业务培养，而且还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巫业广与我都是原二野军大的学员，1949年冬随大军入川，1951年军事学院成立时又调回南京。巫业广的老家在芜湖，离南京很近，但因学习紧张，一直没机会回家探亲。初到装甲兵系时工作不很忙，1953年国庆节前，他向系里打了报告，请求利用节日回芜湖探亲。一天下午，何主任到我们办公室找巫业广谈话，说：“你们这些娃娃，家乡观念太重，出来几年就想家了。我们这些人，出来革命时，想的只有革命，哪有功夫想家？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古人尚且如此，你们难道还做不到？”虽然后来何主任还是批了“准假”，但对我们的教育却很深，我和李志轺后来都是八九年甚至十多年后才回家探亲的。

　　由于老首长的谆谆教诲，使我们逐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对我们后来的革命工作和人生道路都起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无论在1956年国际反共高潮、“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或者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我们想起刘院长、何主任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

　　虚心学习苏联 但不盲从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我们派来了大批专家。军事学院建院后不久，以老红军、老布尔什维克罗赫里斯基中将为首的苏军顾问团来到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各教授会专家也陆续来到。何克希主任坚决执行刘伯承院长关于虚心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技术的指示。他说：“在坦克技术方面，我们是白手起家，要象海绵吸水一样，把苏联顾问的全部本事学到手。”一次，当系的新任技术顾问雅库琴柯夫第一次给大家讲课时，何主任亲自到大教室主持，他要求大家在顾问进入教室时全体起立，值班员向顾问报告，顾问还礼后才坐下。他还叫大家演练一遍。开始有人不理解，这位顾问只是个中校工程师，为什么我们的老将军要这样尊重他呢？何主任说：“刘院长指示我们要尊师重教，你们技术教员大多是尉官，战役系的学员都是将军，还不是恭恭敬敬向你们敬礼报告吗？只有这样，人家才会尽心尽力地教我们。”

　　何主任既有渊博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遇事有独立见解，决不盲从。记得在建国初期，苏联科学院尤金院士来华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讲座，全国都在掀起学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热潮。何主任当时是院中心学习组的副组长，他曾对尤金和罗森塔尔(同为苏联《简明哲学辞典》作者)的一个提法有不同见解，就向组长、院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提出，经同意后寄给苏联大使馆转交。

　　1955年，当时苏联最新式的T—54型坦克运到装甲兵系。苏联顾问拟了一个极为详细的保密细则，要接近这辆坦克须经过层层批准和多道岗哨。我化了一天多功夫才译出来给何主任。他看了，摇摇头说：“太繁琐了，我们的保密工作，应建立在依靠广大指战员的高度革命自觉性与警惕性基础上。”后来根据何主任的这个思想重新拟定了符合我军情况的保密措施，得到院首长的批准。

　　何主任在二机部工作时，苏联方面不肯提供原子弹生产资料。何主任愤怒质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还讲不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后来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提出学习苏联要克服盲从思想。

　　严以律己 保持普通一兵本色

　　何主任20年代入党，30年代开始搞武装斗争，为人民立下赫赫战功，到50年代已是我军的将领。但他从不以功臣自居，而是严格地以普通党员身份要求自己，模范地执行党的组织纪律，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

　　1955年冬，我和马寿延同志因解放前学生时期的一段历史问题接受党的审查。有一天何主任来看我们，他鼓励我们：“好好接受审查，把问题搞清楚，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我们将来搞原子、导弹，还要靠你们。”当组织上决定何主任调出装甲兵系时，刘伯承院长曾批示：“何克希同志是我军有用之才，但如果国家建设需要，我们同意调出。”何主任从1938年创建“江抗”第三路军到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一直搞武装斗争。建国前后在三野特纵当政委和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兼政委。他对装甲兵是有深厚感情的，但为了国家建设需要，情愿脱下军装，转搞尖端国防工业，去当时的二机部当宋任穷部长的助理。

　　何克希同志严于责己。当他回忆装甲兵系工作时，他多次谈到胡大昕事件。胡大昕是原装甲兵系的一名驾驶助教，1955年我军实行军衔制，按编制助教属于军士，给他定为上士军衔。他看到别的和他差不多的知识分子参军都是军官，他自己连个准尉都不是，就有些情绪。后来在一次坦克涉水驾驶时发生发动机倒爆，就以反革命破坏坦克罪由军事法庭判处他5年徒刑。何主任几次谈到此事都说：“极‘左’思潮害死人啊！小青年么，思想有点不通，哪里就是什么反革命呢？害了人家一辈子！”我说“当时是院政治部保卫部门判的，而且听说他以后表现不错，提前释放了。”何老说：“是我们系党委定的啊！虽然具体是政治部办的，我是党委书记，有责任啊！后来提前释放，那是由于他表现好，但历史上总是个污点，极‘左’害死人啊！”作为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他一直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记得1965年夏天，我和爱人刘丽路过北京在全聚德吃烤鸭。坐下不久，何主任随着众多的顾客走了进来，他叫我们过去一起吃。吃完后，何主任给我们留了地址和电话，起身就走。这时服务员开了中门，一定要送何主任从中门出去。原来全聚德的两侧餐厅是供应一般顾客的，中厅是接待首长和贵宾的。何主任来时不让车开到门口，他和驾驶员一起就在普通厅就餐，临走时驾驶员把车开到门口，服务员才知道是位高级干部。

　　何老去世后，1984年2月6日春节前夕，我去看望陈孟庸同志。她拿着何老留给我的墨宝：“胜败兵家事不期，忍辱含羞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陈孟庸同志告诉我：“这是何老对你的勉励。”使我非常激动。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1952年11月，我初次见到何主任，成为老将军吸收苏联先进军事科学技术的一个“水龙头”。40年后，1992年11月，我作为一个发挥余热的离休干部，参加了“92杭州中俄经贸合作研讨会”，充当青年企业家走向中俄合作交流桥梁上的一块铺路石。近年来，或为各单位翻译外贸、技术文件，或为双方牵线搭桥，沟通关系，或为外贸培养俄语人才，我这点俄语知识成了我为“四化”大业发挥余热的主要“能源”，恰好印验了“卷土重来”的预言。何主任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

　　1993年3月